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 书风融合的表现。
隋代楷书在承前启后上的特点，刘咸炘经过一番整理比较分析，有如下结论："南北经学至隋唐而混合，书法亦然。混合之中，自有其偏重。欲论虞、欧、褚三家之殊，当明南北书势之大制。盖南方二王一派，其笔圆裹而直，势狭敛而长，乃出于篆。北魏书笔方铺而曲，势横拓而广，乃出于分。北齐承之。或变趋瘦削。隋沿其风，又与南法相合，遂成短笔狭势。以《馆坛碑》与隋丁道护《启法寺碑》及诸舍利塔铭合观之可见".隋朝的建立者杨坚，是北周外戚，其与其的家族所接受的文化应该是北方文化，其文化根基应隶属北朝系统。从时间段上分析，隋朝 581 年灭了北周，直到八年后才灭了南陈，这一段时间隋朝的主要活动范围还是在北方，北方文化相对南方文化对隋的影响力更为深广。再者从传世的隋书法遗迹与出土的碑志来看，隋代的楷书应当是以北派书风为基础，学习和吸收南方书风，将南北书风融合为一而成。叶昌炽有云："前人谓北书方严遒劲，南书疏放妍妙，囿于风气，未可强合。至隋则浑一区宇，天下同文，并无南北之限。"康有为在其《广艺舟双楫》中指出了隋代楷书与南北朝楷书的关系："隋碑内承周齐峻整之绪，外收梁陈绵丽之风。故简要而清通，汇成一局。淳朴未除，精能不露，譬之骈文之有彦升、休文，诗家之有玄晖、兰成，皆荟萃六朝之美，成其风会者也。"2.3.1 妍雅峻朗的写经新风貌。
佛教从汉魏开始逐渐传入中国，佛经的传承是传播佛法最主要的方式之一。写经与佛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印刷术的没有被广泛运用的时期，佛经的传播只能通过抄录誊写。写经书法作为书法类型的一种，自北魏起就在佛教内渐渐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
而写经书法发展到隋朝，可以说已经初步形成了一种较为规范的写经制度。表现在隋代的写经中，其抄录誊写的格式、题记内容、每行书写的字数多少以及写经用纸的大小、纸张防蛀处理方法等许多方面都趋于一致。隋代是一个文化大融合的时期，写经制度等客观因素可以人为的制定和介入，但是笔意书风等主观因素对书家的影响效果却不是立竿见影的。南北朝的不同的楷书写经书风在隋代激烈碰撞融合，然隋是个短命的王朝，而书体的发展是一个相对缓慢的文化发展过程。纵然隋代有着得天独厚的统一条件，但是时间的短促决定了隋不可能形成全国统一的写经风貌，因而写经的书法风格也表现出了多样性的特色，这其中最能体现楷书书风融合的是妍雅峻朗的写经新风貌。
这种最能体现楷书书风融合的风格的写经，楷法娴熟，又将南方书法的娟秀流美和北方书法的刚劲挺拔近乎完美的融合在一起，使得作品细腻典雅而不失庄重。这类代表楷书融合新风貌的作品有隋文帝开皇八年的《思益经卷第四》、开皇十三年的《大智度经释卷论卷三十》、仁寿二年的《中阿含经卷第八》等等，以下我们挑出一二分析下其书风融合在书写中的表现。
《思益经卷第四》（图 2-1），是写经新风貌的代表之一，所作时间为开皇八年。我们从用笔与结构两方面来详细分析此经卷。该经卷行笔轻重缓急，很有节奏感，转折处方圆兼施，总体感觉干净细腻纯熟。仔细观察其中的捺划，既有南方写经书风的精紧流美，又不失去北方写经书风中的厚重遒劲。比如其"及"、"大"、"人"等字。再观察其钩法，如"不"、"所"、"利"、"课"诸字，从中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唐楷中钩划的影子。此经卷的钩划稳重含蓄但不显笨拙，其出钩爽利轻盈，不失灵动，明显是综合了北方写经的拙厚和南方写经的轻灵，并被唐代书家很好的继承和沿用下来。从结构上来看，前朝北方的写经楷书发展不如南方，其字形结构还不太稳定，而南朝写经楷书虽在字形上比北朝楷书齐整，但其笔划的流动性和组合的和谐性依旧显得生硬与造作。而发展到隋代，楷书的演变向前迈了一大步，《思益经卷第四》中，楷书的结构组合看着自然和谐很多，笔划间搭配协调融洽，点画极富弹性，颇具流动意态，通篇笔法娴熟，笔势流畅，着实为隋dai写经新风貌的代表。
开皇十三年的《大智度经释卷论卷三十》，现藏于天津艺术博物馆。其书写者是李思贤，此人为写经高手。用笔老练，含蓄精到，结体方整，书风于精整中不失奔放，节奏感强烈。此经卷后有徐金声的题跋："隋贤书法内吸周齐刚劲之气，外收梁陈绵丽之风，融合南北，汇成一局。以故生面独开，古法宛存，自非唐人专讲结构者可比拟。是卷精光外溢，劲气直达，尤为隋书中杰作。"
2.3.2 妍质兼备的隋墓志。
隋代的石刻书法一般包括墓志，造像题记以及碑刻这三种形式，其中出土数量最多，最能体现其艺术性的是墓志。隋朝的墓志承接隋朝遗风，马衡曾有书言："北朝魏齐之际，此风（指的是瘗埋墓志之风）最盛。隋唐以后，遂着为典礼矣".隋唐时期的墓志是相当多的，从坐落于洛阳市新安县，有张钫先生所建的"千唐志斋"博物馆即可窥探一二。隋国祚短暂，自然不及唐代多，但与其他朝代比较起来，也还算的上是丰富。关于隋代墓志楷书的风格，康有为认为："隋碑风神疏朗，体格峻整，大开唐风。……昔人称中书郎曰：'笔势洞达，'通观古碑，得洞达之意，莫如隋世。盖中郎承汉运之末运，隋世集六朝之余风".实则不然，隋代墓志书法是在综合南北墓志书法的特点上所发展起来的。隋代不论是从政治经济文化还是地域各个方面来说都离不开"融合"二字。
隋代的书法作为文化艺术的重要方面自然也离不开这个名词。而楷书书风的融合又在隋代的墓志中展现的淋漓尽致。
例如，刻于开皇十七年的《董美人墓志》（图 2-2），本出土于道光年间，但却又在咸丰三年毁于战火，现仅有拓本存世。此作为隋代墓志楷书中的上品之作，峻拔雄劲，端庄妍美，集古质、今妍于一体，既有北碑的朴茂之质，又有南朝的雅韵之妍。《董美人墓志》拓本布局端庄严正，在结体上呈现扁阔的体态，字形扁方疏朗，总体整齐疏朗，一改北魏结字行款过密的风气，但在自发和结构上还是更偏向北朝书法风范。而在用笔上则不然，此作用笔俊雅挺拔，细腻生动，可以看出点画间的顾盼相映，意蕴上的清秀俊美，总之在用笔上更多的继承的是南朝的书法，其对唐代楷书的成熟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清汪鋆《十二砚斋金石过眼录》说此作："书迹端妍含古意，与欧、虞仲伯。"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中评："《始兴钟武王碑》与《刁遵》同体，茂密出元常。而改用和美，几与今吴兴书无异，而笔法精绝，如有妙理，北朝碑实少此种。惟《董美人墓志》，娟娟静好略近之。"此外，这个此碑的书法特点也与初唐的欧阳询、虞世南等大家的书法风格颇为相似。可见《董美人墓志》古茂有北碑遗意，尚于娟秀的风格上开初唐以降之先河。
《苏孝慈墓志》拓本刻于仁寿三年，清光绪年间出土于陕西蒲城，传世有原石本、刻拓本和去跋本三种。此墓志楷书用笔劲健，点画精密，整齐妍美，气骨俊挺，文字使用更加规范，法度化较以前有所增强。康有为《广艺舟双楫》里有评："初入人间，辄得盛名。以其端整妍美，足为干禄之资……于是翰林之写白折者，举子之写大卷者，人购一本，期月而纸贵洛阳。"可被封建士大夫视为"干禄之资",可见此墓志很符合大众的审美。清人毛凤枝对此墓志也评价甚高："此志楷精健绝伦，实为佳刻，盖隋人楷法集魏齐之大成，开欧、虞之先路，其沉着痛快处，有唐人所不能到者。"《李和墓志》拓本，开皇二年书刻。此墓志以北碑为本，融合南朝，气象威严，精神勃发，雄秀刚劲，坚挺朴茂。点画结体的精到虽不及《董美人墓志》，然气度过之，爽朗疏放。《张通妻陶贵墓志》拓本，书刻于开皇十九年。原石已佚，原石拓本现藏于故宫博物院。清代叶昌炽《语石》评价此作："遒劲婉约，锋颖如生。"此墓志楷书，点画笔划精到，结体齐整中不失险峻，字体兼有大小、粗细、雄壮、瘦硬，总体书风清健秀美。隋代楷书发展至此，南北书风融合的不再生硬，已经变的自然和谐，这对唐代楷书的发展来说，无疑是个坚实的基础。
此外还有许多此类妍质兼备的墓志，在此不赘述。
2.3.3 峻整绵丽的隋碑。
隋代出土的的碑刻书法与墓志铭相比就显得捉襟见肘。虽然书迹流传较少，但是在南北书风融合的过程中，隋碑既吸收了南朝二王的新体书风特点和俊秀流美的用笔感觉，又掺入了魏碑体古拙朴茂的特点，可以说是集中南北书法中的优点于一身，融会贯通，同炉共治，逐渐形成了峻整绵丽的隋碑风格。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取隋第十一》
中有评："隋碑内承周、齐峻整之绪，外收梁、陈绵丽之风，故简要清通，汇成一局，淳朴未除，精能不露。"《龙藏寺碑》（图 2-3）拓本，书刻于开皇六年。此碑是隋代名碑，历来为世人所重，评价甚高。此碑现存河北正定隆兴寺，其文化底蕴应该是北方文化。但是此碑楷法成熟，全脱隶书、魏体余风，在整齐方正的结体中还透露出南朝所特有的圆润温雅，运笔流畅婉转。宋代欧阳修《集古录》称其"字画遒劲，有欧、虞之体".杨守敬《评碑记》说："细玩此碑，平正冲和似永兴（虞世南），婉丽遒媚似河南（褚遂良），亦无信本（欧阳询）险峭之态。"清代的康有为对此碑更是推崇至极，在其《广艺舟双楫》里说："隋碑渐失古意，体多闿爽，绝少虚和高穆之风，一线之延，唯有《龙藏》。《龙藏》统合分隶，并《吊比干文》、《郑文公》、《敬使君》、《刘懿》、《李仲璇》诸派，荟萃为一。安静浑穆，骨鲠不减曲江，而风度端凝，此六朝集成之碑，非独为隋碑第一也".还说："《龙藏寺》秀韵芳情，馨香溢时，然所得自齐碑出，齐碑中《灵塔铭》、《百人造像》，皆于瘦硬中有清腴气，《龙藏》变化，加以活笔，遂觉青出于蓝耳。"以上各种先贤的所评，我们可以看出《龙藏寺碑》在书风上承前启后的作用和地位。
《孟显达碑》拓本，书刻于开皇廿年。1910 年出土于西安，现存于西安碑林。近人方若《校碑随笔》说："书法修整，开虞、褚先声，较《龙藏寺碑》尤谨严。"此碑书风精整劲健，内含媚秀，点画用笔极具法度，富于变化，既不失北碑强劲遒利之气息，亦有南朝飘逸清秀的韵致；体态端庄大方，细不觉轻柔，粗不觉笨拙，笔笔有来历，字字合规绳。将初唐的虞世南和褚遂良的楷书与其相比较，一个得其端雅之气格，另一个得其隽逸之风神。此碑真不愧为初唐书家的楷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