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形成背景

　　第二章 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形成背景。

　　马克思曾指出，理论思维是历史时代的产物。不同时代的理论具有不同的形式和内容。观念、理论的形成受特定的时代背景和理论基础的影响，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形成与提出与我国当前复杂的国际、国内安全形势息息相关，继承和发展了新中国历代领导人的国家安全观。

　　一、时代背景。

　　习近平指出，形势决定任务，安全环境制约和影响战略筹划，准确判断安全形势，是制定国家安全战略的基本前提。对国际、国内安全形势的科学判断，是习近平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基本前提和重要背景。因此，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时代背景是研究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前提。

　　（一）国际背景。

　　十八大以来，国际形势继续保持和平、稳定的基本态势，追求和平、谋求合作、促进发展和互利共赢成为时代大潮流，但各种潜在威胁依旧若隐若现。人类共同面临的挑战和难题越来越多，气候变化、恐怖主义、网络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问题与世界各国人民利益息息相关；同时，地区冲突热点此起彼伏，阿富汗战争、乌克兰危机、ISIS 异军突起以及变幻莫测的大国关系等，都是影响世界和平的重大国际危机。霸权主义、政治干涉依然存在，新干涉主义有所上升。安全威胁的传统因素和非传统因素相互交织，促进世界和平、推动共同发展的任务依然严峻。

　　1、世界继续向多极化和全球化深入发展。

　　当今国际社会的主旋律仍然是和平与发展，全球化、多极化的发展呈现新的态势。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有利于世界格局保持总体稳定，时代潮流向着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继续前进。全球化的持续深入加大了国家间的相互依存和利益交融，在气候变化、灾害救援、反恐护航、控制生化核武和难民救助等全球性问题上，世界主要大国合作态度积极。

　　伴随多极化、全球化的持续推进，国际体系处于深刻调整变化时期。在当前大变革的国际社会中，"乱象纷呈"四个字生动地概况出了其突出特点。2015 年世界迎来了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和联合国成立 70 周年纪念，但和平对一些地区来说仍是可望而不可及。持续 12 年的伊朗核危机最终达成政治解决方案、阿富汗战争落下帷幕、缅甸全国全面停火协议签署，但恐怖活动、教派冲突仍然在中东和南亚地区猖獗肆虐，乌克兰冲突时断时续，叙利亚、也门炮火纷飞，民众出逃家园，欧洲遭遇数十年来最严重的难民危机。国际金融危机仍在发酵，世界经济复苏缓慢。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腾飞，为重振世界经济提供了重要动力。面对诸多人类共同性挑战和难题，任何国家再也难以单独解决，各国的合作有力地推动了世界多极化发展。

　　2、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融。

　　虽然世界形势总体和平稳定，但安全问题却日益复杂。军事、政治等传统安全问题不再是单一引发国际冲突的原因，国际贸易竞争、金融风险、知识产权保护、恐怖主义、海盗活动、核武器扩散、网络安全等一系列非传统安全问题持续引发国际政治局势动荡和世界人民的关注。随着各国力量的增减变化，各大战略力量重新排列组合，世界格局出现大调整大变革，大国关系处于深化演变阶段，中俄关系稳步加深，在"结伴不结盟"的道路上继续前进，中美关系仍然保持合作与冲突并进的势头，俄美与俄欧关系自乌克兰危机后始终在冰点徘徊，双方的对立短时间难以消除，尤其在中东问题、南海问题、乌克兰危机和朝核问题等重大国际舞台，世界主要大国之间的战略竞争不减反增，国际安全风险系数增大。

　　国家间传统的政治和军事斗争依然存在，某些地区的斗争甚至愈演愈烈。国际形势的急剧变化，导致国家间发生冲突、摩擦和战略误判的风险持续增加。非传统安全问题层出不穷，与传统安全问题相互交织，使当今世界安全形势更加复杂。

　　3、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威胁我国安全。

　　为了维护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遏制中国日益增大的地区影响力，美国总统奥巴马加快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自奥巴马 2011 年 11 月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以来已经有四年了。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有三个核心支柱：一是扩大美军在亚太地区的军力部署。未来美国将把近三分之二的海空军力量部署在西太平洋海域。进一步升级军事装备，加快在亚太的反导系统部署，加快关岛军事枢纽的扩建，将 F22 和 F35 第四代隐身战机优先部署到西太平洋，提高军事侦察、预警和监控力度；二是巩固传统盟友关系，扩展安全体系范围。美国积极寻求新的军事基地，加强与亚太各国的军事合作，整合在亚太的军事资源。首先是促成和支持安倍政权用行政手段解禁集体自卫权，修订了《美日防卫合作指南》，矛头直指中国。与菲律宾签订了新军事合作协定。与澳大利亚签署了军力部署协议。解除了对越南的武器禁令，使美越关系进一步密切。值得注意的是，一个以美国、日本、澳大利亚、韩国和印度为核心的亚洲版"小北约"正在悄悄形成。

　　三是频繁举行联合军演，提出"空海一体战"作战构想。尤其是在 2014 年 11 月 8日至 19 日期间，美日举行了联合夺岛军事演习，日军出动 3 万人，美军出动 1万人，规模之大前所未有。同时，美国进一步加强对亚太国家的军事援助，把安全合作水平提升到新高度。

　　美国反复强调，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是为了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然而，事实恰恰相反。首先，冷战结束以来，亚太地区从未出现过战略力量上的平衡。美国在这个地区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尤其是在军事实力上占绝对优势。

　　现在美国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实力，使本地区的力量对比更加不平衡。其次，破坏了亚太地区内部的团结，尤其是离间部分东南亚国家与中国的关系。第三，加剧了亚太地区的军事对抗，促进了中国周边国家的军备竞赛。最后，美国在中国领海的频繁军事活动，增加了擦枪走火事件的可能性。

　　4、周边安全形势不容乐观，海上安全形势风云变幻。

　　中国周边安全形势总体不容乐观，海上安全形势风云变幻。作为陆地面积拥有 960 万平方公里的国家，不仅拥有 14 个陆上邻国，还与 8 个国家隔海相望，周边安全形势极为复杂。朝核问题一直困扰东北亚安全局势，"三股势力"在中亚地区依然猖獗，东南亚反恐形势严峻，缅甸局势动荡不安。然而影响中国周边安全形势最主要的因素还是来自海上。黄海方向，金正恩执政后，通过重要人事调整、采取经济改革措施、实施亲民路线等方式，使朝鲜政权相对稳固，但在朝核问题上金正恩政权却一意孤行。2016 年 1 月 6 日，朝鲜官方宣布，朝鲜第一枚氢弹成功试验。

　　2016 年 2 月 7 日，朝鲜中央电视台宣布，朝鲜当天成功发射一颗人造卫星。

　　朝鲜的一系列举动使东北亚局势变得更加扑朔迷离，朝鲜在核武问题上的冒险举动为美日、美韩军事同盟增加军力部署提供了充分借口。尤其为美国在东北亚部署反导系统提供了良机。韩国国防部国防政策室室长柳济昇 7日在媒体发布会上表示，韩国和美国一致认为朝鲜最近进行的核试验和发射远程导弹的行为证明朝鲜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弹道导弹对韩国乃至整个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构成严重威胁，因此决定正式着手讨论在韩国部署"萨德系统"（THAAD,末端高空防御系统）事宜。

　　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明显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极大的损害了中国的安全利益。东海方向，以安倍为首的日本政府通过一系列行政手段使日本逐渐走向右倾化，军国主义不断抬头。在钓鱼岛问题上日本政府推行强硬政策，随时可能引发冲突和摩擦，擦枪走火引发军事冲突的风险增大。南海方向，热点焦点问题此起彼伏，现实危险不断上升，越南、菲律宾等国在美国、日本等域外国家的支持下，高调挑战中国南海主权，试探中国南海问题底线，制造南海紧张局势。美、日等域外大国的介入使南海问题朝着"多边化"和"国际化"趋势发展，随着美国对越南、菲律宾等国的军事支持力度加大，南海周边国家加紧整军备战，"以武谋海"意图明确。南海周边国家借助美国重返亚太的诉求，积极为美国在南海提供战略支撑，企图在美国庇护下巩固其非法利益，侵害我国的核心利益。南海问题的"国际化"和"多边化",加剧了解决争端的复杂性。

　　（二）国内背景。

　　1、社会矛盾激化影响国内稳定。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转型，改革要求进一步深化，各种社会利益和矛盾相互交织，经济下行风险加大，我国在发展改革的关键时期存在诸多重大风险和挑战。尤其在面对根本问题和重大决策时必须十分谨慎，决不能犯颠覆性错误，一旦出错将无法挽回、无法弥补。

　　随着国家经济发展的转型和产业结构的进一步调整，各种利益相互摩擦，各种诉求竞相发声，能否坚持"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是继续坚持正确的改革方向，继续大胆探索、勇于创新的关键，只有坚持"中国定力"和"中国自信"才能更好地解决社会矛盾、维护国家安全稳定。

　　2、腐败问题威胁政治安全。

　　习近平同志在担任总书记之初就强调："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我们要警醒啊！"腐败分子虽然是少数，却对政治生态、社会稳定造成了极大破坏，尤其是个别高级领导干部的贪腐问题影响极其恶劣，伤害了人民群众对党的感情，严重损害了我党的威信，动摇了党的执政根基，给政治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我们要高度警惕腐败导致"亡党亡国"的危险。近几年来反腐工作深入推进，"打老虎、拍苍蝇"揭露出一批贪污腐败问题，这些问题引人警醒而深思。"蠹众而木折，隙大而墙坏。" 反腐败斗争关系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腐败分子是党和国家的蛀虫，是人民的寄生虫，必须以坚决的态度打击腐败，防止腐败。

　　3、互联网安全牵动意识形态安全。

　　我国是社会主义大国，意识形态工作尤为重要，它不仅关系党的前途命运，而且关系国家长治久安和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

　　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是保证社会主义国家性质不改变的基本前提。随着信息科技的发展，互联网与民众的生活融为一体。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互联网在给我们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存在着安全监管隐患。一些敌对分子借助互联网对我国民众进行思想渗透和洗脑，聚集部分境内敌对分子在网上造谣起势，大量制造我党和政府的负面新闻，破坏民众对党和国家的信任，企图"唱衰"中国，由内部瓦解中国。能否推动互联网治理体系变革，加强对互联网的有效监管、保护网络主权，营造良好的网络环境，是维护意识形态安全，乃至维护国家安全的关键。

　　4、"台独"、三股势力威胁国家统一安全。

　　十八大以来，海峡两岸继续保持缓和发展的态势，合作、交流的领域与层面进一步扩展提升，但"台独"分裂势力仍然存在，民进党上台执政后两岸不确定关系进一步增加，影响两岸和平稳定的根源并未消除，台湾问题的解决依然是一个长期、复杂和艰巨的过程。以达赖为首的分裂集团在国内外不断制造事端，在国际上与西方少数国家勾结，在国内不断激化民族矛盾，其分裂中国的企图表露无疑，对我国西藏地区安全和社会稳定造成恶劣影响。在国内社会稳定繁荣的背景下，境内外"三股势力"持续进行渗透和破坏活动，在新疆地区策划和制造的暴力恐怖事件接二连三，有的甚至将活动范围扩展至新疆以外区域，其激化民族矛盾，制造民族隔阂和社会矛盾的意图明显，严重危害和阻碍社会和谐与国家统一完整。

　　二、新中国国家安全观的历史演变。

　　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不仅基于对国际、国内环境的客观判断，也是对新中国历代领导人国家安全观的继承与发展。

　　（一）毛泽东的国家安全观。

　　关于毛泽东时期新中国的国家安全观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分别是新中国成立初期（1949‐1956 年）、社会主义曲折探索期（1956‐1969 年）、文革中后期（1969‐1978 年）。

　　1、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国家安全观（1949-1956 年）。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的安全环境非常复杂。外部方面，二战后美苏陷入冷战，新中国成立第二年，朝鲜爆发内战，美国出兵介入半岛局势，威胁中国东北安全。为防止中国解放台湾，美第七舰队入侵台湾海峡。朝鲜战争后，西方在外交上孤立中国，军事上封锁禁运，新中国安全战略的选择空间受到极大限制。

　　内部方面，全国还未完全解放，国民党退守台湾但仍未死心，蒋介石一方面在台湾叫嚣反攻大陆，另一方面国民党残余、特务和土匪在大陆不断制造破坏活动。

　　在思想领域，美国企图对中国"和平演变",中国意识形态领域面临重大威胁。

　　面对如此的安全环境，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国家安全观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认为"革命"与"战争"是时代的主旋律。中国人民反对战争，但不惧怕战争。其次，外部主要是担忧美国侵略和日本。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对日本的态度从遏制转为支持并给予援助。同时，美国出兵朝鲜企图将战火烧到新中国。内部威胁主要是国民党没有放弃反攻大陆并派特务在解放区进行破坏活动。最后，以意识形态作为识别敌我关系的标准。建国初期，在面对西方的封锁和敌对态势下，中国选择了"一边倒"的战略，加入社会主义阵营，这决定了中国以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为友，以资本主义国家为敌的基本态势。

　　这一时期，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提出了"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另起炉灶"、 "一边倒"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外交战略。这一时期，中苏正式建交并成功签订同盟协定，中苏建交不仅壮大了社会主义国家阵营的力量，还为中国第一次迎来建交高潮打开了局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的孤立与封锁逐渐被打破。

　　2、社会主义曲折探索期的国家安全观（1956-1969 年）。

　　这一时期对中国安全环境的最大影响因素是中苏关系的破裂。苏共二十大后，中苏两党在对国际局势的判断、外交政策、政治路线等问题上出现了分歧并逐渐扩大。中苏两党的分歧发展成为中苏两国关系层面上的分歧。在建立长波电台、组建联合舰队、炮轰金门问题上，中苏关系产生了巨大矛盾。中印边境冲突爆发后，苏联对中国进行指责。

　　这一时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国家安全观相应做出了调整：

　　首先，对于时代潮流的判断上，战争不可避免的观点确立并深化。其次，对于国家安全威胁来源的判断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认为美、苏两个世界超级大国有针对中国发动战争甚至发起核打击的危险。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仍然敌视中国，宣扬"两个中国","和平演变"继续进行。二是中苏关系破裂，防止修正主义成为国家安全的新焦点，中国领导人对中国可能走向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感到愈发担忧。在外交方面，毛泽东提出"两个拳头打人"的战略。

　　3、文化革命中后期中国的国家安全观（1969-1978 年）。

　　这一时期国际局势仍然持续两极对抗的局面，但由于越战等因素的影响，美苏力量对比的天平向苏联倾斜，美苏争霸中逐渐出现了苏攻美守的新局面。苏联加强了对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政治干涉。中苏关系急剧倒退，苏联加大了对中国的军事威胁。国内由于"文化大革命"导致国民经济发展迟滞、外交关系陷入困境，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领导人开始调整战略，试图化解苏联军事威胁的不利影响。

　　面对国际形势的新局面，中国的国家安全观进一步调整。首先，对于时代主题的判断上，认为世界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阶段；另一方面，延续战争不可避免的观点。其次，苏联取代美国成为对中国威胁最大的国家。再次，意识形态划分敌我的标准弱化。中国恢复了与美、日等资本主义国家的正常邦交。最后，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和论断。

　　这一时期中国将国防建设摆在首位，提出独立自主建立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的战略目标。同时，中美关系的改善为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建交打开了局面，1971年，随着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被恢复，中国的第二次建交高潮也随之到来。与西方关系的改善促成了中国外交关系的新格局。在应对苏联威胁的问题上，毛泽东的安全战略思考也日益成熟，提出了"一条线、一大片"的战略构想。

　　（二）邓小平的国家安全观。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对前一时期的国家安全观进行了总结与调整：首先，在风云莫测的国际形势下，邓小平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重要论断。从战争不可避免到战争可以推迟再到战争可以避免。

　　其次，国家利益取代意识形态成为中国制定对外政策的核心因素。同时，改革和对外开放成为基本国策。最后，认为威胁中国安全的因素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是经济发展严重滞后；二是强权政治霸权主义威胁世界和平；三是中国在对外开放和改革中存在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风险。在对外战略上，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奉行"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和"独立自主、不结盟"的新战略。针对港澳台问题上，邓小平提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构想。在改善与日本等邻国的关系上，邓小平对领土、岛屿争端问题提出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新思路。同时加强同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合作，支持在联合国框架下积极开展各种国际活动。

　　在邓小平时代，中国的对外政策为国内发展经济营造了和平良好的国际环境，同时，为了展示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诚意，邓小平对军队进行了大幅度裁减。

　　（三）江泽民的国家安全观。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苏联解体引发国际局势剧烈震动，中国经济发展放缓，改革受阻，社会主义制度受到质疑。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经济安全、金融安全成为关注焦点。1991 年，海湾战争爆发。西方发达国家使用的先进武器和作战理念给中国军方强大震撼。与此同时，影响国家安全的非传统因素日益凸显，自然灾害频发、生态环境恶化、民族分裂势力和恐怖主义势力不断抬头，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受到冲击。

　　在如此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背景下，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进一步完善了国家安全观。首先，坚持"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论断，强调世界将走向多极化。其次，认为爆发局部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但争取较长时间的和平可以实现。再次，面对安全问题的日益复杂化、多元化以及非传统化，中国领导人逐渐树立起综合安全的观念，经济、文化、环境等非传统安全问题成为国家安全关注的重要内容。最后，国家利益中的核心问题逐渐显现。1992 年 10 月 12日，江泽民在讲话中强调："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是完成祖国统一大业。"

　　在上述安全观的指导下，中国制定并执行了一系列维护国家安全的政策和措施。首先，坚持改革开放与国家安全并重。江泽民在论述改革开放与国家安全的关系时曾指出："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维护国家的主权和经济社会安全，注意防范和化解国际风险的冲击。"其次，坚持睦邻友好政策，保持和发展同周边国家的友好关系，打破外部封锁，恢复与西方国家的关系。进一步裁减军队，实行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1997 年，江泽民在外交实践活动中提出了"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再次，中国成功成为世贸组织成员并签订、加入大量国际条约，为中国的海外利益、经济安全寻求国际法上的保护。

　　在两岸关系上，中国表示坚持和平解决问题原则，但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江泽民指出，我们将以最大的诚意努力实现两岸和平统一，但不放弃使用武力，我们有能力制止任何台独分裂行动。"

　　（四）胡锦涛的国家安全观。

　　进入 21 世纪以来，国际国内局势进一步深刻调整。首先，欧洲各国凝聚力不断加强，欧洲加速一体化进程；中国继续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综合国力明显提升；美国仍然维持世界霸主地位，一超多强的格局逐渐形成，世界向多极化迈进的道路还需时日。其次，全球一体化进程加速，各国之间联系更为紧密。再次，西方国家面对迅速强大的中国持有一种矛盾的心态，一方面希望从中国的发展中受益，另一方面又不愿看到中国过分强大。

　　受此影响，胡锦涛时期的国家安全观持续调整和转变：首先，深化了对时代主题的认识，在"和平与发展"基础上提出"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其次，认为威胁国家安全的传统和非传统因素相互交织，内外因素相互影响和传导，国家安全问题日益复杂化。再次，强调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依然是加剧世界动荡的主要因素。文化领域斗争依然激烈，西方思想对中国民众的影响越来越深刻，意识形态领域斗争更加趋于复杂化和隐蔽化。最后，对国家实力和世界角色的评估与定位更加准确。这一时期中国承担起与自身实力相当的国际责任，努力塑造一个维护和平、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国际地位不断提高。

　　这一时期中国的安全政策和措施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坚持改革开放，提出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思想。其次，全面提出"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和平发展"是对"和平崛起"的扬弃和全面超越，即通过维护世界和平实现自身发展，又通过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

　　最后，中国的核心利益得以明晰并对外公布。2011 年 9 月发布的《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中首次对外明晰了中国的核心利益：即国家安全、主权完整、领土完整、国家统一以及宪法确立的国家政治制度和社会大局稳定，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国家核心利益的确立体现了中国国家安全观的发展变化趋于成熟稳定，对中国今后的国家安全战略具有重大影响。

　　综上所述，新中国历代领导人都十分重视国家安全工作，在面对风云变幻的国家安全环境时都相应的提出了与现实情况相适应的国家安全观，为维护国家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充分判断当前国内外安全局势，借鉴和吸收历代领导人国家安全观精髓的基础上，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它继承与发展了中国特色国家安全理论，是中国特色国家安全理论的最新成果，集中体现了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的国家安全战略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