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小说《平凡的世界》论文范文10篇(2)

　　（ 一） 文学史家的史学观念及文学思潮的影响。
　　
　　文学史的写作中存在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即文学史观的问题。文学史观是史家对文学史具体形态结构和文学价值的认识，是一部文学史的内在魂魄，文学史写作所面对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文学史观的问题。不同的史学家的文学史观必然存在大大小小的差异，因而也就造成了所写出的文学史着作的不同。无论哪一部文学史着作，都可以视作是着者对于以往的论说与评价，文学史写作便是一个梳理过往文学事实的活动。“文学史写作在某种意义上说是编写者的‘话语权力行为',他所描述的历史发展归根到底是他所运用的叙述技巧，特别是他所选择的材料的产物。同样文学史也只是历史想象的一种形式，不同的史家文学史观的不同，所叙述的历史会出现巨大的差异。”[1]在当代各种各样的文学实践活动中，文学现象、文学思潮、文学作品纷繁复杂，哪些文学现象、文学作品能够被记录下来，又有哪些作家作品被舍弃与掩盖，这很大程度取决于文学史家的价值判断、价值标准。一旦进入了文学史家眼中，被史家所记录下来的东西，才有可能成为后来人们进一步学习、研究的内容； 反之被史家所忽略、弃绝掉的东西，只能渐渐地在历史中化为一粒尘埃。那么我们会产生这样一些疑问： 什么样的作品才是“好”文学、经典文学呢，判断某一作家、某一作品有资格进入文学史的标准是什么呢，这个标准由谁制定呢，这一标准是否能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呢？ 台湾学者刘光能提出的文学经典的存在有赖于“公器”一说或许能帮助我们理解这一问题。
　　
　　刘光能认为： 所谓“公器”,未必具有严密的职权组织，但多少具有专业独揽、权威公信的特性，姑且合并“机构”“体制”等词汇的部分涵义译为“公器”; “公器”又有直接、间接两面： 直接面由天创至守成，统括文学流派运动、出版社、批评与理论工作、修史与教学； 间接面涵盖的主要范围当然是政权，或是以意识形态、思潮等形式发挥影响力的反政权； 两面之中，教学的公器化或机制化最为深刻，也最受政权所左右。文学经典的成立和更易是经由文学公器借助标榜/漠视、响应/孤立、巩固/削弱之类正/反选择并进的行为而正当化、通则化乃至教条化、至尊化的结果[2].可见，文学史着作、文学史家们正是这种“公器”的代表，他们按照自己的文学史观以及对“经典”的标准编写文学史着作。文学史观不仅会影响作家、作品的筛选，其文学史观中所内含的审美态度、价值立场也会使其特别青睐某种类型的作家作品，不自觉地过低评价甚至忽略某种类型的作家作品。而且，在当代文学史写作中，一直都存在着所谓的“文体等级论”.洪子诚在反思自己的当代文学史写作时也提到，是“文学的’精英意识‘,对模式化、通俗文学在心理的排斥意念，和潜在的西方文学、现代中国文学的参照框架，都妨碍了那种昌切所称的’学术‘立场的坚持”[3].这种所谓的“精英意识”“精英立场”,即是文学史家在撰写文学史时自身所内含的一种内在评判标准、价值取向，而这种评判标准是其文学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另外，回顾一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学语境。当时正是各种西方文艺思潮与我国传统文艺思潮激烈碰撞之时，文艺界似乎更加推崇与欣赏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作品所使用的一些“新”手法、“新”观念，于是出现了一系列的“意识流小说”“先锋小说”“实验小说”等。不仅仅是作家们对这些新手法趋之若鹜，评论界更是对这些“新”作品表示出极大的兴趣。这样必然会造成对于“偏离”了当时文学“主流”的作家及作品的忽略与冷淡。“当由某个概念所指称的创作倾向被视作’主潮‘时，必定还有或多或少的作家坚持在所谓的’主潮‘之外创作，他们表达了与’主潮‘不同的情感、思绪，但由于他们不能被同时期的核心的文学概念所整合，由于他们没有幸运地赶上潮流，他们就往往在批评者、研究者的视野之外。”[4]作为新时期的一位坚决秉持现实主义手法创作的作家，无论是从“精英立场”上来看，还是从八十年代文学“主流”思潮方面来看，路遥及其《平凡的世界》都是难以进入文学史叙述之中的。
　　
　　（ 二） 文学史写作过程中存在的“主观性”.
　　
　　当代文学史的写作经历了从集体写作到个人写作的发展过程，无论是集体写作还是个人写作，尽管都标榜着“公正”“客观”等标准，但人类毕竟是感情动物，只要是由人写出来的，在写作过程中就不免掺杂进自己的主观看法，何况文学史并不是简单地记录文学现象、文学思潮，展览作家作品，而是要对这一切进行评价，这就不免会有“主观性”.
　　
　　当代文学实践活动多种多样，作家作品数不胜数，不同的文学史对于不同作家作品的看法也存在差异。随着“重写文学史”口号的提出与实践，九十年代末出现了最具有影响力的两本文学史着作： 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和陈思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这是两本各具个人特色的文学史着作，因此所选作家作品有很大差异，对同一个作家同一部作品的评价也存在着差异。其他数目繁多的当代文学史之间也各有差异。我们会问： 同样是那些作家作品，为什么不同的文学史叙述却存在这么大的差异？
　　
　　除了上文提到的文学史观和文学思潮影响之外，就是文学史写作中存在的“主观性”使然。当然，这里的主观性并不是指那种脱离了历史史实的胡乱编造，可以说是一种在“客观”史料之上的自由见解。虽然文学史家都努力地去持有一种客观、中立的价值立场进行文学史写作，但是只要是存在于社会环境中的“社会人”,就很难不夹杂着个人的情感价值判断、个人的主观经验。韦勒克指出： “在文学史中，简直就没有完全属于中性’事实‘的材料。材料的取舍，更显示对价值的判断； 初步简单地从一般着作中选择出文学作品，分配不同的篇幅去讨论这个或那个作家，都是一种取舍与判断。”[5]32洪子诚也说道： “文学史的写作过程中，确实试图运用韦伯的那种’价值中立‘的知识学方法来处理当代文学史现象，在这本文学史也有一定程度的反映。但最终，这种文学史观和相应的方法，并没有坚持下来。问题不仅涉及对写到的文学现象和文本的阐释趋向，而且涉及何种现象文本能进入文学史视界。”[3]着者依据自己的美学标杆和美学原则选取出进入了文学史中的作品，实则就浸染了个人性、主观化色彩。
　　
　　此外，从我们当前的立场、角度出发，《平凡的世界》对于我们来说，是一部非常“经典”的作品： 它荣获了第三届茅盾文学奖，它在读者群众中拥有超高的“人气”,它自诞生就在中央人民广播中播出、如今又不断被改编为影视作品……但是，如果我们从其诞生初始的角度来看，结果就会大不相同。路遥在发表《平凡的世界》之前，由于《人生》的成功，已经是一位大有名气的作家。按理说，他更“好”的一部作品应该是更受欢迎的，可是《平凡的世界》的出版却历经坎坷，并且从路遥的创作随笔《早晨从中午开始》中也可以看出他对于这部“巨制”的深切忧虑。种种情况都向我们传达了这部作品在当时并不像现在这样受欢迎，甚至反应是很冷淡的。因此其不被写入文学史中似乎也是合情合理的。但是，关键的一点是这种种冷淡的回应恰恰是来自于当时的各种“权威”: 编辑、评论家、出版社等。由于《平凡的世界》被当时“知名”出版社的退稿，“大家私下的评价不怎么高哇”[6],这些“不约而同”的评价又未尝不包含有文学史家、评论家们的个人好恶、主观感情呢？ 可想而知，在文学界、批评界反应冷淡的情况下，这样的作品更是没机会、没资格被文学史家写入文学史中的。毕竟文学史的写作也不尽是客观陈述、客观评价，它也包括文学史家的个人价值取向、情感态度，并且也必然甚至必须会考虑到学界、批评界的态度、评价等因素。而这些因素也正是体现了文学史写作中的“主观性”.
　　
　　文学史观的变化，文学史家们的喜恶都能够影响一部作品的评价与接受状况，纵然文学史家们总是标榜着“客观”,可是仍不可避免地会在着述过程中投注进自己的主观情感。可以说，一部文学作品的“定位”与“评价”总是特定的文学史观视阈之下的产物，这是一个建构的结果。上述文学史写作方面的影响，可以视作路遥及《平凡的世界》被冷落、遮蔽的外部原因； 然而，我们也不能忽略这一现象产生的内部原因，即作家及作品本身的局限性。
　　
　　三、作家及作品本身的原因。
　　
　　上述文学史写作方面的影响，可以被视作路遥及《平凡的世界》被冷落、遮蔽的外部原因； 然而我们也不能忽略这一现象所产生的内部原因，即作家及作品本身的局限性。
　　
　　（ 一） 作家自身的写作策略与文学观念。
　　
　　路遥在创作随笔《早晨从中午开始》中描述了自己牛马般艰苦卓绝的写作过程，让一代又一代读过这些文字的读者为之感动，从这方面增加了读者对路遥这位为创作呕心沥血、奉献生命的作家的崇敬。但是此外，对于自己“自虐”式的写作过程的展露也体现出其某种“功利性”,使读者在评价其作品时容易投注进更多的同情与崇敬，而忽视其作品内在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