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引言
文体学发端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语言学理论在文学文本分析中的应用，目前已经成长为一个以文学研究和语言学研究为母学科的交叉学科 （Leech 2008:1）。 功能文体学是文体学的一个流派，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广义的功能文体学是相对于形式（主义）文体学提出来的，指以功能主义语言观为基础分析文体的流派， 一般包括布拉格学派的功能语体理论、Halliday 等人的系统功能文体学和Bakhtin 的言语体裁和风格理论；而狭义的功能文体学是“系统功能文体学 ”的简称，特指以系统功能语言学（下文简称“功能语言学”）为理论视角的文体学研究（刘世生、宋成方 2010）。 本文的功能文体学是其狭义的用法。
自上世纪六十年代提出以来，功能文体学得到了迅速发展，是文体学中发展最为成熟、也最受研究者欢迎的分支或流派之一（Wales 2012）。 申丹（2000）在世纪之交综述西方文体学的百年发展历程时， 单独分节对功能文体学产生的历史背景、理论特征和该理论在上个世纪的应用状况进行了介绍；Shen（2012）在向国外介绍国内的西方文体学研究时， 同样分节总结了国内的功能文体学研究在新世纪的发展状况。 刘世生、宋成方（2010）则系统地介绍了功能文体学的理论观点和中国的功能文体学研究，并讨论了功能文体学的发展前景。 这些研究给我们呈现了该流派在理论建设阶段对理论问题的探讨以及该流派的分析模式在具体文本分析中的应用， 本文将关注该流派在进入成熟期之后在理论方面的探索和该流派在新的发展阶段、在国际范围内在应用研究领域的特征，然后在此基础上讨论功能文体学的发展前景。
2.功能文体学理论研究的新进展
2.1功能文体学的理论探讨
功能文体学在发展之初具有双重使命： 一方面要回应传统的文学批评的质疑，为文体学的合法性进行辩护，强调语言学在文学文本分析中的必要性；另一方面要与当时占据主导地位的形式文体学相抗争， 提出自己的分析模式 （刘世生、宋成方 2010）。 功能文体学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已经取代形式文体学，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文体学流派（Wales 2012）；随着文体学在新的世纪成长为一个成熟的学科（Jeffries & Mcintyre 2010: xiv），功能文体学研究的必要性也不再是一个问题。 目前功能文体学在理论方面的探讨主要集中在文学文本的特征及其对语言学理论的需求、 功能语言学的理论框架在文体学分析中的充分性和文体学研究的实证性等三个方面。
首先，功能文体学最初分析的对象是高价值的文学文本，但是由于功能语言学把语言看作是一个社会符号系统， 强调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语境与语篇之间的实现关系，又加上起源于英国的批评语言学的推动，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功能文体学体现出了社会取向的特征， 人们开始探讨非文学语篇表达和蕴含的意识形态，也就模糊了文学与非文学文本之间的差异（申丹 2002）。 不过随着研究的深入， 人们开始重新强调文学文本与非文学语篇之间的不同。 比如，Goatly（2004）指出小说这一语类具有话语的多层次性，小说中的人物、故事叙事者和小说作者的声音相互交织；Simpson（2003）在分析讽刺话语时，也指出这类话语实践（discursive practice）不同于实用语类。
这些对文学文本独特性的强调自然而然地使研究者们重新审视文学文本分析对语言学理论的需求。Goatly（2004）明确指出功能语言学的语法分析对于揭示文本的表层意义是有效的，但是对于分析更为深层的、需要引申和推理的意义则有些困难。 Simpson（2003: 73-83）在试图用功能语言学的理论分析讽刺语篇时，也对功能语言学的语言社会符号模型（Martin 1992: 496）对语言和非语言成分的划分以及把意识形态看作模型的最外层的做法提出了质疑。
N覬rgaard 则更进一步，把功能语言学在文学文本分析中的充分性作为一个问题提了出来，并给出了否定的回答。N覬rgaard 指出，就分析文学文本的人际功能而言， 功能语言学最好作为一个上层理论同其它更为具体的叙事理论相结合（Murphy 2006）。管淑红（2009）也主张把文体学与叙事学结合起来，认为这样能够补充和完善对小说文学意义的阐释。 本文在 3.3 节总结了把功能语言学与其他理论视角结合起来的应用研究，这些研究虽然大多没有明确把功能语言学在文体学分析中的充分性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但是研究者们的选择已经给出了答案。
第三，Leech（2008: 5）指出文体学的发展，就研究对象而言，经历了一个从小篇幅的作品，如诗歌，到长篇文本（如长篇小说）的变化，功能文体学的发展也同样如此； 这也就带来了如何对这些篇幅较长的文本进行实证性分析的问题。
N覬rgaard 指出如何对这些篇幅较长的文本进行分析是一个重要的方法论问题 ,认为我们在对文本做及物性分析时， 要把作者用词迥异的地方选取出来作为分析的对象（Murphy 2006）。 不过，Herriman（2008）对此持有异议，指出这仍然是一种选择性的描述研究，不是实证性的分析。 下文提到的 Goatly（2004）把语料库语言学和功能语言学结合起来的做法可能是一种更好的选择。
2.2功能文体学分析对功能语言学的反馈
如 Leech（2008: 1）在本文开头所指出的，文体学最初只是语言学理论的消费者。 但是，由于语言学的理论框架一般以非文学文本为语料，由此而来的理论框架难免有不太适合分析文学文本的地方。 上文已经提到有些研究者已经意识到功能语言学在分析文学文本时存在的不足，有些研究者则更进一步，开始考虑文体学分析如何推动所使用的语言学理论的发展。 比如，N覬rgaard（2007）在利用 Halliday &Hasan（1976）的衔接理论分析 《尤利西斯 》（Ulysses）时发现 ,在这部文学作品中 ,Halliday & Hasan（1976）总结的衔接手段并不能概括所有的使文本衔接的语言资源；她指出隐喻近义词（metaphorical synonyms）也是一种实义词衔接（lexicalcohesion），并且建议把相隔甚远的衔接手段称为远程衔接（distant cohesion），一并纳入到文学文本的分析中。 不过，Leech（2008: 1）指出文体学研究对于它的两个母学科的价值目前还有较大的争议，再加上与 N覬rgaard（2007）类似的研究还比较少，文体学分析对功能语言学理论发展的推动能到何种程度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3.功能文体学的应用研究在新时期的特征
功能文体学的应用研究指以功能语言学的理论为工具， 按照功能文体学的分析方法，对文本的分析和解读。 在新的发展阶段，功能文体学分析除了继续使用功能语言学经典的理论，还吸收了该流派新的研究成果；另外，与上文讨论的功能文体学在理论方面的发展相对应， 功能文体学在具体的文本分析中还越来越多地与其它理论相结合。
3.1功能语言学经典理论的再应用
功能语言学最为经典、 最为基础的理论毫无疑问是元功能理论和及物性系统（Halliday 1978），这些理论在功能文体学分析中不仅被广泛应用，还经常被借用。 比如，Simpson（2003: 71）和 Culpeper（2009）以功能三分为参考，分别对讽刺对象和主题词进行分类。 另外，下文提到的研究，无论是以扩展的功能语言学理论，还是以功能语言学与其他语言学流派相结合的理论框架，为分析工具，都把及物性分析和功能三分看作是不可缺少的部分。 一般的文体学教材类型的著作，如 Jeffries & Mcintyre （2010），也都会对这些内容进行介绍。
虽然这些理论已经被广泛使用，但是研究者们在具体的文体学分析过程中，仍然能够发掘出这些理论在文体学分析中的新价值。 Shen（2007）指出在过去三十多年里， 以及物性分析为基础的文体学研究主要关注不同类别的及物性过程之间的对比，并且大多以此为基础，分析叙事文本中人物的塑造；而 Shen（2007）本人则以同一及物性过程的对比为基础， 讨论语义的重新组织以及这种内部对比在文学文本解读中的意义。
3.2功能文体学理论框架的扩展
Martin & White （2005: xii）指出功能语言学是一个非常宽广的理论 , 为语言分析提供了多种维度和视角，并且还在不断发展之中。 Martin & White （2005）对功能语言学的人际功能进行了拓展，提出了评价理论；Martin（2008）对“实例化”（instantiation）和“个体化”（individuation）维度进行了理论化。 另外，功能语言学的理论现在被广泛应用到对多模态语篇的分析之中， 促进了多模态语篇分析的发展。 这些研究成果目前已经开始被应用到文体学分析之中，成为功能文体学应用研究的另外一个主要特征。
3.2.1评价理论在文体学分析中的应用
评价理论可能是功能语言学自完整的理论体系提出以来 （Halliday 1978: Martin 1992），该流派最大的理论创新 . Martin & White （2005）指出人际意义除了包括主要通过语法手段表达的情态和意态， 还包括主要通过词语表达的评价意义；评价理论在语篇语义层区分了评价意义的不同范畴，建立了评价意义的网络系统，从“层次化”（stratification）维度讨论了评价意义与语境层的“一致关系”（solidarity）、与词汇语法层的词语之间的实现关系。
Page（2003）以评价理论为框架，分析了一组关于分娩的叙事文本 ,揭示了不同性别在情感、判断和鉴赏三个维度上的不同；管淑红（2009）则通过评价分析，讨论了《达洛卫夫人》（Mrs. Dalloway）这部小说中主人公之间的爱情关系、人物塑造和意识形态的构建。 彭宣维、程晓堂（2013）讨论了把评价理论应用于文体学分析中遇到的问题，并提供了相应的解决方案。
3.2.2 “实例化”和“个体化”维度与文体学分析
Martin （2008）指出在过去六十多年里，功能语言学主要围绕“层次化”（也被称为“体现化”（realization））和“元功能”两个维度以及“级”（rank）和“语轴”（axis）两个属于“结构”和“系统”维度的理论概念构建一个较为完善的造意系统，但是对“实例化”和“个体化”维度的关注不够。 Martin（2008）把体现化、实例化和个体化三个维度整合在一个理论框架之中，讨论了三者之间的关系；Knight （2010）则进一步提出了个体化维度的理论模型。以上述理论研究为基础，Bednarek （2011）从实例化和个体化维度分析了影视人物对情感语言资源的选择与影视人物情感认同之间的关系。 Bednarek（2011）认为从符号学的视角看，影视人物独特的或者与其他人类似的在情感资源方面的选择处于微观层面， 它的功能是用来建构中间层次的情感策略 / 行为 / 风格（expressive strategies / actions / styles），中间层次的情感策略 / 行为 / 风格又依次建构宏观层面的情感认同（expressive identity）和情感认同类别（expressive identity types）。
3.2.3多模态分析
Bex et al. （1996）指出随着我们进入新的世纪 ,多模态的文学作品以及其他类型的多模态文本都有了显著增长，Wales （2012）则指出在今后二十几年的时间里，多模态分析将是文体学分析的一个热点。 功能语言学把不同的模态看作是释解经验、生成意义的不同方式，并指出用来分析语言文本的理论框架也可以被用来分析多模态文本； 目前以功能语言学为基础的多模态语篇分析已成为该领域最有影响力的理论流派， 一些以功能语言学或者 Halliday 的社会符号学理论为基础的关于多模态分析的理论著作则成为该领域的经典， 如 Kress & vanLeeuwen（1996）。 虽然生成意义的模态很多 ,但是受限于技术问题 ,目前这个领域的研究主要以图画书和插图读物为分析对象；它们主要分析其中的语言模态和视觉模态上具有文体特征的意义表达以及图文关系，并以此为基础对这些文本进行深入地解读。 Sunderland & McGlashan （2012）系统分析了以同性恋父母为主题的儿童图画书， 揭示了此类图画书对同性父母的不同性别角色的建构。
谢妮妮（2014）则通过对插图版格林童话的分析解读出了一些不同于纯文字文本的意义。 N覬rgaard 是多模态文体学的主要推动者，她通过对不同多模态叙事文本的分析，展示了以社会符号学为基础的多模态文体学分析在文本解读方面的价值。
3.2.4功能文体学分析的Hasan模式
除了上述三个方面，功能文体学理论框架的扩展还体现在研究者们对 Hasan模式的应用和发展。 Hasan 是功能文体学的另外一位主要创立者，但是功能文体学研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主要以 Halliday 本人的研究为基础， 很少提及 Hasan的理论贡献，也很少有人按照她的理论框架去分析和解读文本（刘世生、宋成方2010）。 事实上 ,Hasan （1989）提出的言语艺术符号系统更为系统 ,更能够揭示高价值语篇的本质特征。 Miller & Turci （2007）体现了对 Hasan 模式的认可，Liu & Song （in press）则以《世说新语》（插图版）为分析对象，对 Hasan 的模式进行了修订，并进一步丰富了她的“前景化”概念。
3.3功能文体学与其他理论视角的结合
文体学欢迎各种不同的方法和理论视角，理论与实践并重（Wales 2012）。文体学的这一学科特征体现在具体的研究中就是各种理论和方法的综合应用。本文 2.1 小节的分析实际上指出了这种理论和方法相结合的必要性。 根据功能语言学在这些研究中和其他理论流派结合方式的不同， 我们把这些应用研究分为理论的结合和方法的综合应用两种情况。
3.3.1理论的结合
理论的结合是指研究者们把包括功能语言学在内的不同理论整合成一个理论框架对文本进行分析。 这类理论结合根据理论之间的紧密程度，又大致可以分为融合、组合和参考三个类型。
融合型2.1 节提到的 Goatly（2004）是一个理论融合的例子。 Goatly 在分析《哈利·波特与魔法石》（Harry Potter and the Philosopher's Stone）这部小说时，首先借助为处理大样本语料而开发的工具，制作了词语列表并生成了索引行，然后使用功能语言学的功能标签对抽取的词语和句段进行编码， 最后在对赋码的语料统计的基础上对分析的文本进行解读， 这实际上是把功能语言学的功能标签融入到了语料库语言学的分析方法之中。Culpeper（2009）根据功能语言学的元功能理论对主题词的分类也属于这一类型。 刘承宇（2007）是这一类型的另外一个例子，他通过整合功能文体学和认知文体学理论，阐释了语法隐喻的文体价值。
组合型Simpson（2014）对叙事急迫 （narrative urgency）的分析则属于理论组合的类型。 他首先从功能语言学的元功能、叙事学的叙事时间和认知文体学的文本世界理论（Text World Theory）三个平行的理论视角总结了叙事急迫的六个文体特征；其次他又用“滑稽摹仿”（burlesque）和“库里肖夫监听员”（KuleshovMonitor）两个来自于不同理论体系、用来描述不同叙事层次的概念对由文体特征构成的叙事急迫模式进行限定， 最终提出了一个包括文体特征、“滑稽摹仿”和“库里肖夫监听员”三个部分组成的理论模式来分析叙事急迫。 这些理论在分析文本时各自相互独立，各司其职，因此我们称其为理论的组合。 Bednarek（2011）的人物情感认同模型除了上文提到的符号学视角，还包括认知角度；这两个角度是相互平行的，也同样属于理论组合的类型。
参考型 除了这两种类型， 还有一些研究居于二者之间。 比如，Melrose（2006） 对罗伯特·勃朗宁 （Robert Browning） 的 《 我的已故公爵夫人 》 （My LastDuchess）的分析结合了神经语言学和功能语言学两个理论流派 ,但是这儿的结合既不是融合也不是组合，而是参考神经语言学的研究成果，解读通过功能语言学分析出来的结果；我们称之为理论参考型。
3.3.2方法的综合应用
与上述理论的结合不同， 另外一类研究则是在同一个研究中单独地使用不同的理论框架。 根据研究者在使用这些理论时目的的不同，这类研究又可以分为互证和互补两种类型。互证型O'Halloran （2007）是互证类型的一个典型例子。 O'Halloran（2007）的目的是通过比较从语料库文体学和功能文体学两个视角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否一致，来验证文体学分析是否具有价值。 Leech（2008）的第十和第十一章从功能语言学和语料库语言学两个视角对弗吉尼亚·伍尔芙（Virginia Woolf）的《墙上的斑点》（The Mark on the Wall）的分析也属于这一类型。
互补型 方法综合应用的互补类型指使用不同的理论框架分析同一文本的不同方面，目的在于对分析的文本有更为全面的解读，这方面的研究数量最多。如 Goatly（2004）在把语料库语言学和功能语言学整合起来对《哈利·波特与魔法石》分析之后，还提出这种分析还需要通过语用学的分析进行补充。
4.功能文体学的发展前景
刘世生、宋成方（2010）已经讨论了功能文体学的发展前景，我们认为他们指出的问题有些现在仍然存在，他们提出的发展建议目前仍然有效。 这里只根据上文的综述谈两点新的看法。
第一、就功能语言学与功能文体学分析之间的互动而言，功能文体学分析目前还基本上是对功能语言学的应用， 并且研究者在发现功能语言学不能很好地解决面临的问题时，往往会转而寻求其他语言学流派的帮助。 本文 2.2 节已经指出，类似于 N覬rgaard（2007）主动地去修订功能语言学相关理论框架的做法还不太普遍。 另外，虽然 3.2 节罗列了一些以扩展的功能语言学理论为框架的文体学分析，但是这还只是功能文体学研究的一个新的特征；更多的功能文体学研究在奉行“拿来主义”时，拿来的东西还是功能语言学经典的部分，对最新的发展并没有及时跟进，如 N覬rgaard （2007）提出修正的衔接理论在 Martin & Rose（2003）等人的研究中已经有了较大发展。 如果功能文体学分析能够及时跟进功能语言学的发展，并且功能文体学和功能语言学之间有更良好的互动，功能文体学研究也许会产出更多的成果。
第二、就功能文体学与其他文体学流派的结合而言，虽然存在着融合、结合和参考等多种类型， 但是研究者们多倾向于把相关的理论在需要时作为一个插件引入进来，很少详细介绍理论之间能够结合的理论前提。 另外，就方法的综合应用而言，一些技术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明确，比如在把功能文体学与语料库文体学结合起来的研究中，如何对文本就其及物性进行（自动）编码？ 这类问题的解决能够提高此类研究对其他研究的参考价值。
5.结语
本文一方面展示了功能文体学目前在理论方面的探索和在应用方面的特征， 另一方面也揭示了功能文体学在新的世纪依然具有旺盛生命力的原由。 首先，功能语言学，作为是一门适用语言学（appliable linguistics） （Halliday 2008），它的理论体系能够适用各种操作环境，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而以功能语言学为基础的理论框架在进入到文体学研究领域时往往会把功能语言学在文体学分析中的应用推向新的高潮。 比如，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随着批评语言学或者批评话语分析在文体学研究领域的兴起，功能语言学“再次”流行起来（Wales 2012）。
我们相信随着功能语言学视角下的多模态语篇分析在文体学分析中的广泛应用，功能文体学在新的世纪会有更大的发展。 其次，功能语言学具有“宽敞”的（roomy）理论框架（Martin & White 2005: xii），这一特点不仅使功能语言学能够随着自身理论框架的丰富给文体学分析提供尽可能多的工具， 还能为功能文体学与其他文体学流派的结合提供更多的接口。 功能语言学的上述两个特征是内在的，这也使我们有理由相信功能文体学在今后仍然有很好的发展前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