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我国新型城镇化与服务业融合发展存在的问题和原因分析
虽然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与服务业发展表现出较好的融合发展趋势，融合度不断提高，但仍然存在一些影响二者融合发展的问题。本章主要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根据实证分析结果分析我国新型城镇化与服务业融合发展存在的问题；第二部分对存在的问题进行原因分析。
（一）我国新型城镇化与服务业融合发展存在的问题。
1.人口融合程度低。
新型城镇化和服务业在人口方面的融合主要通过两个指标来衡量：一是城镇化水平；二是服务业就业占比。然而，我国城镇化水平和服务业就业占比都较低。
由于我国特定的经济社会背景和特殊的历史发展进程，我国整体城镇化水平比较滞后，这种滞后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滞后于国内经济发展水平。通过对我国城镇化与服务业融合程度的纵向分析发现，虽然我国现阶段城镇化水平高于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但如果按照户籍人口计算，我国户籍城镇化率只有 36%左右,低于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城镇化的发展水平仍然落后于服务业的发展水平，城镇化发展对服务业发展的带动作用依旧不显着。另一方面表现为滞后于国外同等发展水平国家。虽然世界银行将我国划分为中高收入国家，但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水平和城镇化水平仍然达不到中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表14）。我国2014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现价美元）为7593.88美元，城镇化水平为 54.41%,相比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水平而言，我国城镇化水平与中高收入国家差距较大。
我国服务业就业比重长期偏低，虽然改革开放之后我国服务业就业占比出现快速提升，从 1978 年的 12.2%提高到 2014 年的 40.6%,但依旧低于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并且二者的差距每年都在 7 个百分点以上。从 2002年以来，随着服务业的快速发展，服务业就业比重与增加值比重之间的差距逐渐缩小。截止到 2014 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48.2%,仍落后 7.6 个百分点。此外，"与发达国家相同发展阶段的服务业就业情况相比，如美国在 20 世纪 40 年代末期服务业就业比重就已接近 50%;发展水平相近的巴西、俄罗斯等国其现阶段服务业就业比重均已超过 60%."2.城市功能融合不同步。
2004 年之后，我国城镇化水平和服务业发展水平快速提升，但我国社会服务业和居民服务业的发展速度与城镇化和服务业的发展速度十分不匹配，不仅滞后于城镇化发展和服务业发展的平均增速，居民服务业和社会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甚至出现负增长。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 2005 年的 1.13%下降到 2012 年的 1.04%;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 2005 年的 4.18%下降到 2012 年的 3.47%;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 2005 年的 3.99%下降到 2012 年的3.88%,虽然该比重从 2009 年以来一直在提高，但依旧低于 2005 年水平；教育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从 2005 年的 7.69%下降到 2012 年的 7.02%.
这种发展速度的不同步在新型城镇化与服务业融合发展的过程中势必会滋生出很多矛盾：城镇人口的增加与教育和医疗承载量有限之间的矛盾；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落后之间的矛盾；城市扩张过程中环境污染与滞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大都已经反映在当前的城市生活中，例如大型城市的"城市病"问题；部分城市老城区的排水问题；以及大多数城市存在的环境污染问题等。这些矛盾之中最为严重的，就是城市扩张过程中环境污染与滞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据调查，目前全国 90%的城市水域，65%的居民饮用水源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还有超过 50%的城镇居民饮用水源不达标，严重危害着人民的心身健康。"3.结构融合不匹配。
从全国来看，我国新型城镇化与服务业结构融合的不匹配表现在：较高的服务业就业占比与较低的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但由于我国区域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对于不同的区域这种结构融合不匹配又有不同的表现方式：东部地区表现为较高的服务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与较低的服务业就业占比；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则表现为较低的服务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与较高的服务业就业占比。
城镇化的核心是产业部门的转移，不同区域之间产业发展水平的差异也就导致了城镇化水平的差异，而不同区域服务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会受到本区域产业发展水平的影响。就我国目前情况而言，区域之间工业水平的差异是影响服务业结构融合的主要因素。
东部地区三次产业产值占全国比重相对于其他三个地区而言有绝对的优势，从产业之间看，服务业发展具有相对优势。东部地区工业基础雄厚一方面加快其城镇化的发展速度；另一方面使得该地区的服务业主要满足其工业需求，以生产性服务业为主。而服务业发展水平特别是与工业相关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不能满足其工业需求，是制约东部地区服务业发展的主要因素。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滞后导致其供给不足，难以支撑其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调整的需要。但由于东部地区的城镇化发展水平既落后于工业化发展水平，又落后于服务业发展水平，导致服务业在发展过程中同时要协调高水平的工业化发展和低水平的城镇化发展。
对于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而言，虽然这部分地区的第二产业产值占本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均高于第一产业和服务业，具有绝对优势，但从三次产业生产总值占全国比重来看，第一产业则具有相对优势。这三个地区工业基础的相对薄弱一方面影响城镇化的发展水平；另一方面业使得该地区的服务业主要满足其生活需求，以消费性服务业为主。由于这三个地区的工业化水平相对落后，导致大量的人员从事于消费性服务业，服务业就业占比较高，但消费性服务业相对于工业而言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十分有限，进而使这部分地区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工业化发展落后→经济发展落后→人才流失→工业化发展速度低→工业化发展落后。
（二）我国新型城镇化与服务业融合发展的制约因素。
1.城镇规模两极分化。
城镇规模两级分化是制约人口融合的主要因素。我国城镇规模两级分化主要表现在人口向大城市以及特大城市集中，中小城市的发展缓慢。从城镇人口增长率来看，500 万以上人口规模的城市增长速度最为迅速，十年城镇人口增长率为104.7%;其次是 200 万~300 万人口规模等级的城市，十年城镇人口增长率为98.9%.从城镇人口份额变动来看，500 万以上人口规模的城市城镇人口份额提高最多，十年城镇人口份额提高了 4.9%;其次是 50~100 万人口规模的城市，城镇人口份额从 2000 年的 23.8%提高到 26.1%,十年提高 2.3%;人口少于 20 万的城市占全国城镇人口比重下滑最为明显，从 26%下降到 19.5%（表 17）。可见，我国大城市以及特大城市在城市体系中的地位加强，而中小城市的地位下降。这种两级分化又会随着大城市以及特大城市的发展而进一步增强，导致中小城市的发展动力不足，具体表现为东南沿海城市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和其他地区城镇化发展速度放缓。
此外，这种两级分化所引发的大量人口向大城市以及特大城市流动，对人口流入城市也会造成较大压力，特别是当人口聚集的规模和速度超过了城市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能力，引发诸如交通阻塞、环境污染、住房困难等"大城市病".即使"大城市病"的存在，大城市以及特大城市所具有的城市优质资源，特别是优秀的教育和医疗资源，依旧使得大量的人口向这些城市聚集，虽然部分大城市以及特大城市收紧落户政策、控制户籍人数，但依旧杯水车薪。大城市以及特大城市出现"大城市病"的同时，中小城镇由于大量人口的外流导致其发展十分缓慢，这种恶性循环使得我国城镇规模分化严重。然而，这种两级分化导致中小城镇发展动力不足，但城镇化的发展正是从这些中小城镇推进的。也正是这种原因，导致我国区域之间经济发展差距巨大，特别是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人口的大量外流无疑会削弱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动力，减缓城镇化发展。这种恶性循环不断拉大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差距，极大阻碍了中西部地区城镇化的发展。
2.服务业市场化程度低。
我国服务业市场化程度低是制约城市功能融合的主要原因。政府对部分服务业的垄断经营严重阻碍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例如保险行业、电信行业、教育卫生行业、新闻出版行业以及广播电视行业等至今依旧保持着十分严格的市场准入规格。并且服务业投资也是基本上以国有投资为主，在当前的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中，国有控股投资和集体控股投资仍旧占总投资的 50.12%,并且在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以及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领域，国有控股投资占据主要地位。
许多本应产业化和市场化运营的服务领域至今仍然被当成公益性、福利性的社会事业来办。如对教育科研、文化体育等，过于看重其社会公益性的一面；对金融、广播电视、新闻出版等，过于看重其作为国家调节经济社会活动工具的一面；对医疗卫生、后勤服务、市政服务等，过于看重其社会和单位福利的一面；等等。较低的市场化程度使得我国的服务业企业缺乏竞争力，不仅降低了服务业的生产效率，还导致服务业企业的创新动力不足，与世界先进生产水平的差距越来越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