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邓小平与***的科技思想
邓小平与***的科技思想以马克思主义科技理论为基础，结合中国发展实践进行总结概括，不仅深远影响国家科技的发展，也使国人对科技的认识提高到新的水平。邓小平与***的科技思想主要包含科技的生产力功能、人才与教育、科技体制改革、创新等方面内容，其中邓小平科技思想的核心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思想的核心是加强科技创新。
（一）邓小平科技思想的主要观点
1.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作为邓小平科技思想的核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继承了马克思“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的着名论断，这一思想是伴随中国社会与国情发生巨大变化而提出的。1975年，邓小平重返工作岗位主持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并开始对国家进行全面整顿，纠正文革时期的错误。面对科教界萧条、知识分子断层的破败状态，邓小平明确提出要大力引进新技术、新设备，通过扩大出口换取国外高精尖的技术和设备，加速我国的工业技术改造，进而提高劳动生产力。可见，邓小平的思想中已经鲜明体现科学技术可以成为生产力的观点。此外，邓小平还要求加强企业的科学研究工作，扩大科技人员数量在企业职工总数中的比重，将科研与生产紧密联合起来。正是在邓小平的主导和支持下，中国科学院起草了《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汇报提纲），在听取负责同志汇报时，邓小平表明科学研究是一件大事，必须走在前面，否则“就要拖整个国家建设的后腿”①。
在中国科技事业处于停滞状态之际，邓小平率先将其摆在国家工作重心，为我国科技事业走出困顿局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文革结束之后，邓小平于 1977 年再次复出，主动要求主管科教工作。在 1978 年的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的讲话中，邓小平强调科学技术高速发展对现代化建设、国民经济的重要作用，并重申“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一观点。邓小平通过总结建国 30 年以来科学技术的发展成果及对社会变革的影响，明确提出科学理论研究的重大突破会带来生产与技术的巨大进步，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主要依靠科学技术的力量。邓小平根据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阐述了科学技术与生产资料、劳动力的紧密联系，总结出科学文化水平的提高必将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率。科技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对生产力产生影响：
一是不断优化和改进生产工具，生产工具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标志，每一次科技革命的发生都是新的生产工具的诞生与广泛应用，生产工具的革新可以使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二是扩大劳动对象的范围，科技水平的提高使人类的研究领域不断扩展，发现、创造出大量新材料、新能源，不断丰富生产的物质基础；三是依靠科技可以提高劳动者的素质能力，使劳动者的技能与经验得到丰富、在生产过程中的主导作用得到更加有效的发挥。邓小平充分肯定了科学技术的生产力功能，并进一步提出“科学技术正在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生产力”.
1988 年在与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会谈时，邓小平在马克思科技思想的基础上，创造性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论断。邓小平之所以将科学技术摆在首要位置，正是着眼于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20 世纪初，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增加资本及劳动力投入，科学技术作为生产要素所占比例仅不到 10%.随着科技事业取得长足进步，科技要素所占比例不断攀升，在 20 世纪中下叶已达到 60%,如今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科技因素所占比例可达到 80%.与 1909 年相比，1949 年美国私营非农业经济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增加 1 倍，其中科技因素的贡献率达到 87.5%,资本投入仅占 12.5%①。美国利用二战期间骤然增长的经济实力大力发展科技，并对原子能、宇航、电子计算机等高精尖技术积极投资，逐步成为军事、金融、科技强国。二战后的日本作为战败国经济陷入崩溃边缘，在 20 世纪 50 年代本来与中国的科技水平相近，但在此之后日本汲取战败教训，重视科技创新及国外引进，积极开发民用技术，国家依靠科技迅速复苏。在 1956 至 1964年，日本经济进入腾飞时期，年均增长率达到 10.1%,其中科技因素的产量值达到 48.5%.
鉴于科技发展的重要作用，日本于 1980 年提出“技术立国”战略，一跃成为世界经济大国。1960 年韩国的 GDP 仅为朝鲜的 40%,但从 70 年代开始，韩国用 20 年的时间依靠科技创造了“汉江奇迹”.韩国致力于技术创新及品牌树立，从一个资源贫瘠的落后国家崛起为新兴工业化国家。而在此期间中国封闭停滞了 20 年，科学技术水平、国家实力与世界强国的差距日益拉大。面对这样的形势，邓小平认识到科学技术的生产力功能正以几何倍数增长，科学技术已然成为第一生产力，渗透在生产的各个要素之中。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生产力的计算可以表述为生产力=（生产工具+劳动对象+劳动者）×科学技术，而随着世界科技浪潮的涌动与冲击，按照邓小平的观点，生产力的计算则应表述为生产力=（生产工具+劳动对象+劳动者）科学技术。科学技术作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在技术手段、组织模式等方面发挥生产力作用。
但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不只是对 20 世纪世界现实的概括，更是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探索。科技因素与资本、劳动力等因素具有本质区别：在生产力发展的历史过程中，资本并未产生质的变化，只有数量、规模、形式的区别；劳动力在本质上说都是人，唯一不同在于劳动力的技能和水平，而这正是由科技与教育带来的。唯有科技通过持续进步实现生产工具的不断改良，成为生产力发展的动力基础，恩格斯也认为生产力变革的决定因素在于“全部技术装备”.此外，科技不仅决定生产力水平和经济运行情况，而且横向影响人类的生活方式，甚至国家的政治、文化及社会环境。邓小平以战略性眼光准确把握历史与现实，富有创见性地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不仅具备理论的正确性，而且体现前瞻性思维。
2.尊重知识与人才
人才是从事科技创新的主体，是发展中国科技事业的关键所在和中坚力量。由于长期指导科技工作，而且本身也是一名知识分子，邓小平对科技人才的工作与生活一直非常关注。作为尊重知识分子、爱惜科技人才的典范，邓小平从工资待遇、阶级定位、社会地位等方面对人才给予肯定与提高。
（1）提高福利及地位
国家发展依靠科技，科技进步需要人才。早在 1954 年的一次政务会议中邓小平就提出要为真正有本领的高级专门人才提高工资待遇，而且工资的提高不能追求平均主义，要打破由级别决定工资的传统方式，真正通过个人的能力来决定待遇、实现价值。
邓小平的观点体现了“按绩分酬”的思想，通过这种激励机制可以使更多的知识分子积极投身于科技工作中，在科技界形成一种竞争氛围，从而有利于高精尖人才的培养和出现。1977 年邓小平复出工作后，再次强调要提高科技人才的待遇。为了保障科学技术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发挥稳定作用，邓小平主张在科技系统选拔出几千名尖子人才，通过津贴补助为他们解决生活困难和后顾之忧。改革开放后为了更好地组织和使用科技人才，邓小平更提出可以破格提高知识分子的工资级别，为他们解决住房问题，在物质上给予充分的后备保障，使科技人才专心致力于科研事业，为国家建设做出突出贡献。
由于历史原因，知识分子的身份问题、阶级属性一直没有定论。尤其在文革之后，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达到历史最低，并且大部分被下放到农村进行劳动改造，学术研究遭到搁浅，个人价值难以实现。面对这种局面，邓小平在会议中多次强调知识分子的劳动者身份，从根本上提高了知识分子的声誉。在 1977 年召开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提出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重点就提到了对知识分子身份认定的问题。
一方面强调毛泽东历来重视和爱护知识分子，另一方面也承认毛泽东曾经将知识分子看做资产阶级的一部分，但这种想法要切实转变；在同年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针对“在农科院种庄稼不算劳动、在农村种庄稼才算劳动”的错误观点，邓小平再次明确表示从事科研、教育工作的人员都属于劳动者，科学实验是一种劳动，自动化生产中看仪表的工作也是劳动。同时邓小平还提到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为建设社会主义服务，将知识分子从资产阶级中剥离出来。邓小平的多次表态不仅为知识分子正名，将知识分子归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而且将文革时期的“老九”提到第一的位置，从根本上提高了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
（2）打破局限，灵活使用
人才是提升国家竞争力的关键所在。在科技人才基数低、资源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如果不能让人才各展所长、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充分发挥才能，人才资源的群体效益就不能够得到充分发挥。邓小平深知量才施用的重要性，在人才的使用上坚持任人之长，打破客观局限。1982 年在同国家计委负责同志的一次谈话中，邓小平指出发挥骨干知识分子作用的关键在于如何调动积极性、发挥他们的专长。面对科技人员紧缺、窝工现象严重、用非所长的现象，邓小平明确提出要打破军民界限、部门界限和地方界限，按需调动人才，甚至可以通过招聘广纳贤才。鉴于当时的政治环境与国情，邓小平的这种思想睿智且大胆，彻底摒弃了唯出身论、唯阶级论、唯学历论、唯资历论的传统观念，让人才根据国家需要、社会需求合理流动，既有利于人才个体的发展、保护个人权益，也有利于人才资源的整合，符合国家的整体利益。邓小平还将善于发现、使用人才作为领导者成熟的重要标志，在全党上下营造惜才、爱才、用才的氛围，创建帮助拔尖人才脱颖而出的条件和机制。
（3）紧抓教育工作
为了确保科技人才的数量与质量，优秀后备人才的梯队建设至关重要，正确途径唯有依靠教育，办好学校、抓好教育才是国家的最基础建设。邓小平认为抓科技必须同时抓教育，而且教育事业的建设既要注重基础教育的普及，也要抓好高级教育水平的提高。
在 1985 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邓小平要求“各级领导要像抓好经济工作那样抓好教育工作”①，大到一个地区、一个部门的工作重点要向教育靠拢，小到学校宿舍、食堂伙食、教学设备都要落实好。邓小平将人才视为一种资源，他对教育工作的重视体现出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既要满足当前科技事业的需要，又要着眼于未来国家发展的诉求。如果忽视对人才的教育和培养，中国的人才资源终有枯竭的一天，而只有在使用的同时加强培养教育，才能永葆科技资源的活力，提高中国人才的整体素养，形成人才培养与补给的良性循环。邓小平对教育工作的重视不仅为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打开了局面，他的战略性眼光更为中国的人力资源提供源源不断的积聚和补充。
（4）提拔青年一代
早年的留学经历使邓小平认识到青年一代是国家的希望，1961 年邓小平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曾指出世界上的科学家成名多在三十岁左右，“现在再不重视培养提拔年轻人就晚了”②。邓小平对青年人才的关注，体现出其思想的两大科学性：一是符合人类生长与发展的自然规律，一个人一生中精力最充沛、头脑最灵活、思维最活跃、上进心最强的时段就是青年时期，充分利用这一时期人的生理特质可以使科技人才的贡献达到最大化，人才优势将得到充分发挥，个人价值的自我实现也能达到极大满足；二是符合社会延续与进步的规律，青年人是国家的中坚力量，既勇于承担历史重担，又有能力创造未来，让年轻一代成为中流砥柱是正确选择。邓小平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敏锐洞察使中国的青年科技人才不断涌现，有效挽救了文革后我国科技人才断层短缺、科技事业严重落后的不利局面。
3.改革科技体制
（1）强化部门设置
科研工作的顺利推行有赖于科研机构的合理设置与正常运行，但文革期间大量相关机构被撤销或处于崩溃状态，服务功能被显着削弱，健全科研部门迫在眉睫。1977 年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针对科学工作缺乏统管的局面，邓小平明确赞成恢复国家科委，在部门调整中也着重强调领导班子的配备问题：首先要坚持党的领导原则，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其次要让真正的内行、专家参与科研和教学，由专业人员领军才能促进项目的合理开发和资源的充分使用；最后要由勤恳、扎实的人做好后勤工作，为科研事业创造最好的物质环境和条件。由此可见，在科技部门的设置上，邓小平力求规范、科学，一方面精简机构，由中央统一安排、管理，避免机构繁复、人员冗余；另一方面按岗选人，提高人员与岗位的适配性，既避免人才能力高于岗位可能引发消极怠工、资源浪费的现象，也防止人员能力不足难以应付岗位工作等情况的出现。在邓小平的领导下，相关科研部门很快得到重建与增设，良好的机构设置有效领导、组织科技活动的开展，我国科技事业呈现崭新局面。
（2）加强制度建设
?完善奖惩制
邓小平一贯主张提高知识分子的物质待遇，因此他提出的奖惩制度与传统的奖惩并举、赏罚分明不同，邓小平的奖惩制度重点在于奖，物质上的嘉奖与精神上的鼓励可以有效调动科技人才的积极性。科研人员取得成就是为国家做贡献，对于其缺点、错误要强调帮助而不是惩处。邓小平认为，部分科研人员“一头钻到科研里面埋头苦干，应当鼓励”①，而对待犯错误的科研人员，可以有适当的惩处，“但不要强调惩处，要强调帮助”②。人无完人，邓小平承认肯定与否定的辩证统一关系，体现他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彻底的唯物主义态度。其奖惩制度有效消除了科技人员的消极情绪，使科技队伍充满活力与生机。
规范考核制
1961 年邓小平在听取冶金工业七年规划汇报时提议建立考核委员会，对专业技术人员进行定期考核，而且专业技术水平必须由专家进行鉴定；同时要形成具体制度为科技人才提供进修与学习机会，不断提升技术人员的专业水平。邓小平的考核制度不仅将科技发展目标有效传达，使科技人员的工作方向与国家科技事业的发展规划相一致，而且使科技人员有效了解自己的工作表现，有针对性地提高自身能力、挖掘潜力，从而使整个科技行业形成向上氛围和竞争意识，有利于科技人才的发现。这一制度的施行，为中国一大批科技领军人物的出现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建立责任制
关于科研机构的设立，邓小平提出建立技术责任制，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所长负责制，从上到下建立岗位责任制。所谓所长负责制就是由专家负责，真正由内行来负责科技事业的发展。通过赋予科技人才职务、权利和责任，并将根本落脚点置于责任上，科技人才既有条件大胆创新、敢于开拓，同时又受制度约束，必须严肃履行自己的工作职责。
责任制的确立使各科技部门权责分明、赏罚有依，避免部门之间的推诿与妨碍，从而使科技工作的秩序更加井然，效率得到提高。
（3）科技面向经济
由于科技水平的限制、发展侧重点等原因，尽管当时在高科技领域中国已经进入世界先进行列，但科技成果的现实转化率普遍较低，科技与经济基本处于脱节状态，科技进步对现代化建设的服务作用并不十分明显。基于此种现象，在 1985 年的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邓小平要求科技界面向经济建设。在他看来，新的经济体制应是“有利于技术进步的体制”、“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体制”①。同时，邓小平要求在企业中加强科研机构的建设，从而使企业作为科技创新主体发挥的作用逐渐增强，一大批民营科技企业迅速崛起，企业技术人员作为科研工作的生力军开始活跃在科技舞台上。由此，在政策的引导和环境的改善下，中国的科技成果商品化得到有效实现，科研机构与企业的联结也越来越紧密，科技对经济的作用逐渐凸显，中国经济实现历史性飞跃，国民生活得到切实改善。
4.坚持科技领域的对外开放
“认识落后，才能去改变落后；学习先进，才有可能赶超先进”②。由于早年的留学经历，邓小平对国外先进的发展水平有非常直观的感受。通过对中国国情的认识和对历史的反思，邓小平认为闭门造车、盲目排外不能转变中国的落后现状，只有加强科技领域的对外开放、积极参与科学技术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才能提高我国的科技实力，彻底否定了向西方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是崇洋媚外的论调。邓小平预见到全球化已经成为世界科技发展的必然趋势，开放思想、加强交流是国家和科技工作者的共同责任和必然选择。正是在邓小平的正确领导下，对外开放成为中国科技事业的一个长期主题，通过向国外学习、借助国际帮助，中国的科技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中法于 1978 年签订了政府科技合作协定，作为第一个与中国政府签订政府间科技合作协定的西方国家，法国这一举动引起其他西方国家效仿，对中国打开国际科技合作大门具有重大意义；1979年，邓小平与美国总统卡特签署中美政府科学技术合作协定，两国在农业、空间、能源、机械、环境等领域积极进行学术及人员交流，不仅使美国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也使中国的科技事业掀开新篇章；由于日本在环境方面经验丰富、技术领先，20 世纪 70 年代中国曾先后 9 次派遣科研团队赴日本气象厅、高校等研究机构进修、考察、访问，大大推动了中国气象科技的进步。截至 1997 年改革开放 20 年之际，中国已与 135 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科技合作关系，签署了 95 份政府间科技合作协议，加入了 75 个国际学术组织，283 家研究开发机构和高等院校获得外贸经营权；国际技术贸易额也保持高速稳定增长，1997 年高技术产品进出口总额已达到 294 亿元。
科学技术本身不具备阶级性，也不存在国界限制，科技成果具有通用性和共享性。马克思将科学视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但又与其他社会意识形态相区别；科学技术是一般社会生产力，具有相对独立性，因而可以被任何国家使用--这为邓小平的对外开放思想奠定了理论基础。邓小平将科学技术视为人类共同创造的财富，任何民族、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①。科技事业要发展，就必须在继承本民族成果的基础上积极向他国学习。通过科技领域的对外开放，不仅可以有效转变国家落后的面貌，改善居民的物质生活水平，而且可以促进精神文明建设，活跃人的思维，转变传统观念。邓小平的对外开放思想在物质上和精神上都极大改变了中国，加快了中国与世界发达国家接轨。
在始终强调要“走出去”的同时，邓小平也指出加强自主研发是发展的根本前提和基础。在 1978 年全国科学大会中，邓小平指出必须依靠自己努力发展自己的创造，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提高科学技术水平。当时世界各国已经掀起新科技革命，发达国家依靠科技进步带来经济强势增长，西方国家的军事、政治、教育也得到逐步强化。与之相比，中国刚刚从文革中恢复，各经济产业发展尚不健全，人民物质资源极度匮乏。
科技革命使资本主义国家率先发展起来，科技对人类的改变作用举世瞩目，世界范围内的科技竞争空前激烈，客观现实要求中国必须依靠自身取得科技进步。由于西方发达国家已不再需要通过资金、技术援助从亚洲国家获取政治、经济利益，中国不能通过简单复制日本、韩国、新加坡的模式发展科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希望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壮大，其提供的技术与资源相当有限。尽管中国科技设备老旧、科技人才严重不足，但中国广大科研人员仍然在 1960 至 1970 年短短 10 年时间自主完成“两弹一星”的辉煌伟业，在航空航天领域甚至可以与美日俄法相比肩；1980 年我国向太平洋海域成功发射第一枚远程运载火箭，进一步增强我国在航空航天领域的国际竞争实力；1983 年“银河”
巨型计算机系统研制成功，中国迈入世界先进行列；1985 年推进泰山核电站建设，不仅是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座核电站，也是目前我国最大的核电基地；杂交水稻技术不断取得突破，中国人民温饱问题得到切实解决。此外，“星火计划”、“863 计划”、“火炬计划”的提出与实施，使我国的科技事业得到了快速长远的发展，中国大步向发达国家赶超。1985 年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邓小平再次强调国家发展的根本立足点还是自力更生，这一思想既是出于对科技事业长远发展的考量，也是对国家独立、民族自尊心的珍惜与维护。
5.发展高科技
高科技作为前沿科学技术，强力促进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邓小平从国家未来出发，以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为目标，提出中国在任何时期都应发展自己的高科技，以“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①。邓小平将高科技视为体现科研最高水平和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其发展战略体现在以下三点：
一是加大投入。邓小平在会见李政道夫妇时曾明确表示要投入资金开展高科技项目建设，即使当时国家并不富裕。在邓小平的亲自主持下，1984 年我国第一台高能加速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开始建设，并成为世界八大高能加速器中心之一；1986 年在邓小平的批示下正式实施“863 计划”,一批高技术产业开始启动，我国的生物技术、航天技术、信息技术全面突破。资金的注入不仅使科研装备不断优化更新，待遇的提高也激发科研人员极大的工作热情。
二是参与国际项目。对世界局势的持续关注，使邓小平对世界科技发展非常敏感，这促成其创新意识和开放思维的形成。在视察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时，邓小平提到就算资金不充裕，也要积极参与国际高科技领域项目，因为如果不加入发展的行列，差距只会越来越大。借助国际力量少走弯路是邓小平的重要观点，参与国际项目不仅可以加深对世界科技最新形势的了解，为国家科技事业发挥导向性作用，而且通过交流学习，可以提升中国科研人员的专业能力，甚至吸引国外优秀人才来华参与项目建设。
三是提高产业化水平。1991 年，邓小平为全国“863 计划”工作会议作了“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题词，认为高技术只有通过产业化才能实现价值，将实验室的研究成果推向市场才能发挥科技的生产力作用。首先，科技通过对生产要素的渗透，可以发挥生产力的潜在经济功效，促进经济增长；其次，通过科技因素的影响将推动新兴产业的出现和发展，大幅改变国家的产业结构，促进国家经济的优化升级；最后，产业化水平的提高将使更多相关学科产生，有利于各门类科技人才的出现和培养，有效壮大国家的科研队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