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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题目：推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分析

作者：方维慰

单位：江苏省社会科学院财贸研究所

　　摘要:为了提高数字经济的竞争力、支配力、渗透力与原创力,实现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我国应以完善数字设施、增效数字产业、扩大数字生产、强化数字应用、推动数字创新为发展目标;以“三业联动、虚实结合”“重点突破、梯度推进”“存量改造、共建共享”“聚散有序、优化布局”为发展策略;以设施先行、技术引导、融合赋能、数据驱动、优化载体为发展路径;以规范数据交易、政府采购试用、设立专项基金、加强基础研究、培养高端人才、革新监管模式、建立协调机制为政策重点,全方位地推进数字经济从理念认同向全面普及、深度融合、集成创新演进.

　　关键词:数字经济; 高质量发展; 战略分析;

　　作者简介: 方维慰(1972-),女,汉族,江苏南京人,江苏省社会科学院财贸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研究方向:区域经济与区域创新体系.;

　　基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基于GERT的大学科技园与高新区协同创新机制研究”(项目编号:71774072);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自组学科“区域协同创新”的阶段性成果;

Strategic Analysis on Promoting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Abstract:In order to improve the competitiveness, dominance, penetration and originality of digital economy and realiz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China should take perfecting digital facilities, increasing efficiency in digital industry, expanding digital production, strengthening digital application and promoting digital innovation as its development goals, and take “three industries linkage” “gradients-elapsing advancement” “Stock transformation” “optimizing layout” as development strategies. China should choose “facilities first” “technology guidance” “integration and enabling” “data-driven” “Optimized Park” as the development paths, so that comprehensively promote the evolution of the digital economy from concept identification to full popularization, in-depth integration and integrated innovation.

　　Keyword:Digital economy; High-quality; Analysis;

　　数字经济(Digital Economy)不仅具有高附加值、自我增值性、强渗透性、可持续性等经济特质,而且具有改善民生、拉动内需、丰富文化、革新管理的社会功能.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目前,我国数字经济已然取得阶段性成果,但是发展的集约程度、渗透力度与创新水平还有待加强.未来,我国需要推动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形成“以质取胜、追求卓越”的发展态势,以期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数字经济强国.

　　一、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实意义

　　20世纪90年代,基于美国“新经济”的出色表现以及信息技术的快速扩散和互联网的全面使用,“数字经济”的概念呼之欲出.1996年,美国IT咨询专家泰普斯科特在《数字经济时代》中首次提出并宣告数字经济的来临.1998年,美国商务部发布数字经济的第一部报告《浮现中的数字经济》,1999年发布第二部报告《新兴的数字经济》,后又陆续出版《数字经济》系列年度报告,揭示数字经济对美国乃至全球的影响[1].与此同时,数字经济也引起学界的关注,尼尔·莱恩(Neal Lane)认为信息、计算机、通信技术的融合是数字经济发展的驱动力,这种融合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变革,创造了新的经济模式.保罗·米勒(Paul Miller)突破了信息技术和电子商务的局限性,将数字经济理解为一种崭新的经济形态.贝姆苏·基姆(Beomsoo Kim)认为数字经济是指商品和服务以数字化形式进行交易的一种特殊经济形态.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进入深度调整期:传统经济持续低迷、发展疲软;数字经济快速崛起,展现出蓬勃生机.而在发展中国家,随着资本、土地、劳动力等传统生产要素促进经济增长日渐乏力,数字经济也开始受到广泛青睐,被认为是可以实现跨越式发展的路径之一[2].

　　根据约瑟夫·熊彼特的技术创新理论,数字经济可诠释为“由数字技术所推动的经济增长”.数字经济具有数字化、虚拟化、网络化、模块化、分子化的特征,实践证明,数字经济能够有效地改变知识积累方式、重构生产组织结构、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目前,全球22%的GDP与涵盖技能和资本的数字经济相关,全球十大上市公司中,数字经济企业占据七席,数字经济已然成为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新经济形态.2017年,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发展数字经济;党的十九大报告也首次纳入“数字经济”这个关键词.“数字经济”在G20的《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中被定义为: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3].当前以数字生活、在线政府、智能工业为主要特征的数字经济正在成为我国包容性增长的新动力与实体经济转型的新引擎.2018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31万亿元,约占全国GDP的1/3,可以说,我国正在向数字经济大国迈进[4].

　　在总量扩张的同时,我国数字经济也存在着粗放化与形式化的倾向,表现为:与实体经济融合度不够、大数据产业自主创新不足;数据资源的挖掘利用不深;企业数字化改造提升面临较高壁垒等问题.数字经济在产业发展上不均衡,生产领域滞后于生活领域;在区域发展上也不平衡,东部沿海省份发展较好,中部省份次之,西部省份发展相对较弱.总体而言,我国数字经济在竞争力、支配力、原创力、渗透力等方面还不够突出.为此,我国应通过更为充分的技术应用和更为深入的产业融合,将市场容量优势、产业需求优势、制度供给优势转化为数字经济发展的品质优势,推进数字经济发展的效率变革与动力变革,实现数字经济发展向速度与质量并重的根本性转变.

　　数字经济是一种新的经济形态,也是一场由技术主导的经济革命.作为“经济革命”,数字经济将引发社会生产潜力、知识信息储备、管理组织模式的本质变化,也可能会扩大社会贫富差距、侵犯网民个人隐私、引发信息安全风险.为此,推进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还必须正视数字经济同时具备的“创造性”与“破坏性”,构建适应数字经济特点的新规则与新制度,提升区域经济对数字经济的承载力与包容力.

　　二、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目标解析

　　目前,数字经济开始从1.0阶段(以互联网为主的电子商务阶段)、2.0阶段(以移动互联网为主,以大数据为驱动的“互联网+”阶段)向3.0阶段(以云+网+端为基础,以人工智能、智能制造为代表的全面数字化阶段)演进.在此背景下,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应体现发展的前瞻性、综合性与联动性,刻画出数字经济从线性、递进式的增长向裂变式指数级增长的转变.为此,本文构建拥有四个层级的发展目标指标体系.由于数字技术迭代周期很短,数字经济发展日新月异,因而,表中的解释性指标具有动态性,可顺势更换调整,如表1所示.

表1 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指标体系

　　三、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本策略

　　目前,我国发展数字经济的软肋是:三次产业渗透应用不均衡、企业数字化改造力度不够、关键性技术自主创新不足、数据资源的挖掘利用不深.为此,我国需要采取因地制宜、有的放矢的发展策略,推动数字经济从理念认同向全面普及、深度融合、系统创新演进,以期建成技术先进、产业发达、应用领先、网络安全的数字经济强国.

　　(一)三业联动,虚实融合

　　由于数字经济的影响力主要体现在非摩擦性经济、注意力经济、服务型经济等领域,因而,数字经济首先在服务业得以渗透.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的测算,2017年,农业、工业、服务业中数字经济占比分别为6.5%、17.2%、32.6%,第一、二产业数字经济发展相对滞后,而第三产业中个人消费领域的数字化程度又高于公共服务领域[5].随着互联网人口红利的减弱,传统的摩尔定律将走到尽头,消费端的数字渗透将趋于平稳,而供给端的数字应用还有很大空间.为此,我国需要模糊三大产业之间的边界,加深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高效农业之间的业态关联与技术扩散,促成三大产业共同推进数字化的改造.利用数字技术广泛的带动力和超强的黏合力,构筑数字经济与产业发展相辅相成、良性循环、协同演进的态势.

　　激发泛在获取、海量存储、高速互联、智能处理、数据挖掘等技术的创新活力,对三次产业进行全方位、全链条的数字化改造.依托信息进村入户工程,加快农业农村信息化步伐,实现农业生产智能化、经营网络化、服务在线化;依托智能制造与工业互联网,提升企业在工艺优化、设备维护、预测防控、供应链协同等方面的数控化率;依托服务业数字化应用,推进体验式、个性化、精准化服务,扩大信息消费的规模,提升信息消费的品质.

　　(二)重点突破、梯度推进

　　数字经济囊括着一个异质性很强的产业群体,推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按照“突出重点、分类推进”的原则,以市场前景好、带动作用大、增长潜力强为导向,构建由基础产业、核心产业、前沿产业、新型业态等共同组成的多层级、多功能的现代数字产业体系.在基础产业上,需以3D打印、高性能RFID芯片、显示器件等为重点,发展信息制造业;以工控软件、医疗大数据、安全软件、数据库为重点,发展信息服务业,提升产业的规模化水平.在核心产业上,需壮大平板显示、网络设备、现代通信、数字视听等产业集群的优势,增强在集成电路、软件和信息服务、工业互联网等领域的竞争力,形成高端化、特色化的信息产业高地.在前沿产业上,需以5G商用、量子通信、北斗应用、人工智能为重点,在技术标准、成果转化、智能应用、网络协同等领域占领未来发展的制高点.在新型业态上,需依托电商模式、新零售模式,培育智慧商贸、智慧科技、智慧设计等生产性服务业;壮大智能旅游、远程医疗、在线教育等生活性服务业;发展动漫游戏、数字视听、数字出版、网络文艺等创意产业,树立高价值的服务业品牌.

　　(三)存量改造、共建共享

　　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充分发挥数字经济的衍生效应、叠加效应、重组效应,利用数字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商业模式与组织架构的创新,增加其人性化、便利化、信誉化的内容.鼓励企业对内推进流程标准化、生产组装柔性化,实现移动服务、精准营销、个性定制;对外建设用户交互体系,通过网站、微信、微博、移动App等,多渠道把握市场动态,避免库存积压和产能偏差.鼓励企业打破传统的科层制、雇佣制、产销分离制,化整为零,建立面向市场的少层级、扁平化、灵活机动、线上线下相融合的成长型组织结构.鼓励“小而美”模式的中长尾企业利用大数据进行服务转型,更好地适应市场变化,做出更明智的企业决策.

　　平等、开放、共享是互联网的核心价值取向,为此,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借助移动LBS应用、动态算法与定价、双方互评体系等,搭建共享经济平台,剥离闲置资源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实现生活资料或者生产能力的碎片分享、共同受益,例如发展共享单车、网约车、家庭旅馆借宿、慕课、网络医院等,以提高设备、空间、人员的流动性与利用率.

　　(四)聚散有序、优化布局

　　“优化布局”就是要遵循数字经济的区位指向,在地域空间上进行有序分布、合理组合,平衡发展要素的集聚与扩散,既避免重复建设、冷热不均,又防止竞争过度、浪费资源,最大限度地提高空间配置的效率,维持空间组织的秩序.生活性与公共性数字经济以满足和贴近大众的市场需求为目标,具有一定的服务半径,在布局上应体现“小集聚、大分散”的原则,形成多节点、网格化的空间分布格局.生产性数字经济要根据“空间的临近性”要求,与制造业进行协同定位,依附于现代制造业周边形成综合化集聚或者围绕特定产业集群配套形成体系化集聚[6].

　　为了进一步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我国还需要利用虚拟数字空间对实体物质空间的协作效应与增强效应来优化与完善区域自身的空间结构;利用数字化手段,去中介化,去中心化,打破信息不对称,鼓励城市的资源与服务向乡村有效“下沉”,减少城乡发展落差,引导城镇空间重塑,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与城乡一体化进程.

　　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施路径

　　目前,我国各省份数字经济的竞争格局正在形成,网络支撑、数据驱动、创新引领、多元融合已成为数字经济竞争的焦点,为此,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也应聚焦于设施、技术、平台、资源、应用等重点领域,有的放矢、因地制宜地推进.

　　(一)设施先行

　　基础设施一旦建成,改建成本极高,只有适度超前建设才是最为经济的,作为区域“神经网络”的信息基础设施也不例外.当前,我国需以灵活调度、智能适配、均衡布局为导向,构建高速、移动、安全、泛在的新一代智慧化信息基础设施,以期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万物互联、人机交互、天地一体的网络空间.加快城域网、接入网、互联网数据中心的IPv6更新改造,推动光纤宽带提速升级,实现百兆宽带普及.推进5G标准化、研发、应用、产业链成熟和安全配套保障,支持5G和垂直行业融合发展,为5G规模化商用奠定基础.利用虚拟技术、软件技术重塑互联网的设施形态,实现“资源可全网调度、能力可全面开放、容量可弹性收缩、架构可灵活调整”的智能化转变.规划布局物联网感知设施,推进下一代互联网与移动互联网、窄带物联网的协同应用,实现物联网从碎片化、孤立化应用向互联互通、跨界融合演化.完善基于“网+云+端”的工业信息基础设施,构筑低时延、高可靠、广覆盖的工业互联网,优化“工业云”“企业云”、中小企业“e企云”等公共服务平台,积极引导中小企业业务系统向云端迁移.继续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与农村信息化建设,通过高水平的普惠接入和高质量的公共服务,弥合城乡之间的数字鸿沟.

　　(二)技术引导

　　我国信息产业中涉及高端通用芯片、高频元器件、操作系统的核心技术对外依赖度仍然较高,现有信息制造业多以单点技术突破为主,尚未形成安全可控、国际先进的产业生态,更加缺乏能够高效整合产业链条的巨头企业.从国家经济安全角度着想,必须开展核心技术知识产权战略布局,加强信息领域前瞻性基础研究,加大关键技术的自主研发力度,争取在数字经济领域取得引领性的原创成果.高校众多、院所林立的省份和地区,应主动汇聚科教资源,整合科研力量,推进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培育基于数字化转型的共性技术创新联盟,着力攻克感知、传输、处理等物联网技术,重点研制E级高性能计算系统,创新突破并行计算、海量信息处理、数据挖掘、机器学习等一批大数据技术,积极研发人工智能、3D打印、机器人、全息显示、虚拟现实等下一代技术.聚焦未来网络计算、泛在信息安全、无障感知互联、智能制造与机器人等领域,以大型科技型企业为主体,联合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人力物力,组建高等级工程实验室和行业工程中心.数字经济存在着“赢者通吃”的现象,事实标准往往就成为行业标准,因而,发达国家普遍采取“数字技术专利化-专利标准化-标准垄断化”的三步战略.而我国也应在精准预测技术成果的潜在商业价值后,实施技术的标准化战略,通过技术的成熟推广与大规模的商业化应用,形成事实标准,进而在技术标准竞争中掌握主动权.

　　(三)融合赋能

　　根据投入产出表的计算分析,数字经济与绝大部分行业都存在前向和后向相关性.我国需要充分利用数字经济的产业关联效应,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正向耦合、深度融合.《数字中国建设发展报告(2018年)》显示:工业互联网平台带动相关企业实现研发成本降低30%,生产效率提高10%,节能减排10%.我国需要深入实施工业互联网战略,继续推进企业“上云”计划,为企业量身打造低成本的“上云”方案,重点解决企业“系统信息孤岛”“生产管理不可见”“提升效率无方案”等难题.推进传统产业的智能制造单元、智能生产线、数字化车间建设,实现企业的数字化生产、网络化协同、个性化定制、服务型制造.推动5G、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型技术向产业的全生命周期和全价值链渗透,通过智能制造、精准营销、能耗管理,在更大范围内实现产业资源的供需对接和优化配置,以增加供给侧的弹性与韧性.构建规模效益显着、产业特色鲜明、产学研合作紧密、科技服务完备的数字经济集聚区,如国家级数字化产业示范区、智能制造示范基地、工业互联网产业示范基地、小微企业创业创新示范基地等,引导不同规模的企业参与云设计、网络协同制造、大数据营销、网络供应链协同发展.

　　(四)数据驱动

　　数据资源具有自生性、可复制、可共享及边际价值递增性,这是黄金、石油、货币等传统资源望尘莫及的.实现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善于通过及时高效地获取、处理和使用数据来创造价值,在数据“加工”中探索创新.据此,需要进一步优化国家大数据运行体系,完善区域性的数据联通交换共享平台,构筑一体化大数据中心,并且通过云模式来提升数据中心的运作效率.持续提高各级政府信息公开水平,建立信息资源目录和数据采集机制,形成规范、可用、高质量的数据仓,实时推进政务数据与社会数据的汇聚融通,为政府治理的高效化与智慧生活的惠民化提供数据支持.培育一批掌握数据专业化处理技术的科技型企业,对各行业具有意义的数据进行采集、清洗、挖掘、提纯,优化生产流程参数,打造数字化供应链.注重基层元数据的管理、主数据的整合、各种类型大数据的个性化治理与行业应用,实现“一切业务数据化”与“一切数据业务化”.努力清除阻碍数据自由流动的制度性障碍,促进跨层级、跨地域、跨系统、跨部门的海量数据互认互通、集成应用和流通管控.依托云平台搭建数据统一开放平台,利用云计算技术、虚拟化技术、后台操作系统进行横向、纵向、点对点的数据分析,创造数据“红利”.

　　(五)优化载体

　　鼓励以现有的高新园区、大学科技园、创意空间为依托,以成果转让、技术转移、科技金融为重点,以标准、协议、技术规范为手段,建设以数字经济为主线的共性技术服务平台和科技中介服务平台.打破既有技术工程化平台、产业化示范基地、中间试验基地之间的壁垒,通过定向布点的匹配方式和灵活多样的共享模式,建成工程文献、大型仪器、科学数据等资源的共享平台.提升现有产业园区信息交互和大数据服务水平,推动人才流、资金流、知识流、信息流、价值流等在园区的快速流动与有效配置,打造园区内的知识溢出链、技术创新链、研发协作链、产业价值链和创新服务链.探索建立宜于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代科研院所治理体系,组建创新研究院、卓越创新中心、大科学研究中心、特色研究所等新型科研组织,以减少科技研发的同质化竞争、碎片化扩张.遵循数字经济开放性、融合性的特质,采用集成创新的技术手段和战略联盟的组织形式,进行数字经济虚拟创新平台建设,构建以明确的物理空间为核心,以广阔的信息空间为外围,多元开放、集成高效的数字经济创新平台.

　　五、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政策供给

　　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推动技术进步与构建制度变迁的互动发展,将数字经济领域自下而上的万众创新与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相结合,通过构建完善的法规政策保障体系、健全的市场监督管理体系、高效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形成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合力.

　　(一)规范数据资源交易相关制度

　　为了切实破解数据共享与跨境流动受限、数据隐私与数据利用博弈的运转困境,建议在区域层面设立大数据资源管理局,统筹全区域大数据标准化建设,明晰数据资源开放、流通、交易的相关制度,构建规范、稳健、可信的数据交易运营体[7].明确数字资产界定归属与流转规则,保障数据资源采集、存储、应用、开放中的完整性、可用性与可控性,强化“上云”企业商业机密的保护,严厉打击非法泄漏和出卖个人数据的行为.落实信息安全等级保护、风险评估等网络安全制度,建立大数据安全评估体系.推进电子商务法、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法等方面的立法研究.将传统内容监管的范围扩大到互联网阅读、付费点播、在线游戏等领域,明确数字内容版权保护程序,防止网络盗版侵权.

　　(二)推进政府采购鼓励方案试点试用

　　政府可以选择性地采用财政补贴、税收优惠、金融支持、贸易代理、专利保护、放宽准入限制等措施,培育适宜数字经济发展的生态环境.加大对云计算、大数据等产品服务的政府采购力度,依托专业企业开展政府数据应用,以政用市场发展带动数字经济市场需求增长.优化新技术、新产品首购首用、重大装备首台套示范应用制度以及政府购买服务制度,促进数字创新产品的试点试用.通过财政资金对企业购买云服务给予一定补贴,可向企业发放“云服务券”,降低企业“上云”成本.

　　(三)设立中小企业数字化改造基金

　　由于数字化改造的投资回报周期长、转换成本高、试错成本大,因而中小型传统企业会缺乏主动投资实施改造的意愿.政府可支出政策性资金,用于中小型企业数字化改造的无偿资助、引导资金、贷款贴息、补助资金;建立中小型企业数字化免费体验专项基金,通过实际感受,激发中小型企业的数字化热情.引导金融机构针对数字经济开发特色化信贷产品,设立数字产业专营的政策性担保机构.发挥政府种子基金的“资本杠杆”作用,撬动天使投资、风险投资、创业投资、私募基金支持初创型、成长型数字经济企业发展.

　　(四)加大基础性研究的财政投入

　　目前,我国基础研究经费占研发经费的比重只有5%~7%,远低于发达国家15%~20%的水平.过于“功利化”与“短视化”的研发资源配置方式,严重制约了原始创新的产生.为此,我国亟须加大对战略性、基础性、公益性研究的财政投入力度;革新基础研究领域科研管理模式,保护研究的探索性与持久性;扩大高校、科研院所的学术自主权,支持研究机构自主选择科研项目;建立包容“非共识”创新项目和宽容“失败”的制度.

　　(五)培养数字经济的高技能人才

　　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重复性强的低技能人才逐渐被机器取代,对创造性强的高技能人才的需求持续上升.从数量上看,我国的数字经济领域人才总量较为庞大,但从质量上看,高端人才非常稀缺,尤其缺乏跨界复合型人才[8].为此,国家层面有必要出台数字经济人才培育、引进、使用的人才政策.例如鼓励高校设立大数据相关专业,鼓励产学研联合培养数字经济领域紧缺型技能人才,将数字经济相关工种纳入就业技能培训补贴范围等.

　　(六)完善包容审慎事中事后监管

　　与传统经济相比,数字经济更加需要一个鼓励创新、包容审慎的监管环境.为此,需要围绕数字经济建设的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加大简政放权力度,弱化微观管理事务和具体审批事项,减少政府对市场活动的直接干预,做到该放则放、放而到位、管而有效.同时,加快完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数字经济市场监管体制,实行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让市场主体“一处违法、处处受限”.

　　(七)建立数字经济管理协调机制

　　数字经济具有点多、线长、面广的特点,涉及问题多、统筹难度大.为此,可以在地方成立省级或者市级数字经济建设领导小组,下设建设执行委员会和专家委员会,以有效衔接各数字行业的发展规划、统筹各行业主管部门的利益关系,对涉及数字化工程的质量问题与接口问题进行仲裁.同时,统筹成立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战略联盟,积极组织协会、商会、中介等参与决策与常规对话,攻克数字经济的薄弱“链接点”,实现数字经济的多方协同创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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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王伟玲,王晶.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趋势与推动政策研究[J].经济纵横,2019(1):69-75.
　　[3]唐杰.全球数字经济发展现状分析及展望[J].经济研究参考,2018(51):43-52.
　　[4] 腾讯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统计学院.国家数字竞争力指数研究报告[D].国家数字经济竞争力系列论坛,2019:5-86.
　　[5]方禹.构建助力数字中国的政策法规体系[J].现代电信科技,2017(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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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何枭吟.数字经济发展趋势及我国的战略抉择[J].现代经济探讨,2013(3):39-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