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对君主专制的认识与反抗(2)

　　三、专制体制对新思想的熏染和戕害。
　　
　　专制体制最大危害更在于不断侵蚀新思想的地盘，扼杀其生机，将其思考者同化。1843 年 10 月 3日，马克思在给费尔巴哈的信中特别以谢林哲学为例，分析了一种“真诚的青春思想”在受到政治及权术的熏染后是怎样发生变异和衰落的。
　　
　　谢林一生与政治的关系至为复杂。他在哲学史上有着无可争辩的重要性，是“一个伟大但又捉摸不定的思想家”.早在 1806 年他就被任命为巴伐利亚科学院院士；1808 年，他获得巴伐利亚功勋奖章；1827 年，他又被巴伐利亚政府任命为科学中心总监，由州科学院推举为院长。而他更为重要的政坛经历是 1841 年秋应威廉四世的邀请出任政府枢密顾问，在柏林大学讲授神话哲学和天启哲学，之后又在柏林科学院担任院士职务，直至 1854 年去世。基于这样的经历，在马克思看来，谢林的一生特别是晚年，基本上就是一个“官方哲学家”,他的权势之大---如“德意志联邦的第 38 个成员”④，就连“德国所有警察都归他统辖”〔2〕68.在《莱茵报》工作期间马克思就领教过其威权之大，当时书报检查的内容之一就是“不会放过任何反对神圣的谢林的东西”.
　　
　　此外，谢林能达到这样的地位，也与他为人处世方面“高超”的技巧不无关系。马克思以一个事例做了说明。1843 年，克·卡普在莱比锡出版了一本“值得称赞”的批评谢林《弗里德里希·威廉·约瑟夫·冯·谢林》一书，但由于篇幅冗长、写法笨拙，个别提法有点失实，政府先是不允许谈论此书，后来又指定专门的评论机构用寥寥几句鄙薄的话来作出鉴定。谢林自己实际上也清楚此书的情况，但他装出不知道其中有对自己的批评，而是节外生枝地与另一本抄袭了他的大量观点，由亨·埃·哥·保罗斯撰写的《最终公布的实证的启示哲学》（1843 年达姆施塔特版）打起了诉讼官司，为了获得该书的稿酬而“搞了一场财政闹剧”,借此成功地转移了德国思想界对卡普一书的注意力。马克思感叹说：“这是一种多么巧妙的外交手腕！”〔2〕68.
　　
　　上述感叹并不是虚言，做出佐证的还有谢林同时把手腕伸到了国外，特别是法国思想界，他“机智”地让法国人诸如折衷主义者库辛及写过《关于傅立叶主义的通信》的“天才”皮埃尔·勒鲁等人中了圈套。在这些人眼里，谢林讲究理性，是个现实主义者而不是超验的唯心论者；其思想有血有肉而不抽象，其哲学具有全局眼光而不限于一地或一行。谢林甚至公开向法国同行吹嘘：是他把哲学与神学、肉体与观念结合起来了，把独断主义摧毁了。马克思说，谢林据此把哲学与外交结合起来，“把哲学变成了一般的外交学，变成了应付一切场合的外交手腕。”〔2〕68.
　　
　　从总体上看，马克思也承认，谢林曾经有过“真诚的青春思想”,这是其“好的一面”;但是，由于有了上述政坛经历以及相伴随的上蹿下跳、狗苟蝇营，致使这些宝贵的思想已经无法实现。后来的谢林除了幻想和虚荣以外已经没有任何独立的思维能力，除了陷入感性生活，依靠鸦片的麻醉，女性肉欲诱惑以外已经没有敏锐的感觉了。最终，其“真诚的青春思想”成了一场异想天开的梦幻！谢林哲学与政治权术之间如此密切的关联，表明“谢林的哲学就是哲学掩盖下的普鲁士政治”.所以，“对谢林的抨击就是间接地对我们全部政治的抨击，特别是对普鲁士政治的抨击。”〔2〕68-69.
　　
　　至此，马克思以德国的君主专制为剖析重点完成了对“庸人及其国家”体制的考察。他意识到，统治者的无能和被统治者的麻木不仁两方面的因素加在一起足以导致德意志民族的一场灾难。所以，他对当时的社会是极度失望和不满的。他曾激愤地说：“在德国根本看不到任何可以自由活动的余地”“这里的空气会把人变成奴隶”,一切都遭到强力的压制，极端愚蠢的统治不仅肆虐德国，甚至越出国境，“连苏黎世也要服从来自柏林的指挥”〔2〕63.可以说，马克思对专制体制的这些揭露和分析淋漓酣畅而又入木三分，在思想史、社会发展史上具有永恒的价值。
　　
　　四、与“庸人及其国家”斗争的策略。
　　
　　面对如此恶劣的状况，马克思既坚持对于专制体制不妥协的态度，也思考更为稳妥的行事策略。
　　
　　在 1842 年 3 月 5 日的信中，马克思就盛赞卢格在《德国年鉴》被查封后毅然做出在瑞士出版两卷本《德国现代哲学和政论界轶文集》，此举是对政府的一种“示威行动”,并且认定“我们是光明磊落的”.鉴于当时在政府的淫威下很多作者为了躲避迫害，发表文章时大都匿名或者使用化名，马克思特别提出，如果《轶文集》要刊出他的《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一文，“最好署上我的名字”,而且以后他也不再“采取任何匿名方式”发表言论了。〔2〕23.
　　
　　当然，态度的决绝不意味着行事方式的莽撞和直接。为此，马克思以鲍威尔匿名发表的《论中庸》为例，要求慎用“喧嚣的笔调”明确地直接冲撞国家体制，因为这样只会给政府的严厉审查以口实，甚至会使报纸马上遭到查封的命运。当然，也不要用轻佻的方式只是从逻辑和概念的自洽上指责、嘲讽那些具有自由思想倾向的实践家，因为正是这些人“承担了在宪法范围内逐步争取自由的吃力角色”.〔2〕35稳妥的做法是要在报纸上发表此类尖锐的文章必须考虑到，既然你提出了鲜明的挑战，那么就要想到政府将怎样来回应；只顾及自己的观点和论证能使某个人接受是不够的，还必须考虑发表的场合是否适当。只有当触及的问题不仅在现实中实际存在，而且通过包括学术刊物在内的理论的充分分析和讨论，业已成为国家的普遍性问题而不得不向前推进时，报纸作为讨论的合适阵地和场所，通过深入而广泛地探究以掀起整个社会的关注乃至引发实际运动，这才有助于问题的最终解决。为此，马克思强调了《莱茵报》作为舆论主体的主导地位，即“不要让撰稿人指挥《莱茵报》，而是相反，《莱茵报》要引导撰稿人”,因为在他看来，“单单一个作者是无法像报纸那样掌握全局的”,而报纸却“可以为撰稿人指出明确的行动计划并提供良机。”这样的思考基于马克思的一个观念“:最好的情况是，自己是自己的医生。”〔2〕35-36.
　　
　　马克思更把希望寄托于“为新人类服务的新兵”---“思维着的人”和“受难的人”.尽管对当时的社会极度不满，但他并没有丧失变革的信心，因为他从令人失望的状况中看到了希望，即在德国存在着超越庸人习气或者说作为庸人的敌对者的“思维着的人”和“受难的人”---他们是“为新人类服务的新兵”〔2〕62!他看出，资本统辖下的工商业机制、占有和剥削人的体制正在比人口的繁殖不知快多少倍地引发社会的分裂，旧体制无法医治现今的社会病症，因为它压根就不想医治、不想变革，而只想现状永存和享受现状。所幸的是，虽然思维着的人在横遭迫害，受难的人却也在思维着，而且他们之间不断地积累和取得共识；他们的存在必然会使那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庸俗动物及其世界坐卧不安。
　　
　　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向同道发出呼吁：“彻底揭露旧世界，并积极建立新世界，重新唤醒人民心中的人的自信心，即自由。”〔2〕57-63尽管通往自由之路充满坎坷，人类的自信心已经与遥远的希腊圣哲一同离开世界很久，并同基督教一起消失在天国的苍茫云雾之中，但是必须明白，“只有这种自信心才能使社会重新成为一个人们为了达到自己的崇高目的而结成的共同体，成为一个民主的国家。”〔2〕57这是唯一的选择！历史变革的进程“给思维着的人思索的时间越长，给受难的人团结起来的时间越多”,现今社会里孕育着的实际成果就会越快且越完美地产生。“最先朝气蓬勃地投入新生活的人，是令人羡慕的。”〔2〕57.
　　
　　据此，马克思为《德法年鉴》规定了这样的办刊倾向：“对当代的斗争和愿望作出当代的自我阐明（批判的哲学）”,并且指出，这是一项既为了世界、也为了自己和同道的工作，所以只能是一项“联合起来的力量的事业”〔2〕67.人类在以往的发展中积累了太多的罪过，要使自己得到宽恕，不能靠推诿或者遗忘，只能清理和说明这些罪过的真相，通过真诚的忏悔，寻找到救赎和发展之径。
　　
　　可以说，1842-1843 年间马克思围绕 《德法年鉴》的创办而与他人进行大量通信，通过对当时德国的政治环境和社会氛围的考察，对“庸人及其国家”体制的剖析，进而所引发的一系列观点，诸如人与体制、被统治者与统治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塑造；“坏的政治”对哲学思维和思想生态的破坏；沉溺于思辨和自由、一味激进地批判和鲁莽地行事将一无所获；不能满足于现实的“时针的运动”,更在意“分针的运动”等，构成这一阶段其思想发展最精彩的篇章；就是在他以后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它们也没有失去光芒，更不曾被抛弃，而是构成其思想前后相续的一段彩练和他毕生社会批判的价值前提。即使在当代政治哲学体系中它们也是非常重要的卓见和建构。
　　
　　如果联系到后来阿伦特的“反抗‘平庸之恶’”的观点，从中确实可以看出这两个不同时期的犹太人思想家之间的确有灵犀相同之点。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尽管阿伦特并不知晓马克思有如此深刻的见解，因而她对马克思多有误解；但她的以下说法还有一定的道理：“马克思在以往的大思想家中独一无二，他不仅使得我们去关注今天还没有能够摆脱的那种困境，而且也可以说是被极权主义这个新的统治形态所利用，或者可以说被误用的人物。”〔3〕6我们也姑且将其视为她的一种自我反思吧。
　　
　　注 释：　　
　　①这封信曾经在《德法年鉴》上刊出，开头没有称谓，结尾也没有署名和日期，所以英格·陶伯特推测，这封信是卢格把马克思的数封信组合在一起编辑而成的。　　
　　②指拿破仑一直致力于建立和巩固新王朝的行动。1780年拿破仑成为法国皇帝，1810 年通过与玛丽亚-路易莎结婚而同哈布斯堡王朝建立关系，他还指定其兄弟为欧洲许多国家的国王。　　
　　③这句话摘引自萨卢斯提乌斯·克里斯普斯的《卡提利那暴战记》，书中的原话是“:所有的人……都应当以最大的力量去争取实现这个目标，而不要像那依照本性总是把头垂向地、只顾着肚子的牲口那样，默默无声地度过一生。”
　　④德意志联邦最初包括 33 个德意志邦和 4 个自由市。　　
　　参考文献：　　
　　〔1〕汉娜·阿伦特。反抗“平庸之恶”〔M〕。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7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3〕汉娜·阿伦特。马克思与西方政治思想传统〔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