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治理理论
“治理”作为公共管理学领域的一个概念是相对于传统意义上的“统治”来讲的。治理理论自从诞生发展至今，无论在概念上，还是实践都没有得到统一，不同学者的研究视角不同，导致在“治理”的阐释上面，众说纷纭。
世界银行 1989 年在研究解决非洲的贫困问题以及解决的时候第一次使用了“治理危机”这一概念，从这个时候开始“治理”这一概念迅速引起学术界的关注，被大量地使用在公共管理学的研究中。比如：“治理与发展”就在 1992 年被用做世行的年度报告标题。
学者罗茨（R·Rhodes）是欧美国家中比较早开展治理理论相关研究的学者，他的观点是，治理是一种全新的统治，治理可以广泛应用于国家或者企业的管理当中。俞可平提出，所谓治理就是在某个既定的范围内部通过权威手段或方式实现对于社会公共正常秩序的维持，以便满足社会公众的各项需求，治理最主要的目的在于基于不同体制关系下综合运用公共权力对于公众的社会活动予以规范、引导或者是控制等，从而能够在最大程度上实现社会公共利益的增进。
2.3 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影响
2.3.1 消极影响
（1）加剧了农村社会及经济生活的不稳定因素
我国当前正处于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在社会改革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农村群体性事件已成为必须要面对的一大问题，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
之所以将农村群体性事件视作危险性事件，是因为该类事件具有较严重的破坏性与暴力性，因此，在传统的问题解决方式中，政府习惯于采用“以暴治暴”的方式，而这种问题解决方式不仅难以真正做到彻底性，并且对于社会稳定性也造成了不良影响。
党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中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已然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并且以和谐为主调，实现社会的进步与完善也顺应了历史潮流变化。在和平、合作与发展的社会背景下，社会的和谐稳定是基本条件。就近几年的统计数据来看，以农村群体性事件为典型代表的社会冲突与矛盾数量呈现出激增的趋势，具体表现为数量的上升与规模的扩大，并且群体性事件的表现形式也愈发多元化，从而引起了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正是由于农村群体性事件具有复杂性与突发性的特点，同时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并没有对其作出相应的规范，因此使得该类事件在处理过程中出现了更多的问题，甚至导致事件的进一步恶化，使得社会公共秩序处于混乱状态，也间接损害了法律法规的权威性，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
以 2007 年湖南省永州市零陵区珠山镇“3.9 事件”为例，不法分子抢劫财物达 3 万余元，烧毁车辆 13 辆，甚至冲击珠山派出所 3 次，镇政府也遭到 1 次不法分子的冲击，导致多名民警和工作人员受伤，珠山派出所很多办公设施遭到严重损坏，造成直接经济损失高达百万余元；2008 年发生的贵州瓮安“6.28”事件中，县委县政府大楼遭到不法分子的焚烧，多达百余间办公室被烧的面目全非，就连县公安局的办公大楼中也有近五十余间办公室及门面遭到焚烧，刑侦大楼有十余间办公室被砸毁，户政中心所有的资料都被烧毁，此次事件共造成近百人不同程度受伤；在 2011 年的绥江事件中，尽管没有出现大规模的肢体冲突，经济损失也有限，但是仍有十余名行政人员遭到群众围殴，不同程度受伤，甚至 120 救护车也被扣留，该事件也是自我国公安部门发布严禁公安民警参与征地拆迁等非警务性活动禁令后所出现的首例因拆迁所导致的群体性突发事件。
（2）极大削弱了政府部门的权威性
如果一个国家中频繁发生农村群体性事件，那么将对于整个国家及政府部门的政治权威以及政府公信力产生不良的影响。于建嵘就当前所出现的农村群体事件提出，正是由于国内基层党政对于广大农民权益忽视造成了大量侵害，这就直接导致基层政权的权威性遭到村民的质疑。
从上可以看到农村群体性事件的一个要害问题，就是对现有政治权威的挑战。政治权威是一个关于统治权力合法性的政治理论问题。目前我国农村社会的权威结构中，存在着国家权威、地方权威和基层党政的权威。基层政权组织（乡、镇政府）作为国家的代表者，其权威处于结构的核心位置。基层政权权威的丧失，意味着削弱了基层政权的合法性。基层权威长期受到质疑势必会造成政府形象的下降，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各种矛盾的集结地，一旦矛盾激化，顺理成章的也就成为众矢之的了。
国家政党工作具体执行者为基层政权组织，一旦其公信力与权威性下降，那么便会使得社会公众心生不满，对政府政权管理失望，从而极易引发群众冲击政府的突发性事件，即便是后期事件得以处理，在社会公众心中，心理创伤也不是短时间可以平复的。
2.3.2 积极作用
任何事情都是有两面性的，农村群体性事件也不例外，尽管其消极影响是主要的，但是就某些方面而言，也存在着一定的积极作用。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并且在这个时期出现社会矛盾是必然的，针对于出现的各种矛盾理应正视、积极面对，而不是一味回避，只有这样才能够针对问题出现的原因尽量去分析解决问题。一味隐瞒问题或是强势打压是非常不明智的方法，这样不仅不能够及时解决问题，反而会对社会的快速发展带来负担；同时，社会中出现农村群体性事件是不可避免的，整个事件的出现也表明了社会公众的维权意识得以提升，村民的素质得到了大幅度提高，对于社会发展而言这也是一大进步。早在上世纪，孙中山先生曾经说到当时社会民众心智难开，同那个时代相比，当下社会公众可谓思想解放，民主意识不断提升，就长远而言，有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及民族的伟大复兴，当下我们要做的正是引导民众齐心协力朝着共产主义目标迈进，这也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必经之路。同时，群体性事件也是社会压力的预警器，有助于政府部门改进工作，从而能够更好地为民众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