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中的若干论证方式

　　三、《韩非子》中的若干论证方式
　　
　　按照韩非的观点，“辩”的产生是因为不明智的君主不实行法术的结果，他将一切不以功用为目的的论辩皆斥之为无用的言论，毫无根据的学说。韩非重言反辩的观点是十分坚决的，但实际上，其在着书立说的过程中，又不得不使用辩，并且使用了多种不同的论证方式。究其原因，当时的社会呈现百家争鸣之势，有争鸣之势，则必有论辩之文，各家学派为了宣传自己的学说，四处游说，在与其他思想进行交锋时，论辩是一个重要的途径，说理立论，驳斥对立观点。韩非作为新兴的地主阶级利益代表人物，批判汲取了名、法、道各家的思想，在参与论争过程中，逐步形成了自己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
　　
　　韩非的辩说，是以功用为标准，而他的功用，主要是对封建君主有利，对治国安世有用。“督其用，课其功”是其辩说的一个标准。在《韩非子》一书中，对辩说和功用的关系有多次的论述，如：
　　
　　“听言督其用，课其功，功课而赏罚生焉，故无用之辩不留朝。”《韩非子·八经》“人主之听言也，不以功用为的，则说者多棘刺白马之说。”《外储说左上》他还指出：“当世之谈说，皆道辩说文辞之言，人主览其文而忘其用”,“说其辩不度以功”,圣明的君主不会被辩说的华丽言辞所迷惑，而会以功用的标准衡量辩言。
　　
　　韩非的辩说思想具有明显的功利主义色彩，他要求辩说要度之以功，求之以用，就当时的论辩实际来看，他的这个思想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韩非所处的时代，各种社会矛盾激化，各家思想斗争激烈，这正是逻辑思维发展的好时机。韩非以其敏锐的观察力，以及其对各家学说的批判和继承，总结出了各种逻辑方法和逻辑规律。韩非集法家思想之大成，又吸收发展了荀子的唯物主义认识论，使得其注重参验和功用。他在论辩和阐述自己思想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并掌握了多种论证的方式，以此阐释道理，驳斥论敌。以下我们分析《韩非子》一书中运用到的三种论证方式：
　　
　　（一）连珠推论
　　
　　连珠推理是韩非名辩学中特有的一种推论形式，这种推论形式里包括对演绎、归纳、类比等推理方法的使用。所谓连珠，“盖谓词句连续，互相发明，若珠之结绯也”①。
　　
　　沈约关于连珠的这个定义，形象而又准确地说明了连珠的本质，它是对逻辑推论的一种运用。《韩非子》一书中的《备内》、《解老》以及《储说》诸篇，都有用到连珠这一推理形式。兹以《解老》和《内储说下六微》为例，来分析一下韩非的连珠推理。
　　
　　在《解老》篇中，韩非论及《老子》中的“祸兮福之所倚”和“福兮祸之所伏”这两句话时，就用到了连珠推理的形式：
　　
　　人有祸，则心畏恐；心畏恐，则行端直；行端直，则思虑熟；思虑熟，则得事理。
　　
　　行端直，则无祸害，无祸害，则尽天年。得事理，则必成功。尽天年，则全而寿。必成功，则富与贵。全寿富贵之谓福。而福本于有祸。故曰：“祸兮福之所倚。”以成其功也。
　　
　　人有福，则富贵至，富贵至，则衣食美；衣食美，则骄心生日，骄心生，则行邪僻而动弃理。行邪僻，则身死天，动弃理，则无成功。夫内有死天之难而外无成功之名者，大祸也。而祸本生于有福。故曰：“福兮祸之所伏。”
　　
　　这两段引文，其实各包含有三个连珠，韩非将它们联合在一起，错综地进行。本文为了直观的表现其连珠形式，现将其分列如下：
　　
　　1. 人有祸，则心畏恐；心畏恐，则行端直；行端直，则无祸害，无祸害，则尽天年。尽天年，则全而寿。
　　
　　2. 人有祸，则心畏恐；心畏恐，则行端直；行端直，则思虑熟；思虑熟，则得事理；得事理，则必成功；必成功，则富与贵。
　　
　　3.综合 1 和 2,接着说“全寿富贵之谓福，而福本于有祸。”
　　
　　第一个连珠，从“人有祸”,词句连续，前为因，后为果，推出“全而寿”.第二个连珠同此理推出“富与贵”,然后综合 1 和 2,进行进一步连珠推理，得出结论“福本于有祸”.
　　
　　在《储说》篇中，韩非也用到连珠推理的形式，它先列总纲，即《经》，这相当于逻辑论证中的论题，然后以《说》进行解说，也即是论据。在论证的过程中，韩非引用历史故事来进行论证，这也是其历史逻辑思想的一种体现。现以《内储说下六微》为例说明之：
　　
　　“六微：一曰权借在下，二曰利异外借，三曰托于似类，四曰利害有反，五曰参疑内争，六曰敌国废置。此六者，主之所察也。”这是总的论题。
　　
　　对于第一个论题“权借在下”,韩非首先用一个连珠推论来说明其危害：“权势不可以借人。上失其一，臣以为百。故臣得借则力多，力多则内外为用，内外为用则人主壅。”这段话又可以作为一个分论题，韩非以“说”来解释这个分论题。“其说在老聃之言失鱼也。是以人主久语，而左右鬻怀刷。其患在胥僮之谏厉公，与州侯之一言，而燕人浴矢也。”韩非在《说一》中详细说明了老聃之言失鱼的缘由，以及“人主久语，而左右鬻怀刷”、“胥僮之谏厉公”、“州侯之一言”和“燕人浴矢”的历史故事，以此来对其推理进行证明。
　　
　　对于《储说》中的这种论式，也有人将其整体视为连珠，梁启雄在其《韩子浅解》中说：“韩非书中有连语，先列其纲而后分条解释，谓之连珠。”①但此语并未体现出连珠的逻辑性质。所以本文认为，韩非的连珠，是沈约所说的“词句连续，互相发明，若珠之结绯也。”
　　
　　（二）二难推论
　　
　　对二难推理的使用，邓析和孔丘在其言论中已有涉及。邓析的两可、两然法和孔丘的两端论都具有二难性。之后墨家、荀子也多利用反对与矛盾的关系进行二难的论辩。
　　
　　不过到了韩非，由于社会历史矛盾的激化，矛盾对立的概念和矛盾对立判断的突出，因而二难式的推论在《韩非子》一书中运用的较为普遍。《难一》、《难二》、《难三》、《难四》及《难势》各篇都有二难推论的运用。此外，《孤愤》、《诡使》、《六反》诸篇，也有很多运用矛盾对立的辩难形式，其实质也是二难推论的应用。“韩非的二难推理精神与形式逻辑所讲的二难推理基本相符，但韩非并没有给出二难推理的规定形式，他意识到了矛盾和对立的情况，对这种情况进行了分析，这种行为完全是自发的”.①本文将在《韩非子》中选取若干个事例，来分析他的二难推论。
　　
　　《难三》篇：“明君求善而赏之，求奸而诛之，其得之一也。故以善闻之者，以说善同于上者也；以奸闻之者，以恶奸同于上者也：此宜赏誉之所及也。不以奸闻，是异于上而下比周于奸者也，此宜毁罚之所及也。”在这段引文中，韩非连用了两个省略小前提的二难推理，下面逐一分析之：
　　
　　1. 明君求善而赏之，求奸而诛之，其得之一也。
　　
　　将其转化为二难推理的形式为：
　　
　　前提：明君求善而赏之，则得之（得到的效果）；前提：（明君）求奸而诛之，则得之；前提（省略）：或求善而赏之，或求奸而诛之。
　　
　　结论：其得之一也（即赏罚两种手段得到的效果是一样的）。
　　
　　其对应的逻辑形式可以表示为：
　　
　　如果 p,那么 r
　　
　　如果 q,那么 r
　　
　　p 或者 q
　　
　　所以，r
　　
　　1这是一个简单构成式的二难推论，这句话的意思是英明的君主给做好事的人赏赐，给干坏事的人惩罚，或赏或罚两种手段得到的效果是一样的。这个效果就是君主的法令无人敢违抗，君主的威严无人敢冒犯，政令畅通，君主的统治才能稳如泰山。
　　
　　2.故以善闻之者，以说善同于上者也；以奸闻之者，以恶奸同于上者也：此宜赏誉之所及也。
　　
　　此句与上句形式相同，也是省略了小前提：或以善闻之者，或以奸闻之者。得到的结论是：赏誉之所及，即应该给予的奖赏和赞誉。
　　
　　再看《难一》中的一段话：“舜之救败也，则是尧有失也。贤舜，则去尧之明察；圣尧，则去舜之德化：不可两得也。”这里其实是一个复杂破坏式的二难推论：
　　
　　前提：贤舜，则去尧之明察；前提：圣尧，则去舜之德化；前提：或舜之救败也，则是尧有失也；或圣人明察在上位，将使天下无奸也（省略）。
　　
　　结论：不可两得也。
　　
　　其对应的逻辑形式为：
　　
　　如果 p,那么 r
　　
　　如果 q,那么 s
　　
　　并非 r 或者并非 s
　　
　　所以，并非 p 或者并非 q
　　
　　这段话中，韩非充分认识到了两个对立事件的排中关系，“舜之救败”否定的是“去舜之德化”,这里韩非省略了“圣人明察在上位”,这是对“去尧之明察”的否定。因此，韩非给出了不可两得的结论。
　　
　　韩非之所以在其辩说中大量运用二难推论，原因在于他意识到存在有“不两立”或“不两存”关系，这是由两相矛盾对立的事物或事物矛盾的两方面构成的，韩非经过对大量的事实论辩的总结，概括出“矛盾之说”,这使其认识到矛盾对立的事件，两者不可同真，必然是一真一假。由此韩非认识到二难推理在思维论辩中的重要作用，并将其作为进行严密论证和反驳论敌的一种强有力的工具。
　　
　　（三）合情论证
　　
　　在《难言》篇中，韩非详细探讨了臣下向君主进言的困难。他揭示了进言时经常受到的各种曲解和诬蔑，虽然臣下进言时做到了“度量正”、“义理全”,但君主却“未必用也”,有时连听也不会听。他呼吁君主重视仁贤忠良有道术之士，不要做昏庸无能，残害忠良的事。
　　
　　在《难言》开篇，韩非就论述了难言的原因，认为正是由于一些“华而不实”、“掘而不伦”、“虚而无用”的言论，造成君主对原则正确和道理完美的言论不闻不用，所以韩非特别注意陈言进说的方式和方法，多次用到合情论证的方法。下面本文就《韩非子》一书中陈言进说的实例进行解析。
　　
　　1.类比推理和例证推理
　　
　　在《二柄》篇中，韩非强调了刑德对君主的重要性，认为君主不能将刑德下放给大臣，否则就会危及自己的统治。《二柄》篇云：
　　
　　今人主非使赏罚之威利出于已也，听其臣而行其赏罚，则一国之人皆畏其臣而易其君，归其臣而去其君矣。此人主失刑德之患也。夫虎之所以能服狗者，爪牙也。使虎释其爪牙而使狗用之，则虎反服于狗矣。人主者，以刑德制臣者也。今君人者释其刑德而使臣用之，则君反制于臣矣。故田常上请爵禄而行之群臣，下大斗斛而施于百姓，此简公失德而田常用之也，故简公见弑。子罕谓宋君曰：“夫庆赏赐予者，民之所喜也，君自行之；杀戮刑罚者，民之所恶也，臣请当之。”于是宋君失刑百子罕用之，故宋君见劫。田常徒用德而简公弑，子罕徒用刑而宋君劫。故今世为人臣者兼刑德而用之，则是世主之危甚于简公、宋君也。故劫杀拥蔽之，主非失刑德而使臣用之，而不危亡者，则未尝有也。
　　
　　在这段言论中，韩非用到了类比推理和例证推理两种论证方式。他将君主比作虎，把“刑德”比作虎的“爪牙”,虎之所以降服狗，就是因为它有“爪牙”,而虎一旦失去“爪牙”,让狗得到“爪牙”,情形就反过来了，虎反而被狗降服了。这种推理形式可以表示如下：
　　
　　事例 A1和 A2情形相似，B1和 B2在功能相似，在事例 A1中，由于 B1的作用出现了情形 C,所以，在事例 A2中，B2的作用也出现了情形 C.
　　
　　韩非据此论证了“今君人者释其刑德而使臣用之，则君反制于臣矣”的观点。
　　
　　接着韩非举了两个例证，进一步论证君主掌握刑德的重要性。
　　
　　第一个例证是：田常上请爵禄而行之群臣，下大斗斛而施于百姓，此简公失德而田常用之也，故简公见弑。
　　
　　第二个例证是：子罕谓宋君曰：“夫庆赏赐予者，民之所喜也，君自行之；杀戮刑罚者，民之所恶也，臣请当之。”于是宋君失刑百子罕用之，故宋君见劫。
　　
　　有这两个例证，韩非给出一个一般性的结论：今世为人臣者兼刑德而用之，则是世主之危也。
　　
　　这里韩非用到的是例证推理，就是通过援引个别实例，来推断出一个一般性的结论。
　　
　　这种推理的形式是：
　　
　　“个体 a 具有性质 F,导致了情形 G;a 是具有性质 F 的事物中的典型；所以，一般情况下，如果任意个体 x 具有性质 F,那么，就会出现情形 G.”
　　
　　这两个例证中，田常和子罕同为人臣即个体 a;田常有德，子罕有刑即两者具有性质 F;简公见弑和宋君见劫即情形 G.所以韩非据此得出了“人臣者兼刑德而用之，则是世主之危也”的结论。
　　
　　2.因果论证
　　
　　因果论证根据的是对因果关系的确定和运用，该论证过程关键是要认清前提或结论所涉及的因果关系。在《存韩》篇中，韩非为了说明存韩的必要性，从多个原因进行分析，强调攻击韩国不符合秦国的利益，而是中了赵国的离间计。韩非认为不应该攻击韩国的原因有三个：（1）韩事秦三十馀年，出则为扞蔽，入则为席荐，秦特出锐师取韩地而随之，怨悬于天下，功归于强秦。（2）今释赵之患，而攘内臣之韩，则天下明赵氏之计矣。（3）今伐韩未可一年而灭，拔一城而退，则权轻于天下，天下摧我兵矣。
　　
　　因果论证的一个推理形式是：
　　
　　“如果 A 发生，那么 B 发生；在某一具体情况下，A 发生；所以，在某一具体情况下 B 将发生。”
　　
　　韩非这里给出的三个原因，都是追求一个结果，即存韩。所以这里原因（1）、（2）、（3）可代入 A,导致的结果就是 B,即存韩。韩非认为，现在原因（1）、（2）、（3）同时存在，秦国不应该攻击韩国，韩国就没有亡国的危险了。
　　
　　3.目标-条件推理和根据结果的推理
　　
　　目标-条件推理和根据结果的推理同属于实践论证，这个论证模式要求对一定实践行为进行考察，这其中包括实践目标的实现条件，实践行为产生的结果。在《爱臣》篇中，韩非着重分析了巨下权势过大的危害。他认为，严防大臣篡权，必须对臣下“尽之以法，质之以备”.君主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在该篇中，韩非运用了实践论证的方法。《爱臣》篇云：
　　
　　是故诸侯之博大，天子之害也；群臣之太富，君主之败也。将相之管主而隆家，此君人者所外也。万物莫如身之至贵也，位之至尊也，主威之重，主势之隆也。此四美者，不求诸外，不请于人，议之而得之矣。故曰：人主不能用其富，则终于外也。此君人者之所识也。
　　
　　在这段引文中，“诸侯之博大，天子之害也；群臣之太富，君主之败也”.所不能出现这种情况，君主应该防止这种事情发生，即“将相之管主而隆家，此君人者所外也”.
　　
　　这是根据结果的否定性进行的推理，其形式为：
　　
　　“如果 A 事件发生，那么，将会产生坏的结果；所以，A 事件不应该发生。”①引文中的“诸侯之博大”和“群臣之太富”就是 A 事件，得到的结果是君主败亡，所以这是君主要尽力排除的事，即不让“诸侯之博大”和“群臣之太富”这种事发生。
　　
　　“身之至贵，位之至尊，主威之重，主势之隆”是君主要达到的目标，要做到“此四美者”,必须具备“不求诸外，不请于人，议之而得之”的条件。这就是根据设立的目标，和对实现这一目标所要具备的条件的认识，来断定实现这一目标应该满足这些条件。这一推理形式可以表示为：
　　
　　“G 是 a 的一个目标，做出 A 行为是 a 实现 G 目标的条件，所以，a 应当做出 A 行为。”
　　
　　②在这个事例中，G 就是“身之至贵，位之至尊，主威之重，主势之隆”,a 指的就是君主，那么要实现这个目标，就要做到 A 行为即“不求诸外，不请于人，议之而得之”.
　　
　　四、“矛盾之说”
　　
　　在《韩非子》一书中，《难一》和《难势》篇都讲到一个关于楚人卖盾和矛的故事，《难一》篇云：
　　
　　历山之农者侵畔，舜往耕焉，期年甽亩正。河滨之渔者争坻，舜往渔焉，期年而让长。东夷之陶者器苦窳，舜往陶焉，期年而器牢。仲尼叹曰：“耕、渔与陶，非舜官也，而舜往为之者，所以救败也。舜其信仁乎！乃躬藉处苦而民从之。故曰：圣人之德化乎！”
　　
　　或问儒者曰：“方此时也？尧安在？”其人曰：“尧为天子。”
　　
　　然则仲尼之圣尧奈何！圣人明察，在上位，将使天下无奸也。今耕渔不争，陶器不窳，舜又何德而化？舜之救败也，则是尧有失也。贤舜则去尧之明察，圣尧则去舜之德化，不可两得也。楚人有鬻盾与矛者，誉之曰：“吾盾之坚，物莫能陷也。”又誉其矛曰：“吾矛之利，于物无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其人弗能应也，夫不可陷之盾，与无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今尧舜之不可两誉，矛盾之说也。
　　
　　在《难势》篇中，韩非在论述贤治和势治的时候又借客人之口提到这个故事：
　　
　　若吾所言，谓人之所得设也；若无所言，谓人之所得势也而已矣。贤何事焉！何以明其然也？客曰：“人有鬻矛与盾者，誉其盾之坚：‘物莫能陷也’”.俄而又誉其矛曰：‘吾矛之利，物无不陷也’“.人应之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其人弗能应也。“以为不可陷之盾，与无不陷之矛，为名不可两立也。夫贤之为道不可禁，而势之为道也无不禁，以不可禁之贤与无不禁之势，此矛盾之说也。夫贤势之不相容亦明矣。
　　
　　韩非对同一个故事，给出了不同的评论，《难一》篇中，他评论说：”夫不可陷之盾与无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在《难势》篇，他的评论则是：”以为不可陷之盾与无不陷之矛，为名不可两立也。“分别论证了”尧舜之不可两誉“和”贤势之不相容“两个观点，但都将之称为”矛盾之说“.
　　
　　”贤舜“和”圣尧“是互相对立的两件事，肯定一个就要否定另一个；而”贤“和”势“是相互否定的两个名，两者不能同时为真，这正如韩非在《五蠹》里面说的：”不相容之事，不两立“.韩非通过《难一》和《难势》里的两个论证，揭示了矛盾的基本逻辑特征，即具有不相容关系的两个命题或事物，不能同时是真的。
　　
　　不相容关系包括矛盾关系和反对关系两个方面，《韩非子》中的”矛盾之说“也包括了这两个方面。首先看一下这其中包含的矛盾关系。根据卖盾和矛人的话：”吾盾之坚，物莫能陷也“,意味着任何东西都不能戳穿他的盾，而他又说：”吾矛之利，物无不陷也“,即他的矛可以戳穿任何东西。从他的第一句话，我们可以推知，即使是他的矛也不能戳穿他的盾；但从他的第二句话我们推知，他的矛可以戳穿他的盾，这时卖盾人是在同时肯定两件事，但这两件事明显是不能同时被肯定的，有一真，则必有一假。
　　
　　这就出现了矛盾，卖盾和矛人其实也是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当有人说：”以子之矛，陷子之盾“时，他就哑口无言了。
　　
　　”矛盾之说“也包含着反对关系。从思维形式上来看，”不可陷之盾“与”无不陷之矛“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这是韩非对”吾盾之坚，物莫能陷也“和”吾矛之利，物无不陷也“这两句话的总结。这两句话实际上是具有不同主词的两个判断。韩非注意到，当说”吾盾之坚，莫能陷也“时，必然不会有”吾矛之利，物无不陷也“,两者不能同真。很明显这个卖盾和矛的人是在吹嘘和夸大自己的商品，在他这里，其实既没有”不可陷之盾“,也没有”无不陷之矛“.他的这两句话都是假的。这里就包含了不可同真，但可同假的反对关系。
　　
　　针对《韩非子》中的”矛盾之说“,有研究者认为《难一》篇中的那句评论，”不可陷之盾“与”无不陷之矛“,说的是两种事物。《难势》篇中那句话，”不可陷之盾“与”无不陷之矛“说的是两个思想。
　　
　　《韩非子》书中也提出了大量”不相容之事“,基本上说的也是社会上存在的各种事物和现象，以及人们对这些事物和现象的认识和说法。从客观事物和现象看，”矛盾之说“是关于事物的规律。从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和说法看，它又是关于思维和认识的规律。因此，我们可以说，韩非的”矛盾之说“即是关于思维、认识的规律，也是关于事物的规律。
　　
　　综上，韩非”矛盾之说“的具体含义就是：”不相容的两个判断，不可能都是对的；肯定其中一个判断，就要否定另一个判断，如果有人同时肯定这两个判断，便会陷入自相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