楷书书风融合历史渊源

　　引 言

　　隋唐朝代更迭期指的是隋代建立至初唐，即公元 581 年至公元 650 年这总共六十九年的时间。唐代则是我国封建社会强盛的大一统帝国，任何朝代的强大都与其前期的积淀密不可分，由此可见初唐这一历史时期对整个唐代发展的重要性。然而隋代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时期，延续时间仅 38 年，而唐初，则沿袭了隋代的旧制，二者之间有着极其紧密的联系，所以我们经常将此段时期放在一起研究。题目所言的更迭期也就指的是隋代建立与灭亡，唐代建立初期这一历史时期。这段时期，在政治方面，结束了至魏晋南北朝百年以来的分裂局面，将中华的南北地域统一起来，为唐王朝的兴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一时期由于政治经济的统一，文化艺术等也随之自然融合，书法亦不例外。楷书个体自从隶书中独立出来后，又不自觉地发生着变化，在这一融合的时代得到了大力发展，初唐楷书开始向着"法度"的方向进行，诞生了书法史上着名的"初唐四家",并开启了整个唐代楷书的兴盛局面。由此可见隋唐朝代更迭期这一历史时期在楷书书法发展中的重要性。

　　从流传在世的隋碑我们不难发现，在这些出土于北方的雄浑肃穆的隋碑中可以找到南方书法流美的影子，有书风相融的倾向。这可能是因为隋代是个统一的王朝，二地文化氛围相同，也或许与书法自身的发展规律有关。而初唐的书法家们又承续着隋碑遗风大力发展楷书，使之在唐代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新姿态。这段时期的书风融合在楷书的发展史至关重要，那么它到底是如何产生的差异，又是如何融合，融合的具体表现在哪里？

　　初唐楷书大家，是楷书书风融合发展到唐代的必然结果，那么楷书书风的融合到底对这四家的书风形成有什么影响。要搞清楚这些必须对从南北朝到初唐楷书的发展脉络以及书风融合的表现进行系统的研究。

　　从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学术界对魏晋南北朝书风大融合的研究兴趣很高，相对而言隋唐时期的书风融合研究就显得没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丰富，而且暂时还没有对隋唐楷书书风的融合做全面系统的研究。

　　与本选题最接近的研究有两篇。一个是闫晓姣的《试论隋唐时期南北书风的融合及其发展趋势》，发表在 2012 年 12 月的《艺术百家》，该文仅从书法史层次对书风融合，"法"的形成，以及唐楷尚法做了简单的陈述，并未深入研究。另一篇是王振，陈阳静2013 年 8 月发表在《书法》上的《南北书风融合述略--从五世纪中期的南风北渐说起》一文，该文选取从北朝王褒入关到唐朝，各时代的代表书家及其作品对书风融合进行了简略的介绍，虽然也涉及到了隋唐楷书书风的融合，但只是一概而论，也没有从书法本体等其他深层次的方面进行研究。

　　其他有关书风融合近年来的文章有：《浅议南北书风的相互影响--从<张玄墓志>谈起》（嘉兴学院学报，2008.07）、李永辉《浅析北魏时期南北书风融合》（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04）、刘亚刚《南北书派的裂变》（书法赏评，2012.06）、王振，陈阳静《南北书风融合述略--从五世纪中期的南风北渐说起》（书法，2013.08）、王连富《北派书风与盛唐气象》（绍兴文理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07）、卢慧纹《江左风流与中原古法--由王褒入关事件谈南北朝时期的南北书法发展》（青少年书法，2005.05）。
　　
　　有关隋唐时期楷书方面的文章有：李建礼《刍议隋唐楷书的成熟》（潍坊学院学报，2006.09）、陈华春《隋代书法的特点及其书法史意义》（青少年书法，2002.12）、吴云峰《褚遂良书法师承及其楷书碑刻风格来源考辨》（南京艺术学院，2011 年）、韩顺任：《唐代楷书主体形态分析》，载《文艺研究》1997 年第 5 期、李海燕《隋唐五代石刻楷书的传承与变异》（华东师范大学，2009 年）、唐小龙：《试论唐朝楷书兴盛的原因》，载《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 年第 1 期、单宁《隋代墓志书法研究》（中国美术研究，2012 年）、虞晓勇《隋代书法研究》（首都师范大学，2003 年）、蔡显良《对唐代楷书笔法渊源于传承的再认识》（文艺研究，2011.08）、齐元涛《隋唐五代碑志楷书书写、构形状况论析》（古汉语研究，2002.03）、刘立民《隋代书法概论》（广东教育学院学报，2003.09）、谢安辉《隋人变古显唐风--浅议<龙藏寺碑>及其对当今书法创作的意义》（书画艺术，2000.08）。

　　以上文献都或多或少的对本选题有所涉及，对笔者进一步分析隋唐时期楷书书风的融合有着良好的参考作用。

　　第一章 楷书书风融合历史渊源

　　谈到融合，就不得不提到差异性，因为只有差异的存在才会有之后的融合一谈。而楷书书风的差异就不得不追溯到楷书的形成与发展。楷书脱胎于汉代的隶书，从东汉后期开始楷书逐渐从隶书中开始演变。东汉时期主要的通行字体是隶书，其特点在于字体平正，并带有波磔之笔和挑法。"隶变"是书法发展史上的一件重要的事，而楷书的一些笔法也是从中发展而来的。到了东汉的后期，一些汉隶书体中的波磔之笔和挑法逐渐消失，就渐渐形成了楷书。唐兰认为："这种文字史上常见的很细微的差别，和改易的过程，叫做演化。其实每一种改易的开始时，总是很细微的，不易辨觉的小差别，笔划的肥、瘦、长、短、斜、正，在有意无意之间所产生的极小的差别，时间一久了，经过若干人的摹仿和改易，这种差别更明显起来，就变成一种新体了。"
　　
　　1.1 楷书书风的形成发展。

　　东汉末年，由于社会各个阶层各种力量的分庭抗礼，导致了汉帝国政权的崩溃。经过三国的战乱而后到西晋的短暂统一，这一时期的楷书，既承传有东汉的余绪，又因其特殊的时代背景呈现出了各自的特色。但是总体上来看，隶书的主体地位已经动摇，楷书却在实际的书写领域中不断的发展成熟。因为在战乱的时代，传递消息发布军令等都是十万火急的事情，隶书的波磔变化较多，写起来有些繁缛，而楷书的笔画书写起来比隶书省时省力。因此，从社会需要和其自身发展来看，由繁到简的演变过程是其发展规律。当然由于书体的演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这一时期的楷书尚且处于成型阶段，所以其从结体用笔，以及点画形态上都仍然保留有很浓的隶书韵味。马宗霍在其《书林藻鉴》中云："自是而后，真、行之用日广，隶、草皆不如之。八分虽并行，而所施亦限，篆则更微。良以真之点画，又视分之波磔多疾；行之流注，亦视草之使转多易，孙虔礼所谓'趋变适时，行书为要；题勒方幅，真乃居先',斯亦风会所驱，势有自然。故三国者，亦书体上一大转关也。"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形势结束了华夏大地自公元 186 年以来的长期的混战，但是也开启了三百多年的分裂格局，中国历史进入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治上政权的分立，各个地区的自然地理环境因素差异，以及多个少数民族政权的介入，致使这一时期的分裂极其复杂，尤其是北方的政治格局更是错综复杂。三国鼎立这一时期，统治者们都以巩固政权加强自身实力为中心推进了一系列的改革和发展措施，使得社会经济较之前有了很大的提高，并随之出现了文化上的繁荣。书法艺术在文化繁荣的背景下也得到了不小的发展，而楷书也在定型化的道路上迈开了大步，但由于魏、蜀、吴三地各自的地理位置及文化背景等的不同，整个中华大地存在区域发展不够平衡的现象。相比较之下，江南吴地的楷书成型快一些。

　　魏国的书法既承袭东汉遗风，又在行书与正书方面有所发展。魏国的统治者曹操本人就是书家，尤其擅长章草。曹操书法水平的高低在庾肩吴的《书品》中有所体现，他将其书法列为"中之中"品，书中有"魏主笔墨雄赡"这样的评价。提到魏国的正书就不得不说大书法家钟繇。钟繇被封为"正书之祖",他所书写的楷书，虽未脱隶意，还不成熟但笔法已改方为圆，呈现出新鲜的新体楷书体态。笔画线条削减了隶书的波磔之笔与挑法，加入了楷书的钩势和折法等，使用了"硬钩",将捺笔写的直切顿收而不是隶书的雁尾态。章法上也改变了隶书行距紧结字距宽博的布白。在字的形态方面，把原本扁平呈横势结体的字改造的方势整饬，看起来端正匀称。钟繇对书法的大贡献在于他使得楷书不再杂糅于隶书及其他书体，成为了一门真正意义上独立的书体，创立了楷书的形态艺术规范。加之官居高位，对楷书的推广和提倡有莫大的功劳，还直接影响到了晋代二王小楷的风格面貌形成。

　　吴国地处江南，与魏国文人大都出生成长于汉末情况相比，书法文化方面的守旧势力便没有魏国顽固，更有益于新体书法的发展。加之当时有大量的北方人口南移到吴地，整个经济中心都出现了南移的迹象。纵然吴国国力不及曹魏，但是南移的北人带去了浑厚的中原文化，加之守旧势力相对较弱，因此在楷书书体创新发展方面能够脱颖而出。

　　魏国虽然国力雄厚书法人才众多，但曹魏禁碑，碑刻较少，楷书只有钟繇一家，且真迹不传。而吴地则出土了大量的铭刻类和墨迹类作品。尹一梅曾有文指出："1984 年，安徽马鞍山三国孙吴名将朱然墓出土的名剌，书写在木片上，其中部分字已具有楷书特点，如'问起居'的'居'字，形体结构和笔划的的顿挫，和成熟的楷书非常接近。"而《葛府君碑》则是孙吴地区出土的迄今发现的最早用楷书书写的石碑。

　　曹魏后期，司马氏揽权称帝，南下灭吴，三国归晋，史称西晋。西晋统一三国，结束了社会大动乱的局面，国祚虽短，却也出现了"太康繁荣"的局面，楷书笔法的大量出现证明了这一时期楷书在书写实践上比三国时期更加丰富，并有定型化趋势。西晋时期的楷书约从北宋之后就已经见不到了，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晋代楷书，由于书写年代只是推定，并无明确的纪年，加之字数也较少，大多数难以确定是西晋时期，所以我们只能判定为晋代的书迹。而《诣鄯善王检》，因有同时出土的纪年简所以可以推出此木牍的书写年代为西晋泰始五年（296）前后。日本博士西川宁曾亲往此木牍现藏地大英博物馆考察，他发现"横画、转折部分使用了三过折的笔法，还有'邑'部竖画应用了地道的悬针".据此，他将自己原本关于楷书形成期的说法向前提前了两个世纪左右，定于西晋初期。《诣鄯善王检》木牍清晰的字的部分已经明显的体现出了楷书的"提按"笔法，三过折的出现和定型也可视为楷书成熟期的开始。

　　西晋末期，"五胡乱华"战争为汉族官民带来了一场极其惨烈的浩劫，这也是华夏大地为数不多的带有民族仇杀意味的战争，汉族人民为了逃命不得不往南迁逃，南下人数众多，也被历史记载为"永嘉南渡".西晋灭亡之后，在江南建康又建立起了东晋政权。"永嘉南渡"中原来的中原世家大族与部分江南的士族联系起来，共同拥立司马睿为帝。这一时期"门阀政治"盛行，世家大族的势力甚至凌驾于皇权之上，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具有绝对的优势，琅琊王氏则是东晋第一流高门。在书法方面，东晋初期的书坛没有什么大发展，楷书也依旧笼罩在钟繇书法之下，一派西晋旧面貌。

　　王广便是这一时期擅长楷书的代表书家。南朝王僧虔《论书》有语云："王平南广，是右军叔。自过江东，右军之前，为广为最，画为晋明帝师，书为右军法。"王广与王羲之同族，是羲之的叔叔，辈分长于王羲之，博学多才，在绘画领域也有所造诣，书法也曾是羲之取法的对象。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也有记载："琅琊王广，晋平南将军、荆州刺史，能章楷，传钟法。""传钟法",作为东晋初期书坛的领军人物王广都"传钟法",可见钟繇书法的影响力。王广的楷书与钟繇的相比有了些许尚妍的倾向，但与羲之楷书相比又有不少古的感觉。王广的楷书所扮演的角色是承上启下的，是东晋楷书由古质到今妍演变中不可缺少的过程。

　　到了东晋中期琅琊名族王羲之植根汉魏时期的传统书法，早期曾取法王广及启蒙老师卫夫人，二者都善钟法，故羲之也得钟繇笔法，后融会贯通各家之所长，加之自身天分和勤奋练习，终可随心所欲控制线条，并加入自身情绪到日常书写活动中，形成了不同于钟繇书法的风格，其遒劲妍美流便的风格将东晋的楷书推到一个更高的境界，人们学书也改趋王羲之。王羲之的楷书，一改钟氏方扁横展的结字于方形，使得楷书的结字更为紧凑。他变钟书的翻飞于内敛，也就是后世所谓"一拓直下"的"内擫"笔法。钟书中长展的横画及隶书笔法掠笔，也被羲之革去和以"撇"代替。捺笔也一波三折，此外还有点的呼应运用，钩挑等的变化在其笔下都已经是成熟的技法，完全摆脱了楷书之前残存的隶书笔意，楷书的基本笔法已经完善和定型。当技法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情感和意境便又成了新的追求。如孙过庭《书谱》所云："写《乐毅》则情多怫郁，书《画赞》则意涉瑰奇，《黄庭经》则怡怿虚无，《太师箴》又纵横争折。暨乎兰亭兴集，思逸神超；私门诫誓，情拘志惨。所谓涉乐方笑，言哀已叹。……若运用尽于精熟，规矩闇于胸襟，自然容与徘徊，意先笔后，潇洒流落，翰逸神飞。"可见，王羲之的楷书在书写时投入了感情，使得楷书在文字的实用功能之外，更有了抒情达意的艺术功能。

　　他的楷书不仅仅是技法上的精熟，更有创造性的在于情感的注入，他将楷书提升到了艺术的高度，这也是王羲之被奉为"书圣",其楷书为后世所景仰的根本原因。

　　东晋后期，楷书书风在王羲之所创"今妍"的道路上继续前行，王献之便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书家。王献之的楷书仅存刻本《洛神赋》十三行，是晋人楷书中的精品。将其与王羲之的楷书比较，明显感受到献之不像其父那样通篇含蓄蕴藉，在艺术表现上更丰富，更追求妍美。他变父蕴藉为外展，一笔一划都具有鲜明的艺术个性，极尽风流，以才情胜其父。《广川书跋》云："（子敬《洛神赋》）字法端劲，是书家所难。偏旁自见，自相映带；分有主客，趣向整严，非善书者不能也。"晋室南迁后，中国北方进入十六国时期。这是一个极其混乱的时代，分裂、统治、被统治、武力、战争是常态，原本繁荣的中原地区民不聊生变成了一堆废墟，文化也遭受到了空前的摧残，所以这一时期的书法作品少之又少。十六国时期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资料主要是西北吐鲁番地区考古发现的一些古文书。吐鲁番地区在十六国时期属于高昌郡，未立郡之前隶属敦煌地区。在北方大乱之际，中原士族除了南渡之外，也有许多逃到此处躲避战乱，当然也带来了包括书法在内的中原文化。北方的十六国正值南方的东晋，在东晋楷书向着"今妍"方向演变进行的如火如荼时，北方十六国的楷书则普遍带有隶意，是曹魏、西晋古质楷法的延续。这一时间楷书的风格特征主要就是隶楷相间。

　　1.2 南北朝楷书书风发展的差异及其原因。

　　南朝从公元 420 年刘裕篡位建立刘宋政权，江南开始进入南朝时代，后经齐、梁、陈三朝，且都以建康为都城。公元 439 年，北魏将十六国北凉政权吞并，自此十六国政权全部灭亡，南北对峙局面拉开大幕。北朝共经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五朝。

　　政权的对立，地理位置的分隔，这些地域差别的存在必然会导致文化地域性的存在。

　　南北朝时期，由于分裂和战争的原因，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不平衡，南北两朝文人士大夫所处的政治、地理、文化种种环境截然不同。书法发展至南朝，已经形成一种精神方面的艺术，成为社会的普遍崇尚。南朝延续和发展了二王的书法风范，使之成为书法的最高风范，整个南朝书法蓬勃发展。北朝则不然，书法艺术相对于南朝来说，就显得落后许多，这与北方统治者多为游牧民族，文化相对落后是有直接原因的。《北史·文苑传》有云："江左宫商癸越，贵于清绮丽；河朔词贞刚，重乎气质。"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亦有云："南方水土和柔，其音清举而切诣，失在浮浅，其辞多鄙俗；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沉浊而钅化钝，得其质直，其辞多古语。"书法艺术作为文化的一个方面，也直接或者间接地受到了影响，地域性特点更加明显，由此也形成了南朝崇尚秀丽清媚与北朝崇尚遒健雄强两种完全不一样的书体风格。

　　南朝的书写多以尺牍为主，书家多是上层士大夫，在思想方面比较有内涵，更注重书法在精神层次的作用而非其实用性功能，艺术性更高。南方士人大多居住于建康和江陵，这种环境下，文人众多，之间的交流也频繁，书法发展的也就比较快，楷书在南朝也已演进比较成熟。南朝的楷书在字形及用笔上都在二王新妍书风的基础上继续发展，更加流美，相较之下北朝的楷书书体流变则较为缓慢。南朝崇尚二王书风，上至帝王，下到百姓，各个阶层都笃好二王书法。南齐王僧虔的墨迹本《王琰帖》，为行楷字，唐朝摹本，四行，共三十三个字，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此帖延续二王书脉，笔势流畅，结体方整，起止藏露得法。南梁萧子云传世楷书有故宫宋拓汝帖本的《国氏帖》、《舜问帖》和《列子帖》等。他的楷书初学王献之，后得梁武帝指点，改学钟繇。他的楷书于浑朴闲雅中见妍美，深受钟王书风影响。《瘗鹤铭》传为南朝梁陶弘景所书，世称"大字之祖". 此碑楷书已基本成熟，用笔方圆结合，撑挺劲健，结体宽博舒展，不乏隶书的厚重。整体章法疏密相间，错落有致，不失潇洒风度。宋四家之一的黄庭坚在其《山谷题跋》中有云："大字无过《瘗鹤铭》者。"可见该碑对后世的影响之大。

　　因有禁止立碑之令，南朝的铭刻类楷书与北朝相比就显得相形见绌了，碑刻楷书极少。代表作品有《爨龙颜碑》、《刘怀民墓志》、《刘顗买地劵》、《刘岱墓志》等。但这些铭刻楷书与南朝的墨迹楷书比起来还处于不成熟阶段。因为书写材质以及种种原因，南朝墨迹流传较少，确定为南朝人真笔墨迹的只有敦煌的写经墨迹，南朝的写经都是楷书，而且都是成熟形态的楷书。例如《大般涅盘经》卷第十一，此卷书写极其工整，布局匀称，点画的起收都已是钟王开创的正脉楷书新气象。此外还有仅存一页的现藏于法国巴黎的《仁王般若经序》，书写为特小的小楷字，人称"细字".此卷书写刚劲流畅，楷法娴熟，是南方楷书发展成熟时期的作品。

　　北朝的文化仍以汉族文化为支柱。北朝楷书的演变呈现了与"二王"楷书相反的发展方向。它继承了汉代质朴的书风，承袭了汉隶的笔法，结体严谨，笔姿浑厚，书风刚劲粗狂，存世书迹以石刻为主。众所周知，北朝的楷书，尤其是北魏的楷书，是我国楷书发展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碑版、墓志、造像题记等这些北朝的石刻书法被称为北碑，又因它是北魏时期的主流书体，在北魏一代为最为繁盛，因此亦被叫做"魏碑".这与石刻艺术的发展和楷书书体应用的普及有着莫大的关系。北朝的书家多为无名书手，楷书多来自民间，石刻书法内容则多为记述功德，颂扬官吏德行等，书法的实用功能很明显，书家无法注入感情于书写中，书法一直没有上升到艺术层面。当南朝的行草书和楷书已经发展成熟并大为流行的时候，北方楷书则依旧处在楷书与隶书交错演化中。北朝碑刻作品，以北魏和东魏最为丰富，是楷书发展史上一次质的飞跃。康有为《广艺舟双楫》有云："魏（北朝）碑无不佳者，虽穷乡儿女造像，而骨血峻宕，拙厚中皆有异态，构字亦紧密非常，它与晋世皆当书之会邪。"这是因为在当时的北朝，大兴碑刻之风，而楷书依旧处于演变发展阶段，法度不完备，形态无定式，书家所能自由发挥的空间很大，因此魏碑才能在书法史上大放异彩。

　　张世杰把魏碑体风格细分为三类："一类是以方笔为主的作品，整体方重，下画如金刀刻玉，但见浑美，布势精工，各有意态，笔划极其方锐厚实，如斩钉截铁，结构严密，字势雄强，丰厚茂重。作品有《龙门二十品》、《爨龙颜碑》。另一类是以圆笔为主的书法，大多数都是摩崖刻石，起笔收笔自然天趣，奇逸古朴，用笔匀称，结构宽博疏秀，雍容大度，精气内涵，于圆劲醇厚中寓金文篆隶遗意。显得静穆，笔圆体方，含蓄稳重，如《郑文公碑》、《元怀墓志》、《石门铭》、《瘗鹤铭》等。第三类是用笔方圆结合，一个字中有方笔，也有圆笔，用笔极其雄强有力，笔划如长枪大戟，天骨开张，笔力内含，圆润中颇有柔情，斜纵而周正，点画布置闪烁理智的光彩，富有情感笔力。如《张猛龙碑》、《刁遵墓志》、《张黑女碑》等。"蒋善国指出："北魏一代的墓志，在真书发展史上的地位，与汉碑在隶书发展史上的地位，有同等的重要性，他的艺术价值是不可泯灭的。"由此可见魏碑在楷书发展中的重要位置与影响。

　　1.3 南北朝晚期北书南学，南书北渐。

　　与和平时代相比，分裂时期各地域政权人员间的来往，文化间的交流显得萧条很多，但并不是没有。南北朝时期的政权虽然处于对立状态，正常的交流或许不那么密切，但是南北二地通过战争的争夺，双方互派使节，以及民间的往来，使得两地在文化方面的交流与影响从未间断。而到了南北朝晚期，统一进程的加快和南北文化大融合的加深，使得书法在带有极明显地域性特征的时候又被融合带来的其他书风所影响，久而久之，书法的地域性差别就缩小了。

　　北魏的楷书以孝文帝将都城迁到洛阳为界限，可以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文化艺术从来都是落后的一方学习先进的一方，书法作为文化的重要方面也不例外。北魏后期，由于孝文帝的汉化政策，主张学习汉民族的先进文化，南北文化便开始交流与融合。这样一来，北朝的碑刻就受到了来自南朝的王派流美书风的影响。原本单调的方正用笔中加入了些许圆笔，多了些圆润的气息，点画之间显现出流动之美，字形也渐趋圆融。北朝碑刻书法中的变化，对楷书字体的以后的发展和定型有着莫大的推动作用。字体的发展随着时代的发展而逐渐发生改变，大约到了北齐、北周时期，楷书书体就已脱离了魏碑体，而向着瘦硬方向发展。

　　北朝前期楷书字体的演变进程非常缓慢，与南方楷书相比，大约晚了一个半世纪左右，北方的碑刻楷书字体直到北魏后期受到了南方书法风格的的浸染与融合，才得到了完善。虽然魏碑楷书和魏晋时期的楷书朝着两个不同的方向发展，但是在北朝后期，由于文化大融合的加深，雄强刚劲的魏碑楷书与温婉流美的南方楷书相互影响并融合，使得原本处在不同发展道路上两种楷书并为一轨，一起朝着标准、规范的方向发展。而这也是楷书字体发展的必然趋势。

　　到了南北朝的后期，统一的势头愈来愈猛。随着政治上统一步伐的加快，南北朝的文化交流也频繁起来，书法文化的交流也逐渐深入。之前南北两朝楷书书体一直沿着各自路线，偶有碰撞差异化的发展着，直到西魏恭帝时期，楷书书体的融合才有了实质性的进展。公元 554 年于谨等攻破江陵，梁朝士人王褒等被俘虏入关，带去了一大批南方的书画名迹。这些进入北方的江左书家和南方的法书轰动了北方书坛，打破了北朝书坛崔、卢代表，钟繇、卫瓘旧体占主导地位的局面。据《周书·赵文深传》记载："及平江陵之后，王褒入关，贵游等翕然并学褒书。"北周出现效仿南朝书法的高潮。

　　江陵之役后，发生在周武帝时期的平齐战役也为南北书法的融合带来了一次机遇。

　　周武帝不论南北籍贯，将生活在北方的绝大部分文化名人全都聚于都城长安，彰显了其海纳百川的胸怀气魄。《北齐书》卷 43《源彪传》有很清楚的记载，云："武平七年，周武平齐，与阳休之、袁律修等十八人同敕入京（长安），……齐灭，朝贵知名人如入周京者，度支尚书元修".而这十八个被敕入京的北齐人士，全都是学识渊博饱读诗书之士，有的甚至还为北齐旧权大臣，这些人也为南北文化的深入融合做出了莫大贡献。

　　张世杰认为："魏晋南北朝约四百年的历史，这期间的楷书大体上有秀丽典雅和雄浑刚健的特点，唐代楷书在魏晋南北朝楷书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它吸收了南朝楷书的雍容典丽又兼采了北朝楷书的浑劲挺拔，集南北朝书法之大成，开创了它们自己的一代书风。"笔者很认同这一观点。南北朝晚期楷书书风的融合为隋唐楷书的大发展大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隋唐时期楷书的代表书家，唐初的楷书"四大家",中唐的颜真卿，后期的柳公权，无一不是从南北朝楷书两大风格的基础上继承融合和发展演变而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