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钟馗题材小说创作原因
钟馗传说和信仰一直以来都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钟馗传说的来源主要集中在“摊仪说”、“木棒说”、“人名说”三种说法。钟馗信仰的产生与钟馗传说是密不可分的，二者互为表里。魏晋至唐五代是钟馗信仰形成的重要阶段，宋元时期是钟馗信仰与民间民俗文化进一步融合的阶段，到了明清时期才进一步形成文学小说的特色。明前关于钟馗的文学描写囊括小说、戏曲、诗文等众多领域，结合这些珍贵的文学资料，在明清时期的大背景下，探讨钟馗题材小说作家的创作动机，揭示钟馗题材小说创作原因。
第一节钟馗传说与信仰的滥筋
在中国传统文化浩瀚的长河中，有着众多的吉祥民神，钟馗则是一位非常特别的神抵人物。他沟通了天、地、人三界，游走于人、鬼、神之间，既是神话的、传说的人物，又是现实的、俗世间的人物。有人称他为“鬼雄”,也有人敬他为“馗神”.钟馗所涉及到的中国文化、民俗文化和朝野的认识度，几乎是其它诸民神不可比拟的。
钟馗信仰在唐代初年就已经存在，由于钟馗不是真正的历史人物，而是受普通民众深入膜拜的神灵，所以必然会有许多关于他的传说，这些流传在世的神话传说正是钟馗信仰的产物。最早的有关钟馗故事的记载文献是北宋年间沈括的《梦溪笔谈》，经过此后的《天中记》、《事物纪原》等加工，使得钟馗的故事基本定型。
钟馗传说的起源，学术界众说纷纭，这里大致归纳为“三说”,即“摊仪说”、“木棒说”、“人名说”.首先，滩仪说。据敦煌写本经文伯三五五二《儿郎伟》记述：“驱摊之法，自昔轩辕，钟馗白泽，统领居仙。”土认为钟馗是在岁末统领大众的“驱滩”之神。《周礼·夏官》云：“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帅百隶而时摊，以索室殴疫。”①而敦煌写经斯二零五五《除夕钟馗驱滩文》则把钟馗描写的是“着豹皮”、全身“朱砂染赤”.这和方相氏“蒙熊皮”、全身“玄衣朱裳”一脉相承，二神的目的都是逐恶驱鬼。由此对比可知：
钟馗是自远古滩仪之“方相氏”演变而来。这也是钟馗信仰之产生阶段在我国民间的原始风貌；其次，木棒说。《周礼·考工记》说：“大圭（玉器）终葵首。注，终葵，椎也。齐人谓椎为终葵”.所谓“椎”者，棍棒也。清代顾炎武《日知录》引马融《广成赋》中“挥终葵，扬关斧”,“盖古人以椎逐鬼”②。从音韵学角度看：“终”与“葵”二字反切，即“终”字声母与“葵”字韵母相拼发“椎”音，“椎”即为大木棒，而大木棒在上古时期为驱鬼之用。《考工记》又说“终葵”二字通“钟馗”,后来人们逐把它人格化，钟馗驱鬼的传说也就由此产生了；最后，人名说。唐代王仁熙在《切韵》中最早明确指出了钟馗是神名的看法。
清人赵翼也在《陕余丛考》中记载“‘终葵’本为逐鬼之物，后世以其有辟邪之用，遂取为人名，并附会为真有钟馗其人”③，目的是压鬼拒邪、健壮长寿。魏献文帝时有大将杨终葵、北齐武帝时有宦官宫钟馗、隋朝宗室有杨钟葵、汉王部将有乔钟葵、汉朝以后朝野很多人争相以钟葵、钟馗为名。摊仪说中，摊仪本就是阵容极其强大的驱鬼逐疫的仪式，广泛用于宫廷和民间。钟馗貌丑和其凶恶的造型，很有可能就是由摊仪中“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的方相士转化而来。这种跳假面舞以驱鬼逐疫的仪式中，除了舞队还有各种门神、判官，钟馗也在其列。这种阵容强大、热闹非凡的仪式，其目的就是要营造一种强劲的声势和氛围，来驱除邪祟和威震鬼怪。小说中钟馗斩鬼的功能很可能是受此启发。
木棒说中，玉圭、玉璧等玉器，本就是原始时代原始人类用于巫术和服务原始宗教的工具，是原始人类宗教信仰的重要表现形式，后来甚至发展成部分贵族的权力象征，具有一定神圣性。从已出土的原始玉圭来看，其顶部雕刻的兽形人面图很可能就是小说中具有辟邪杀鬼特点的钟馗原型。而以钟馗为名的人名说，同样反映了钟馗具有辟邪的功用。钟馗题材小说作者受此启发，以钟馗为名，直接附会为真有其人，对钟馗题材小说的创作具有直接的刺激作用。
钟馗传说和信仰的产生与发展，直接启蒙了钟馗题材小说作家的创作灵感，结合“三说”而初步成型的钟馗缩影则顺势而生。此后，随着宋元时代钟馗传说与故事的进一步成熟，钟馗题材小说亦逐渐形成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