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两代领导人科技思想比较分析

　　二、邓小平与习近平科技思想比较分析
　　
　　邓小平与习近平的科技思想是在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结合当时中国经济、社会、科技发展的实际情况所确立起来的思想体系，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深远影响国家科技政策的制定以及国家战略的确立。邓小平与习近平的科技思想都是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继承和发展，因此二者的基本观点与总体看法一脉相承。但是由于所处的时代不同，二者的科技思想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
　　
　　（一）邓小平与习近平科技思想的同一性
　　
　　邓小平与习近平的科技思想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进一步深化与丰富。同时，作为新一届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习近平的科技思想也承袭和发扬了邓小平的一系列科技观点，因此，二者的思想具有同一性。
　　
　　1.理论渊源的一致性
　　
　　在科技思想体系创建的过程中，邓小平与习近平的思想来源主要由马克思、恩格斯的科技思想、列宁的科技理念以及毛泽东的科技主张构成。
　　
　　（1）马克思、恩格斯的科技思想
　　
　　科技革命的爆发及生产力的迅速发展是马克思、恩格斯科技思想建立的基础。19世纪英、法、德、美等国家相继完成工业革命，开启了以大规模机器生产取代小规模手工劳动的时代，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得到确立。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不仅在生产力的提高上显示出巨大推动力，而且带来深刻的社会变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第一次使科学技术直接为生产过程服务，作为生产力的一种表现形式，科学技术成为创造财富的重要手段。由于新动力和改进机器的产生，棉纺织厂的 1 个工人可以完成之前 100 个甚至 250-350 个工人的工作。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的生产进行批判性考察，逐步形成关于科学技术的思想观点。
　　
　　第一，科学技术是一种生产力。马克思在阐述关于财富的问题时认为科学既是观念的财富，也是实际的财富的发展，“是人的生产力的发展即财富的发展所表现的一个方面、一种形式”①。马克思将科学视为财富，而人的生产力等同于财富，从而侧面论证了科学是生产力的一个部分；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在归纳决定劳动生产力的多种因素时，将科学的发展水平及其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作为其中一项；在论述机器体系和科学应用的发展时，马克思进一步明确指出科学与生产力的关系即“资本是以生产力的一定的现有的历史发展为前提的--在这些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①。马克思的以上论述均将科学与生产力进行有机联系，科学技术被归纳到生产力之中。根据马克思的观点，生产力在本质上具备客观性、物质性，科学技术的发展有效转变为生产工具的改善以及生产技术的革新，物化为直接的、现实的生产力。而且近代科学诞生以前，劳动对象以天然物品为主，科学技术“拓展了劳动对象的范围，推进了对天然物品的深度加工”②。
　　
　　同时，生产力也具备主观性、意识性。作为生产主体的人是一种实体，具有客观实在性，但由于生产是人有意识的、有目的的改造世界的活动，因此人的主观思想不可避免会介入到生产过程中。科技以知识形态集中到生产主体上，不仅表现为劳动者的专业水平及个人技能，而且体现在思维的创造性及生产的创新能力之中，由此科学技术以劳动者为媒介转化为生产力。
　　
　　第二，劳动者需要知识技能。在 18 世纪中叶，部分手工工场更倾向于选择没有任何知识的人来从事简单的工作，因为分工越细，劳动就越简单，不需要体力或智力上的本领，工人的特殊技巧也就不具有任何价值。而且无知是迷信之母，也是工业之母，思考和想象反而会诱发错误的产生，无意识的手足习惯才能保证生产效率，但这种单调的工作会使工人失去创造性和进取心。而大工业时代的到来，使劳动工人的职能及劳动过程随着技术基础的不断发展产生变革，从而要求劳动者必须具备一定的专业性和技术性。马克思认为，劳动力本身应具备正常性质，即劳动力在其专业中，必须具备“占统治地位的平均的熟练程度、技巧和速度”③。在论述理查·琼斯关于资本主义生产形式对生产力发展影响的思想时，马克思指出只有在劳动的连续性提高工人个人技能的限度内才会使劳动生产力增加，明确强调了个人技能对劳动者的重要意义，劳动者的专业技术水平决定着劳动生产率的高低。恩格斯也提到“凡是没有经过正规学徒训练的工人都被许多旧工联关在门外”④，充分说明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必须具备技艺才能有劳动的机会。同时，马克思也提出通过教育培养劳动力专业技能的思想，为使一般人获得一定劳动部门的技能和技巧、成为发达的和专门的劳动力，就必须经过一定的教育或训练。而且针对不同的劳动，应该提供极不相同的教育，使劳动者带有不同的价值。
　　
　　再次，科技改变人的生活。尽管过去人类只把自然科学看作是启蒙和有用的发现，但“自然科学却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①。通过科学技术，人类的生活设施不断完善，生活方式发生改变。第一次科技革命是工匠经验积累与自然科学知识相结合的产物，瓦特蒸汽机的发明使人类的交通进入新时代，纺织、冶金、采矿业的发展也极大丰富了人类的物质生活，人类的追求由“生存”向“生活”转变。最后，科技发展促进了人类觉醒，人类的行为方式被重新塑造。机器的发明使人类认识到依靠自身力量可以打破自然因素的制约，作为历史主体，人类对自身价值的认识得到提升。
　　
　　人类基于自身需求积极投身于科技实践中，并以科学思维和方法认识世界与自然，思想得到进一步启蒙与解放。但与此同时，科技的进步带动交通、通讯技术发展，国际贸易的出现使资本的统治由西方扩展到东方，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国际化，劳动者被压迫、奴役，辛勤劳动创造财富但贫困的程度逐步加深，社会两极分化和贫富矛盾持续加剧，工人阶级的反抗斗争愈发激烈，由此引发一系列社会革命及制度变革。
　　
　　（2）列宁的科技理念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社会形态遵循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逻辑规律发展，由于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具有优越性，而且必须在生产力达到一定水平才能发生，因此人类社会需要经过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阶段才能进入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但事实上列宁和他领导的十月革命在经济相对落后的俄国缔造了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带动了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尽管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科技以及文化方面却远远落后。鉴于这种情况，列宁非常关注科技事业，并提出一系列精辟观点及独到思想。
　　
　　第一，科技巩固社会主义建设。按照列宁的观点，无产阶级通过革命取得国家政权后，最根本、最主要的需求就是增加产品数量，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由于旧俄国的发展水平介于欧洲富裕国家与亚洲贫困国家之间，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经济和文化比较落后，因此十月革命取得胜利之后，列宁所领导的苏维埃政权一直把经济生活的活跃和生产率的提高作为国家发展的根本目标和国家建设的绝对需要，并在党纲中规定提高生产力是党的紧迫的基本任务。在列宁看来，不论从原则上、实践上还是从国家现状、国际情况来看，从经济上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基础才是最靠得住的事业，改变生产力是巩固政权、实现社会主义的中心②。在《关于工会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作用和任务的提纲草案》中将恢复大工业视为劳动摆脱资本桎梏、发展社会主义的根本保证。而加强经济建设的关键就在于要有效利用新的科技成果，合理地组织劳动过程，千方百计地提高劳动生产率，以全力发展国家的经济生产。列宁在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也指出恢复工业和农业绝不能按照旧方式，必须要立足于现代最新科学成就的基础之上。列宁的科技理论与实践不仅挽救了濒临崩溃的苏联经济，巩固了苏维埃政权，而且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留下宝贵的改革实证①。
　　
　　第二，积极起用科技专家。列宁将专家视为科技文化的唯一财富及实现共产主义的关键。1918 至 1921 年的俄国内战及“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使国家经济逐步走向崩溃，工农产品生产量与战前相比大幅削减，生产力遭到毁灭性破坏，国家发生严重饥荒。在此背景下，列宁开始着力恢复国家经济，大批科技专家被重视、起用。1921 年 2 月，列宁提议组织成立了国家计划委员会，由它根据统一的经济计划领导、协调、平衡国民经济各部门。在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人事组织上，他大力主张应由科学技术专家和学者构成国家计委的主体，广泛调动科技人员参与经济建设的积极性，机关的领导人也必须在技术方面具有丰富经验和多种科学修养。在《论统一的经济计划》一文中列宁说明国家计委组成的重要意义和广泛吸收非党专家参加国家计委工作的必要性，指出国家计委内的党组织不要热衷于发号施令，而要学会尊重科技专家踏踏实实的工作，毕竟包括科技人才的知识分子才是发展生产力的主力军。在制定经济计划时，应吸收大批优秀专家参加，并积极听取专家意见，以保障经济计划的科技性与合理性。在关于集体管理制的议论中，当时曾经充斥反对专家的情绪，在列宁看来这是一种非常无知的表现，必须及时将这种错误思想消除。针对党内反对起用内行、专家的主张，列宁强调学习资产阶级的文化和管理经验、起用资产阶级管理人才和技术专家的必要性，他认为科技专家尽管曾经服务于资产阶级，但在无产阶级社会里依旧能够做出贡献，科技人才是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保证。在《关于工会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作用和任务的提纲草案》中，列宁也要求所有领导机关爱护一切勤恳工作、精通业务的专家，同其建立起融洽的关系，否则社会主义建设难以取得重大成就。
　　
　　（3）毛泽东的科技主张
　　
　　作为党的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的科技思想是在领导新中国建设的过程中形成的。
　　
　　针对当时中国工业基础薄弱、经济全面崩溃、人口基数大且农民所占比率高达 90%以上的情况，毛泽东深刻认识到科学技术对社会建设的功能与作用，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科技发展道路，并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主张。
　　
　　第一，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按照毛泽东的观点，在科学方面把握更多的知识、在技术方面拥有更强的能力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保证，只要更多地懂得自然科学和客观世界的规律，少犯主观主义错误，潜心钻研社会主义工业化，革命工作和建设工作就一定能够达到目的。一方面，毛泽东认同马克思“科学技术是一种生产力”的思想。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将是否对中国人民的生产力发展有帮助作为衡量一切理论、思想、政策的标准，解放生产力也成为国家的最根本任务，而生产力的提高有赖于科学技术的进步，“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②。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毛泽东为中国科技事业作出一系列战略决策：面向全党全国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将科技摆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优先地位；为中国科技事业制定出第一个长远规划，科学建立、管理科研机构体系，基本实现门类齐全、布局合理；珍惜科技人才，重视大众教育，使建国前高达 80%以上的文盲率大幅降低，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化水平与科技素养；针对高技术领域提出“重点发展，迎头赶上”的方针，有力促成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升空、第一艘核潜艇成功研制的实现。毛泽东的举措使中国科技具备了发展基础，使之后大量科技成绩的取得成为可能。另一方面，毛泽东的科技思想具有求实、求是的精神。毛泽东强调要避免主观主义错误的产生，把握世界的客观规律，体现其辩证唯物主义思维。在科技规划的制定中，毛泽东也以客观现实为依据，以动态的、发展的、联系的思维进行构想，从而开辟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顺应时代发展的科技道路。
　　
　　第二，人才队伍要“又红又专”.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而发展生产力的关键就在于科技人才，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决定要素就是有数量足够的、优秀的科学技术专家。为此，早在 1949 年 9 月即建国前夕毛泽东就接受并支持全国政治协商会议提出的建立中国科学院的建议，并于 1949 年 10 月 31 日亲自将中国科学院铜质印信颁发给首任院长郭沫若，仅用一个月时间就实现了中国科学院的成立，足以体现他对科技事业的重视。在这一行为的引领下，大批科研机构相继建成，长期工作在海外的众多科技人才也陆续回国。
　　
　　在对科技人才的要求上，毛泽东的思想也有独到之处，即“又红又专”,不仅要求科技人员在专业技术领域达到一定水平，在政治上也要坚决拥护党的领导，并采取适当政策帮助知识分子克服自身存在的脱离实际、个人主义、易于动摇等弱点①。在毛泽东看来，一个优秀的人才必须达到政治与专业的辩证统一与有机结合，甚至正确的政治立场要比扎实的专业知识更加重要，这也是其科技人才思想的明显特征。
　　
　　第三，合理扬弃国外科技成果。毛泽东在确立中国科技发展战略时，始终坚持从国情出发。在当时科技水平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的情况下，积极向国外学习是符合客观实际的正确选择。毛泽东的一贯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但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习，切忌盲目照抄、机械搬用。毛泽东这种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科技思想体现其去伪存真的哲学追求，即对待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要合理扬弃，既保留又抛弃，既继承又克服。同时，毛泽东的科技思想秉持实事求是的精神，在自然科学方面，他认为应努力向外国学习；在技术方面，他则主张大部分照办。由于建国初期中国面临经济与军事威胁，优先发展工业是必然选择，西方发达国家经过资本积累和工业革命日渐富强，因此毛泽东主张可以照搬技术；但学习知识的过程往往会伴随人的思想的变化，完全接受发达国家的科学文化可能会对知识分子的政治立场造成影响，因此毛泽东认为自然科学要批判地学。一方面国家亟待转变工业落后的面貌，另一方面毛泽东也注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因此毛泽东提出“批判学知识、照搬用技术”的科技思想具有其合理性与时代性。
　　
　　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科技思想涵盖了科学技术的生产力功能、科技人才的培养、国外先进科技成果的引进、发展高科技领域等方面内容，邓小平、习近平均以此为基础并结合个人智慧与思考，从而形成既有理论依据又符合时代特征的科技思想。
　　
　　2.系统思维的继承性
　　
　　从所涉及的对象来看，邓小平与习近平的科技思想都具备马克思的系统思维，即强调科技发展的整体性，将科技事业视为各项要素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二者从科技的功能性、科技主体、发展环境、进步途径等几个方面分别强调了科技的生产力作用、培养人才的根本性意义、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以及加强自主研发的重要性，以一种更为科学性的理论指导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
　　
　　邓小平与习近平的科技思想之所以将科技的生产力作用、人才、教育、体制改革、创新等要素视为一个有机体，从本质上看具有深层的内在原因：
　　
　　首先，二者的科技思想所涵盖的各个要素均是为发展科技这一目标而服务的。明确科技的功能性是从主观上强调发展科技事业的意义，从国家战略层面将科技摆在重要地位。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真正的推动力量不再是个人、企业以及科研单位，个体力量无法担负起创造更多日益复杂的科技成果的重担，只有依靠国家政策、资金的支持才能保证科研事业的长远发展。重视人才及教育为科技事业提供强劲的知识动力及人力资源，随着人才政策的不断完善，高层次、高技能的各领域人才将不断涌现，人才资源在科技事业的基础性作用将得到更充分的发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则打通了科技创新与经济社会的通道，最大限度激发科技改造社会的潜能，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的创新活力被增强，科技资源配置不断优化。加强创新则是发展科技事业的原动力，也是我国提高自主研发能力的唯一途径，新思想、新理论、新方法、新技术的出现将使我国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的基础进一步奠定。邓小平与习近平的科技思想虽然涵盖要素众多，但都是统一于科技发展这一国家战略目标，缺一不可，因此二者的科技思想均带有系统性、整体性这一明显特征。
　　
　　其次，二者的科技思想中所涵盖的各个要素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科学技术是一个总体性范畴，内部所包含要素处于运动变化之中。尽管功能、层次、性质各不相同，但彼此相互渗透、转化。以人才和教育为例，人才的培养关键在于教育，只有拥有一流的教育才能为国家各项事业提供一批批门类齐全的高端人才；同时，教育是一种有针对性、有目的、有计划的培养人的活动，作为教育活动的主体和实施者，教师必须具备一定程度的专业知识与专门技能，其本身就是进行创造性劳动的人才。教育源源不断地为国家科技事业输送人才，同时各领域人才也引领教育事业的发展。因此，教育与人才都是邓小平与习近平科技思想的重要内容，只重人才不谈教育，高端人力资源终会有枯竭的一天；只谈教育而不懂人尽其才，不能使人才在最适合的岗位上创造价值，不仅造成资源浪费，科研人员为国家做贡献的积极性也会逐渐被消磨殆尽。
　　
　　再次，二者的科技思想中所涵盖的各个要素在一定的规律下相互协同，相互制约。科技事业中所包含的要素拥有各自的作用方式及不同功能，以一定规律促进科技发展，保持自身的独立性。但是科学技术作为一个大系统，内部要素之间存在着普遍联系，彼此交叉往复、互相渗透，形成紧密联系、相互交融的网络，每一个领域的改革都会牵动其他领域。比如通过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国家科技资源的配置将得到优化，科技的功能性得到进一步凸显，人才的相关政策也将进一步完善；比如当前国家将自主创新的重要性提升到更高层面，未来所需求的人才就是拥有创造能力、思维开阔、想象力丰富、具备冒险精神的科研工作者，那么教育事业也将会做出相应调整。由此可以看出，为了保障科技事业的昌盛繁荣，其所包含的元素必须保持整体和谐、互相配合，通过不断优化自身带动相关领域发展。邓小平与习近平的科技思想针对各个领域提出指导意见，目的就在于保障各相关部门齐头并进，避免出现短板及薄弱环节；同时积极协调科技系统内部的各种关系，以实现科技事业的稳定。
　　
　　最后，历史演进与人类进步是综合力量的结果，当前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内容复杂，仅依靠单一推动力已经无法促进科技进步及成果转化，必须由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所形成的合力与整体效应才能完成。科学技术不是简单的点线面，而是内容庞大、结构繁杂的立体网络，个别因素不能决定一项事业的发展与成长，因此邓小平与习近平在指导国家科技事业发展时将各方面因素都包含其中，避免任何一个要素的缺失，以保障科技事业的全面进步和均衡发展。
　　
　　3.中国特色的延续性
　　
　　科技思想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产生于一定的社会存在，具有现实性。邓小平与习近平的科技思想根植于中华民族的土壤，是中国国情与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相结合的产物，具备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
　　
　　第一是坚持以民为本。无论邓小平还是习近平，在其科技思想中都将科学技术的社会经济功能与人的主体地位进行了结合。首先，通过强调科技的生产力作用与成果转化，使科技进步切实转变为经济效益，为促进社会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现实基础，全面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其次，二者的科技人才思想直接决定了人才的社会地位，有力促进了爱才、惜才、用才氛围的形成，使国民自身素质得以大幅提高；再次，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的创造力，通过走自主创新道路使蕴藏在知识分子中的智慧和才干得以展现，使广大人民从陈旧的、封闭的、固有的思维中解放出来，以更独特的视角、更新颖的观念来进行生产实践；最后，二者的科技思想都以人民群众的主体愿望为实践导向，根据国情变化及人民需求对科技前进方向不断进行调整，以使科技事业的发展成果全民共享。
　　
　　第二是立足于实践。实践是保持中国特色的基础和源泉，邓小平与习近平的科技思想不是简单地复制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经典学说，而是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既体现对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遵循，也明确反映中国社会的实际需求。如果脱离实践，邓小平与习近平的科技思想就不可能展现中国特色的本质与价值，对于外来文化的精华与糟粕就无法进行理性扬弃，科技事业的发展就会迷失方向，二者的科技思想也就成为无根之木。
　　
　　正是立足于实践，二者在不同时期、不同国情的基础上设立的科技目标、重点领域、依靠途径、科技政策、机构设置等才不尽相同。二者科技思想的实践特色体现在将国家导向、科技进步与民族崛起紧密结合在一起，使科技更加贴近社会，科技成果惠及广大人民，从而使中国的科技事业从低级走向高级，从空白走向成熟。
　　
　　第三是弘扬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是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积淀而成的民族意识、民族文化、民族性格、民族信仰、民族价值取向等观念，集中体现一个民族的生命力、凝聚力和创造力，是民族发展进步的核心与灵魂。中华民族在五千年的历史文化中，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邓小平与习近平深刻把握民族精神的精髓与真谛，将自强不息、艰苦创业贯穿于科技思想体系中。二者都明确提出向西方学习、加强文化交流与技术引进的重要性，但同时强调自力更生、自主创新对国家发展的深远意义。在科技事业实践中，作为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强不息逐渐沉淀为中国科技工作者的内在气质，也成为鞭策科技人才不断进取的精神力量。新中国建立后，科技事业在几乎空白的基础上起步，在党和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克服重重科研难题，如今我国已成为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学科体系完备的国家之一，整体水平位于发展中国家前列，部分科研领域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并大步向创新型国家进军。这一切成就的取得，正是归因于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的引领，唯有将关键技术掌握在自己手里才能打破国际垄断，在国际竞赛中拥有核心竞争力。邓小平与习近平的科技自主精神不仅是对民族尊严的扞卫，也切实维护了国家科技事业的独立性。
　　
　　（二）邓小平与习近平科技思想的差异性
　　
　　1.差异性的具体表现
　　
　　（1）科技目标不同
　　
　　近代以来，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迅速崛起以及中国传统社会的瓦解没落，众多仁人志士都积极寻求壮大国家、复兴民族的良策，强国富民成为国家发展的唯一目标。
　　
　　邓小平与习近平关于科技事业的根本愿望是一致的，即解放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所蕴藏的巨大能量，将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但由于历史条件的差异以及国家科技实力的增长，在具体目标的制定上二者有所差别。
　　
　　在邓小平所处的时代，中国的科技与经济由于多次政治运动遭到严重破坏。尽管由于人口、地域原因，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大国，但七十年代的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有230 美元左右，人均国民收入不足 200 美元，物质财富的价值总量远远少于发达国家，科技水平落后于世界近 20 年。因此，邓小平的科技发展目标是将中国的科技事业从无到有建设起来。一是根据国家“底子薄”的实际情况，适当地将科技现代化的标准降低一点，不与发达国家进行不切实际的攀比，先将基础设施相对完备、机构相对健全的科技体制建立起来，使科技系统内各组织体系、管理机制得以平稳运行，将国家的科技资源有效地由潜力转化为实力。二是注重科技的实践作用和经济作用，依靠科技实现工业及农业现代化，通过增加物质生产转变国家贫穷落后的面貌，使人民的生活得到显着改善，人均国民收入大幅提升，努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小康社会。三是恢复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从国家层面纠正对知识分子的错误认识与偏见，在全社会形成尊重人才的良好风尚，将科技工作者定位为现代化建设的骨干力量与主力军。
　　
　　随着我国在科技领域取得不断突破，我国作为科技大国的雏形开始显现。因此，与邓小平相比，习近平对科技事业提出了更高的科技目标，即成为世界科技强国。一是大步迈进创新型国家行列。要不断寻求科技创新的突破口，增强自主创新的能力，根据现实需求增加自主创新成果的供给源头，争取拥有更多领先的、独有的、前沿性的关键技术，在高科技领域取得具有世界影响的科学技术成果。二是进一步加强科技成果转化。
　　
　　通过提高转化率，一方面可以带来现实的规模效益，使科研投资带来可观的经济回报；另一方面，当前世界各国经济的竞争从根本上表现为科技成果转化数量、质量、以及速度的比赛，只有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才能在国际角逐中占有优势。三是全面参与国际科技合作。科学技术是世界性、时代性的，发展科技事业必须具备全球视野。虽然目前我国在多项科技领域处于世界前列，但仍存在亟待突破的科技学科，应全面参与到国际项目中，通过借鉴不断赶超。四是进一步完善从科技战略布局到科研体系构建、再到科研人员培养与经费投入、最后到制度与环境建设的科技发展链条，使国家科技事业的总体规划、机构设置、人力及经济投入、体制建设都趋于完善，从而在根本上保障我国尽快成为世界科技强国。
　　
　　（2）发展策略不同
　　
　　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是邓小平科技思想的基本方向。由于邓小平时期，中国的科技事业基本处于力争缩小差距的追赶阶段，因此科学技术以引进为主是理想选择。一方面，邓小平对近代中国史有深刻的认识：由于封建统治者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中国与世界之间构筑起隔绝的堤墙，不仅使中国人民认不清形势，而且严重阻碍中国社会的前进。盲目排外只能导致自身落后，邓小平认为必须吸收外来先进思想、科学、技术才能提高我国的科技实力。另一方面，从现实条件看当时的中国没有足够的物质财富和人力资源在所有科技领域进行自主研究，从零开始到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也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如果中国坚持依靠自己将浪费更多宝贵的发展机遇。因此，为了有效节省财力、人力与时间，在道路选择上邓小平更加倾向于吸收西方先进的科研成果。
　　
　　与邓小平不同，习近平更强调自主创新。习近平通过讲话多次阐述了自己的科技观点，不仅展现出与欧美等传统科技大国一争高下的意愿与自信，而且表达出中国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的强烈愿望。当前，国家所拥有的庞大财富、不断完善的教育体系所提供的科技人才、国家领导层对科技的高度重视都使中国具备了走自主创新道路的基本条件和良好基础。2014 年全年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达 13312 亿美元，比 2013 年增长12.4%,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2.09%①，为自主研发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同时，我国在基础前沿、高技术领域取得的系列突破也不断增强中国科技工作者的自信：鸟类起源研究成果入选《科学》杂志十大重大科学突破；全球首例靶向基因编辑猴的出生使定向改造人类基因成为可能；天河二号超级计算机连续六次称雄全球；中国高铁拥有大量专利，在速度上不断刷新世界纪录；我国自主研制成功首台 4500 米级深海无人遥控潜水器作业系统“海马”号，为建立全海深、全类型、全应用目标的谱系化工程打下坚实基础。十八大以来，习近平走访大量国内外科研机构，对中国科技界提出“创新创新再创新”的动员令，展现了其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的信念与决心。
　　
　　（3）风格特征不同
　　
　　邓小平的科技思想具有极强的务实精神。邓小平的思想不仅仅来源于书本，更是来自于不断变化的现实世界。他以忠诚于现实的态度对待世界，作为一名政治家，在制定方针路线时始终立足于不断变化的世情与国情；在制定国家的科技目标时，邓小平从未脱离实际、异想天开，没有因为与发达国家差距大就确立不切实际的愿景，而是最大限度利用国家物资、把握事业发展的根本规律、脚踏实地地建立起中国的科技大业。同时，邓小平的语言风格简练朴实，言简意赅，善于抓住问题核心一语中的。邓小平的科技思想多产生于谈话，字句不多但却能直击关键，见解独到鲜明；虽然是偶然提出，却来源于其长期的观察与思考，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客观世界的现实依据以及科学思维的有机成果，因此具备深刻性与真理性。比如其最着名的论断“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就是会见外宾时的谈话，虽然简短却意蕴深厚：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关于科学技术的生产力功能的观点，现实依据是科学技术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日渐突出的重要作用，科学思维是坚持唯物辩证法，以发展的眼光看待普遍联系的、永恒发展的世界。邓小平这一论断内涵深刻、语言凝练，便于理解记忆、传播度广。
　　
　　习近平的科技思想则体现强烈的主动性与自信感。鉴于近年来我国取得的科技成就，习近平提出中国不能满足于跟跑、并行，而是要力争领跑、主导国际科技竞赛，要下好先手棋，不做其他国家的技术附庸。面对国际持续不断的科技竞争，习近平更倾向于主动出击，将我国的科技成果展示在世界舞台上，以争取抢占更多的国际市场，尽快在成果不多甚至空白的新技术领域抢得一席之地。在语言风格上，习近平的话语更体现出雅、情、趣。“雅”体现在对古文的使用上。在两院院士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提到创新的意义时引用了《诗经》中的“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周易》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以及《大学》中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不仅赋予中华典籍新的时代内涵，而且表现出习近平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情”体现在习近平对科技工作者的称呼上。由于长期的基层工作，习近平与人民群众有密切的联系，在与科技人员沟通时乐于拉近距离，主动称其为“朋友”,仅靠称呼就建立起国家领导人与普通工作者之间的感情。“趣”体现在俗语的运用上。在国家发展道路的问题上，习近平用“鞋子合不合脚，穿着才知道”来说明，形容留学生为“人才库”、“智囊团”、“生力军”,语言自然有趣，使治国理政的思想轻松地传达。
　　
　　2.差异性的影响因素
　　
　　（1）历史因素
　　
　　正如马克思所说，人的感觉产生于人化的自然界，“五官感觉的形成是迄今为止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①。由于邓小平与习近平身处不同的历史时期，二者的科技思想必然存在差异。邓小平时期的科技事业刚刚结束十年政治运动的洗劫，科技界一片萧条、百废待兴。尽管尚未摸索出有指导性意义的建设规律，但邓小平积极吸取“大跃进”时1特色的科技发展理念。在正确思想的指引下，实践也必然会取得丰硕成果，中国的科技事业在条件极其恶劣的情况下建立起来。
　　
　　与邓小平时期相比，当今时代已经完全不同。经过三十多年的实践探索，对于如何加快社会主义科技事业建设中国已经形成系统性学说和战略思想，在理论上已经做好充分准备。同时改革开放使国家快速积累了财富，科学技术体系完备，现实条件也非常成熟。习近平坚持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的基本路线，结合当前的实际国情对邓小平的思想成果进行筛选扬弃，着重强调中国走自主创新道路的重要性与可行性，提出在世界科技赛场上由中国主导的观点与愿景，科学判断了中国科技在世界上的地位。习近平既尊重历史发展规律，又准确把握时代特征，为中国科技的未来走向指明了方向。
　　
　　（2）社会因素
　　
　　人既深受自然环境的影响，也是社会环境的产物，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人的思想自然会存在明显差别。邓小平时期，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低下，物资无法满足人民需求及社会发展需要，如果不尽快增加物质生产，不仅无法激发人民群众投身建设的积极性，而且会引发社会动荡。因此，尽快摆脱国家贫穷的不利局面、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实现共同富裕既是邓小平科技思想的出发点也是归宿，发挥科学技术的生产力作用是核心和关键。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思想的影响下，人民群众都清醒认识到只有通过实干才能尽快开拓科技事业，盲目乐观自信只能再次错失发展机遇，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都从空想走向了现实，因此邓小平科技思想带有鲜明的务实性。同时，与发达国家相比科技水平差距明显，但现有条件根本无法支撑中国赶超发达国家的雄心。恰逢此时中国与世界多国建立、恢复了正常交往，邓小平抓住这一时机，明确提出坚持对外开放、加强技术引进与国际交流，使资本、技术、人才、产品都得到有效流动，中国科技工作者在国外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研究与开发，大大缩短了科研成果的产出周期，从而实现了中国科技的跨越式发展。
　　
　　如今，中国的社会环境已发生巨大变化。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家经济实力明显增强，科研设施配备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科技投入连年增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趋近，科技的强大作用有目共睹，整个社会形成了重视人才、崇尚知识的风气；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升，与世界多国建立密切良好的关系，对外开放程度不断加深；科技领域的地域、国别界限被打破，科研活动呈现多国合作、共同参与的新趋势。同时，国家的科技环境也发生改变：中国科技向产业化迈进，2014 年安排 6000 多项科技计划课题，签订技术合同近 30 万项，成交额高达 8577 亿元；中国科技人力资源规模与质量不断攀升，全国研发人员总量达到 380 万，国际科技论文数量居世界第二位。中国科技实力的增强使习近平树立了强大的科技自信，在国家战略思想正确的前提下，着力分别对各领域进行逐步完善，重点强调科技体制改革、科研成果转化等局部问题，明确提出要持续降低对国外技术的依赖度，与邓小平相比着眼的问题更明确、更细化。
　　
　　（3）个人因素
　　
　　邓小平青年时期有留学经历，早在其 16 岁时就赴法读书，22 岁到苏联读大学，23岁归国。这一年龄段是世界观初步形成的关键时期，邓小平的留学生涯使其看到了一个多元性、开放性、包容性、现代性的国家，接触到了西方先进的文化思想，亲眼目睹了欧洲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与社会文明，从而为其形成开放的世界观奠定了基础。回到国内后，无论是革命斗争还是经济建设都是在相对封闭的社会环境下进行的，各项工作的开展都遇到极大困难。邓小平在国外的生活经历使其更能体会中国与世界的差距，因此邓小平形成了对外开放的科技思想。
　　
　　习近平则完全是在中国本土成长起来的，16 岁下乡开始知青生活，22 岁进入清华大学读书，而后从基层开始一步步走上国家领导人的岗位。与邓小平不同，中国快速发展时期贯穿于习近平的工作经历中，习近平亲身感受了中国从贫穷到富裕、国际地位从低到高的巨大变化，因此对国家未来更有把握和自信，长期的地方工作生活也使他对实际国情有更准确的认识。而且习近平曾在厦门工作过三年，经济特区的先行发展也成为他实施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的重要原因。鉴于以上两方面因素，习近平在极力强调自主创新的同时，也没有弱化国家科技对外开放的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