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中的形名思想与辩说思想研究绪论

　　绪 论
　　
　　一、研究对象及选题意义
　　
　　韩非是战国末期的韩国人，生于大约公元前 280 年，于公元前 233 年受到李斯等人的迫害，死于秦国狱中。韩非所处的时代，是奴隶制崩溃，封建制度开始建立的时代，各种思想激烈交锋，韩非积极吸收各家观点，他师承荀子，又融贯了墨家、道家学派的名辩思想，将这些思想与法家的思想和观点融会贯通。但苦于报国无门，遂有“《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万余言”①。这些文章被后人收集整理成《韩非子》一书。该书共有五十五篇文章。
　　
　　在中国逻辑史上，韩非是一个备受争议的人物，因为他不像名、墨或荀子等先秦诸子那样研究逻辑的理论，而是着眼于逻辑在刑名法术上的应用，一些人由此认为韩非不是逻辑学家。但是在《韩非子》一书中，他在汲取前人名辩思想的基础上，对名、言（辞）、说、辩都有独到的论述。
　　
　　“名”是韩非名辩思想中一个最基本、最重要的概念，它经常用“形”连用，或直接使用“形名”一词。他给形名下了定义，深入地讨论了形名的关系，并且提出了“形名参同”和“参伍之验”等理论，他的这些理论和思想使法家形名学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韩非重“言”,但《韩非子》中并没有给出“言”的定义，实际上他把判断称为“言”.基于他的法术思想，“言”有三个特点，即无疑、能参和能用。“言”必须首先是无疑的，然后能参，也就是言能用事实加以验证，“言”必须与事实相符；“言”能用，是指法令得以实行，不然就会出现混乱，不能治理。可见，在这里法令是“言”的唯一标准，这是韩非名辩思想鲜明的特点。
　　
　　韩非的辩说思想主要体现在内外《储说》六篇，其他篇章亦有涉及，《储说》的每篇分为“经”、“说”两段，每一“经”与相应的“说”形成一个论式，这是一种比较特殊的推理方式。虽然《储说》六篇的论式不尽相同，但一般都包括论旨、解析、例证这三个部分。这三个部分是构成《韩非子》中推理型式的主要因素。在《储说》、《难言》、《难势》等篇中，都有对演绎、归纳、类比等合情论证方式的运用，连珠式推论被认为是韩非首创的推论形式，在《韩非子》一书中多处用到了这种推理形式。二难推论也是《韩非子》中被多次用到的推理型式，这种推理型式是基于韩非对矛盾关系和对立关系充分理解的基础上产生的。
　　
　　与先秦诸子的名辩思想不同的是：韩非明确反对“辩”,他认为辩说“无用”.在《问辩》篇中，他认为辩是“生于上之不明”,明智的君主必定实行法术。“明主之国，令者，言最贵者也，法者，事最适者也。言无二贵，法不两适，故言行而不轨于法令者必禁。若其无法令而可以接诈应变生利揣事者，上必采其言而责其实，言当则有大利，不当则有重罪，是以愚者畏罪而不敢言，智者无以讼，此所以无辩之故也。”（《问辩》）他将法术和辩说绝对对立起来，虽表面赞成有用之辩，但实际上反对一切辩说，将先秦诸子的逻辑论辩跟抽象的、无聊的争辩等同起来。韩非反对辩的原因是法术没有得到实行，不实行法术，必然产生“无用”的辩说。因此，为了阐明自己的观点，韩非也要通过辩说来证明自己的观点。这就是韩非反对“辩”又不得不使用辩说的原因。在这个过程中，韩非有时会将遵循思维规律的逻辑论辩与诡辩混淆，这对于我们研究韩非的名辩思想造成了一定的障碍，所以，分清逻辑论辩和诡辩也是本文的任务之一。
　　
　　《韩非子》一书内容丰富多彩，包含着韩非的法家思想，功利思想以及其名辩思想。书中对中国名辩学的对象名、辞（言）、说、辩都有所涉及。不过《韩非子》一书中纯理论内容不多，名、辞、说、辩都是在其实际运用中得以体现的。之所以选取《韩非子》作为研究对象，一是因为该书中有完整的一套韩非的名辩学思想，包括他的形名思想，言的意义，以及辩说思想；二是该书在成书年代上是确定的，它是对先秦名辩思想的一个总结，韩非虽是法家的代表人物，但他较好地吸取了儒、道、名、墨等各家关于名辩学的思想，并将“法、术、势”的思想融合到其名辩思想中，形成了其独特的，注重功用的实践逻辑系统；三是《韩非子》一书运用到诸多推理方法和论证型式，这些推理方法和论证型式的运用，大部分是通过具体的事例表现出来的，这较好地反映了韩非实用逻辑的特点；四是《韩非子》中的名辩学思想，体现了逻辑与思维内容以及社会实践的密切联系，韩非在实践中总结出了思维的逻辑规律，并将其运用到人们思维活动和社会实践中，这对我们现在进行的逻辑学研究是有很好的启发。同时，韩非名辩思想的缺陷也提醒我们，进行逻辑学研究，要注意将思维形式和思维内容区分清楚，不然是不利于逻辑学的健康发展的。
　　
　　二、文献综述
　　
　　《韩非子》作为我国先秦时期的一部重要典籍，其内容是丰富多彩的，对它的研究也从未中断过。但这些研究大都是从文学、历史或哲学的角度来解读《韩非子》的思想，但真正从逻辑学的角度来分析《韩非子》一书的文献相对较少。
　　
　　翻开中国逻辑的研究历史，我们发现，对中国逻辑的研究是从 20 世纪初开始的，学界开始运用西方逻辑理论对中国古代文献进行了发掘，从各个角度，按照不同的方法，对中国逻辑史问题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研究，由此探索发掘出来中华民族自己的逻辑传统--名辩学。名辩学的研究内容是名、辞、说、辩，通过正名、立辞、明说、辩当，形成一套中华民族特有的逻辑理论和逻辑方法。
　　
　　对于先秦时期的名辩学研究，学界对邓析、孔子、墨家和荀子等人的名辩思想研究较多，而对于韩非的名辩思想研究却相对沉寂，然而，就整体来说，韩非的名辩思想又是先秦名辩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对韩非名辩思想研究的文献中，可以分为五种情况，一是选取韩非的形名思想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二是将韩非的辩学思想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三是将韩非的“矛盾之说”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四是对韩非名辩思想的整体进行系统的研究；五是将韩非的思想与先秦某个思想家的名辩思想做对比；六是以不同的视角（例如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研究韩非的名辩思想。下面本文从以上六个方面来梳理一下 20 世纪初至今我国学者对韩非名辩思想的研究。
　　
　　从目前收集到的文献看，以韩非刑名思想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文献有曾昭式，崔秀荣的《韩非“名”之谬误思想探析》、訾其伦的《韩非的名实观探析》、郭永良的《韩非的刑名学说及其社会功能》、吴保平的《韩非刑名逻辑思想的渊源及演进历程研究》以及陈曦的《论<韩非子>中的“名”》等文章。在这些文章中，他们从不同的方面来探讨的形与名，名与实的关系。曾昭式和崔秀荣从韩非“名”之谬误出发，认为韩非把“名实不符的谬误分为有名无实、‘名得而实亡’、不当之名和‘名实不称’等。这一思想不仅不是逻辑学的谬误理论，而且，也不同于先秦时期一些诸子关于‘名’之谬误思想，其结果严重阻碍了先秦名学向逻辑学发展的道路。”
　　
　　訾其伦认为“韩非的名、实具有多重含义，但都是围绕君权君术展开的；韩非强调名实相应，提出了检验名实是否相符的参验正名原则，形成了‘以实定名’的唯物主义名实观。”
　　
　　吴保平从韩非刑名逻辑入手，主要探寻了其逻辑思想的渊源，并对其演进历程进行了研究；陈曦在其学位论文中以《韩非子》中的“名”为研究对象，“重点研究战国中晚期对于‘名’这一概念的认识情况，通过对战国中晚期形成的典籍《韩非子》中‘名’概念的梳理与研究，从总体上概括”名“在先秦哲学、社会思想中的地位和作用。”
　　
　　单独以辩学思想为研究对象的文献很少，阎敬业的《韩非辩说发微》从《问辩》篇译述展开讨论，分析了韩非的名实观，矛盾之说以及韩非运用到的论证和推理，认为韩非是“具有进步立场和唯物主义观点的思想家，十分重视辩说的理论和方法，而且运用于自己的语言实践，因此，他对中国古代逻辑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李亚宏的《浅论韩非子的说服思想》主要以《说难》篇来研究韩非的说服思想，认为《说难》是我国第一篇全面总结说服技巧的典范之作，开创了我国古典说服学的先河。
　　
　　刘培育先生在《论韩非的“矛盾之说”》中以“矛盾之说”为研究对象，认为“韩非是中国古代一位应用逻辑专家。特别是他提出了着名的‘矛盾之说',十分巧妙地表述了形式逻辑矛盾律的精神实质，对中国逻辑思想史作出了值得称颂的贡献。”
　　
　　对韩非名辩思想的整体进行研究的文献较多，其中胡适是最先研究韩非名辩思想的学者，他在《先秦名学史》中，将韩非的名辩思想归为法治的逻辑，他对此的论述并不多，但特别强调韩非注重实效，“具有不能容忍和忍受并非直接实用的东西的精神”⑥，这种精神也融入到了他的名辩思想中；周云之、刘培育在《先秦逻辑史》中，比较系统地阐述了韩非的逻辑学说，他们认为韩非是对中国逻辑史有重要贡献的逻辑家。“从现存的文献看，先秦逻辑成就最高的是《墨辩》作者和荀子，其次就是公孙龙和韩非了。”
　　
　　杨沛荪在《中国逻辑思想史教程》中认为：韩非逻辑在理论上是不能同墨家、荀子逻辑学相媲美的，但他在实践和应用中，不仅提出了“形名参同”和“参伍之验”等理论，还提出了着名的“矛盾之说”,所以韩非在“逻辑思想方面是有其成就的，对先秦逻辑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孙中原在《中国逻辑史（先秦）》中谈到韩非的逻辑思想时， 特别提到韩非的名辩思想的不足之处，他认为韩非的参验说和矛盾思想很有特色，对中国古代逻辑学的发展也有一定贡献。韩非的名辩思想是和他的法术思想分不开的，使得“逻辑在他那里，是简单地作为政治治理和推行法令的工具。”“急功近利是韩非思想的突出特点”,②韩非名辩思想的这些特点，使得其不能专注于逻辑理论研究，而只能在实践中运用其名辩思想。
　　
　　将韩非的名辩思想与其他思想家的名辩思想进行对比，也是经常用到一种研究韩非名辩思想的方法，胡正艳和杨福生分别在《<荀子>与<韩非子>说理艺术比较》和《安世以道易天下 文敏飞动自纵横--<孟子>、<韩非子>论辩艺术比较》用这种方式对韩非的说理艺术和论辩艺术进行了研究。胡正艳认为：“《荀子》与《韩非子》共同体现出了先秦诸子说理技巧的演进和说理散文体制的成熟，而在形象化说理方式这一点上《，荀子》与《韩非子》各自所擅的譬喻说理与寓言说理则揭示出上古散文之文学性不断加强的演进轨迹。”
　　
　　杨福生认为孟子和韩非的论辩艺术有着本质的不同，一个服膺于自我精神高度，属于向心型；一个秉从功用，是外向型，出现这样的原因在于“二者的艺术风格根源于不同的文化性格，而这又都注入中华民族的整体文化性格之中，故对其论辩艺术的研究，其意义便远不限于其论辩本身。”
　　
　　在《先秦逻辑史》中，温公颐是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来研究韩非的名辩思想的，他认为韩非名辩思想最明显的特点是逻辑与历史的统一，他并不太关注理论研究，显然这是由其法家思想和功利思想决定的。他认为韩非在逻辑上的贡献，主要在于他将客观社会历史纳入研究范围，分析其发展进程，这个过程中，他将逻辑的思维分析与历史的发展事实结合起来共同研究，因此，“韩非的逻辑可以称之为历史的逻辑”⑤。
　　
　　综上所述，对韩非名辩思想的研究有以下几个特点：（1）概论，对韩非的名辩思想只做整体的描述，不细分其中的结构；（2）取韩非名辩思想的部分进行研究，将“形名”、“辩言”、“矛盾之说”等分开，只论述其中一个或两个方面；（3）对韩非名辩思想的整体都有所涉及，但各个部分采用概述的方式；（4）从不同的角度来研究韩非名辩思想，如用唯物主义的视角来研究韩非明辨思想，将韩非归为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学家，将他的逻辑归为历史的逻辑。
　　
　　三、研究方法
　　
　　好的研究方法是写出一篇合格学术论文的前提，从某种意义上说，有什么样的研究方法，就有什么样的学术研究。任何一项研究都离不开方法的支撑，没有研究方法，学术研究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称不上真正的研究。就逻辑学本身来说，研究的过程就是求真的过程，求善的过程，这就要求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保有一种求真的精神和态度。对《韩非子》一书中的名辩思想，必须通过严谨而认真的研究，才能得到比较全面和详细的分析。据此，本文选取了文本解读法和比较法两种研究方法。
　　
　　1、文本解读法。韩非的名辩思想主要是通过《韩非子》这本书来体现的，所以对《韩非子》进行详细的解读是研究其名辩思想的主要方式，此外还存在诸多《韩非子》的校注、集注以及韩非思想研究的文献，这都是我们研究韩非名辩思想的重要依据。通过对文本的解读，厘清韩非名辩思想的发展进程和脉络，以及其对后世的影响。文本是作者思想的直接体现，对文本进行研究，可以了解作者的思想来源以及文化背景，从而更好地对作者的思想进行解读。
　　
　　2、比较法。把韩非的名辩思想与先秦诸子的名辩思想进行比较，以求发现其共同处和不同处，将韩非的辩说方式与西方传统逻辑的演绎逻辑、归纳逻辑等进行对比，用不同视角来解释韩非的辩说方式。通过比较，找到韩非辩说方式以及名辩思想的历史地位和独特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