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供给层面的调整意味着非贸易品供给的相对增加，总供给中非贸易-贸易品比率提高。这有助于缓解消费需求增长的供给约束，进而推动消费需求和总需求的增长。伴随着供给结构中非贸易品-贸易品壁垒的提高以及国内总需求的扩张，供给过剩状况得到缓解，贸易顺差规模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国内总供给扩张对贸易顺差的依赖性显着降低。不断增加的非贸易品供给依赖于国内消费的增长就可以解决市场实现问题。在前文的分析中，我国的消费需求增长在很大程度受到了国内非贸易品供给不足的制约。也就是说，潜在的、有收入支持的消费需求，只是因为缺乏供给而无法变成现实需求。因此，在非贸易品供给增加后，消费需求能够自发增长，而无需专门的政策刺激。近年来，我国网络购物、海外代购以及海外旅游的迅猛发展，并没有得益于某种特殊的政策刺激，只是因为在放松相关限制后国内外的供给增加了。随着结构调整过程的展开，宏观经济运行过程对贸易顺差的依赖性不断降低，这就使得现有的各种刺激出口、维持贸易顺差的政策手段和工具，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这种在经济增长放缓过程中出现的再平衡，改变了我国经济增长的非均衡性、内外平衡之间的联系机制。
在世界经济再平衡过程中，我国出口的高速增长已经不具备外部条件。这种变化并不是源于成本、价格或其他竞争力方面的因素，所以，宏观经济政策即便能够影响出口企业的成本和价格，也无法重现过去的出口高速增长状态。这使得出口-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走到了尽头。基于前面分析的宏观经济动态平衡过程，以投资为着力点的宏观调控模式也肯定会出现问题。因为缺少了来自出口高速增长的需求支持，我国传统的以投资为首要着力点的宏观调控模式，在刺激投资和维系增长的同时，已无法实现宏观经济的动态平衡。2008年我国实施的强刺激政策在随后带来了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就是最有力的证据。
随着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服务业占比上升、工业占比下降，这意味着我国供给结构中的非贸易品-贸易品比率不断提高。对于非贸易品供给，其市场实现只能依赖国内需求，主要是居民消费需求。加之我国居民消费需求一直受到非贸易品供给不足的刚性约束，因此，随着非贸易品供给比率的提高，居民消费需求必然呈现出更快的增长速度，居民消费在总需求中的地位显着提高。这就要求在宏观经济调控中更多地考虑消费需求问题。在供给约束不断缓解的情况下，消费需求的增长将更多地受制于可支配收入、金融约束和消费倾向等因素。这也提高了针对消费需求展开宏观调控的可能性。
而供给侧管理或者结构调整，在加速淘汰落后过剩产能和培育新产业的过程中，总会面临旧产业已退出、新产业尚未补进的状态。在这种所谓的主导产业真空状态中，整个社会的就业和收入等必然会出现问题。这就要求政策在此发挥关键作用。也就是面对短期必然出现的“创造性破坏效应”,宏观经济政策通过减税、增加转移支付和强化社会安全网等，为整个社会提供福利托底。从这个意义上说，供给侧改革需要需求管理的配合。在需求管理方面，过去通过外需和投资渠道影响宏观经济动态平衡的政策实践，扭曲了市场机制的作用，也带来严重产能过剩等后遗症。因此，未来需求管理方面的重点应该从外需和投资转向居民消费。无论是为了更加有效影响宏观经济动态平衡关系，并避免政策调控带来扭曲和负面后果，还是为了在结构调整和增长动力机制转化时期发挥宏观经济政策的社会福利托底作用，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框架的总体目标定位应该从生产导向和长期导向，转变为消费导向和短期导向，在收入调节、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等方面发挥更加积极和主导的作用。
总之，世界经济再平衡过程与我国国内经济再平衡过程的相互交织，降低了我国继续推行出口-投资驱动型增长模式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要求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从生产导向和长期导向转变为消费导向和短期导向。
（三）在各种内生和外生的金融冲击下，我国的金融脆弱性显着提高，宏观经济政策框架中应该纳入金融稳定目标
供给层面的深入调整不仅需要制度变革的支撑和宏观经济政策的引导，也需要金融层面的支持。由于新产业和新业态的发展前景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在将社会储蓄导向新产业和新业态的投资过程中，需要金融体系在重复试错过程中完成投资项目的筛选和融资。通过引导和改变市场预期，甚至要借助于金融市场上的“羊群效应”,才能为成长中的新产业和新业态提供充分的融资支持。利用大规模投资来解决新产业和新业态在成长初期所必然面临的投资成功率偏低的问题。在这样的逻辑之下，金融扩张领先于实体经济扩张具有必然性，是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结构调整的必然要求。在实体经济部门萧条加剧的情况下，金融领域与实体经济领域背离的现象进一步加剧，导致生产领域的萧条与金融泡沫的并存（见图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