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在 2009 年 9 月份二版的《党的建设辞典》一书当中这样定义了群体性事件：我们所熟知的群体性事件指的是因为一些社会矛盾所导致的，一定范围内的某些人群所组成的临时群体，群体性事件是目前我国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种表现形式，这种事件无法可依，会给社会的安定团结造成不良的影响，给社会治安造成一定的麻烦。
总之，群体性事件的主观出发点是群众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或者主张，或者是维护自己的切身权益，出发点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过激的表达形式会给社会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这是我们不能提倡的，是必须加以控制和疏导的。
从上面的研究可以看出，从矛盾的性质看，当前的群体性事件是发生在人民内部的一种矛盾；从引发群体性事件的动机看，我国目前所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主要是一部分群众的切身利益受到了侵害，而通过正常的途径没有办法得到有效的维护；从目前群体性事件的表现形式看，主要集中表现为以下几种形式：一定范围内相关利益群体的聚会、在政府机关附近进行游行、静坐或者是相关利益群体集体到上级机关进行上访，比较严重的甚至会出现小范围内的聚众闹事、干扰政府机关正常工作秩序等事件发生；从群体性事件产生的后续影响看，群体性事件通常会引起当地社会一定程度上的波动，更有甚者在事件发生的过程中会产生比较激烈的肢体冲突，对当地政府的社会治理造成很大困难，对当地社会秩序也会起到一定的破坏作用。
有相关研究人员根据农村群体性事件的特点，把这一类的事件定义为：农村群体性事件相比于一般的群体性事件，以农民为主要的参与群体，在现实中具体表现为农民通过集会、游行、上访等非正当方式表达集体利益的诉求。笔者的观点是：农村群体性事件是通常意义上群体性事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内在涵义符合“群体性事件”的所有特征，其特点就是更加具体更加符合我国农村社会的特点。本文中的农村群体性事件指的是发生在中国大陆农村地区的群体性事件，所谓的“农村地区”,指的是主要以农业为主要生产方式的乡村以及尚未完全实现城镇化的乡镇，本研究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农村地区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
（2）农村群体性事件相关类型的研究
翁于挺从引发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动机和原因来分析，将其细分成六种冲突类型：利益型、权属型、情绪型、执法冲突型、势力冲突型以及融资冲突型。[5]于建嵘认为当前我国农村群体性事件大致可以分成三类：农民为了维护自身利益的维权抗争型、因为一些不可预知事件引发的突发骚乱型以及有预谋的组织犯罪型。[6]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还受到很多外在因素的影响，根据引发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外在因素，将这类事件又可以细分成六个类型：（1）由于土地因素引发的农村群体性事件；（2）由于农村社会成员分化而导致的群体性事件；（3）由于农村企业导致当地环境污染，影响到农民身体健康而导致的群体性事件；（4）基层干部腐败与粗暴执法导致的群体性事件；（5）村民无法正常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以及村民缺少正确的法制观念而导致的群体性事件；（6）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农村基层集体组织的功能不断弱化，这也是导致基层群体性事件的一个重要因素。
莫利拉、李燕凌等依据农村群体性事件矛盾的性质以及事件的严重程度，又将农村群体性事件细分成三类：即紧急的农村社会事件、公共危机性质的农村社会事件以及突发灾害导致的农村群体事件。
除此之外，于建嵘又依据事件的性质、规模以及危害和可控程度，将农村群体性事件细分成四个等级：Ⅰ级是特别重大型、Ⅱ级是重大型、Ⅲ级是较大型、Ⅳ级是一般性的农村群体事件。
另外按照导致农村群体性事件原因的不同属性，又可以分为两种类型：由于自然原因而导致的农村群体性事件，例如地震、暴雨、暴雪等一些自然灾害损害了农民的生存环境而导致的农村群体性事件；还有一些可以归结为人为的因素，例如官员腐败，基层政府的农村政策执行走样等，伤害到了农村群众的利益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按照农村群体性事件发生的不同领域，又能够将其分成：发生在政治领域的农村群体性事件，比如像基层村干部选举中的不公正或者暗箱操作而导致的农村群体性事件；因为经济领域的原因而导致的，比如农村征地中的土地纠纷所导致的农村群体性事件等。回归到现实中的群体性事件，每一个农村群体性事件都不一定是由单纯的因素所造成的，有可能是各种因素相互交织、共同作用的结果，本文所分析的是常见的矛盾所发生的领域；另外从法理上也可以给与农村群体性事件以不同的定义，比如依据其是否违法以及违法的轻重程度可以分为：尚未违法的、一般性违法的以及构成犯罪的农村群体性事件。
（3）农村群体性事件的成因
截至目前，很多学者都在自己的着作当中分析了农村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原因，在这当中比较典型的主要有：吕世明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了这一问题，他认为导致农村群体性事件发生的主要因素有，农村群众与政府之间缺少良好的沟通机制、法律条例与现实社会相脱节，另外群众的自我保护意识不断增强等[9];李江源主要从体制上的方方面面深入分析了农村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深层次原因[10];赖小燕分析认为农村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深层次原因，既有传统文化中不良因素的影响，也有现实当中农村集体组织分崩离析、农民的被边缘化，还有基层长期存在的干部腐败现象，养痈遗患，最终导致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11].
（4）农村群众性事件的对策
目前国内关于农村群体性事件相针对的对策方面的研究主要有：张彦辉主要从群众性事件的特点入手研究，分析了群众性事件频发的原因，提出了健全完善法律法规和维权机制，贯彻落实群体性事件保障机制，加强基层干部队伍建设等相关对策；闫尔宝认为有效预防和处理群众性事件的根本途径在于提升政府的公信力，其具体对策包括提升政府公共服务水平，改善政府与公众关系，提高政府信息公开的程度与效率，严格执行公务员职业伦理规范和追究公务员违法违纪责任等[12].
1.2.2 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没有“群体性事件”这一提法，相对于此种事件主要指“危机管理”方面，他们对于危机管理的研究起步较早，自 20 世纪 60 年代初在国际学术领域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出现，受到各国政府的重视，有专门的研究机构，如欧洲设在瑞典的“危机管理研究与培训中心”、美国的行政管理协会的危机管理分会，相对国内研究，他们的研究成果、方法、模式比较成熟。尤其在美国 9.11 事件之后，社会危机管理和群体性事件的研究更成为重点研究的对象，他们对各种危机事件进行研究总结并结合社会学中的社会冲突理论、心理学的认知失调理论、制度经济学等，从不同角度做了具体的分析和研究。另一方面包括民权运动、黑人运动、学生运动、反核运动、同性恋运动、城市运动、环境运动等等在内的类似于群体性事件的研究也有很深的探索。对于我们说的“农村群体性事件”是指发生在农村地区的上述运动，相对较少。比较着名的学者有法国勒朋（Le Bon） 、美国布鲁默（Blumer） 、美国社会运动理论家麦卡锡（J .McCarthy） 和扎尔德（M. Zald） 、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塔洛（S. Tarrow） 和荷兰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教授克兰德曼斯 （B. Klandermans）等。
1.2.3 研究成果评述
通过国内外的研究综述，我们可以看到，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视角以及层次对农村群体事件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并在实践中产生了较好的指导作用和深远影响；同时，目前的研究也存在很多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
第一，缺乏对农村群体性事件整体性的研究。从整体来说，当前针对我国农村社会冲突、群体性事件的研究大多以独立的、单一的个体典型案例为基础进行分析，依赖目前的研究方式还不能对我国农村社会冲突、群体性事件的现实状况进行系统性整体性的把握。
第二，缺乏化解农村群体性事件有效性的研究。一些研究者提出的观点还有相很大的争议和争论，有的甚至还存在针锋相对、截然相反的结论和认识。并且针对当前我国农村社会冲突和矛盾的形式多样化、内容复杂化和处理艰巨化，当前研究者所提出的化解农村社会冲突矛盾的措施和政策并不能完全涵盖有效化解机制、解决路径选择的多个方面。因此，还需要在化解冲突机制设计、路径选择等方面进行深入探索、认真总结和有效整合，使之更加科学、全面和有效。
第三，缺乏对新矛盾新问题的研究。我国目前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新的社会矛盾不断涌现，农村群体性事件频发，己引起多方关注和重视。应该看到，我国农村社会冲突的生长点、爆发地将会发生转移，农村社会冲突将变得更加多样化、复杂化甚至激烈化。而目前针对这些新问题的系统研究还比较少，还有待进一步补充和完善。
总之，当前国内学术界专门针对农村的群体性突发事件研究还比较欠缺，目前已有成果多是站在公安机关的角度研究农村群体性事件现场处置和应急处理，研究范围和视野较为狭窄，操作利用价值不够全面。鉴于以上情况，本文在吸收、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我国现代化的进程作为分析问题的基本背景，坚持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方法，对国内当前的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进行了整体的研究和辨证的分析。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研究思路：本论文把公共管理的理论与我国农村群体性事件治理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在深入分析我国目前农村群体性事件现状的基础上，找出其深层次的原因，从而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本论文的具体研究思路大体上可以分成以下的层次，首先是，提出我国农村群体性事件的概念和主要表现形式，以及用于农村群体性事件治理的公共管理理论；其次是从不同的角度深入分析我国农村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原因；最后提出我国农村群体性事件有效治理的相关对策。
研究方法：
文献研究法，通过查阅国内外群体性事件治理的相关资料，尤其是我国农村群体性事件治理的相关资料，了解国内外该领域的研究动态，以及最新的发展方向，为本研究积累理论基础。
案例研究法，通过总结过往我国农村群体性事件治理成功以及不成功的案例，反思我国在农村群体性事件治理上的得与失，通过现实的案例为本研究提供事实上的佐证。比较分析法，通过国内不同地区发生的群体性事件相比较，分析其不同成因，总结归纳共同特点，为群体性事件治理对策的提出明确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