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中的形名思想

　　第一章 《韩非子》中的形名思想
　　
　　春秋战国时期，当时的思想家们围绕“名”展开了激烈而广泛的探讨，孔子提出的“必也正名乎”成为一个基本的范畴，诸子各家虽然主张不同，研究的侧重点以及研究的深度也不尽相同，但基本都在“正名”的范围内。在当时“百家争鸣”的思想文化背景下，从邓析到孔子、墨子，再到公孙龙、后期墨家和荀子，最后到韩非，先秦诸子在论辩的过程中，也注重吸收和融合别派关于“名”的思想和理论，并通过概念的分析和理性的思辨，形成自家关于 “名”理论和思想。
　　
　　在《韩非子》一书中，韩非经常将名与形对举使用，他对形名的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形”和“名”是韩非名辩思想最基本、最重要的概念。这里有必要指出韩非对“形（刑）”的使用，古代典籍中有“刑名”的用法也有“形名”的用法，因此有学者认为，“‘刑’与‘形’古通，‘刑名’即‘形名’”.①但这样的处理未免过于简单，韩非是法家的代表人物，“刑”对于其还是有特殊含义的。胡适是最早关注到韩非的逻辑思想的，他在《先秦名学史》中将韩非的逻辑思想称为“法制逻辑”,他还特别谈到“法”与“刑”的关系，他说：“按科学分类，‘法’代表某类事物的全部本质属性，因之与某类事物据以构成的原型相同。我们不能确定什么时候法这个词开始被用作‘法律’的意思，从而代替了较为古旧的刑（”刑罚“），刑本来也是意指‘模范’”.
　　
　　这里，胡适先生并未论及“刑名”,但我们可以由此得出“刑”与“法”是相通的。
　　
　　韩非的“刑名”范围限于“法”之意义上的“赏”、“罚”、“功”等。“刑名”所正之“名”不及“形名”范围广泛。所以之后的学者，如汪奠基、温公颐、李匡武等人，在谈到韩非的逻辑思想与法术的联系时，并不特用“刑名”来强调其中的不同。汪奠基在《中国逻辑思想史》多用“形名”一词，例如：“韩非的形名思想全是为法术政治服务的。”
　　
　　而温公颐则用了“刑名”,例如在《中国逻辑史教程》一书中，他在谈韩非名辩思想时说：“韩非把正名逻辑思想与法术思想紧密切合起来，使刑名逻辑成为推行法治的工具，充分体现了刑名逻辑的鲜明特点。”
　　
　　在《中国逻辑史·先秦卷》中，作者也用到“刑名”一词，他说：“韩非是法家的杰出代表，在逻辑学上也做出应有的历史贡献。他的逻辑思想的主要特点是逻辑在刑名法术上的应用。因此他的逻辑思想也可概括为刑名逻辑思想。”②虽然各位学者用法不同，但把“刑名”看做是法家“专属”,大家是没有异议的。
　　
　　形名的实质就是名实问题，而名实问题正是先秦诸家争论的主要问题。在《韩非子》一书中，韩非对名实问题进行详细的探讨。与其他思想家不同的是，韩非是以法、术、势的视角来研究名实问题。作为集法家思想大成的韩非，将这个问题作为基本概念并广泛地加以运用。在名实问题上，韩非既有对之前各家名辩思想的继承，也有其创新的一面。他继承和发展了墨子、荀子的唯物观点，认为实是名的标准，而名是对实的反映，名必须符实才有意义。韩非的创新在于他将法术势渗透到名实问题上，形成了其独特的名实观。
　　
　　一、形与名的基本涵义
　　
　　在《韩非子》这本书中，韩非有“刑名”和“形名”两种使用方法，前文我们已经讨论这个问题，两者的区别在于：“形名”是以逻辑关系的研究为主要内容；“刑名”以法家思想为出发点，依据法令，解释法律条文，在这个过程中会对法律条文之间的逻辑关系进行论证，这就使“刑名”也有了逻辑的内容。因此，“在使用范围上，‘形名’较‘刑名’要宽泛一些，或者可以认为二者有包含关系”,“刑名”所正之“名”包含在“形名”所正“名”的范围之内。
　　
　　“形”和“名”是韩非学说中两个最基本、最重要的概念。关于“形”和“名”的涵义，韩非在《韩非子·主道》给出了解释：“有言者自为名，有事者自为形。”
　　
　　陈奇猷在《韩非子集释》中对这句话的解释是：“有其言则必有其名以定其事，有其事则必有其形以定其功。”④这里，“言”与“名”相当，“事”与“形”相当，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出来的话或写出来的字是“名”,做出来的事情就是“形”,也可以说名即是语言，形则是事情。所以在《二柄》篇中，韩非将“刑名”和“言与事”对举：
　　
　　“人主将欲禁奸，则审合刑名者，言与事也。”这就是“形”和“名”即“言”和“事”,这就是韩非“形”和“名”的基本涵义。
　　
　　关于 “形”和“名”的使用，《扬权》篇有云：“不知其名，复修其形”、“形名参同，用其所生”、“君操其名，臣操其形”、“形名参同，上下和调”;《主道》篇：“形名参同，君乃无事”、“周合刑名，审验法式”.在《韩非子》这本书中，“形”与“名”并举的使用方法是韩非经常用到的。
　　
　　在有些文章中，韩非在讨论“形”和“名”的时候，还会以“事”代“形”,将“名”与“事”对举，例如：
　　
　　令名自命也，令事自定也。（《韩非子·主道》）故圣人执一以静，使名自命，令事自定。（《韩非子·扬权》）或以“言”代“名”,以“事”代“形”,将“言”与“事”放在一起讨论问题，比如：
　　
　　为人臣者陈而言，君以其言授之事，专以其事责其功。功当其事，事当其言，则赏；功不当其事，事不当其言，则罚。故群臣其言大而功小者则罚，非罚小功也，罚功不当名也；群臣其言小而功大者亦罚，非不说于大功也，以为不当名也害甚于有大功，故罚。（《韩非子·二柄》）欲内相存之言，则必以美名明之，而微见其合于私利也。欲陈危害之事，则显其毁诽而微见其合于私患也。（《韩非子·说难》）这两段引文里所说的“事”和“言”,指的就是“形”和“名”.“事”和“言”的对举，比较形象地说明了形名的关系，因为“言有明确的概念内涵，事有分明的形式理解，这就是审合形名的认识条件。”
　　
　　在第一段引文中，还多次用到一个“功”字，前文在解释“有事者自为形”时，有“有其事则必有其形以定其功”,所以在这里，“功”其实是与“事”同义的，“功”与“言”指的也是“形”和“名”.
　　
　　关于“名”和“实”的对举，在《韩非子》一书中有如下一些例子：《奸劫弑臣》篇云：“世主美仁义之名，而不察其实”;《功名》篇云：“名实相待而成，形影相应而立”、“名不称实者也”;在《备内》篇有：“有主名而无实”;在《安危》篇有：“名实不称”等。
　　
　　由以上的例句和分析，可以看出，《韩非子》中“名”所指称的内容比较广泛，包括概念、名称、法令以及官职等内容；与名相对应的“形”,也包含有“事”、“功”、“实”和“物”等相对应的内容。但归根结底，其中的“名”与“事”、“言”与“事”、“名”与“实”对举的指称关系都是“名”和“形”的关系。
　　
　　二、名的分类
　　
　　名是对事物的反映，因此对事物的分类必然要表现为对名的分类。先秦的名辩家们依据自己的学说，对名进行不同的分类。这其中，墨家的分类最为详细，他们按照不同的标准对名进行分类，墨家首先根据外延把名分为三种：
　　
　　“名：达、类、私。”①就是说，根据外延的大小，名可以分为达名、类名、私名三种；同时，《墨经》作者又将名分为兼名和体名：
　　
　　“牛马之非牛与可之同。说在兼。”②“体，分于兼也。”③兼是整体、总体，而体是部分。
　　
　　《墨经》作者还根据反映有形貌的具体事物之名，与反映不具有形貌的事物属性之名是不同的，将名分为形貌之名和非形貌之名；墨子后学继承前人对名的分类思想，对名的本质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们根据名的谬误，又将名分为重名、过名和非名。可见，墨家学派对名分类的研究是相当成熟和详尽的。
　　
　　荀子对名也进行了分类，在《正名》中，荀子将名分为刑名、爵名、文名、散名四种类型：
　　
　　“后王之成名：刑名从商，爵名从周，文名从礼，散名之加于万物者，则从诸夏之成俗曲期，远方异俗之乡，则因之而为通。”④这句话中，有四种类型的名。但如果按其内涵来分，可以归为两种类型：前三种可是形容社会秩序的，是后天之名；散名是形容事物本来形态的，为先天之名。从外延上，荀子又把名分为共名和别名两种，遍举一类事物的所有对象，用共名；若只列举一类事物的部分对象，则用别名。对于散名，荀子又将其进一步分类，共四种分法：
　　
　　“单足以喻，则单，单不足以喻，则兼；单与兼无所相避则共……故，万物虽众，有时而欲遍举之，故谓之物；物也者，大共名也。推而共之，共则有共，至于无共然后止。有时而欲偏举之，故谓之鸟、兽。鸟兽也者，大别名也；推而别之，别则有别，至则无别，然后止。”
　　
　　这里除了共名和别名外，还提到了单名和兼名。
　　
　　根据“约定俗成”的制名原则，荀子又把名分为实名和善名两类：
　　
　　“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名无固实，约之以命实，约定俗成谓之实名。名有固善，径易而不拂，谓之善名。”《荀子·正名》荀子认为，名开始并不是固定的指称一个实，而是通过社会习俗的约定才有了确指的实，这就是“实名”;这样的名开始并不是完善的，但有自身的标准，这样就不会造成混乱，这样的名称为“善名”.
　　
　　在《韩非子》一书中，并没有像墨家和荀子那样明确的给名予以分类，韩非注重的是功用，理论归纳很少，所以没有对名做出分类。但收集和分析其所有关于名的句段，我们可以将《韩非子》中的名分为正物之名、参验之名和法令之名三种，这与其“法、术、势”的思想是对应的。
　　
　　（一）正物之名
　　
　　《韩非子·扬权》篇云：“名正物定，名倚物徙。”
　　
　　在《韩非子集释 上》中对此的解释是：“名所以表事物之形，故名正则物定，名不正则物徙。”②由此可知，名的作用首先应该是正物。“松皋圆曰：是名者，所以定事物性状者也，故名词、语言、文字等形容事物之性状者皆得谓之名，是以有毁誉之名、有名实之名、有名分之名、有法令之名等等。”③在这句话中，毁誉之名、名实之名、名分之名可以统称为正物之名。
　　
　　正物之名是指就是要使事物的“名”符合其“实”,“名”与实际的事或实体相对应，它的作用是来界定范围，使人们在认识客观事物时，以感知和认识去认知，这是《韩非子》中名的基本用法。这与当时“正名”思想是吻合的，都是力求恢复事物本来的面貌，以达到匡乱扶正的目的。以下我们将列举《韩非子》一书中关于正物之名的部分语句分析之：
　　
　　1.俱与有术之士有谈说之名，而实相去千万也，此夫名同而实有异者也。（《韩非子·奸劫弑臣》这段引文的意思是虽然他们（指愚者）跟懂得法术的人一样，有善于谈说的名声，实际上却相差很远，其实是名声相同而实质不同的两种人。在这里，有不同质的人却拥有相同的“名”,这是韩非及先秦诸贤都坚决反对的。在韩非看来，这种现象给“有术之士”之名造成了混乱，如果不能正确区分，则会“听其言者危，用其计者乱”,这些空有“有术”之名而无其实的愚人，是对国家危害最大的人。
　　
　　2.惑主不然，计其入，不计其出，出虽倍其入，不知其害，则是名得而实亡。（《韩非子·南面》）这段引文是针对昏庸被迷惑的君主说的，韩非认为，被迷惑的君主只计算收获而不管付出的代价，当付出的代价数倍于收获时，他们不知其中的危害，这样只是得到了虚名，而实际上并没有获得应得之名。被迷惑的君主只看到收获之“名”,而不管付出的代价之“实”,因此这样获得的“名”与“实”是不相符的。此处的“名”与“实”相对，为正物之名。
　　
　　3.故齐，万乘也，而名实不称，上空虚于国，内不充满于名实，故臣得夺主。（《韩非子·安危》）这句话是韩非在论述“由什么决定国家安危”时举的一个例子，齐国，是一个有万乘兵车的国家，但它的名和实是不相称的，齐君在国内徒有虚名，内部的名位和实权都已空虚，被臣下篡夺了权位。由此韩非得出，决定国家安危的不在于国家的强弱，也不在于兵将的多寡，而在于君主手中权利的虚实，在于君主分辨是非的能力。不能徒有“万乘”之名，而不具有“掌权”之实，名实应当相称，国家才能长治久安。因此这里的“名”也是正物之名。
　　
　　4. 此义于名而利于实，故必有为天子诛之名，而有报仇之实。（《外储说左上·说三》）这段引文，这是管仲规劝齐桓公时出的一个计谋，齐桓公想要攻打蔡国，管仲认为仅仅因为夫妻间的矛盾就动武（齐桓公夫人是蔡国人，因嬉戏时激怒齐桓公，被驱逐回娘家，当齐桓公想接回夫人时，蔡国国君已将她改嫁他人），是不构成出兵的理由的。
　　
　　于是管仲献计以天子之名攻打楚国（因“楚之菁茅不贡于天子三年矣”），再以“余为天子伐楚，而蔡不以兵听从”之名袭蔡，此即为借“为天子诛讨叛逆”之名，行“报仇雪恨”之实。这个“名”是“为天子诛”,但只是利于“实”,而非符“实”,因此是名分之名，也即是正物之名。
　　
　　5. 往世之主，有得人而身安国存者，有得人而身危国亡者。得人之名一也，而利害相千万也，故人主左右不可不慎也。 （《韩非子·说疑》）这段引文中，韩非讨论了得臣的名与实。他以过去的君主为例，有的因为得到贤臣而“身安国存”,有的因为得到贼臣而“身危国亡”,但就得到大臣这件事而言他们是-样的，可是结果的利与害却千差万别了，所以君主对臣下不能不谨慎审查。这里的“名”
　　
　　即为“得臣”,不管是得“贤臣”还是得“贼臣”,都有“得臣”之名，但韩非认为，只有得到对国家和君主有益的贤臣，才是“得臣”之实，因此“得人之名”属于正物之名。以上是对 5 条引文的解释，从中可得到韩非的“正物之名”的含义和用法。“正物”这一用法是韩非对荀子“正名”思想的继承，是其“名”的基本用法，也是其名辩思想的基础。在《韩非子》中，“名”的用法有很多，有时同时包含几种含义，或以“兼职”的名目出现。但归根结底，都是在 “正物”的基础之上，衍生出或人为增加上其他的意义，以为其辩说或政治目的服务，例如参验、法令等用法都是在这个基础上提出来的。
　　
　　因此，《韩非子》之中的正物之名是所有“名”用法的基础，没有“正物”就谈不上其它的用法。这也正是韩非“法”思想的本质要求。
　　
　　（二）参验之名
　　
　　“参验”是韩非名辩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他提出了“形名参同”观点，并提倡使用“参伍之验”,简称就是“参验”.他的这个思想中包含着观察、调查、比较等方法，也就是用经验事实来验证名。这是韩非特别重视的一个“名”的用法。“参验之名”实际上说的就是形名参验之术，“为《韩非子》法、术、势三科中的‘术’”①。前面提到，“正物之名”是一切“名”用法的基础，“参验”的作用就是，先考察实，然后以名去验证实，看实是否与名相符，对于君主来说，就是对臣民所做的事做出判断和定义，看其是否符合其取得的“名”,这个名即官职。因此，“参验之名”其实就是正物之名的参验用法。
　　
　　既然形名问题即名实问题，那么，正如名和实相统一一样，形和名也相一致。这就是韩非所谓的“形名参同”.韩非说：“名实相持而成，形影相应而立”,他要求事物的名称或声名要与实际相辅相成，就象形体和影子，任何时候都不可分离。这即是“形名参同”,形和名必须统一，韩非十分重视形和名的一致性。
　　
　　1.《韩非子·主道》篇云：“有言者自为名，有事者自为形，形名参同，君乃无事焉，归之其情。”
　　
　　这句话说的是，臣下进言，就是在表达自己的主张，臣下办事，自然表现出一定的效果，做事的效果和自己的主张经过验证相符合，君主就可以“无为而治”,而使事物呈现出它们的本来面目。“形名参同，归之其情”,这就是说君主以进言者所言之名，与其所做之事即形进行参验比对，看形名是否相符，如果相符，就说明进言者所进之言是有事实依据的，不是妄言。
　　
　　形名参同，就是以“形”来验证对比“名”,检查两者是否吻合。结合韩非“术”的思想，可称之为“形名术”.一切事物都有“形”亦有“名”.“形”是指事物的具体形态或实体，所以有时也可以用“实”、“物”、“事”来代替“形”;“名”是对“形”的称呼，也是对形进行一种规定，即形的规定性，就是名称或名分。“形名术”的主要任务就是找到“形”和“名”相互符合的办法。上述引文的“形名参同”,就是“拿臣下所做的事来验证他们所说的话，看两者是否相合。这种以言责实是韩非形名术的主要内容”.①形名参同，必先以名命形，然后才可以参验之。故而参验之名，必以正物为先。
　　
　　2.“为人臣者陈其言，君以其言授之事，专以其事责其功。功当其事，事当其言，则赏；功不当其事，事不当其言，则罚。故群臣其言大而功小者，则罚；非罚小功也，罚功不当名也。群臣其言小而功大者，亦罚，非不说于大功也，以为不当名也害甚于有大功，故罚”.（《韩非子·二柄》）在这段话中，韩非强调：言不当功者则罚。臣子发表的意见，做出的判断，是君主派予其事情的依据，所做的事功效不符其言论要受罚，功效超过了其言论也要受到惩罚。
　　
　　因为这两种情况都是功不当其名，所以要受到惩罚。韩非认为，功大本来是好事。但形名不当，其“害甚于有大功，故罚。”形名当，也就是“形名参同”.韩非为什么如此强调“形名参同”呢？因为他所倡导的“术”,其核心就是“形名参同”,是他实战治国方略，维护君主统治的重要手段。他强调，形名参同，则“民乃守职”,“上下和调”（《扬权》）；形名参同，则“用其所生”（《扬权》） ,法令才能畅通，治国方略才能得以实施，才能做到“功当其事则赏”,“功不当其事则罚”;形名参同，“君以其言授之事，专以其事责其功” （《二柄》） ,达到“君乃无事” （《主道》） 的最终目的。相反，如果做不到形名参同，则“有主名而无实，臣专法而行之，用天子是也”（《备内》） .
　　
　　对于“群臣其言小而功大者，亦罚，非不说于大功也，以为不当名也害甚于有大功，故罚”这句话。《韩非子集释》给出了这样的解释：“王先慎曰：‘此言因功失法则国无守，故不当名之害甚于有大功。’陶鸿庆曰：有大功不得为害，‘害甚于有大功',义殊难通……此文当云’非不说于大功也，以为不当名之害甚于无大功‘,文义方合……奇酞案：陶说是，但甚于无功，大字亦当衍，尽无大功亦不得为害也。”
　　
　　臣民所进之言，与他们的实际做事取得的功效不对等，即名实不符，这时就用到“形名参验”的方法，而“形名参验”的依据是“实”,需要以实正名，再以名考察功的大小，这其实就是要求要以正物为先。
　　
　　3.《韩非子·扬权》篇云：“用一之道，以名为首，名正物定，名倚物徒。故圣人执一以静，使名自命，令事自定。不见其采，下故素正。因而任之，使自事之；因而予之，彼将自举之；正与处之，使皆自定之。上以名举之，不知其名，复修其形。形名参同，用其所生。二者诚信，下乃贡情。”
　　
　　“用一之道，以名为首”.一，这里是道的意思。前面两句话的意思是：运用道的方法，首先要做的是确定客观事物的名称，名称确定了，事物的性质也就能确定下来了；若制定的名称出现了差错，事物的性质也就难以把握了。君主要用虚静的态度来掌握道，名称要让它所反映的内容去确定，事情要让它自身的性质去确定。这两句话其实是韩非在论述名实问题，他提倡名要参照实，实要能验证名，才能达到名实相符的要求。这里的“名”既是参验的对象，也是实要反映的内容，因此是“参验之名”.
　　
　　“名正物定，名倚物徙”,名表示的是事物的外在形态，事物的形态通过名彰显出来。所以当名与事物的外在形态相吻合的时候（即正），那么事物的形态才是确定的，反之，若名与事物形态不符或相差甚远（即倚），那么事物的形态是无法认识的。例如，《吕氏春秋》的《审分》篇关于“正名”有一段论述：“今有人于此，求牛则名马，求马则名牛，所求必不得矣；……万物，群牛马也。不正其名，不分其职，而数用刑罚，乱莫大焉。……皆以牛为马，以马为牛，名不正也。故名不正，则人主忧劳勤苦，……故至治之务，在于正名。”这段话论述的是“正名”的重要性，是对韩非上述论题的佐证。由于名倚则物徙，故名必须正，这就要用到“参验之术”.
　　
　　（三）法令之名
　　
　　“法令”的意思是统治者为了维护其统治，制定法度、法律规范社会秩序，这样的法律条文就是法令，法令为《韩非子》中法、术、势思想中的“势”.在《韩非子》一书中，“形名”与“刑名”并用之处众多，如：“有言者自为名，有事者自为形，形名参同，君乃无事焉，……同合刑名，审验法式，擅为者诛，国乃无贼”（《主道》）；“上以名举之，不知其名，复修其形；形名参同，用其所生。二者诚信，下乃贡情。……君操其名，臣效其形，形名参同，上下和调也。……周合刑名，民乃守职；去此更求，是谓大惑”（《扬权》）。因古时“形”与“刑”通用，所以一般情况下两者是没有区别的。
　　
　　但当涉及到法令时，用“刑名”更贴近作为法家代表韩非的逻辑思想。“法令之名”指的是具有法律或法规意思的“名”.
　　
　　《诡使》篇有：“夫利者，所以得民也；威者，所以行令也；名者，上下之所同道也。”、“今利非无有也，而民不化上；威非不存也，而下不听从；官非无法也，而治不当名。”
　　
　　第一句话中，“利”指的是利禄，即奖赏；“威”指权势，权威，即刑罚；“名”是全国上下都要遵守的行事规范，也就是赏罚的标准。这里的名指的就是法令、制度。所以是“法令之名”.
　　
　　第二段话的意思是：现在利禄不是没有，而民众却不为君主所感化；威权不是不存在，而下边的人却不服从；官府不是没有法令，而用来治理时却名不符实。很明显，这里的名不符实即“治不当名”中的“名”指的就是法令法律。所以这里的名也是法令之名。
　　
　　韩非在论及“刑”与“名”的关系时，此时的名多是法令之名。如“据法直言，名刑相当，循绳墨，诛奸人，所以为上治也，而愈疏远”（《诡使》）。“刑之烦也，名之缪也，赏誉不当则民疑，民之重名与其重赏也均”（《八经·听法》）。“据法直言，名刑相当”,说的是根据法律行事，并且实际执行的刑罚与法律条文是相符的。所以此处之“名”亦为法令之名。
　　
　　“刑之烦也，名之缪也”,对于此句中的“名”,《韩非子集释》云：“奇酞案：此名，指赏誉之名。”
　　
　　但根据下文的解释，赏誉不当的时候民众会产生疑问，显然这个疑问针对的是赏誉的标准即法令。所以下句“民之重名与其重赏也均”中的“名”应当指的就是法令或法律。此为法令之名。《八经·听法》开篇即讲“官之重也，毋法也；法之息也，上暗也。”可知该篇主要是论法。由此，“刑之烦也，名之缪也”也可理解为刑罚之所以被频繁使用是因为法度失当，而法度失当的其中一个后果便是“赏誉不当”,赏誉不当民就不重视法令，这样就容易触犯禁令，并因此受到惩罚，受到的刑罚多了，就产生了“刑烦”.所以此句中的“名”虽有“赞誉”之意，但主要还是指法令法度，应为“法令之名”.
　　
　　“法令之名”的作用是建立在“正物之名”与“参验之名”准确使用的基础之上。
　　
　　法令是人们必须遵守的，它体现统治阶级的意志，也要在遵循客观事实。所以规范制定的是不是合情合理，名正言顺，就显得尤为重要，这就需要做到“正物”;在使用“法令”的过程中，施行的惩罚是否与法律条文相对应，即“名刑相当”,就需要用到“参验”,将法律条文和犯罪事实准确的对应是准确量刑的前提。
　　
　　三、《韩非子》中所体现的名实观
　　
　　韩非是先秦最后一位杰出的唯物主义者。他的唯物主义的哲学思想也从名实关系上表现出来。他和墨、荀一样，都认为实是客观存在的，名是客观存在的实在我们思想上的反映。他指出：“名正物定，名倚物徒”（《韩非子·扬权》）。这两句话的意思其实“名正于物定，名倚于物徒”.名是决定于物，物定名才正，物徒名才倚，这是物（实）决定名的唯物主义观点。韩非接着说：“不知其名，复修其形”,不知其名有两个含义，一即天下事物，有形必有名。第二种含义，当名已经产生混乱的时候，在逻辑上说，即概念不清，这时就须检查它的原本形体，来修正此不清之名或混淆的概念。这就是“复修其形”.
　　
　　从韩非的眼光看，名和实都不是随意规定的。在《韩非子·主道》中，他提到“故虚静以待令，令名自命也，令事自定也”.在《韩非子·扬权》篇中又云：“圣人执一以静，使名自命，令事自定。”这就是指事物之名，由事物本身所决定，并非人的主观上强为之名，所以说“令名自命”.一件事情应该怎样做，由事情本身所决定，也不是人的有意规定，所以谈“令事自定”.韩非两次提到“令名自命，令事自定”,充分表现了他对事和名的客观依据的肯定，表明了他的唯物主义观点。
　　
　　与墨、荀不同的是，韩非的名实观中渗透着法术的思想。司马迁称“韩非好刑名法术之学”,他讲刑名是为法术服务的。在他之前，各家对形名“只作逻辑理论的分析，而他却是结合实际的法术进行分析，他以前的逻辑学者一般都把名作为逻辑的概念，而形即指客观界的实。但韩非不同。他把名指言，而形指事说。言和事的关系，即名和实的关系。”①韩非为君主维护权威，掌控国家着想，认为只要君主抓好形名这一总枢纽，即可达到无为而治的理想，人主根据人臣的陈言，然后给做某一官职的事，有功就得赏；否则所做的事和言不合，或功不当其事，就要受到惩罚。赏罚即君所操的二柄。“名实观在儒家那里主要还是政治秩序的理想，而到韩非这里则逐渐发展成了一种统治的方式。
　　
　　即侧重于对以法为中心的政治制度的建立和具体实施，它更加具体化和制度化了。”②《韩非子·定法》中又说到“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贡实”.这样，韩非之所谓形名有三种义：一、把言当作名，把事当作形；二、官为名，做官的人则为形；三、把法称为名，按照法所做的事称为形。而这三种意义是互相关联的。事与言必须相符，官与职必须相称，臣下所做的事，又必须以法为准则，否则为名实不符。在《韩非子·功名》中，他有清楚的解释：“人主者，天下一力以共载之，故安；众同心以共立之，故尊；人臣守所长，尽所能，故忠。以菩主御忠臣，则长乐生而功名成，名实相待而成，形影相应而立。”人臣守所长，尽所能，即赋予他们一定官职（即名），让他们发挥应有的效能（形）。这样，他的官职之名，即和他所作之事（形）结合，这即“名实相持”,“形名参同”.反之，如果“立功者不足于力，亲近者不足于信，成名者不足于势。近者已亲，而远者不结，则名不称实者也”.“名不称实”即指事（形）和官职（名）不相称。这即韩非形名相合的新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