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的“检验与评价”问题的形成与认识误区

　　知识的检验与评价关系问题，即知识的真理性是通过检验保证的，还是通过评价保证的?二者的关系是什么?这一问题产生于古代和近现代哲学家们关于“知识的确立”，即“知识何以为真”的问题的探讨与争论之中。古代和近代的哲学家都是从知识的来源的角度来保证知识的真理性的。现代科学认识论则是从“证明”角度来寻求知识确立的根据。从逻辑实证主义的“证实”到批判理性主义的“证伪”，再到历史主义的“评价”以及诸多学派的回响，现代科学认识论围绕知识的证明所作的探讨，使得知识的“检验与评价”关系问题得以彰显，并成为当代认识论与科学方法论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

　　一、库恩与波普的争论:问题的产生

　　在关于“知识的确立”问题上，波普作为批判理性主义者的代表人物，坚持科学理论知识必须经过经验检验才能被证明是确实的，但他的检验不是“证实”而是“证伪”。他认为经验之所以能够成为理论的试金石，其真实原因不在于经验能够被理论证实，而在于经验能够证伪理论。“科学理论一般都表达为全称判断，经验的对象总是个别的，个别的事例证实不了一个全称判断，但可以证伪这一判断。”
　　因此，只有坚持证伪原则，才能把经验观察作为检验知识的标准。
　　波普的这一观点遭到了库恩的强烈反驳。库恩认为:科学发展的模式是由一个常规科学传统转变到另一个常规科学传统，两个传统之间则是非常科学或科学革命的插曲，是科学进步的中断。常规科学传统是由一个公认的理论决定的，这个理论包含着研究的方法和技术，它指定什么疑难问题要加以研究，并且什么样的解决是可以接受的。库恩把这样的理论叫做“范式”。范式是实际科学实践的公认范例———它们包括定律、理论、应用和仪器在一起———为特定的连贯的科学研究提供模型。因此从范式中，产生了科学研究的特殊的连贯的传统即常规科学。常规科学活动大部分就是为了实现范式的最初愿望而进行的“扫荡战”，“其方法是扩展那些范式所展示出来的特别有启发性的事实，增进这些事实与范式预测之间的吻合程度，并且力图使范式本身更加明晰”。因此，在常规科学阶段，事实和理论没有永久的区分;并且由于范式的作用，受检验的往往不是理论，而是科学家解决问题的个人能力。
　　由于在发展范式的过程中，常规科学表现出自身的优点和缺点:一方面，范式提供了选择问题的标准，当这个范式被视为当然时，这些问题就能够当作是可以解决的;但是另一方面，由于常规科学活动似乎是强把自然界塞进一个由范式提供的已经制成且相当坚实的盒子里。而对那些没有被装进盒子里的现象，常常是视而不见的。在阐明范式的过程中出现了问题和异例，而一个常规科学传统试图加以解决而再三失败，就会产生科学团体不再能回避破坏科学实践现有传统的反常时期。这种破坏传统的活动中最普遍的，库恩就称之为“科学革命”。库恩把科学革命看作科学发展中的非累积性事件，其中旧范式全部或部分地为一个与其完全不能并立的崭新范式所取代。库恩认为:范式之间是不可通约的，选择一个新的范式意味着必须学习去看一种新的格式塔，科学革命是世界观的转变。
　　库恩与波普争论的焦点可以被简化为两个问题:第一，在常规科学研究中，由于范式的作用，并不存在波普所谓的检验;第二，在非常规科学研究中，新旧范式的选择也不是波普所谓的通过证伪的“检验”，依照库恩的范式理论，新旧理论的选择的标准是价值观念而不是理论规则。库恩的反驳暴露了波普将检验等同于证伪在方法论上的弊端。
　　但是，如果库恩的反驳是完全合理的，那么知识的确立过程中就只有基于主观评价的选择，而无需检验。那么，知识的检验和评价之间的关系究竟是什么呢?正是由于波普和库恩的争论，使得知识的“检验与评价”的关系问题成为当代认识论与科学方法论研究的一个重要的问题。为更好地理解知识的“检验与评价”关系的本质，我们必须首先从历史的角度回顾知识的检验与评价问题产生的历史嬗变。

　　二、知识的“检验与评价”问题的历史嬗变

　　(一)古代:从“来源”角度的尝试

　　尽管，从现代知识论的角度来看，古希腊时期关于知识确立的认识是极其简单粗糙的，但这并不妨碍亚里士多德凭借他所掌握的逻辑工具，对知识的确立问题提出了比较系统的看法。在亚里士多德看来，知识之所以具有必然性，因为它是从第一原理中演绎出来的。但是作为原始前提的第一原理是不用证明的，来源于直觉归纳。
　　亚里士多德关于科学知识的确立问题的见解，已隐含着近代的经验论和唯理论的重大分歧。他一方面断言真正的知识只能是演绎的。演绎的最原始的前提必须是不证自明的和真实可靠的，并认为感官知觉和简单归纳法不能达到必然性的知识;另一方面，他又承认以感官知觉的结果为逻辑前提的直觉归纳法是获悉原始前提的唯一途径，也就是说，当作公理的基本的或原始的前提不是推论出的知识。这里存在着一个他本人可能没有意识到的难题:直觉归纳法怎么能够保证知识的原始前提是正确的?

　　(二)近代:唯理论和经验论基于“来源”的努力

　　围绕亚里士多德的问题，近代哲学家分为两派———唯理论和经验论。唯理论从人类的理性中寻找知识确立的根据，即:通过理性的沉思找到一个不可怀疑的基础，作为逻辑演绎的前提，演绎出整个知识的体系。经验论则认为:“上帝既然赋予了人类以获得知识的能力，也就没有必要再赋予人以观念。”
　　“天赋观念”是一个没有必要的错误的理论假设，感性经验才是知识的唯一来源。休谟对经验归纳法的有力批判打破了企图从知识的感性来源来确立知识的迷梦。休谟认为人类知识分为两类，证明的知识和事实的知识。证明的知识是逻辑分析的必然性知识，无需经验的归纳证明;而关于事实的推理“都是建立在因果关系上面的”
　　因果关系只是一种心理联想的习惯，并不代表经验事实之间的必然的联系。既然经验事实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那么经验归纳法就不能证明知识的普遍必然性。康德试图对普遍和必然的科学知识如何成为可能这一问题作出独特的解答，以克服经验论和唯理论的各自缺陷，来回答休谟的问题。康德将科学知识的普遍必然性归结于人类共同的心理素质和认识图式，合理地解答了科学知识何以可能的问题，但却不能合理地解答科学知识确立的可靠根据问题。

　　(三)现代:由“来源”转向“证明”

　　从知识的证明角度而不再从知识的来源角度去寻求科学知识的确立根据是现代科学认识论和近代认识论的一个根本区别。现代哲学学派逻辑实证主义者接受了休谟的区分，将一切命题分为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数学和逻辑命题属于分析命题，经验科学的命题属于综合命题。分析命题通过演绎推理的方法就可以证实，而证实综合命题的方法是经验检验。
　　但是在关于经验如何证实问题，即:“经验证实的程度”和“经验证实的标准”问题上，逻辑实证主义者之间有较大分歧。按照逻辑实证主义的证实原则，经验科学命题经过经验证实才有意义，因此，很多涉及到科学基础的命题都被排除在科学之外。而那些尚未被证实的假说将被作为无意义的命题。因此，逻辑实证主义在“急于消灭形而上学的同时消灭了自然科学。因为科学定律也不能在逻辑上还原为基本的经验陈述”。逻辑实证主义者随后对经验证实的范围作了宽泛的解释，用“可证实性”代替了“证实性”，意即检验综合命题的标准不在于是否被证实，而在于是否有被证明的可能性。
　　逻辑实证主义者围绕“经验证实的范围以及标准”问题所作的争论和一步步的改造，暴露了逻辑实证主义的理论基石“证实原则”自身的矛盾和困难。由于知识表达为全称判断，而经验的对象却总是个别的，因此行之有效的检验只能倒退为“概率的意义理论”。在继承逻辑实证主义的经验“检验”原则的基础上，波普提出了“证伪”的检验方法。

　　(四)诸多学派的回响

　　费依阿本德继承了库恩的观点，认为任何标准(包括衡量方法、价值观念)都是在范式中建立的。比较范式的活动只不过是站在一个范式的立场去评估另一个范式。科学和非科学之间并不存在逻辑实证主义和波普所设想的界限。以库恩为代表的社会历史学派的观点被费依阿本德推到了极端，他完全否认了科学知识的客观性，否认了科学界有公正的价值标准。
　　拉卡托斯对波普和社会历史学派的分歧持中间立场。他反对库恩科学史观中的“非理性主义”，认为历史主义的错误在于夸大了个人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对科学知识发展的作用，赞成波普的理性主义。但是，他反对证伪主义的极端立场:即通过一次性的证伪，就可以驳倒一个理论。拉卡托斯用“科学研究纲领”代替波普所说的“假说”和库恩所说的“范式”。
　　夏皮尔的科学实在论试图回答两个问题:第一，既然科学哲学家已经从历史和逻辑证明科学作为求知的事业是高度可错的，那么，科学成就如何可能?科学知识的真理性如何保证?第二，既然按照任何当前的方法论，我们不能够决定哪些理论是真的，乃至是或然的，并且既然理论在历史上的前后相继在某种程度上是非累积的，那么科学知识的研究如何可能?

　　三、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角度的反思

　　概而言之，知识的检验与评价关系这一问题古而有之。古代和近代的哲学家都是从知识的来源的角度来尝试解决知识的确立问题的。现代科学认识论与古代和近代认识论的一个根本区别，在于现代科学认识论不再从知识的来源角度，而是从知识的证明角度来寻求知识确立的根据。从逻辑实证主义的“证实”到批判理性主义的“证伪”，再到历史主义的“评价”以及诸多学派的回响，现代科学认识论围绕知识的证明所作的争论与探讨使得知识的“检验与评价”问题得以彰显，成为当前认识论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
　　现代认识论肯定了知识的可检验性，但是在检验与评价的关系上，现代认识论的主要流派却有不同的看法。逻辑实证主义和批判理性主义侧重于科学的检验，肯定了科学的检验是确立科学知识的根据。但在检验的标准和方法上，前者主张经验可证实性标准和归纳证明方法，后者则主张经验可证伪性标准和演绎证明方法。逻辑经验主义和批判理性主义对检验理论所做的各种修正暴露了检验理论本身的各种缺陷。为此，后起的历史主义学派提出了如观察渗透理论、单一理论不可检验、科学的研究纲领不可反驳等观点来否定科学检验，企图用评价问题研究取代科学检验问题的研究，并由此导致诸如相对主义、历史非理性主义等相对主义的哲学主张。
　　马克思主义哲学肯定了知识的可检验性，认为实践是检验知识的唯一标准。但是，在实践过程中究竟如何检验真理，实践检验知识的过程中是否必然有评价参与，尤其是检验和评价的关系等问题，还未作出系统且富有说服力的阐述，需要进一步的研究。知识的确立究竟是通过检验还是通过评价保证的?检验和评价在认识过程中的本质、地位和作用是什么?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的角度，合理理解和解决科学理论与科学评价之间的关系，不仅关系到能否确立科学理论的可检验性问题，甚或关系到能否正确认识客观世界等哲学的重大问题。故而，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角度研究知识的检验与评价的关系，不仅有利于厘清当前认识领域在围绕检验与评价关系问题上的种种困惑，也有利于矫正科学和人类实践过程中的种种误区。

　　参考文献:
　　［1］［英］波普尔．科学发现的逻辑［M］．查汝强，邱仁宗，译．北京:科学出版社，1986．
　　［2］［美］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M］．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3］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西方哲学原着选读(上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4］洪谦．维也纳学派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
　　［5］张伟琛．科学哲学:从库恩到后库恩时代［J］．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11，(4):47－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