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中日鹤纹历史与源流
历史上中日之间存在着深厚的渊源。日本与我国都属于亚洲国家，同属于东方文化的范畴，即有共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且两国的鹤纹都较具有代表性，鹤文化是中日两国悠久的传统文化之一，在历史的长河中，中日两国曾有过几次较密集的文化交流时期，并且多是以我国文化影响日本文化居多的情况出现，鹤文化也如其它文化一同流向并影响着日本，从史书和出土的文物中可以证明中日文化交流的渊源。
第一节 14-19 世纪之前的历史文化交流
中日两国染织文化的交流，或许可以追溯到秦汉时期。据传当时就有中国染织匠人赴日定居并带去了中国的染织技术。公元前 108 年，汉武帝灭卫氏朝鲜，在朝鲜设置郡县，为中国文化向东方的传播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汉初，中日交往已甚为密切，约公元 1 世纪左右，汉王朝便同日本有了直接的往来。《汉书·地理志》中记载：“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
唐宋时期日本曾多次派遣唐使出使中国，学习中国先进的文化。古代日本在学习中国的缫丝、纺织、印染等丝织工艺的同时，还从中国输入各种高级的丝绸织物。在唐代，往来于东海、黄海之间的日本遣唐使、学问僧，来中国的更多。对于日本学者和僧侣，唐政府每年赠给每人绢绸 25 匹及四季衣服，以资鼓励。这些留学生或学经的人，在返归日本时，还要带回大量的丝织品。
第二节 14-19 世纪时期的历史文化交流
14-19 世纪，随着航海技术的进步，极大地促进了中日两国间的往来，民间贸易和走私活动十分活跃，中国赴日商船比前代大大增加。据明朱国桢《涌幢小品》记载：“有刘凤歧者言，自（万历）三十六年到长崎岛，明商不上二十人。
今不及十年，且二三千人矣。合诸岛计之，约有二三万人。”16其后由于受清初“迁海令”的影响，两国贸易有一定减弱，但在台湾被收复之后，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康熙帝颁布了“展海令”,允许民间商船自由出海贸易，于是大量商船复又涌向日本，中国对日贸易迅速发展。据日本学者木宫泰彦《日本文化交流史》统计，1684 年赴日中国商船为 24 艘，1685 年激增为 73 艘，1686 年为 84 艘。另有载回船 18 艘，1687 年为 115 艘，另有载回船 22 艘，1688 年竟有中国商船 147 艘停留在长崎港。
由于中日海上商贸的发达，两国的文化交流也呈现出一派蓬勃、繁荣的景象，中国的典籍画册、丝绸、铜、金银、砂糖、海产品和药材通过商船源源不断地运往日本。除了贸易之间的往来。中国人赴日从事文化交流也是中国纹样对日本纹样影响中不可忽视的因素。中国商船赴日，随船东渡的中国人有很多，例如 1688 年随船到达长崎的中国人竟达 9128 人之多。这些随船人员与日本人直接接触，有些甚至久滞日本，其中一些文化素养较高的僧侣、文人学者给予日本的佛教、文学、书法、绘画、雕刻、音乐、医学等各方面以广泛影响。其中比较着名的有七次东渡日本的伊孚九促进了日本的南宗画（文人画）发展；画家沈南苹滞留长崎两年，指导各地来访的日本画家，对日本写生花鸟画产生了很大影响，后来形成了所谓的“南苹派”;唐船主江稼圃、江艺阁兄弟也对日本文人画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总之 14-19 世纪中国文物的大量舶日以及一些中国文人渡日为日本鹤纹的发展提供了取之不竭的养分，使日本能够及时了解中国鹤纹的发展动态并充分吸纳运用到自己的鹤纹创作中，这些在日本鹤纹的结构、形式、寓意中都有一定体现。
中日鹤纹之所以存在可比性，是因为中日鹤纹是有历史渊源的。此外据作者了解，在现代日本的大和文华馆和东京国立博物馆分别藏有关于中国元代和明代时期的关于鹤纹的藏品，分别是元代的五彩壶和釉里红梅瓶以及明代的堆黑大盒子，由此可见中日鹤文化交流的渊源之深，也为中日鹤纹比较研究的展开提供了一定的物质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