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对君主专制的认识与反抗

　　〔摘要〕尽管汉娜·阿伦特对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存在着相当程度的误解，但她关于“反抗‘平庸之恶’”的分析与马克思的“庸人及其国家”论之间有着一定的关联，可以说，马克思是她这一思想的先驱。马克思认为君主专制体制下的德国是“庸人的世界”,庸人既不愿做自由的人，也不愿做共和主义者，庸人的世界是政治动物的世界；君主专制原则与人的原则是对立的，统治者的统治造成的是大多数人的无头脑、非理性的崇拜，人的自由 、权利和义务遭到禁止；同时，专制体制对新思想具有熏染和戕害作用；马克思将反抗“庸人及其国家”的希望寄托于“思维着的人”和“受难的人”.
　　
　　〔关键词〕马克思，阿伦特，君主专制，庸人，国家。
　　
　　德裔美籍犹太哲学家汉娜·阿伦特（HannahArendt）以对“极权主义”的探究而蜚声 20 世纪世界思想论坛。1951 年，阿伦特出版了负有盛名的《极权主义的起源》；1952 年，为了把研究引向深入，她向古根海姆基金会申请了一个“马克思主义中的极权主义因素”的项目；从 1953 年起，阿伦特在普林斯顿大学开设了“卡尔·马克思与西方思想传统”讲座，把马克思的“劳动”概念和“创造历史”的行动模式作为这些因素的具体内涵，还把马克思所继承的西方传统中的“权力”“法”解释为暴力工具、政治界限而不是共同行动的力量、普遍自然（历史）的法则向现实的转化。她把马克思与专制主义（Despotismus）、极权主义（Totalitarismus）联系起来，这样的解释可谓大胆而犀利。但从实证的思想史材料看，阿伦特没有认真阅读过马克思的重要文献，她只是把对“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进程中特定事件（如前苏联、东欧发生过的“肃反”“清洗”等案件）的解释直接强加在笼而统之的马克思主义身上，从而导致了对马克思本人思想极大的误读和曲解。
　　
　　更需要特别指出的是，1961 年纳粹党卫军高级将领艾希曼（Adolf Eichmann）在耶路撒冷遭审判，阿伦特带着极大的兴致对这一事件进行了考察和思考，进而提出着名的论断，即在极权政体下盛行的只是“思维的匮乏”（thoughtless）和“罪恶的平庸性”（thebanality of evil）〔1〕2;殊不知，马克思早在 1842-1843年围绕《德法年鉴》的创办而与他人进行的大量通信中，就提出了“庸人及其国家”,分析了在专制政治的淫威下庸人们苟且生存、缺乏独立思维的机制和状况。鉴于马克思当年的思考很长时间以来已经被遮蔽了，本文特进行认真的梳理和分析。
　　
　　一、君主专制下的德国现实“:庸人的世界”.
　　
　　当时的普鲁士实行的是立宪君主制。1842 年 3月 5 日，马克思在给阿尔诺德·卢格的信中提到自己拟为《德国年鉴》提供一篇批判黑格尔自然法的文章，其内容就是对这一体制进行实质的揭露，称这是一个“彻头彻尾自相矛盾和自我毁灭的混合物”,而所谓“Respublica 一词根本不能翻译成德文”〔2〕23,意思是说在德国根本缺乏“共和”的遗传基因和历史土壤。
　　
　　1843 年 3 月，马克思到荷兰游历，对比国外的情形和舆论的状况，更加意识到德国“可恶至极的专制体制”的不堪。而更令他感到可悲的是，绝大多数同胞却并不做如是观。在观念上严重落伍的他们既没有民族自尊心，甚至身处如此恶劣的社会环境也不自知，连丝毫的耻辱感也没有。德国提供给世人的，只是空洞的爱国主义和畸形的国家体制。一个最平凡的荷兰人仍然是一个现代社会自由的公民，而在德国，即使是最有见解的人也都把希望寄托在国家身上。在国王弗里德里希 - 威廉四世的统治下，当时的德国正在上演专制主义的滑稽喜剧，到处是自谓“爱国者”的“可怜虫”;或者更本质地说，是可笑的体制需要而且也培育了这种“可怜虫的爱国主义”.整个国家还肤浅地沉浸在 1813 年战胜法国的荣耀中炫耀爱国主义的胜利，而面对法国革命的蓬勃生机，则丝毫也不感到“羞耻”.
　　
　　在 5 月的信中，马克思展开了更为详尽的分析，使这封信成为这批书信中最长的一封。①在马克思看来，德国社会最重要的症结在于它是“属于庸人的”,是一个庸人的世界、庸人的社会，或者说庸人是这个世界和社会之主；正如尸体充满了蛆虫一样，世界上充满了庸人。当然，对于这样的“庸人”,马克思认为也不能戴着一种鄙视、看轻的态度弃之如敝屣，更不必把它当作一种唯恐躲之不及、“需要转身避开的怪物”.相反，应当仔细考察和研究一下“庸人及其国家”体制，在此基础上再寻求改变。
　　
　　庸人当道，需要的是奴隶，或者可以说，他们是“这些奴隶的占有者”.奴隶没有自由，占有者也并不需要自由，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和他们的奴隶一样，都是庸人。”〔2〕57但究其实，人却是有思想的存在物，心灵和行为上自由的人必然是国家、社会体制上的共和主义者；因为人自身的状况决定着他们所属的共同体的特征和要求。但当时德国的问题是庸人既不愿做自由的人，也不愿做共和主义者。他们希求与动物一样，只是卑微地生存和繁殖；或者更准确地说，作为一个人他们也许知道自己该希求哪些属于自己的东西，但在政治的淫威下，为人“非常审慎”的德国人就不再做非分之想，“不再希求别的”了。
　　
　　假如一个人感到自己并不是独立的人，而是像被饲养的奴隶或马匹一样是其主人的所有物，那么，很自然地主人就成了整个社会的目的，世界就属于主人的了。他会认为，世界就应该是现在他所统治的这个样子，或者应该是他自己以为的这个样子。他要按照自己的愿望和理解来确定世界的秩序和未来，并且“骑在那些不知有其他使命而只知对主人‘俯首听命，投其所好并准备效劳’的政治动物的脖子上”〔2〕57.
　　
　　马克思把以上的分析归结为一点：“庸人的世界是政治动物的世界。”〔2〕57在我看来，这里的“政治动物”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指在这样的社会中不管是什么职业、什么阶层的人都关注政治，政治是国家、社会生活的焦点和中心；二是指在政治的统帅和辖制下每个人都分为不同的等级，形成严格的差序格局、规则和体制，而“非人化”就成为这种体制的原则和特征。以此来关照一下德国与法国的情况，二者不同之处就很明显了：德国致力于这种“庸人世界”体制的完善，而法国革命则是“要重新使人恢复为人”,所以德国“当然必定远远落后于”法国了。
　　
　　二、君主专制原则与“人的原则”的对立。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曾指出：“人本性上是政治动物”.设想一下，如果让他看到有的德国思想家身处如此境地却将其修正为“人是社会的动物，但完全是非政治的动物”,他会做何感想呢？是慨叹学术的进步，还是斥责后者的虚伪和文过饰非？比较而言，为了制定“德意志立宪国家法”而撰写过《一般的和立宪君主制的国家法的原则》一书的亨利希·策普夫尔（Heinrich Z.pfl）的解释更为到位。他认为，国家是“家族的同盟”,在这样的“同盟”中王朝是最高家族世袭所有的，家族人丁越兴旺，国家就越大，王朝就越强盛，人们也就越幸福。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家国一体、以家事国，不仅是中国的传统观念，在德国也同样地持久和流行。按照这样的逻辑，结论必然是，个人乃至家庭必须以国家为前提，首先认同它的存在、认同它的现状；尽管这种现状可能是历经漫长而曲折的世纪、残酷而野蛮的行为逐渐形成的，但现在它作为一种合乎逻辑的体制出现了，你必须服膺它。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是相互影响、相互造就的。众所周知，普通的德国人为人处事是非常审慎和现实的，愿望、志趣和思想都超不出其局促而贫乏的生活范围。在国家生活中，他们是被统治者，而统治他们的则是一个完整的官僚科层体系，从基层的普通军官和乡村容克，直至上层的世袭贵族和君主。尽管这些统治者也比较实在，同样没有特别的思维能力乃至作为人的尊严，但他们可以利用和“塑造”普通大众。统治者的统治造成的是国家中大多数人像动物一般无头脑、非理性的崇拜，而统治者在接受普通人的敬意并俯视这些芸芸众生时则往往趾高气扬、不可一世。马克思特别提到一个传说。当年拿破仑在别列津纳河战役时指着挤在河里快要淹死的人对他的侍从说“:看！这些癞蛤蟆（Voyez ces crapauds!）”这个细节不一定实有其事，但是其情景和意象又是多么逼真！哪一个统治者没有类似的意念和想法呢？这也再次充分表明了问题的症结，即专制体制的特征和原则就是轻视人、蔑视人、使人非人化。在统治者眼里，总是把绝大多数普通人看得很低贱，因为他们终身、终日浸润于庸碌生活的泥沼之中，确实像癞蛤蟆一样，有时被吞没，有时又露出头来，无论怎样，他们最终都会沉沦下去。拿破仑算是一个胸怀大志的人了，但即使如他一样有作为的统治者，宁肯沉浸在那样一种现实环境中，也绝不会成为创造新世界的理想主义者。相反，不断发作的“王朝狂妄症”②最终也只能使其成为一个十足平庸的皇帝。
　　
　　历史上也有一些卓越的思想家为君主制做过辩护。比如，孟德斯鸠在《法的精神》中通过区分君主政体、专制体制和暴政之间的不同，认为君主政体的原则是好的。对此，马克思斩钉截铁地指出“:他完全错了！”〔2〕59这三者在理论上是同一个概念的不同名称，而在现实中至多只是在同一原则下不同的习惯和方式罢了。问题的实质在于，君主制的原则与人的原则是不相容的，在前者占优势的地方，能享受人的尊严的一定是少数；而如果认为君主制的原则是天经地义的，那么根本就不会有人的存在。以当时的普鲁士国王威廉四世来说，他从来没有碰到过与自己作过对的人，没有体验过哪怕一丝的为难。这种情况下，在处理事务时他怎么会不一意孤行呢？因为他这样做，最糟糕的后果也无非是三种：一是与自己的主观意图相矛盾，但由于只有他在掌控着局面，所以即便如此最终也不会导致不利于他的局面；二是其昏庸无能借此得到充分的暴露，这倒是唯一可能出现的情形；三是导致“不体面的事和难堪的处境”发生，就是他必须退位。亘古及今，一意孤行的现象反复无常地出现，一意孤行者又是如此的愚蠢和卑鄙，就是由于保障它的体制一直在发挥作用，因为这种体制只知道维护君王的专横而从不知道用法律保护人民！
　　
　　愚蠢的人与愚蠢的体制是相互佐证的。当世界已经不是铁板一块，当别的国家已经发生了新的变革，愚蠢的体制和体制在国内外已经丧失尊敬，这种情况尽管不会马上引发什么后果，所以马克思也并不能担保德国这艘“愚人船”未来的命运。但是他敢肯定的是，德国现实已经是一个实实在在颠倒了的世界，而普鲁士国王作为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对此要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马克思自谓对威廉四世“这个人很有研究”,无论是其做王储时对保守派舆论喉舌《柏林政治周报》的保护，还是在加冕典礼上拒绝履行其父亲曾经作出的诺言---为普鲁士人制定一部宪法，都使马克思认识到了他的本质，也证实了马克思的判断---德国目前的问题与威廉四世个人有关。“在普鲁士，国王就是体制”,他是唯一的政治人物，他的人格决定着体制的形式；他一心向往着建立一部关乎普鲁士未来的“国家基本法”,实质上不过是为了保证其统治的长久和稳固。国王如此强势，造成国人普遍的情形必然是，“只看重国王会表示什么样的愿望和思想。”这也更加凸显出这样的事实：“庸人是构成君主制的材料，而君主始终只是庸人之王。”君主制是对人权的戕害，长期施行的结果必然是“国王既不可能使他自己也不可能使他的臣民成为自由的、真正的人。”〔2〕60.
　　
　　更有甚者，国王的“功业”还会加固原有体制的基础，使国家的现代转型更为艰难。拿威廉四世来说，尽管他是世袭的，本来依照惯例和传统也可以实现其统治，但他是个雄心勃勃的人，试图用一种连其父也没有尝试过的理论来“改变”旧体制，但结果却是旧体制的全面复辟和强盛。在马克思看来，发生这种状况“是很自然的”,因为体制的背后是人，既然人已经沦落到政治动物的水平，那么除非彻底抛弃作为世界基础秩序的君主制并且过渡到民主制的“人的世界”,任何其他作为和进步都是不可能的。比较而言，老国王威廉三世虽然只是一个平庸的人，不以聪明自居，也没有什么奢望，他认为统治国家所需要的只是平平淡淡、安安静静的生活。相反，新国王威廉四世却携带着朝气和睿智，尤其看重君主无上的威权，旧的僵化了的国家体制使他感到厌恶，他想使国家重新振奋起来，以自己的愿望、感情和思想来施行复兴大业，为此他到处发表演讲、吐露真情。在他看来，统治臣民的不应当是死的法律，而应当是国王充满生气的心灵和思想。他试图调动所有国人的心智和力量为其酝酿己久的愿望和计划效力，可是效果并不明显，有的人动起来了，有的人则与其并不齐心，被统治者要消灭旧的统治方式，而那些秉持人道主义的理想主义者则认为应当按照“新德意志方式”来实行言论自由。这在普鲁士是闻所未闻的现象，似乎旧秩序要被颠倒了，各种事务都要按照“人的方式”来处理，甚至一些有名有姓的人也在四处活动。但是，这种“非德意志式”的活动很快就结束了，结束者则是“旧的专制体制的奴仆”.究其实，国王的愿望与理想主义者的期望是背道而驰的，前者醉心于受到僧侣、骑士和农奴拥戴的“伟大的过去”的辉煌；而后者所向往的是法国大革命的成果---建立共和国，用新的、自由的“人”的秩序来代替维护旧事物的体制。当二者的冲突愈益尖锐、麻烦，引得暴躁的国王非常愤慨，那些长期生活在专制体制下感到心安理得、得心应手的奴仆便会向国王建议：不宜开放言论、诱导臣民去发表无益的言论，否则将无法管理。就连俄罗斯尼古拉一世也为普鲁士人新的运动而感到不安，要求恢复旧日的平静秩序。于是，关于人的权利和义务的愿望和思想再次像以往一样遭到禁止，社会回复到了过去“僵化了的奴仆国家”秩序中---奴隶仍在沉默地劳作，而土地和雇工的占有者依靠其奴仆沉默地统治着国家，无论是奴隶还是主人都不能讲他们想说的话。“沉默是唯一的出路”,人活着但像“头垂向地、只顾肚子的默默无声的牲口”③。社会变革尝试的失败再次证明，专制体制具有的只是兽性，而不可能具有人性；而兽性的关系只能靠兽性来维持，在庸人国家的基础上是不可能消灭庸人国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