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城市高中生教育补习的因素研究引论

　　第 1 章 引论
　　
　　1.1 研究的缘起
　　
　　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国家（地区），补习早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就已十分普遍，而到近年更在西欧、北美及澳洲等国家开始流行。不少学者认为，补习的普及情况与社会的文化差异有关。东亚地区受儒家思想影响，重视学业，强调努力，补习的风气较容易形成和发展。在中国，放学后背着同样重量的书包奔波于各种补习班的学生随处可见。无独有偶，教育补习泛滥的国家（地区）并非中国大陆独有，日本、韩国、港澳台地区以及东南亚地区的补习活动同样十分兴盛，并且延续的时间远超过中国大陆。对于蓬勃的教育补习现象，Mark·Bray 曾经这样描述，“对全世界数以百万计的学生来说，放学铃声的响起并不意味着一天教育的结束”很多学生离开学校后，休息一下甚至不休息，就去参加私人补习，有的学生甚至不离开他们的教学楼，在同一间教室，参加同个学校，甚至同个老师的补习。
　　
　　根据 PISA2003（国际学生评价计划）的数据统计，东亚地区如南韩、香港、日本，学生参加教育补习的比例分别是 45%、50%和 60%.在香港，有 70%以上的中学生每星期会用 4 小时以上的时间去补习，在澳门，高中学生每星期用在补习的时间更高达 20 小时。这些数字令人震惊。从个人角度来说，本人自初一起就开始持续性地接受教育补习，补习的科目涉及到数学、物理、化学、英语，甚至语文，我曾暗自窃喜有个当老师的母亲，给了我“吃小灶”的便利，也曾无数次抱怨自己丧失了自主学习时间和课外活动时间，所以我经常思考，参加补习对我来说到底有没有用？我到底为什么参加补习？研一下学期寒假，我受聘于我们家当地的一户官宦之家，为其正读高二的一对双胞胎女儿补习英语，让我惊讶的是其父母对补习的崇尚程度已经到了“只要出钱请家教，成绩完全可以不用担心”的地步，而他们的孩子在补习的过程中则完全表现出一种“无奈”及“被强迫”的态度。我不禁又开始思考，到底是什么原因驱使学生参加补习？参加补习跟学习成绩的提高有关联性吗？学生和家长的态度是否和学生参加补习有关联性呢？
　　
　　出于对补习现有研究状况的了解及笔者的个人感受，故以教育补习为题，进行了专门的调查研究，研究拟通过对江西省三个代表性地区的抽样调查和数据分析，来探究以下三个基本问题：（1）了解江西省城市高中生教育补习的基本情况：教育补习的规模和强度如何？补习活动在各科目、各年级之间的分布情况如何？学生参加补习的主要原因和途径有哪些？平均补习支出有多少？补习的成效如何？（2）探究江西省城镇高中生参加课外补习的影响因素，具体包括高中生参加教育补习机率的影响因素及家庭教育补习支出的影响因素。（3）探讨教育补习对主流教育、社会及经济的影响。
　　
　　1.2 研究的意义
　　
　　目前，教育补习这一社会现象在中国各个城市中非常普遍。但是，对于教育补习的实证研究相对较少，并且，对江西省城市高中生教育补习情况的调查仍是空白。故本研究试图弥补这一不足。研究将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江西省三个地区的 6 所高中的高中生接受校外教育补习的现状进行研究。这将有助于进一步揭示教育补习这一现象在国内的现实状况，进而使社会各方能够更加客观地看待教育补习。同时，对高中生教育补习的实证研究还能为各相关部门在处理有关中等教育的问题上提供现实依据；为学生及家长正确认识教育补习这一现象提供参考。
　　
　　1.3 概念界定
　　
　　英文中，教育补习有多种表达：英联邦国家多喜欢用“private tutoring”、“private tuition”,当然也有用“private supplementary”这一表达。目前国际上使用的比较多的是“影子教育体系”（shadow education system）。最早提出这个概念的是对教育补习做出系统研究的世界比较教育学会联合会前会长马克·贝磊（Mark Bray）教授。他认为这个隐喻从很多方面来讲都十分贴切：第一，教育补习仅仅因为主流教育的存在而存在；第二，当主流教育系统的规模及状态改变时，教育补习的规模和状态也会发生改变；第三，几乎在所有的社会，公众的注意力更多地关注于主流教育系统而不是它的影子；第四，影子系统的特征不如主流系统明显。国内研究者对教育补习的界定各有不同，彭湃最早引进 “影子教育”的概念，他认为“‘影子教育’是由私人支付的、存在于主流教育之外的补充性教育，它以学术性课程为教学内容，以正规学校中的小学生为对象。”
　　
　　还有学者认为教育补习指中小学生在接受学校教育之外所接受的文化课或艺术方面的辅导或补习，主要形式有：聘请家庭教师、参加假期或周末学校、参加日常补习班。“②也有人认为，”教育补习是指由家庭购买的正规学校教育之外的辅导形式，如聘请家庭教师或送子女到补习班就读等。③“北京师范大学教育部教授曾晓东认为教育补习在义务教育阶段的主要形式有：以”一对一“教育、”尖子生“教育为特点，对正规教育体系的教学科目进行补偿性的教育；对满足学生个体兴趣和需要的特长教育；对无法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学业进步的学生的干预教育。
　　
　　可见，国内学者在教育补习概念的界定上存在差异性与共性。差异性主要体现在艺术类、兴趣类辅导是否应囊括在教育补习的范畴之内，笔者认为这类差异应归因于艺术类、兴趣类的辅导并非一定属于以应试为目的补习，故应做特别讨论。而共性在于以下几点：一是关于教育补习存在的空间--在学校教育或称主流教育之外；二是教育补习所体现的内容--大多类似于学校课程，主要以文化课为主，以应试为目的；三是教育补习所面向的对象--以在校学生为主体。
　　
　　综上所述，本研究将教育补习的概念界定为：教育补习是涵盖对学术课程的教育补习，是由获取资金回报的教育补习教师或机构提供给在校学生的针对主流学校教育的一种补充性的教育。关于这个定义的详细阐述如下：
　　
　　（1）学术课程。这里的学术课程指主流学校教育中讲授的学术课程（比如：数学、语文），不包括辅助的课程方面（比如：音乐、舞蹈），也不包括学校教育中非主流课程的学习（比如周末兴趣班）。
　　
　　（2）资金回报。这里的资金回报是指有偿的教育服务，不包括学校教师因学生需要而自愿在正常教学时间之外上的课程，也不包括家庭成员给予其他家庭成员的自愿的帮助。
　　
　　（3）对主流学校的补充。这里所说的教育补习在学校时间外提供，大部分在夜晚、周末或者放假期间在校外上课。
　　
　　目前，江西省高中教育阶段学校统一组织补课的情况较多，考虑到这种补习仍属于学校教育，且在政策上不被允许，具有一定的敏感性，真实数据不易获得，故这类补习形式不在本文的研究范围内。
　　
　　1.4 研究概述
　　
　　1.4.1 国内研究概述
　　
　　（1）教育补习的基础理论研究
　　
　　2004 年的中国城镇居民教育与就业情况的调查显示，有 73.8%的小学生、65.6%的初中生和 53.5%的高中生接受教育补习。
　　
　　国内对教育补习的相关研究多以”家教“、”教育培训机构“、”有偿补习“、”非正规教育市场“等形式体现。王巧林以补习教育与主流学校的冲突与和谐为基点分析了补习教育日益兴盛的原因，主要包括应试教育的推动、国人重视教育的传统、家庭经济收入的提高、人口数量的增加与流动、家长们自身的条件和境况、社会分配的不均衡等层面，并提出要对补习教育进行合理规范。
　　
　　除此之外，王吉认为补习教育兴盛主要是新课改问题的体现，他认为补习班是被课程改革实施中的问题催发的，并认为这种现象的存在是合理的，但要对其问题进行规范。
　　
　　戴勋通过 2004年的相关数据，对我国教育补习的发展规模、教育支出、补习科目与强度、供给和需求等方面进行了论述，并针对其问题提出了可能性的对策。
　　
　　习评价的问题上，持补习对学校教育有益观点的人大多持有”教育学话语“,认为补习存在教育意义，如谢丽玲结合新课程的理念，带着一种积极支持的立场对”课外补习“的教育形式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她认为新课程关注每一个学生的全面发展，强调有教无类，注重因材施教，课外补习是实现每一个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措施之一。
　　
　　当然，很多学者在看到教育补习的消极影响后，更多的是呼吁政府进行有效规范。
　　
　　（2）教育补习的比较借鉴研究
　　
　　澎湃是我国最早对教育补习作出比较研究的学者。他系统的介绍了国外教育补习的地理分布与影响因素、补习科目与学习强度、补习规模和成本变化以及教育补习的供给与需求，阐述了教育补习的广泛影响，具体包括对学业成绩的影响、对学校教育的影响以及对社会的影响，同时还归纳了各国（地区）对教育补习不同的治理政策，这为后期教育补习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可借鉴资料。
　　
　　赵霞对中国和韩国的教育补习进行了深入的比较研究，弥补了中国在教育补习方面跨国研究的缺乏。她通过对中国和韩国的教育补习状况分析，深入挖掘背后的原因及造成的影响，并考察中韩政府在教育补习方面的政策改革，从而得出政策建议。
　　
　　事实上，通过这类比较研究，我们或许还能进行一些文化层面的思考，一类教育现象的背后往往会因为不同的文化基因而拥有不同的表现方式，这也是比较研究的一大价值所在。近些年来，国内学者们开始陆续翻译国外有一定价值意义的、与教育补习相关的文献资料。廖青翻译的”影子教育“之全球扩张：教育公平、质量、发展中的利弊谈就有很好的借鉴意义。马克·贝磊（MakerBray）的专着《教育补习与私人教育成本》亦被翻译成书。总体来说，不论是比较或是借鉴，都给中国的影子教育研究打开了一扇窗，这将扩大研究者的理论视域，同时也将给中国相关领域的政策制定者提供可贵的参考资料。
　　
　　（3）教育补习的相关政策研究
　　
　　较之于国外对于教育补习的治理经验，国内对教育补习的规范还未形成详尽可行的政策体系，其研究尚停留在探索阶段，研究者所提出的大都是建基于他国治理经验之上的可能性的规范措施。如杨洪亮通过系统地解读《影子教育的挑战：欧盟家教及其对政策制定者的影响》，提出对我国教育补习市场治理的启示：要注重教育公平，加强对有偿家教的管理，并重视各方监管的合力作用等。
　　
　　罗建河等提出借鉴台湾经验，加强对供给主体的管理，建立比较统一的管理规范和管理制度。
　　
　　楼世洲则从教育补习对基础教育政策的影响谈起，揭示出教育补习的治理困境，在此基础上阐述了可能性的政策选择，他提出要在兼顾各方利益诉求的基础之上建立合理的规范机制，从而保证学生额外教育补习需求与公立教育的公益本位各得其所。
　　
　　总体说来，研究者们普遍认为对教育补习的规范管理是一个渐进式的过程，规范体系应建基于对情境的全面分析之上。
　　
　　1.4.2 境外研究综述
　　
　　境外学者从 20 世纪 80 年代就开始了对教育补习的研究，90 年代达到高峰，当前对此教育现象的关注非但没有丝毫减弱反而越来越普遍。
　　
　　（1）教育补习的规模
　　
　　在韩国，2007 年的数据显示，有 63.1%的高中生、78.4%的初中生及 88.2%的小学生正在参加教育补习。韩国的教育补习形式各异，有 44.5%的学生加入被称为私立学院的机构，25.4%的学生接受个别化的或班组式的课外辅导，5.0%的学生接受网上课外辅导，10.4%的学生做公司提供的学习单。
　　
　　在法国，到 2006年为止，课外辅导机构已连续六年取得了超过 15%的增长。从市场总规模上看，25%的初中生和 33%的高中生正在接受教育补习，这其中大部分学生选择参加数学方面的课外辅导。并且，法国的教育补习存在地区差异，巴黎的补习规模最大，有 75%的学生正在接受教育补习。法国的补习方式大致分为两类：独立从业的私人教师和课外辅导公司。
　　
　　在毛里求斯，小学六年级的学生参加补习的规模达到 72.7%,中学六年级的学生参加补习的规模为 87.2%.70%的小学生每周接受二至五天的课外辅导，88%的孩子接受一位辅导老师的帮助，9%的学生接受两位辅导老师的帮助，3%接受三位辅导老师的帮助。
　　
　　在中国香港，2006 年的政府统计数据表明，有 34%的中小学生在接受教育补习，从 2004-2005 年对13600 户家庭的调查数据中可知，36.0%的小学生、28.0%的中学低年级学生、33.6%的中学中年级学生和 48.1%的中学高年级学生正在接受教育补习。
　　
　　在日本，2007 年的一项调查发现，一个叫作”塾“的补习学校为 15.9%的小学一年级学生及 65.2%的初三学生提供教育补习。从这些数据来看，教育补习在东亚、欧洲、及非洲国家都形成了一定的规模。
　　
　　（2）教育补习的影响因素境外学者多通过实证研究调查教育补习的影响因素。在英国，朱迪斯和凯迪（Judith Ireson and Katie Rushforth）采用了实证研究的方法对”影子教育“现象进行了调查与评价。研究表明孩子参加影子教育辅导的机会和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文化背景高度相关。心理、文化、教育和经济因素影响家庭对教师的选择。
　　
　　布兰达和艾伦（Belinda V. de Castro、Allan B. de Guzman）通过对 1235名菲律宾基础教育学生参与影子教育决定性因素的问卷调查，发现尽管上升的教育成本和社会经济地位是影响因素，但仍然存在着许多其他推动因素决定菲律宾的学生继续参加影子教育活动，如家庭教育程度、家庭收入、血缘关系结构、文凭需要、性别等。
　　
　　在素加塔（sujatha）展示的有关印度农村样本的数据中我们可以发现，初中生接受教育补习的比例为 29%,而城市地区的初中生的相应比例为 64%.研究显示，城乡的地区差异对教育补习的参与机率有显着影响。
　　
　　覃赛和博肯（Tansel and Bircan）在对土耳其的教育补习研究过程中发现，性别及家庭的收入水平等因素对学生参加教育补习的机率有所影响。
　　
　　（3）教育补习的影响
　　
　　亚松斯兰普里奥和斯科拉阿凡提兰普里奥（IASONAS LAMPRIANOU &THEKLAAFANTITI LAMPRIANOU）从人口学、社会学等视角研究影子教育对塞浦路斯的社会影响（塞浦路斯是欧洲的一个影子教育非常盛行的国家）。政策的制定者、媒体、教师联合会多次指出教育补习是主流教育和家庭所遭受的诅咒甚至癌症。为了维持教育平衡，消减教育补习给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塞浦路斯相关教育管理部门（MOEC）设置了自己的机构用于向贫困学生提供资助，已有 40 个国家控股的私人培训机构对成百上千名学生进行了补习援助。
　　
　　从对经济的影响来看，在韩国，2006 年课外辅导的家庭总支出为 240 亿美元，占 GDP的 2.8%,韩国课外辅导产业促进了就业，为补习老师和相关员工带来了收入；①在法国，教育补习市场 2006 年的估计价值约为 22.1 亿欧元，且每年以 10%的增长率增长；②在希腊，高中阶段的补习费用达到 11 亿欧元，超过该教育阶段的政府开支。
　　
　　从教育补习对学术成就的影响来看，有学者对教育补习与东亚美国青年的学术成就间的影响关系进行了研究，研究显示，恰当形式的辅导与其学术成就间具有明显相关性，但不同的辅导形式与学业成就间的相关性不大。
　　
　　总体看来，教育补习对社会、经济及学生的成绩等方面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4）教育补习的政策反应
　　
　　为减少教育补习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希腊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手段以限制其规模。政策分为两个方向，一是为学生提供免费的补习教育；二是改进正规教育部门的教育质量，尤其是一些学会和文化团体，以增加学生进入高等教育学校的路径，减少私人辅导的需求。这类措施对教育补习市场的规范起到了一定作用。
　　
　　在香港，廉政公署要求教育部罗列注册资格，使之与教育法令的需求相一致，要求教育部所在区域安排常规的巡视去确认未注册的教育补习学校。同时教育部、消防部、建筑部和其他部门的人员组成小组，定期开会，确保规则的顺利运行。台湾于 1981 年在各特定的地理区域设定教育补习学校协会，实行行业内的自我管理，该协会处理公立学校对于本协会内成员的教育补习学校的起诉，代表教育补习学校与政府协商。在韩国，政府面对教育补习已采取了更为全面的方法。一方面是提高学校系统质量的努力，倡导学习类型的多样化；另一方面韩国也积极地开始改变大学的招生制度，鼓励各个大学和学院发展多样化的学生选拔方式。
　　
　　1.4.3 已有研究的启示
　　
　　总体来看，现有的研究已从不同的角度对教育补习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对于我们认识教育补习提供了帮助。但较之于境外学者对补习教育的大规模实地调研，国内大部分学者主要采用比较研究、文献研究的方法，较少运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对教育补习的规模、强度、成本等进行实地调研。具体来说：（1）国内教育补习实证研究缺乏。从已有研究来看，国内关于教育补习的研究除了翻译、介绍境外研究之外，大多都集中在哲学的思辨和理论的推论上，实证研究较少。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其在不同经济、文化及社会背景下的表现各异。研究者通过实证研究，能亲自对研究对象进行调查访谈，从而掌握大量的一手资料。并且，研究在数据的支撑下，不仅调查的信度会有所增加，而且也能增强研究的参考价值。（2）高中阶段的实证研究较少。已有的实证研究多集中在义务教育阶段，对高中阶段教育补习的实证研究较少，有学者表示，高中阶段学校统一组织补课的情况多，故并没有将高中纳入研究范围。
　　
　　但是，其忽略了随着高考的临近，高中生在学校课程之外的补习需求有增无减。再者，想要全面的了解教育补习这一现象，就应该要对其不同阶段的表现进行研究。只有在深入观察教育补习在不同阶段的表现时，我们才有可能去捕捉它的本质，去进行思辨研究和理论上的思考。（3）江西省的教育补习实证研究属空白。近年来，虽然国内关于教育补习的实证研究有上升的趋势，陆续有学者对湖北省、甘肃省、深圳市等地区进行了教育补习的实证研究，但还未有学者对江西省的教育补习现象进行大规模的实证研究。因此，本研究在对现有文献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拟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以江西省为个案，就教育补习的现状进行全面调查，以期为该领域的研究者提供具有一定价值的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