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回望：中国“补习教育”的文化历程

　　第三章 历史回望：中国“补习教育”的文化历程
　　
　　“补习教育”作为一种非主流的教育活动，尽管国内大多数学者认为是从 20 世纪 80 年代兴盛起来的，但这种教育形式自学校产生以来就以各种各样的名称、丰富多样的形式、大小不一的规模和各具特色的内容、模式出现，并与“制式教育”相伴相随。研究当代“补习教育”,梳理“补习教育”发展演变的文化历程必不可少，以史为鉴，才能更加有的放矢。
　　
　　由于经历及阅历所限，本论文仅对中国“补习教育”的发展进行了整合。本章在时间横轴上将补习教育的发展划分为古代中国的“补习教育”、近现代中国的“补习教育”和当代中国的“补习教育”三个阶段；在结构纵轴上从生存条件、开办形式及内容特征三个方面进行整理。
　　
　　需要指出，我们在梳理的过程中，也注意与目前“补习教育”进行比较，以便从整体上把握“补习教育”的文化发展历程。
　　
　　一、从中国古代私学看“补习教育”（学校产生以来-1840 年）
　　
　　古代中国“补习教育”的主要体现形式是私学（指广泛存在的非官办的民间教育），尽管当时的私学，并不完全等同于现在所说的“补习教育”.但它们在产生背景、特征及目的方面具有不可忽视的共同特点。尤其是在唐代相对鼎盛的官学背景下，此时的私学已经不同于之前的私学，它对官学更多的是起补充和辅助作用。
　　
　　（一）官学失修，为私学的诞生创造条件在古代，从学校诞生以来，一直伴随着社会动乱、政治多元化的局面。而官学的兴盛与政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尽管政治的不理想也影响着私学的发展，然而私学独特的灵活性最终为自己争得了一席发展之地。私学可以说是应运而生，有因可循的。
　　
　　它与“补习教育”有着共同的出发点，那就是为了社会需要和个人需要。古代私学经历了春秋战国时期“学在四夷”的兴盛，秦代“焚书坑儒”的被禁，汉朝“废除‘挟书律’”的复兴，魏晋南北朝时期“时天下承平，学业大盛”的相对炽热，隋唐的鼎盛再到之后的平稳发展，以及中间的起起落落，可谓是曲折发展，却从未间断过，甚至在被严厉禁止的秦代。
　　
　　那么缘何私学具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
　　
　　1.政治动荡是私学的产生背景。政治多元化，政策相对宽松，政教合一的封闭模式逐渐被瓦解。尽管艰难，私学却为自己谋得了发展空间，①且成为社会发展的必要部分。尤其在春秋战国时期，当时的私学红极一时。它并不等同于“补习教育”,然而它是相对于官学产生的，与“补习教育”的存在前提是一致的。
　　
　　2.官学不兴为私学发展的根本原因。生产力发展冲击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体脑分工逐渐形成，士阶层兴起成为必然，那么吏治要求及对教育的需求也逐渐明朗而强烈。此外，识字、求知等的社会需求在官学不兴的情况下，寄希望于私学是无可厚非的。
　　
　　3.唐代以后科考的刺激成为私学新的契机。这种科考不问学历，注重的是应试者的实际水平，再加上唐代政府对于文化教育的宽容政策，使得私学的发展更加顺利。
　　
　　此时官学发展相对鼎盛，科考入仕与现代的提高学历为找好工作的背景极为相似，而官学是必然不能在方方面面满足公民需求的。在唐代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文化高度繁荣，人们渴求提高文化素养，这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在官学容量有限的情况下，私学逐渐成为必要的社会生活。
　　
　　4.私学自身的独特性为自己创造优势。私学的办学形式灵活，内容紧跟时代需求，又可由社会民众自由自主地选择。相对官学，私学入学条件宽松，所需花费亦适合普通社会大众。它们是在官学衰微的情形下应运而生的，为当时社会承担了一定的教育责任，弥补了国家官方办学的不足，无论在思想还是实践层面，对之后的教育都有着重要影响，它独特的教学风格和相对自由的办学方针，推动了中国古代文化教育事业的综合发展。
　　
　　总而言之，当考选制度相对合理时，官学相对发达；而当考选呆板、腐败时，私学则会显得尤为活跃和兴盛。
　　
　　（二）古代私学的开办形式
　　
　　“自由”是古代私学的主要特点，在其“自由办学、自由就学、自由竞争、自由讲学”②的背景下，开办形式亦是多种多样，与当代“补习教育”进行比较，可从以下两个方面来总结。
　　
　　1.相当于当代中小学的“补习教育”的古代私学形式
　　
　　这类私学常年招收 5 到 15 岁的儿童或少年入学，大多为蒙学性质，也多由科举落第者担任教师。如汉代的书馆或家馆，主要识字和习字，还有巩固蒙学知识，为更高级学习做准备的经馆。这类私学还可以被称为家学、家塾或蒙馆、学塾、学馆、村学等等。清代亦称为学塾或私塾，形式有科举落第者以自己家作为校舍、由村或族集资解决教师校舍问题（村塾或族塾）、富人出资请教师到自己家中教育自家孩子（坐馆或教馆）。例如，清末明初，贡生何永言，在家乡龙王庙设立私塾，“不求华食，不讲束修”免费教授乡里子弟百余人。①这类私学大致相当于我们现代所说的中小学的“补习教育”.
　　
　　2.相当于当代大学生及其他社会人的“补习教育”的古代私学形式
　　
　　这类私学多以成人为主，需要一定的知识基础，多讲授经书和指导科举考试。如汉代的精舍或精庐，教学内容比经馆更广泛，并有多元化的苗头，以儒经为主，法律、天文、星历等在他们的学习中都有涉及；明代的高级私学，可以分为收徒讲学、结庐授徒和官余教学三种主要形式；还有清代的诂经精舍和学海堂等；这些私学大致相当于现代我们所说的大学及以上为提升专业和就业等所接受的“补习教育”.
　　
　　此外，书院、庙学、社学作为一种特殊的半官半私的教育形式，与现代的“补习教育”也有着相同或相似的特点。早期的书院是自由办学，有了成绩之后，受到政府嘉奖与帮助，逐渐走向官学化。目前的研究多数赞成书院既不同于官学也不同于私学，被称为最高级形态的私学。它注重教学与学术研究的结合；注重教师指导与自修的结合；还注重师生关系与校园环境的结合。
　　
　　（三）古代私学和当代“补习教育”在内容特征上存在共鸣
　　
　　古代私学与当代“补习教育”肯定是不对等的，古代的私学几乎成为当时社会的一种主流教育，而当代的“补习教育”再兴盛也只是作为公立学校主流教育之外的一种教育形式，但是私学毕竟不是主流教育，从其特点来看，与当代“补习教育”存在着无法忽视的共同点，从这些特点出发，我们能看到“补习教育”在古代的发展痕迹。
　　
　　1.开办目的迎合国家及社会需要
　　
　　现代的“补习教育”与古代的私学，尽管形态各异、方法多种、内容多样，但其开办目的与国家的人才选拔原则和方法是一致的，最终还是为了适应国家人才需要、适应国家制度而服务的。现代的“补习教育”从直接目的来看，就是为了提高学生成绩以适应国家各种选拔考试。而古代的私学目的更加明确，例如孔子的“学而优则仕”;养士用士制更是一种直接的政治制度和幕僚制度，它们对于公立学校教育具备着一种特殊的调控功能，与现代的“补习教育”有着异曲同工之效。此外，除了响应学校教育和国家教育制度之外，古代的私学与现代的“补习教育”,还能给求学者补充公立学校所不能覆盖的知识，或者是学校教育所不能重点发挥的知识。故而，在私学的开办目的上，古代的私学与现代的“补习教育”是存在共鸣的。
　　
　　2.存在方式灵活多样
　　
　　私学的类型可以从私学的开办方式、规模、私学的教学内容、私学性质等方面来划分。古代的私学从开办方式来看，既有“周游”、“寻师访友”、“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的旅游教学方式，也有有着稳定教学校舍、校址的教学形式①。从规模上看，学生的多少构成了私学的不同类型。从私学的教学内容上看，私学的类型更是丰富多彩的。例如春秋战国时期，各家各派的私学内容因其教育思想不同，内容是各不相同的。儒家重仁礼，读《六经》，学“六艺”;墨家重武术、重辩、重自然科学知识及技能的培训；道家“天地本原书”;法家“以法为教”等。此外，私学类型从其性质来看更是多元的。例如汉代独尊儒术之后，私学大致可以分为三种：书馆或家馆、经馆及精舍或精庐。书馆或家馆是一种蒙学性质的私学，主要是识字和习字；经馆具有专业基础教育性质，主要学习《孝经》、《论语》等；而精舍或精庐多为研讨学问和治术开办。
　　
　　此三种私学尽管有阶段分工，但无具体沟通、只是各行其是，故而算作是私学的不同类型。还有唐代按照内容、性质不同，私学可以分为经学性质的私学、文史性质的私学、道玄性质的私学、诗赋性质的私学和科技性质的私学。由此看出，古代的私学类型是纷繁复杂的。与现代的“补习教育”呈现出极为相似的特征。现代的“补习教育”,从开办规模来看，有一对一的家教辅导，一对多、多对多的补习班设置；有仅在教师或学生家里进行的补习，有具有固定教育场所的补习，还有通过网络进行的补习；有小规模的补习班，还有规模较大的辅导、补习机构或教育机构、教育中心等。从补习内容及性质来看，有与学校教育同步的补习；有学校教育不设置的知识及技能的补习；还有两者兼顾的补习等。也可划分为文化课的补习、艺术课的补习、技能补习以及两者或三者兼具的补习。
　　
　　3.教师来源渠道相似
　　
　　古代私学的教师来源大致有以下几个渠道。一是无业无官又没有中举，但颇有文化的知识分子，多数是科举落第者；二是边做官边办有自己私学的兼职人士；三是做官后告老还乡或离职归乡者，如蔡清曾进士及第，回乡讲学；再如王守仁，为官同时就在讲学，后因政治原因辞官后，在家乡创办了书院。还有官场失意者和避世隐居的学者。①与现代“补习教育”的补习教师和开办者有着相似的特点，一是没有正式职业的专职开办补习机构的人员；二是兼职开办辅导机构的事业单位编制人员；三是退休的教师等。
　　
　　二、从中国近现代的新型私学看“补习教育”（1840-1977 年）
　　
　　近现代中国在官学、公立学校之外有很多不同形式的作为这些教育的补充而存在的教育形式，而这些教育形式，有的已经被命名为“补习所”“补习社”等，由此可见，近现代中国已经出现了当代意义上的“补习教育”,我们姑且将其称为近现代中国的新型私学。
　　
　　（一）社会条件为近现代补习教育提供了生长土壤
　　
　　当时的社会现实是“补习教育”在近现代的中国得以生存的沃土，而开放的文化、宽容的政治以及不断推进的教育改革等都是这片沃土中的催长剂。此时的新型私学呈平稳中有发展的态势。
　　
　　1.文化开放
　　
　　该时期西方的文艺复兴与科学运动影响到了中国，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崭露头角。以“面向世界、注重实效”为精神核心的“经世致用”与西方“富强之术”、“借法自强”文化结合产生了洋务思想和“尚富强”的新价值观。此时，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萌生了面向现代的新意识、新观念。1895 年-1911 年是中国新旧文化的重要转折点，传统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最大的标志是学会和报刊的出现。五四运动之后，社会改造思潮激发了知识界的民族主义热忱。此时的“新思潮”内容庞乱复杂，“互助主义”、“泛劳动主义”、“新村主义”“工读互助主义”和构成了其主流。由此可见，近现代的中国，文化呈现出相对开放、百家竞争、繁冗复杂的特点，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加上此前我们对于古代私学的讨论，私学的存在便成为一种普通的社会存在。
　　
　　2.政治宽容
　　
　　民主、自由精神崭露头角，政府对私学的限制开始宽限，开始鼓励民间兴学。例如光绪帝“上谕”,“各省绅民如能捐建学堂或广为劝募，准各省督抚按照筹捐数目酌量奏请给奖，其有独立措捐巨款者，朕必予以破格之赏”;②《壬子学制》颁布更加减少了私学办理的限制；之后南京国民政府对私塾采用了利用和改造的基本方针，方法大致是教育行政部门在课余时间或假期通过专门的塾师讲习会或者训练班对相关人员进行专门训练，然后通过考核和检定并规定课程之后便可以开设私学。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政府对私学逐渐放宽了限制，甚至开始鼓励和扶持。
　　
　　3.教育改革
　　
　　此期科举考试日益显示出其弊端：内容单一、只重书法、形式刻板、舞弊之风难禁等等。大量有识之士大声疾呼，改革在所难免。从设立天文算学馆到特设一科的争论和经济特科的允行，再到兴新学，科举制度的逐渐废除引起全国教育行政系统的根本改变。而新的教育行政系统的建立返回来又进一步刺激新式学堂的产生和建立。教育改革在长达十年的新政中扮演着最广泛、最深刻的角色，无论是对经济、社会、政治还是教育，都带来了深刻且持久的影响。
　　
　　（二）近现代新型私学的开办形式
　　
　　近现代的中国，尽管政治文化均有了一些变化，但以前所遗留下来的私塾等依然存在，除此又涌现出了许多具有当代“补习教育”性质的近现代新型私学，从其性质来看，近现代新型私学的开办形式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1.带有政治色彩的官学之外的教育形式
　　
　　这类教育形式的出现离不开当时文化的相对开放和西学潮流的入侵，大都带有政治色彩，如康有为的万木草堂，这是为宣传维新理论和培养维新变法人才而创办的；民间团体“中国教育会”主办的爱国学社，它重在培养资产阶级民主的革命骨干，从收纳因学潮退学的公学学生开始，后学生不断增加；再如 1937 年八路军五专署在长治创建民族革命学校，后迁至沁水县东峪村，学习文化基础知识、军体、《论持久战》等。①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它也属于一种非正规的“补习教育”.
　　
　　2.带有专门性质的公学之外的教育形式
　　
　　这类教育主攻某一方面知识，尽管后来有很多逐渐与政府产生联系，逐渐发展成公学，但它们的创办最初由民间个人或者团体自发筹资组织开办的，因此不属于公学，在当时被划归公学之外的教育是更为合适的。这类学校可概括为：一是带有科技性质的教育形式，如以傅兰雅为代表的“西人”和以徐寿为代表的华人合办的推广科技教育的上海格致书院；由张元济、陈绍常集资创办的专讲“泰西诸种实学”的北京通艺学堂；徐树兰捐资创办的中西贯通的绍兴中西学堂等。二是师范性质的教育形式，如通州师范等。三是矿务性质的教育形式，如焦作路矿学堂等。四是女子专门教育，如爱国女学等。此外还有颇受质疑的被称为“义学痴”的武训所开办的义塾等。
　　
　　3.劳动补习学校和平民学校
　　
　　此类教育形式，与传统的“义学”相似，由相关的党派发起，不收学费，自筹经费，教育对象一般是普通劳动者。与我们现在所说的成人“补习教育”相近。这类学校在当时风靡一时，举不胜举。例如毛泽东创办的平民夜学和平民夜校；刘少奇创办的安源工人补习学校；陶行知创设的平民读书处等。
　　
　　此外，还有张伯苓与严修开办的“私立中学堂”和南开学校，程佳庚的集美学校等，尽管之后逐渐发展为公立学校，但从创办初期严格来说，是属于私立学校一类的；从它们的性质和当时的政治制度情况来看，与“补习教育”在很多方面是一致的。
　　
　　（三）特征上近现代新型私学趋近于当代“补习教育”
　　
　　西学东渐，思想相对活跃，文化相对开放，此间的私学，相对之前，更注重中等以下的教育。办理者多为地方土绅和文化名人。此期的私学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它顺应和满足了当时社会对教育的基本需求，例如龙门师范附属小学在其学校杂志中明确提出“今年吾校暑假恐学生之学业荒废，乃设假期补习科”,这是为了不荒废学业而设的学校补习教育；再如上海一家书业“以便各店学徒补习普通及商业上紧要知识”
　　
　　开设补习所，这是为了提高补习者职业技能而设的实业补习教育；此外还有培养教员的补习、军人补习、体育补习和政治素养补习等，这些构成了近现代中国颇具特色的“补习教育”.
　　
　　1.形式内容较古代私学更灵活
　　
　　补习形式的灵活体现在补习时间、地点上，与平时学校上课不同，不像那么固定，会根据补习者和教师双方的实际情况来调整。另外在补习形式上，公私补习教育形式相互掺杂也是该时期补习教育的一大特点。公私补习教育相互掺杂，即我们现在所说的公立学校补习和私人补习相互掺杂构成当时的补习市场。晚清时期的“补习教育”
　　
　　包括两类：一类是为谋生计而创办，属于私人会所；另一类是公办学堂创办的公办补习教育，强制学生在假期参加。补习的内容更加丰富，能切合补习者需要，更加地因材施教；补习科目的种类也逐渐繁多、复杂起来；这些都是逐渐重视学生差异性的表现，就“补习教育”而言，是有着积极的意义的。
　　
　　2.有偿补习与义务补习兼具
　　
　　根据不同的科目和形式，中国近现代的补习教育收费也不个补习所叫时敏学堂，它对收费做了这样的规定，“设英文、算学、东文（日文）三门课程。入学者既可三课兼学，月交费 4 元；亦可单学一门或两门，月交费分别为 2元、3 元”.①除了有偿的补习之外，义务补习也是存在的。比如浙江曾出现过一个有六人合办的一个“补习夜学校”,明确指出“专收从前未曾读过书本，无论务农的、做工的，都可到学校里去读书，不取束修”,以提高社会人士的文化水平为目的，公益性的，不收取费用。
　　
　　3.学校知识补习与社会技能补习兼备
　　
　　中国近现代的补习涉及的范围和规模也是相当大的。在内容的补习上，除了有针对在校学生的知识补习之外，还有针对社会人士，为提高其工作基本技能而设置的“补习教育”.例如有工人的岗前、在岗的补习和培训；有教员的补习，如苏州“于暑假期内添设补习会，一班计二十四人，以备各处女学堂教习之选”;还有如上海青年会“兹鉴于日俄立宪专制之效果，复添设政治专科补习班，敦请严又陵先生演讲政治科学，以为立宪国民之预备。用官话口授，参考书则 中西文并用，并增设学额，以冀教育普及”意在提高民众的政治和文化水平；此外还有军人补习等等具有生活实用价值的补习。可见近现代的补习涵盖的范围之广。
　　
　　此外在师资来源上与古代私学和当代“补习教育”几乎相同。
　　
　　三、当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补习教育”（1978 年至今）
　　
　　1978 年 5 月 11 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光明日报》刊登，这篇文章瞬时间引发了轰轰烈烈的思想解放运动，从此改革开放吹响号角。而在这场社会变革之下，中国的变化翻天覆地，中国人的文化心态也从根本上发生了变化，价值观也发生了变迁。在一系列的变化之下，中国各项事业也随之紧锣密鼓地变化着、改革着，甚至在这条路上渐行渐远。中国的“补习教育”作为社会潮流的一部分也不例外。
　　
　　一般认为当代意义的“补习教育”正是从 20 世纪 80 年代兴盛起来的。随着社会发展，考试制度、用人单位招聘人才制度、社会评价方式等逐渐改变，“补习教育”的目的和意义与近现代中国的新型私学相比也发生了变化，这就是本研究重点研究的当代“补习教育”.直至今日，“补习教育”已经成为社会生活的一部分，也给国家教育事业带来了活力。
　　
　　（一）当代“补习教育”得以成长的条件
　　
　　社会大环境的渲染、国家政策的扶持，向来就是一件事物发展的重要条件和关键推力。离开社会和制度，“补习教育”得到发展也是天方夜谭。
　　
　　1.教育体制改革全面开展给“补习教育”带来生机
　　
　　1977 年，恢复高考是教育界的大事（所谓的 77 级大学生，实际上是 78 年春天才入学的）。随着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确立，教育重新步入正轨。该年在北京由离退休教师组织的考前辅导班拉开了当代中国“补习教育”的序幕。1982 年中央提出“两条腿走路”的办学方针，积极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办学之后，同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国家鼓励集体、经济组织、国家企业事业组织和其他社会力量依照法律规定举办各种教育事业”,对社会力量办学作出了更有力度的规定。1985 年 5 月《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倡“地方要鼓励和指导国营企业、社会团体和个人办学”.1986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对社会力量办学又进一步重申。1987 年颁布的《关于社会力量办学的若干暂行规定》，以及 1988 年颁布的《社会力量办学教学管理暂行规定》等，这些法律规定在体制和机制上为补习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也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2.民办教育的蓬勃发展促进补习教育的快速发展
　　
　　民办教育是由非国家机构的社会组织或个人面向社会举办的，其活动经费不是国家财政性经费。从这个角度来讲，“补习教育”属于民办教育，那么民办教育的兴衰也关系着“补习教育”的发展状况。1977 年到 1991 年一系列教育体制改革为民办教育发展夯实基础。1992 年，邓小平在南方讲话中说道；“教育事业也开始注入新的血液”.尤其同年，党的十四大又明确提出“鼓励多渠道多形式的社会集资办学和民间办学，改变国家包办教育的做法”.1993 年在《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针对民办教育的发展明确提出十六字方针，即“积极鼓励、大力支持、正确引导、加强管理”.1997 年中国发布了第一部民办教育的行政法规《社会力量办学条例》。
　　
　　对民办教育的地位、性质及基本政策都有了明确的说法，这标志着中国民办教育开始进入法律规范化发展阶段。为进一步保障民办教育朝健康有序方向发展，1998 年国家对社会力量办学开始实行办学许可证制度，民办教育第一次完成了从“对公办教育的补充”到“与公办教育共同发展”的角色转变。接着在 2002 年 12 月 28 日，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标志着民办教育的法制化进程。这一阶段，民办教育蓬勃发展，这从民办学校的数量不断上升可以直观到。有了国家行政法律的支持，社会舆论的导向，“补习教育”作为民办教育的一种也得到了迅速而强有力的发展。
　　
　　3.特有的文化背景要求“补习教育”扩充社会发展事业
　　
　　当代中国文化领域是繁荣与混乱、希望与失望的并存体，这是由主流意识形态文化、逐渐弱化的精英文化和快速发展的大众文化的对立统一形成的。主流意识形态文化是当代文化的主导者，作为维护国家安定发展的力量，它依然有着强大的魅力。而大众文化也因其自身的优势高速发展。在这一形式下精英文化（或高雅文化）的阵地一再缩小。这样的文化背景需要多样的教育资源和教育通道等。
　　
　　（二）当代“补习教育”的开办形式
　　
　　把当代“补习教育”的开办形式进行总结：一类是家教，即一对一辅导或者是一位教师最多带两三个学生的补习形式。这类“补习教育”时间地点都不固定，是根据提供补习和接受补习双方的具体情况而定的，有很大的弹性；一类是补习机构，规模小一些的称为辅导班、补习班，规模较大的成为补习机构、补习中心、补习学校等，主要由这两种形式构成。除此之外，当代“补习教育”还有网络补习、远程补习、视频课等，即补习提供者提供补习课件，接受补习者通过购买这些课件而自学的一种“补习教育”形式，这种“补习教育”在当前信息越来越发达的背景下逐渐流行起来。
　　
　　（三）当代“补习教育”的内容特征
　　
　　当代“补习教育”作为一种重要的教育形式展示出很多特点。笔者将其概括为补习性、私人性、弹性、普遍性和发展性。关于“补习教育”的特征在第二章已经尽力详述，在此便不再赘述。如图所示：通过对中国“补习教育”的梳理，得出以下结论：中国“补习教育”在古代以不完全对称于“补习教育”的私学为主要形式并曲折向上地发展；在近现代以更趋近于“补习教育”的新兴私学形式平稳向上地发展；当代“补习教育”呈现一个火热状态并迅速向前发展。如“中国‘补习教育’文化历程示意图”所示，尽管中国“补习教育”在各个时期存在形式、发展速度等都不尽相同，但总体而言，从“补习教育”的质量、理念、模式等“补习教育”内部结构来看是不断向前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