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源流》文体学著作的特点探析

　　高步瀛的《文章源流》是一部效仿《文心雕龙》而作的文体学着作。此书不仅吸收了自挚虞、刘勰、吴讷、徐师曾、姚鼐、曾国藩等以来的文体学观念，而且在此基础上又有新变。下面由学术堂为大家整理出一篇题目为“《文章源流》文体学着作的特点探析”的文体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原标题：《文章源流》与清末民国时期的文体学研究
　　
　　摘要：高步瀛的《文章源流》是一部效仿《文心雕龙》而作的文体学着作。此书不仅吸收了自挚虞、刘勰、吴讷、徐师曾、姚鼐、曾国藩等以来的文体学观念，而且在此基础上又有新变。将曾氏三门十一类的文体类别，变更为“论议门”“记载门”“词章门”涵盖下的十六类文体。其中，传注类文体的独立，显示出独到的文体视角。在具体的文体阐释中，融合了传统的“序题”“序目”形式，构建出新的解说方式。体例上，注疏、考证与批评兼备的着述方式亦具有鲜明的特色。在清末民国新的时代与学术思潮下，此书对古文文体的研究极具意义与价值。
　　
　　关键词：高步瀛；《文章源流》； 文体分类； 传注体； 文体阐释
　　
　　目前学界对高步瀛的相关研究仍停留在对其身世、交游、着述的考辨上①，聚焦于其所着《文选李注义疏》《古文辞类纂笺证》之上，而对《文章源流》这部异常重要的文体学论着缺乏足够的关注。在高氏的传记、事略、评传、年谱等研究中②，此书或未被提及，或一带而过，只有零星的论述散见于关于民国讲义或者文学史研究的相关论文之中。
　　
　　《文章源流》是高步瀛讲学北平师范大学、莲池书院期间的讲义。据程金造《高步瀛传略及传略后记》记载：“先生论文，无骈、散，应先辨体。韩退之直追迁、固，而文体多所破。述文章流变 体 制 正 讹，为 文 章 流 别 新 论 上 下 两卷。”③董璠《高步瀛先生（1873-1940） 事略》亦载“《文章流别新论》二卷”④。程文作于高氏逝世后第二年，董文亦载于当时报刊，二人所言《文章流别新论》应是此书本名，后来研究者所说《文章源流》或为高氏于莲池书院讲学期间所改定后的版本（1928年以后）①。与《文选李注义疏》及《古文辞类纂笺证》一样，本书在体例上表现出鲜明的特色，“贯串古今，穷原竟委。其注解在形式上虽附于某篇某句之下，实则是独立的一首考证文字”②。
　　
　　本文拟就这部久被忽视的文体学专着加以分析，对其编写体例、文体论特色、影响以及局限性进行研究，以进一步观察清末民国时期学术界的文章与文体学观念。
　　
　　一、《文章源流》文体分类学上的创新
　　
　　总集以及选本作为中国古代文体观念、文学观念的载体，具有重要的价值。继《文选》以来，后代综合性的文章总集及大部分选本，延续了“以体叙次”编选体例，《文选》分文体为赋、诗、骚、七、诏、册、令三十九种。《唐文粹》只选古体，分“古赋、乐章、歌诗、赞颂、碑铭、文论、箴表传录、述序”③，《宋文鉴》录北宋一代诗文，分为六十一体。宋人真德秀《文章正宗》概括为辞命、议论、叙事、诗赋四大类，启发后代“以类编次”的思路。清人储欣《唐宋八大家类选》将八大家古文分为六类三十体； 姚鼐《古文辞类纂》分为十三类； 曾国藩分为三门十一类：“着述门”（ 三类）、告语门（ 四类）、记载门（ 四类）。可以看出，古代文体分类学的“分类与归类”特征④。
　　
　　高氏批评《文选》中“诗赋体既不一，又以类分者也”,《文苑英华》“各类之中分目甚繁”,《唐文粹》《宋文鉴》“失于烦琐”,《文章正宗》“有纲无目，又失之广莫”,储欣《八大家类选》“纲目悉张……但限于唐宋八家”,《古文辞类纂》“有目无纲”,《经史百家杂钞》标列门类“若网在纲，有条不紊……然着述、告语范围太廓，分界为难； 而以词赋入着述门，尤多龃龉； 其记载门增入叙记、典志二类，则曾氏之卓识，超越前人矣”⑤。其论述源流、利病堪称明辩中肯。在斟酌诸家之后，高氏提出将文体析为十六类，以“论理”“记载”“词章”三门总括：
　　
　　论议门（ 七类） : 论辨类、传注类、序跋类、赠序类、诏令类、奏议类、书说类。
　　
　　记载门（ 四类） : 传状类、碑志类、叙记类、典志类。
　　
　　词章门（ 五类） : 词赋类、箴铭类、颂赞类、哀祭类、诗词类。
　　
　　其文体分类明显地以文体内在的体性来划分。如论议门中包括“论辩类”“传注类”“序跋类”“赠序类”“诏令类”“奏议类”“书说类”,涵盖了曾氏列为“告语门”中的诏令、奏议、书牍，“着述门”中的序跋； 替换了曾氏“着述”“告语”之间的混合模糊地带，文类显得更为清晰明确。与储欣将奏疏、序记、论着⑥各自为类相比，亦更具概括力。记载门延续曾国藩的思想，增加“叙记”“典志”,可见高步瀛对文章经世作用的重视。又，词章门的单独归类，既是对储欣分类法的继承，也可见其对文学性质的准确体认。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此书尚未全部完书，其词章门中虽有“诗词”类，然书中并未有此部分内容。但是相较储氏、姚氏、曾氏书来说，“诗歌”类入目，词章门的独立，使其体系更为全面完善。
　　
　　传注文独立为一个文类，是一大亮点。晚清至民国，朴学研究重心由经学转而为诸子，再转为集部，包括诗文评、总集、别集。以黄侃《文心雕龙札记》为代表的诗文评研究的兴起，为当时的学术研究开启新的范式。黄侃弟子李曰刚云：“民国鼎革以前，清代学士大夫多以读经之法读《文心》，大则不外校勘、评解二途……”①“突破以笺注、评点为主的传统读经之法，综合”选学“派重视文采和朴学派注重考据的因子，开创‘龙学’界文字校勘、资料笺证、理论阐释三结合的研究新法”②。此种融汇文字校勘、笺证、理论阐释的研究范式，实则以经学之方法移用于集部研究，一时成为热点③。
　　
　　高氏正是此种研究范式的典型代表，其所着历朝文举要、《古文辞类纂笺证》等，正是将校勘、笺证、理论阐释结合以研究集部文学。实际上，《文章源流》的部分内容来源于其《古文辞类纂笺证》一书中。“传注类”的独立为类，正是这一特定学术思潮与其研究方法契合的产物。曾氏《经史百家杂钞》中将传、注、笺、疏、说、解等文体，归入序跋类，对注疏类文体，开始关注。王葆心《古文辞通义》着述门下有“传注”类，曰：“他人之着作，疏其词义，溯其源委”,列经类29体④。高氏于“传注”下题解：
　　
　　传注 类 者，其 源 出 于《十 翼》之 释《易》，左氏、公、谷、邹、夹五家 之 释《春秋》，历代相沿，其用益广。萌芽于经，旋及子、史，而后施于集焉。王仲任（ 充） 曰：“着作者为文儒，说经者为世儒，世儒当世虽尊，不遭文儒之书，其迹不传。《诗》家鲁申公，《书》家千乘欧阳、公孙，不遭太史公，世人不闻。”（《论衡·书解篇》） 盖以文章、传注判而为二，与后世以为经学、古文不能合为一途者，同一见解。故古来选文者，皆不设传注一类。然以广义言之，传注者亦文章之一体，安得置之不论？ 且即以文论，《春秋三传》已为文家所则效； 而王辅嗣 （ 弼） 之注《易》、郭子玄 （ 象） 之 注《庄》，亦往往驰骋其辞，发抒其论； 郦善长（ 道元） 之《水经注》，模山范水，后世文人为游记者，有时摹仿而叹弗及焉。夫文家虽不设传注一类，而曾氏《杂钞》于序跋类数之，曰传、曰注、曰笺、曰疏、曰说、曰解，已开文家之门户，而径纳之矣。窃谓此等类目，不数则已，如数之，实非序跋类所能该，必别建一类而后安。王氏《古文辞通义》因就曾氏着述门中加入此类，用意甚善； 然举目太烦，仍不能备； 而七、纬、拟经亦入此类，似嫌蛇足。今括以十目： 曰传、曰记、曰说、曰解、曰注、曰笺、曰疏、曰议、曰考、曰校。（1372页）
　　
　　传注原为解经方法，后施用于子、集，是中国古代文章中比较独特而重要的体裁。但作为一种经学体裁，此前的古文选本多不注目于此，曾氏实有先见之明，高氏则更为明确、自觉。所分十类，大致涵盖了传统的训诂章句之学。
　　
　　有清以来考据、词章、经济泾渭分明，古文、经学异途的历史背景下，高氏将考据类学术文章纳入文学范畴，可谓独具胆识。据程金造记载：“先生注疏，多属诗文。或谓何不诂经？ 先生曰：‘吾国自清代乾、嘉而后，搜采经、传遗文，补苴古训，鲜有余遗。今学者致力，约有二端，或本诸家已就之书，从而萃辑，如长沙王氏《两汉书补注》《集解》者，此将风行，亦省日力。至如李善之《文选》，王逸之《楚辞》，皆视若经子引 申、评 注，俾 成 大 观，是 则 应 为 倡 导 者也。’”⑤可见，自清代以来，朴学重视经、子的学术趋向发生转移，开始对此前略受冷落的集部着作发生兴趣，高氏则表现出这种学术思潮转移的自觉性。
　　
　　中国古代文体分类具有复杂性，在“体”与“用”之间，常常有所变化。正如黄侃所说：“详夫文体多名，难可拘滞，有沿古以为号，有随宜以立称，有因旧名而质与古异，有创新号而实与古同。”①其深层原因，即刘勰在《通变》篇所言：“夫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何以明其然也？ 凡诗赋书记，名理相因，此有常之体也； 文辞气力，通变则久，此无方之数也。”②正所谓“定体则无，大体须有”③。古代文体的“辨体”与“破体”总是相伴相随，相反相成④。往往一体有多名，或者名同而体异的现象。
　　
　　以“书”体为例，宋人题跋类文章，有直接名为“书某”的，如林希《书郑玄传》； 有策书、制书、玺书，以及上书等朝廷文书； 更多的是往还书信类文章。吴讷《文章辨体》有“书”体，曰：“昔臣僚敷奏，朋旧往复，皆总曰书。近世臣僚上言，名为表奏； 惟朋旧之间，则曰书而已。”⑤意识到“书”有臣僚上书之“书”,以及用于朋友往还之书信。徐师曾细分为“上书”“书记”（ 包括书、奏记、启、简、状、疏）、“书”（121、128、138页）。姚鼐《古文辞类纂》中，分“上书”（ 属奏议类）、“书说类”（ 或面相告语，或为书相遗）⑥。曾国藩沿袭姚氏，有“书”（ 属告语门奏议类）、“书”（ 书牍类）。高氏按照文体的不同功用，“书”体分别见于“序跋类”“诏令类”“奏议类”“书说类”中。古代文体命名，多源于功用。不同的身份、地位使用的文体名称亦有区分。而且古代文体自身具备延展性，可灵活变化，以适用于不同的场合。如“解”,于经传中，相当于注、释，于文章中相当于论、辨。高氏将“解”分别隶属于论辩类、传注类、奏议类。如此区分，势必造成文体类目的数量增多，同一名称的文体出现在不同的门类之中。但站在对古代文体整理、研究的视角来看，在纲目清晰的前提下，辨析细致入微，契合中国古代文体的特殊性要求。
　　
　　名同而体异的现象，即文章名为某体，实则以别的文体做成，造成体裁与文章名称不符。如墓志本以叙述墓主生平、爵里、亲族、行治等，韩愈《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则以小说体做成。记体，本以叙事，宋欧阳修《醉翁亭记》，则用铺陈的手法抒情言志，此乃“铺采摛文，体物写志”的赋体做法。高氏对此类现象加以仔细分辨。如“箴”体，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