第二节 对沈石溪动物形象真实性问题的探讨
沈石溪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动物小说创作，至今笔耕不辍，创作了近百种、数百万字的动物小说作品，在读者中产生了广泛影响，并获得各类儿童文学奖项。而学界对沈石溪作品的关注较晚，直到上世纪末才开始有文章探讨沈石溪的动物小说创作，并且在探讨之初就将关注点放在了其动物形象的真实性问题上。
1997 年，学者吴其南在《儿童文学研究》第一期上发表《神奇下面是寻常——沈石溪动物小说的解读与评论》的文章，文中认为沈石溪的小说只选择了动物的外形和基本行为方式，而所涉及动物的情感和思维方式都是人类的，是不符合真实的艺术想象。随后，学者朱自强在《儿童文学研究》第二期上发表了《从动物问题到人生问题——沈石溪动物小说的艺术模式与思想》的文章，同样认为沈石溪的动物小说是以动物为载体来演说人情世事，是悬浮于动物世界与人类世界之上的一种空想，“兽面人心”是其艺术模式。从吴其南与朱自强的批评中可以看出，他的矛头指向的是以《狼王梦》、《红奶羊》、《混血豺王》为代表的类人动物小说。需要指出的是，此一时期，动物小说的界定还停留在以西顿为标杆的“严肃动物小说”范畴内，一切以真实性为绝对标准。朱自强称：“动物小说以真实性为自己的第一道生命线。在动物小说中动物的生活习性和行为方式首先要经得住生物学的检验。”①如果以此种真实性为标准进行批评，那么沈石溪的《狼王梦》等作品自然不能算作真正的动物小说。
吴其南和朱自强的批评也引起了沈石溪的思考，他在 1997 年《儿童文学研究》第三期上发表《我的动物小说观》一文，来回应两个人的批评。文中说到“只要故事情节和动物行为基本真实，个别动物的心理感受和思维稍稍逸出物种的局限，无伤大雅。关键是得到读者的接受和认可。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是绝对不变的，动物小说也不例外，没必要画地为牢，束缚自己的手脚。我想也是，童话倾向的动物小说或许还是有益的变异，会导致一种新的文学品种呢。”②沈石溪的回应是坚决的，他并不在意批评家对其动物小说真实性和“兽面人心”的质疑，并声称不束缚手脚、画地为牢，也许可以产生新的文学类型。而这种类型就是前面我们提到的“类人动物小说”，动物小说的一种变异形式。“类人动物小说”在严格遵循动物自然属性的基础上，允许作者对动物进行心理描写，允许艺术上的夸张、虚构、想象。在沈石溪的“类人动物小说”中，动物恪守着自然属性，并且动物之间从来不曾开口说话，③超出“严肃动物小说”范畴的是动物具有了类人的心智，并且文本中充斥着大量的直接心理描写，学者吴其南和朱自强所重点批评的也正是这两点。造成这种现象是“类人动物小说”的概念还没有从“动物小说”中分离出来，任何事物都是先有现象，然后才有对现象的解释和研究。西顿创立了严肃动物小说，后世便以他为标杆。沈石溪挣脱了严肃动物小说的束缚，开拓了“类人动物小说”，但学界依旧拿西顿的标准来套用，批评其真实性存在严重问题，这就存在先入为主，无法就事论事的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价。就好比以批判现实主义的标准来评判《百年孤独》，那马尔克斯的创作是失真的。以批评现实主义的标准来评判《变形记》，那卡夫卡的描写是荒谬的。新的文学类型诞生，我们应该用新的标准来评判它，而不是生搬硬套旧标准来否定它。
如果将沈石溪的《狼王梦》放在“类人动物小说”框架下去研究，那么它无疑是非常优秀的。作者遵从狼的生活习性，在真实的自然环境中去描写狼的生活。同时又赋予了母狼紫岚类人化的思维，以及雌性动物与生俱来的母爱。通过母狼紫岚努力培育狼崽成狼王的故事，展现了母性动物的牺牲精神，也间接映射了人类世界望子成龙的母爱现象。合理的虚构和想象，为小说文本增添了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2007 年，陈琦在他的硕士论文《论沈石溪动物小说创作的非写实倾向》中，再一次从真实性角度来考察沈石溪的动物小说，认为沈石溪小说中的动物形象存在人格化的问题，故事文本具有非写实的倾向。2013 年，杨伟在其硕士论文《论沈石溪动物小说的真实性问题》中，从科普的角度指出沈石溪在描写动物时出现很多常识性错误，如象群首领是母象，而非公象；斑羚的群落只有十几只，不会出现七十多只的斑羚群等等，以此来论证沈石溪小说存在真实性的问题。可以看出，他们还是将沈石溪的部分作品放在严肃动物小说的框架上去考察，所以得出“非写实倾向”和“严重失真”的结论。动物小说不是科普读物，许多严肃动物小说作家都不是动物学家，其中存在常识错误和细节失真也是难免的。我们不能盯住真实性的问题不放，而忽略作品的艺术性。再者，如果将沈石溪的部分作品归入类人动物小说的范畴，那么真实性就不是问题，艺术价值反而彰显出来。如同我们都知道《三国演义》中存在许多历史错误，草船借箭的是周瑜，诸葛亮也没有空城计，但这些史学错误不影响《三国演义》的艺术价值，求真的任务应该放在《三国志》中。将“类人动物小说”和“严肃动物小说”作为两个范畴来理解，沈石溪部分作品中存在的真实性问题就不再是问题，反而是对于“严肃动物小说”的一种主动求新求变。沈石溪并不是“类人动物小说”的开创者，其开创者应该是安娜·西韦尔，她的《黑骏马》是类人动物小说的开山之作。①沈石溪在学习借鉴的同时进行了开拓，他摈弃了第一人称的写法，不再让动物开口说话，而在想象、夸张、虚构等方面走得更远了一些。
第三节 沈石溪动物小说的三种类型广义的动物小说，即一切以动物为主人公或表现对象的小说
其下可细分出三个分支，即“拟人动物小说”、“类人动物小说”和“严肃动物小说”。拟人动物小说，动物不遵从自然属性，动物形象具有工具型，动物是人类的象征，表面是动物故事，实际是人类故事。类人动物小说，动物遵循自然属性，刻画动物的本体形象，适当运用夸张、想象、虚构的艺术手法，赋予动物以类人的思维和情感。严肃动物小说，动物必须严格遵循自然属性，以人类的视角观察动物的行为和生活，遵从绝对真实性，不能有想象和虚构，展现自然界中动物最真实的状态。按照上述分法，我们可以将沈石溪的动物小说分为三类，即严肃动物小说、类人动物小说、拟人动物小说。
沈石溪在创作初期，还是恪守着学界普遍认为动物小说的戒律，以绝对真实的态度写作严肃动物小说。如《象群迁移的时候》、《第七条猎狗》、《蠢熊吉帕》、《熊的故事》、《雪豹悲歌》、《打开豹笼》等。《象群迁移的时候》用第三人称写作，讲述了独牙象与巴松波依之间深厚的感情。文中对独牙象形象的刻画，是通过边防战士的视角和巴松波依的回忆，作者采用限制叙事，客观真实地表现了独牙象和野象群的生活。《熊的故事》采用第一人称写作，讲述了作为野生动物学家的我，误领养了野生熊仔被母熊攻击，之后又被奄奄一息的母熊托孤的故事。母熊伟大的母亲形象是在我的观察与描述中形成的。可以说，早期沈石溪的动物小说创作还是以西顿为范式的，客观冷静，不加入主观臆想，不直接描写动物的心理活动。
到了 80 年代中期，沈石溪尝试突破严肃动物小说的藩篱，对动物开始进行心理描写。以《象冢》为例，沈石溪采用上帝视角进行全知叙事，描写了象王在临死前的心理活动，并且赋予了大象近似于人类的思维和情感。而在《退役军犬黄狐》中，军犬黄狐的智力已经超出了狗的范围，它的牺牲精神也被夸大了。这样的作品还有《狼王梦》、《红奶羊》、《一只猎雕的遭遇》等。沈石溪的这种尝试被学界称为“兽面人心”，动物形象人格化。学者朱自强称：“就我的阅读范围而言，这类比较正宗的动物小说似乎仅限于他创作较早的《象群迁移的时候》、《第七条猎狗》、《戴银铃的长臂猿》、《蠢熊吉帕》等为数不多的短篇作品；而大约从 80 年代中期的《象冢》、《牝狼》、《退役军犬黄狐》等作品起，沈石溪笔下那些产生巨大影响的动物形象明显开始被人格化，这种写法可以说到目前已是愈演愈烈，形成了沈石溪动物小说的根本艺术模式。”①可以看出，朱自强的批评正是针对沈石溪的“类人动物小说”。新的文学类型没有得到学界的认可，但沈石溪还是坚持创作，他宣称：“关键是得到读者的接受和认可。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是绝对不变的，动物小说也不例外，没必要画地为牢，束缚自己的手脚。我想也是，童话倾向的动物小说或许还是有益的变异，会导致一种新的文学品种呢。”①其实纵观沈石溪上世纪的作品，其严肃动物小说和类人动物小说的创作数量基本是均衡的，甚至严肃动物小说的作品还要多一些。因为严肃动物小说多见于中短篇，如《野猪王》、《狼妻》、《熊的故事》、《野牛传奇》、《打开豹笼》、《再被狐狸骗一次》等。而类人动物小说多见于长篇，如《狼王梦》、《红奶羊》、《一只猎雕的遭遇》、《混血豺王》等。沈石溪作品中获奖、获关注的恰恰多是长篇作品，这就造成了沈石溪类人动物小说创作数量多的假象。
进入新世纪后，奇幻文学兴盛，沈石溪也开始对奇幻文学感兴趣，想要创作奇幻动物小说。沈石溪自己称：“坚守当然很重要，但过度坚守就成了保守。求新求变，是衡量一个作家有无创作活力最重要的标志。年过花甲，我仍然希望自己在动物小说创作领域有新的尝试和新的突破。”②带着这样的想法，沈石溪创作了《火焰冰》、《聪明丸》、《有色眼镜》、《鲜花监狱》等作品，而沈石溪所谓的奇幻动物小说，只是题材新颖的童话故事，完全可以划归到拟人动物小说之中。沈石溪后期的所谓创新和突破，并没有让他获得什么荣誉。他的这部分作品，也没有被读者和市场所认可。
综上所述，沈石溪的动物小说创作涵盖了三个不同类型，初期的严肃动物小说，中期的类人动物小说和严肃动物小说并举，后期的拟人动物小说。而为沈石溪获得荣誉最多，获得读者最多，评论争论最多的，正是他的类人动物小说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