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第六位册封使是齐鲲，他于 1808 年 ( 嘉庆十三年) 出使琉球，着有《续琉球国志略》，内有 “午刻见赤尾屿，又行船四更五，过沟祭海”等内容。齐鲲也指出了中琉之间的界限问题，还写过诗解释中琉之界 “大海无中外，浑然划一沟”，并指久米岛 “入琉球界”，马齿山为 “琉球门户”。①其副使费锡章称黑水沟为 “黑沟洋”，并说它是 “中外分界处”， “黑沟行过中华界，鸣金伐鼓投猪羊”。②虽然诗本身未必是直接证据，但是其内容却与明清以来朝廷册封使关于钓鱼岛归属的共识是一致的。
四、明清史料与 “有效统治”
日方用 19 世纪的国际法原则要求中国岀示对钓鱼岛管辖的证据，其实，16 世纪的 《筹海图编》 就是明朝管辖钓鱼岛的证据。1562 年由浙江巡抚胡宗宪在杭州刻印出版的郑若曾所着 《筹海图编》的 “福建沿海山沙图”把钓鱼岛划在其防御范围，显示了钓鱼岛属于明朝的管辖领域。③日本外务省和日本学者必然对 《筹海图编》进行否定，他们似乎找出了这部图集的 “破绽”，说图里有钓鱼岛，也有 “鸡笼山”，当时是指台湾，所以，不能说钓鱼岛也一定属于中国，因为台湾当时不属于中国。然而，这是一部分日本学者不懂历史导致的张冠李戴。其实，台湾的名称，明朝早期称“小琉球”，后来称 “东番”， 《明史》称 “鸡笼山”，但是， 《筹海图编》里的 “舆地全图”是将台湾标为 “小琉球”的，既然当时台湾被称 “小琉球”，那就意味着 “福建沿海山沙图”上的 “鸡笼山”并非指台湾。事实上， 《筹海图编》中 “福建沿海山沙图”中的 “鸡笼山”指的是台湾北部的鸡笼岛，该岛历史上也称 “鸡笼山”，还称 “鸡笼头” “鸡笼屿”。当时，倭寇以台湾东北部为据点对大陆进行骚扰活动，图中所指的应该是明朝把 “鸡笼岛”和钓鱼岛都划到防卫管辖范围之内。所以，日本学者的观点并不能否定 《筹海图编》里的 “钓鱼屿”等岛屿属于福建省管辖的事实。
清朝使节关于 “中外之界”、“中外分疆”和 “闽海界”的记载也意味着钓鱼岛属于中国已经是他们的常识，这也就是为什么连日本学者林子平也这么认为的原因，因为只要查阅中国史料，就会很容易知道这个常识。比如，林子平的 《三国通览图说》里就附有 《琉球三省及三十六岛之图》和 《朝鲜琉球虾夷及库页岛等数国接壤形势小图》，这两幅图中钓鱼岛的颜色与中国大陆的颜色相同，还用虚线连接，显然是受了 《中山传信录》的影响。
林子平是一位着名学者，他的 《三国通览图说》被翻译成法文和英文。他在图中标出了小笠原岛属于日本，后来成了日本与美国关于小笠原岛归属争端时的关键证据。至于颜色，既反映了林子平对当时各领域的认识，也有特定的规律。比如，中国东北与关内颜色不一样，是因为林子平知道中国东北是满族人发祥地，具有不同于关内的特点; 台湾与朝鲜颜色一样，北海道与琉球颜色一样，当时北海道确实不在日本统治之下，所以，不能用这种推理否定钓鱼岛属于中国。其实，林子平在 《三国通览图说》的序言里明确说明他参考了 《中山传信录》，而 《中山传信录》恰恰记载了 “琉球西南方界上镇山”和 “内外洋分界”的内容。林子平看过这本书，这是他把钓鱼岛染成同中国大陆一样颜色的原因。
其实，即使按照 19 世纪的国际法原则，清朝也早就将钓鱼岛纳入自己的版图，意味着已经不需要其他的管辖或者所谓 “有效统治”证据。《奥本海国际法》指出: “现今，发现虽不构成由占领而取得领土，但它却不是没有重要性的。发现被认为对于发现国家，给予一种不完全的权利，但对于被发现土地作有效占领所必要的相当期间内，这种权利 ‘有暂时阻止他国占领的作用’。如果在这个期间内发现国没有企图将它的不完全的权利变为由于占领而产生的真正的权利，这种不完全权利即告消灭。而任何其他国家就能借有效占领而取得该土地。”①1895 年日本明治政府对钓鱼岛进行 “编入” 的 32 年之前，中国作为发现国，已经把 “它的不完全的权利变为由于占领 ( 这里是指由于发现产生的先占权利) 而产生的真正的权利”。这就是 1863 年湖北巡抚胡林翼主持绘制的 《皇朝中外一统舆图》明确将钓鱼岛划入国家版图中。《皇朝中外一统舆图》是一部世界地图集，是胡林翼任湖北巡抚期间请邹世诒、晏启镇根据清康熙、乾隆内府舆图编绘的。该图集成书之前，胡林翼去世，严树森继任后，又请李廷箫、汪士铎等人校对之后于 1863 年刻印出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12 年发表的 《钓鱼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 白皮书) 所列出的 18 份历史资料中，也提及了该文献的名称，不过未介绍其内容。其实，该地图集在中国部分“大清一统舆图”中对清朝版图的省界和国界都有明确的标示，对于中国与日本等国之间的界限，该地图集在后跋中有明确说明: 日本诸国 “其四裔，自汉语外杂用其国语、蒙古语、托忒语、唐古特语、俄罗斯语，春秋公羊家所谓名从主人也”。①意思是说，图中的中国地名用汉语，外国地名 “杂用”外国语。
按照这一原则，该图集在福建至琉球之间的岛链一幅中的钓鱼屿、黄尾屿、赤尾屿、姑米山一线②，特意标注了姑米山，而且在不属于中国的 “姑米山”处加标了 “译曰久米岛 属间切二 安河具志川仲里”的字样，以示 “名从主人”。“赤尾屿”以西则全部使用汉语，不 “杂用”外国语，即不再标注译名或音译。根据上述舆图 “名从主人”的体例说明，显然意味着从 “赤尾屿”开始往西，都已经属于中国，不存在无主地。这就证明，钓鱼岛在日本所谓 “先占”的 32 年之前的 1863 年就在清朝版图上，而且明确表示它是属于中国的。这意味着即使按照 19 世纪的国际法原则，清朝也已经因其将钓鱼岛划入版图 《皇朝中外一统舆图》中的行为，把中国因发现而产生的所谓“不完全权利”转变为 “真正的权利”。也就是说，根据国际法解释，中国因发现产生的 “不完全权利”从来没有 “消灭”，钓鱼岛根本不是什么 “无主地”，任何其他国家都不能借有效占领 ( 即现代语的 “先占”) 而取得钓鱼岛。
综上所述，从国际法关于 “发现”、“无主地”和 “先占”角度看，中国在法律意义上至少从 1534 年就发现并将钓鱼岛划入自己的领域，《筹海图编》还证明明朝把钓鱼岛划入福建管辖的范围。这一举措绝不是突然之举，而是有册封使的记录为印证，特别是关于 “黑水沟”是 “中外之界”的记载又把册封使的记录和 《筹海图编》的记载更加明确化。徐葆光的 《中山传信录》也是在为数众多的前人记录和亲身实地体验的基础上写成的，它影响了 《三国通览图说》，也影响了 《皇朝中外一统舆图》。特别是1863 年的 《皇朝中外一统舆图》，是 1895 年日本所谓 “先占”钓鱼岛的 32 年前出版的，既然清朝在这幅图中把钓鱼岛划入自己的版图，就意味着中国已经不需其他关于管辖和所谓 “有效统治”的证据，足以说明日本明治政府在 1895 年所谓 “先占”的钓鱼岛根本就不是什么 “无主地”，而是中国最早发现并纳入管辖范围和划入版图的从未放弃的领土，日本明治政府的占领行为是违反国际法关于先占的原则的。日本对明清史料肆意歪曲、轻描淡写、断章取义，目的在于将钓鱼岛做实为所谓 “无主地”，为其 1895 年的霸占捏造法律根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