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对人民主体地位实现的认识及其价值

　　[ 摘 要 ] 马克思基于唯物史观形成了人民主体思想的科学体系。 在价值观立场上，马克思在他的哲学变革中始终贯彻着人民主体的价值取向；在历史观维度上，马克思在人类历史的宏观视阈中分析了人民主体的实现程度，即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人民主体性一直处于片面发展的状态；在方法论层面上，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社会1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意义。
　　
　　[ 关键词 ] 马克思；人民主体思想；当代价值。
　　
　　马克思在他的理论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并完善了他的人民主体思想。在价值观立场上，马克思自始至终都秉持着人民主体的价值取向；在历史观维度上，马克思将人民置于宏观的历史视域中，发现了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人民主体性一直处于片面发展的状态；在方法论层面上，马克思看到了无产阶级群体所蕴含着的巨大力量，试图通过发挥无产阶级的群体主体性消灭现存世界，恢复人民主体地位。深刻把握马克思的人民主体思想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意义。
　　
　　1 从“类主体”到“个体主体”:马克思人民主体思想的价值进路。
　　
　　人民主体观是马克思的基本价值取向。 尽管他在很多地方都运用了主体概念或者主体理念指涉不同的论述对象， 但是， 纵观马克思的哲学发展史，“人民主体”的主体观才是他真正追求的价值目标。从马克思早期使用的“类”概念到创建历史唯物主义之后确立的“现实的个人”的出发点，马克思通过“类主体”概念论证了人民主体思想的主要内涵，通过“个体主体”概念最终明晰了人民主体的终极目标。从“类主体”到“个体主体” 体现的是马克思哲学由人本主义向历史唯物主义的转变，但是，在立场上，马克思对人的关怀、对人民主体的诉求始终是如一的。
　　
　　1.1 马克思通过“类主体”的理念悬设了人民主体的内涵意蕴。
　　
　　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人是类存在物。 ”[1]161马克思借用了费尔巴哈的类、类本质等概念，但是，不同于费尔巴哈的将人的类本质归结为自然性， 马克思认为：“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 ”[1]162因此，人的自由自主活动就被视为人的类本质。 在这里，尽管马克思没有直接使用“类主体”这一概念，在他的论述中却蕴含着“类主体”的理念。 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期，马克思尚未形成科学的人民观， 他通过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理论的论证方式，从人的本质维度阐释了“类主体”的主要内涵，这里的“类”就是理想状态中的人民群众，“类主体”就是马克思始终想要实现的人民群众的理想生存状态。在这个意义上，“类主体”实际上就是马克思的人民主体思想的首次出场， 他以价值悬设的方式初步阐释了人民主体思想的内涵意蕴。
　　
　　首先，马克思确证了对象化劳动是人作为“类主体”的根本表现形式。 马克思将有意识的自主活动看作人的类本质，就是将人自由的、有目的的改造自然界的生产劳动视为人这个种的整体特性，也就是“生产生活就是类生活。”诚然，动物也进行生产活动，然而，动物的生产和它们的生命活动是同一的，而人的生产却使人的生命活动表现为自己的意志的实现和意识的现实化。 “仅仅由于这一点，他的活动才是自由的活动。 ”[1]162正是由于人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 人可以按照人的任何尺度进行生产， 并且在任何生产中都体现了人将人的尺度运用在生产对象中。在这种生产劳动中，劳动产品作为人的意识的外化，表现为人的作品和人的现实，并促使人的本质二重化，即通过劳动使他的本质对象化，人在对象化中直观自身。所以，人作为类存在物的属性是人在改造对象世界的劳动中证实了的， 这种改造对象世界的劳动是人的类生活。但是，异化劳动夺取了人们的生产对象， 把表现为人的类本质的自由自主的生产劳动贬低为维持人的生存的手段， 劳动成了带有被迫性质的活动，人也就因此成了一种客体性存在。 因此，在应然性维度上， 马克思从人与自然的关系维度定义了人作为类存在物的主体性的主要特征， 那就是人在生产生活中的自由自主性， 在自由自主性支配下的人的能动性的充分展现，以及人的自为性的全面实现。
　　
　　其次， 马克思论证了社会化的人是人作为 “类主体”的根本存在形式。由于人的活动在本然意义上是以类为尺度进行的生产劳动，因此，人在对象化劳动中，双重地确证了自身和他人的存在。 既通过劳动享受到了个人的生命表现， 而且通过生产出来的劳动产品使这种生命表现对象化，从而使人可以直观自己的个性；人的生产劳动还间接地实现了他人的人的本质， 即通过他人享受我的劳动产品， 我生产出了符合他人的本质的劳动产品。在这个意义上，每个个体都可以被视为他人与类的媒介， 也是他人实现其本质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人与人之间在生产劳动中表现为互相依赖、互为补充的关系。 因为只有这样，人才能够“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总体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 ”[1]189但是异化劳动不仅使人与人的类本质相异化，而且还使人和人相异化，人与人处于彼此对立的关系之中。另外，异化劳动的直接产物---私有制使人对对象世界的占有变成了片面的享有， 变成了利己主义的占有，对象世界不再彰显人的本质，反而导致人的本质的丧失。所以，马克思从人的本质维度证实了在对象化劳动中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关系， 人与人之间互为主体。 “活动和享受，无论就其内容或就其存在方式来说，都是社会的活动和社会的享受。 ”[1]187这就是说，全体社会成员共同进行对象化活动， 在活动中享受人的生命表现，通过社会化的活动，即全体社会成员对对象共同的、全面的占有，使对象成为确证和实现人的个性的对象。在这种情况下，个体的人实现了个性与类的统一。
　　
　　马克思通过“类主体”为人民主体思想确定了如下基本内涵：一是人民主体性内涵，即人们在对象化劳动中的自主性、能动性和自为性的充分发挥；二是人民主体的范畴，生产劳动是人的类本质，对象化劳动则是人的类本质的实现，因此，人民是从事生产劳动的广大劳动者， 人民主体就是广大劳动者实现对象化劳动的过程；三是人民主体的实现形式，人与人之间在生产劳动中结成互相需要、 互相依赖的平等的社会化关系是实现人民主体的根本要求， 而要实现这种关系则必须要扬弃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实现共产主义。
　　
　　但是，在创建了唯物史观之后，马克思基本上就弃用了“类”概念，他认为，“类”是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 “类”抹杀了人类社会的多样性，撇开了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人成了抽象的、静止的人。这种人本主义论证方式仍然是一种思辨的理论抽象。 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彻底批判，恢复了现实的个人的出发点，看到了人的社会关系才是人的真正本质， 个人的存在和实践都是以一定的社会关系为前提。 社会关系决定了个人的主体性的实现程度。 因此，马克思从现实的个人出发，确定了“个体主体”才是人民主体思想的最终目标。
　　
　　1.2 通过“个体主体”的价值取向明晰了人民主体的终极旨趣。
　　
　　马克思从唯物史观出发，确证了实现人民主体性必须要具备的两个条件：首先，在人与客体的关系上，“各个人必须占有现有的生产力总和， 这不仅是为了实现他们的自主活动， 而且就是为了保证自己的生存。 ”[1]580-581各个人占有生产力的总和就意味着各个人必须占有生产关系，即实现各个人对生产工具、财产的占有。各个人一旦实现了对生产力总和、对生产关系的占有就为各个人占有自己的劳动力， 实现自由自主性活动创造了条件。 其次，在人与其他主体的关系上，各个人之间形成彼此互为主体的交往形式，即社会关系。社会关系就是人们在共同劳动中的合作形式。 在此基础上，人以结成共同体的方式共同面对客体。各个个体在交往过程中，既通过个人能力的展现，获得了其他人的认同，实现了精神上的满足；又通过劳动的合作实现了物质利益的满足。 各个个人通过交往实现了精神和物质的互相创造。可见，马克思的人民主体思想的最终落脚点在于每个人的主体地位的实现。
　　
　　马克思从人类社会的各个社会形态中得出结论：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是人民主体地位的最终实现，并且首先是每个人的主体地位的实现。 在经济上，实行“联合起来的个人对全部生产力的占有”,使生产工具和财产归属全体个人；自然形成的分工将会消失，劳动者终于实现了自由自主的活动， 劳动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而不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个人实现了能力的全面发展，使“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进而将会促进生产力的巨大发展，这样，就在分配上实现了“各尽所能、按需分配”[2]435-436. 在这种情况下，个体主体性得到了最大程度的释放，个人的自由自主性、能动性等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 因此，马克思说：共产主义“使一切不依赖于个人而存在的状况不可能发生。 ”[1]574可见， 马克思的人民主体思想的最终目的在于每个个体都实现主体地位，个体主体性充分迸发。其次，“自由人联合体”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的组织形式，实现了集体主体性与个体主体性的统一。 有学者将这种各个个体都具有主体性的共同体称之为“共体”,这种共同主体所具有的主体性， 被称之为共体主体性，“在一个真正的而不是虚假的共同体里， 共体主体性的实现依赖于个体主体性的发挥， 但又不是个体主体性的简单集合。 ”[3]216在自由人联合体中，各个个人通过生产的联合，将个体主体性灌注到生产客体中，人与人之间彼此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配合、互为主体，进而实现了“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1]571由此可见，“联合”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的一项根本的制度安排，“把个人的自由发展和运动条件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1]573. 它合乎逻辑地解决了人类历史上一直存在着的个人与集体、社会、国家等共同体的矛盾，共同体不再是压迫人的工具，反而是个体发挥其主体性的工具，两者体现为目的与手段的统一。
　　
　　综上所述，马克思通过“类主体”概念从应然性维度确证了人民主体的基本内涵： 即广大劳动群众在对象化劳动中的能动性、自主性和自为性的充分实现，以及通过对象化劳动实现了人与人的相互需要、 相互补充的社会化关系。而在创建了唯物史观之后，马克思通过生产力、生产关系的概念从“个体主体”维度确证了人民主体的终极目标：各个个体实现了对生产力总和、生产关系的占有， 人与人之间形成了生产的联合的关系， 在真正的共同体中实现了个体主体性与集体主体性的统一。 尽管马克思的哲学经历了由人本学唯物主义向历史唯物主义的转变，但是在主体观上，马克思所秉持的人民主体的价值取向却是一如既往的， 马克思的哲学中处处都体现着这种对人民群众的生存境遇的关怀，对实现人民主体地位的向往。
　　
    　2 历史主体： 马克思对人民主体的现实形态分析。
　　
　　马克思在创建唯物史观的过程中双重地清算了黑格尔及其信徒的唯心史观以及费尔巴哈的旧唯物主义。一方面将精神的主体性转向现实的人的主体性，一方面使具体的实践取代了无前提的实践， 从而在现实的人的具体的实践进程中分析人的主体性的实现程度， 既认识到了人民群众在具体的实践中创造了人类历史， 又看到了劳动群众一直处于主体性被压抑的状态并阐释了导致人民主体性片面发展的原因。
　　
　　黑格尔将历史视为意识的发展史， 历史的本质不过就是绝对精神的自我发展的过程。 自我意识通过精神的劳动创造实物的对象， 在认识到了实物对象的本质之后，自我意识就扬弃了对象又重新返回自身，达到了绝对知识的阶段， 这样， 历史也就达到了自己的顶点。 可见， 黑格尔的历史观是精神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一方面，作为主体性的根本表现的劳动，“黑格尔惟一知道并承认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劳动。 ”[1]205他将这种精神劳动视为人的本质的表现，因此，劳动只有积极的因素，而没有消极的因素。劳动在黑格尔那里既是无批判的，也是无前提的。另一方面，精神具有主体性，人和人的活动不过是绝对精神实现其目的的载体和工具， 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人类只是这种精神的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承担者，即群众”[1]291. 历史实质上就是绝对精神的自我实现的过程，绝对精神的发展就是历史的发展。可见，黑格尔哲学的主体观是精神主体观，历史观是精神创造历史的历史观，它无视人和人的现实活动在历史中的使命与作用。 费尔巴哈虽然取消了黑格尔哲学的绝对精神，代之以自然为基础的人，但是，“他把人只看作是‘感性对象',而不是’感性活动‘. ”[1]530费尔巴哈眼中的人只能直观对象，却不能改变对象，他只看到了人的自然制约性， 而没有看到人的能动性，“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 ”[1]499这就使人成为了抽象的人。他将理想化的爱和友情视为人的本质，而看不到人与人真正的社会关系， 看不到这种关系的本质是实践的。 人在现实中的苦难和不幸都是人的本质的丧失，人的不幸是不可避免的，人应当忍受这种不幸。因此， 费尔巴哈哲学中的人和人类是不具有主体性的抽象的人，客体制约人并规定人的本质，人只是受动性的存在，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在费尔巴哈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 ”[1]530.
　　
　　马克思一方面恢复了主体性的唯物主义本质，即确证了现实的人具有主体性； 另一方面将实践确证为现实的人在具体的环境中的实践，即实践是有前提的。惟其如此， 才能在历史的宏观视域中看到人的主体性的实现程度。
　　
　　首先，马克思将哲学从天国拉回到人间，确证了现实的个人的出发点，恢复了人民群众的历史创造主体地位。 马克思认为，仅仅通过纯粹经验的方法就可以认识到现实的个人、他们的活动以及物质生活条件构成了历史的前提。 所谓的个人绝非思辨哲学家们想象出来的那种个人，而是在现实中，“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1]524、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个人。因此，只要描绘出人的现实的能动的生活过程， 历史的本质就能够如实地展现在人们面前。 历史不是抽象的经验论者和唯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 是僵死的事实的汇集或想象的主体的想象活动。人们通过劳动实践，一方面创造了人的物质生活条件，奠定了人对自然的主体地位，即“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4]9. 另一方面，创造了人们的丰富的社会关系，包括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文化关系等，也就是马克思说的：“主体即社会”[4]26.并且这个创造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 而是人们在继承既往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基础上， 一代代人继续创造和发展着他们的生活。 因此，历史并没有什么神秘的力量，它本身不具有任何意义上的主体性特征，推动历史发展的“其实，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在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且进行战斗。 ”[1]295由此可见，马克思通过对现实的人的出发点的确证， 驱散了建立在思辨哲学基础上的“自我意识”等所谓“主体”对人的禁锢，恢复了历史的唯物主义特征和人的主体性特征， 历史只不过是人民群众追求和实现自己的目的的过程的总和。
　　
　　其次， 马克思以具体的实践深刻分析了人的主体性的实现程度。在恢复了现实的人的出发点之后，马克思对实践进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阐释。“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1]501作为人所单独具有的活动方式和生存方式，实践是彰显人的主体性的核心要素。人的主体性的实现程度只有通过主体的实践才能得到说明。 但是，实践并不是黑格尔哲学所指涉的精神的、无前提的实践， 也不是费尔巴哈意义上的人的带有受动性质的消费的实践。 无论是人民群众改造自然的物质生产活动还是改造社会的交往活动都是在具体的社会历史情境中进行的，那就是，现实的人的实践不可能是在一无所有的基础上进行的， 而总是以前一代人传下来的生产力、生产关系以及物质基础为新的起点，在这个新的起点上，人们开始不断提高自身的实践能力，提升物质生活水平。可见，人们的实践并不是随心所欲的活动，而是体现为能动与受动的统一，主体性与客体性的统一，即“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 ”[1]545因此， 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和推动历史前进的过程就是人们不断发挥人的能动性，在实践中超越现实，超出客体的限制，主体性不断发展的过程。 在这个意义上，对实践的理解决不能脱离现实的人的物质生活条件， 只有以此为基础进行分析， 才能深刻认识到人的主体性的实现程度。 正是通过对人类的社会历史情境的具体分析，尤其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深刻批判，马克思才看到了劳动群众的主体性在人类历史进程中始终处于被压抑的状态。
　　
　　马克思根据人的主体性的实现程度将人类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即人的依赖性社会、物的依赖性社会以及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社会。 这三个阶段的根本特征在于人的主体性不断发展，但是在第三个阶段到来之前，人的主体地位始终得不到全面的实现。 在人的依赖性阶段，人的物质生产更多地受制于自然，表现为生产的门类十分狭窄，生产的交往局限于有限的范围内，生产的目的主要在于维持人自身的生存和种的延续。 这种生产能力和生产特点决定了人的以自然血缘和宗法关系为纽带的氏族奴隶制和封建等级制下的地方性的社会关系。 这种社会关系的实质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直接统治，多数人对少数人的直接服从。 在这个阶段，人的主体性还十分落后，人民群众的自由自主性、能动性以及自为性等主体性特征完全被奴隶般的生产劳动所遮蔽。到了物的依赖性阶段，人们的劳动能力和物质生活与前一阶段相比得到了巨大的提升， 人民群众在物质生产中也的确提升了自己的主体性。但是，人的物质生产在满足自身需要的基础上不断扩大， 从而产生了一种人们无法控制的客体力量，即资本，这种力量控制了人， 一方面使人的物质生产劳动成为一种异己的东西， 人的物质生产不是为了人而是为了实现资本的增值；另一方面尽管扩大了人的交往范围，促进了人的社会化， 但是人的交往的扩大却是在资本的裹挟下实现的，本身并不是人的自愿交往，因为这种交往既把人们联系起来，不断地提高人们的物质生产能力，却又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对立冲突。 因此，“这一进步并未使人类主体获得真正的独立， 而是使他陷入一种新的非自主性的外在必然性的强制之中。 ”[5]209就是说，在物的依赖性阶段， 人们尽管超越了外在自然对人的主体性的限制， 但是却又陷入到了现实的社会关系的限制之中，人的主体性仍未能得到充分实现。只有到了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阶段，劳动才成为人的第一需要，人实现了作为生产的目的与手段的统一，由此，人们获得了真正的自由，人的自为性得到充分实现，人的能动性、创造性在这个过程中充分迸发， 人的能力获得全面的自由的发展； 人与人不再是对立的关系， 而是互为主体，人们在共同的劳动生产中共同发展，结成了自由人联合体。
　　
　　可见，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社会的历史正是人民群众在这种具体的、永不停歇的、前后相继的实践中创造出来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主体，然而，人民主体性却始终是片面发展着的。马克思认为，生产力发展水平低和自然形成的分工所导致的私有制是人民的主体性片面发展的根本原因。首先，尽管人类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始终是在向前发展着的，但是，人类社会已有的生产力不能为人的主体性的充分实现创造充足的物质条件。 当人们的物质生产还不能使人的基本的生存得到充分保障的时候， 人的生产劳动就仍然只是谋生的活动，人的自由自主性、能动性都无从谈起。其次，由自然形成的分工所导致的私有制导致了人与人相对立以及阶级之间的对立，使一部分人获得了主体性，而另一部分丧失了主体性。自然形成的分工，尤其是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的形成， 一方面使脑力劳动者通过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实现了对体力劳动者的劳动的占有，并进一步产生了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 这种分工并非是劳动者的自愿分工， 而是由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的，人们因此被固定在某个领域内，使劳动成为强制劳动。 另一方面，作为分工的必然结果的分配，也表现为劳动产品的不平等分配。在资本主义社会，分工表现为资本与劳动的分工，在分配上，工人阶级得到的工资只能维持生命， 资本家则通过榨取大量的剩余价值而暴富，这种分配的不平等性显露无疑。
　　
　　马克思认为，要恢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就必须要从人的主体性上寻找途径， 那就是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发动革命推翻现存世界对人的压迫。革命的必然性不仅在于只有从外部推翻资本主义的统治才能为实现人的解放创造条件， 而且只有通过革命才能唤醒人民群众内在的主体意识，消除人的奴隶意识，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人民群众“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 才能成为社会的新基础。”[6]78因此，马克思看到了推翻现存世界的革命是人民群众实现自身主体性的根本动力， 他通过科学的定义人民内涵，提出了“阶级主体”的理念，试图以调动无产阶级的能动性消灭现存世界对人民主体性的压制，实现人的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