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说明，人的社会化是通过情感、意识、观念的改变融入群体的过程，不仅仅是与群体求同的过程。从这一点可理解为，情感对社会能产生巨大的影响力，既能保持、强化、促进社会文化的发展，也能消解、摧毁、扭曲社会现实与未来。电视选秀节目呈现了各种版本的情感故事，如生活在困境中的人们如何同困难做抗争、普通人如何通过自己努力走向成功，感人肺腑的亲情、爱情的悲喜剧等。发生在选手、嘉宾身上的情感体验，能激起更多观众对生命的热爱和尊重，使其体验到情感存在的力量，从而促成观众个体自身的改变，积极地面对生活。由格伯纳为首的传播学者提出了电视媒体的涵化理论，其观点是：“那些花费了更多时间在电视中的人，更可能以电视镜头中呈现的人的形象、描述和价值观来看待现实世界。”[21]
可见电视作为现代人了解世界的窗口，其对社会现象的评价极大地左右着受众的情感观念和价值观，对受众在观点、情绪、意识等心理建设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例如电视选秀栏目《中国好声音》，就很好地发挥了该作用，在向观众传递动人歌声的同时，恰到好处的呈现了选手背后感人的故事，用选手、嘉宾的故事谱写了一曲曲昂扬向上、自强不息的乐章，使观众更好的感受才艺表演背后的精神。从而使观众自观其身，发现自身不足，学习嘉宾、选手身上优良的品德，更好的实现个体社会化。再如江苏卫视的《绝对唱响》，从海选到总决赛栏目主旨一直聚焦于爱，以平民选秀的娱乐方式来诠释中国人心目中对“七夕”忠贞爱情的向往，这是一种兼现代与传统的创新策略，既迎合了年轻一代对娱乐元素的喜好，又顾及到年长者对传统的追忆。
伴随着比赛的进行，节目不断的向观众呈现选手之间互相照顾、共同成长的经历，给选秀的舞台添了一份温暖、和谐。在激烈的竞争中，选手们学会了珍惜和宽容，学会了舍己为人。此时观众伴随着选手一起成长，一起学会了坚强，在电视媒介提供的第二现实环境中体会了人生的历练，实现了个体情感的社会化、人格逐渐完善。
受众通过熟知选手、嘉宾的情感故事而获得的情感体验，最终不知不觉、无声无息的融入在社会生活之中，进而扩展到文化形态层面，即个体的社会化更好的反作用于社会文化传播和建设。“通过电视情感传播，个体的情感体验最终演变成对自身所处的社会文化现实做出的情感承诺，个体亦藉此建立、加强了自身与外部社会的联系。”[22]
可见电视情感被赋予了一种社会控制力量，通过促使个体社会化达到观众整体社会化的效果。社会整体是由个体组成的，社会的全貌如何归根是无数个体表现的总和。人的本质是社会性的，库利说“人们彼此之间的想象是社会的固定的事实。”[23]
说明人与人之间不是孤立的个体，而是本质上的社会人，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观众的审美心理定式，是长期审美经验、审美惯性的内化和泛化，所谓内化，是指审美经验、审美惯性的内向沉淀，成为心理结构，进而成为今后在审美上接受、排斥、错位、误读的基点，上文所提到过的期待视域，这就是内向沉淀的结果。所谓泛化，是指这种心理结构的普遍化。第一普遍于同类观众，由个人期待视域扩展为公共期待视域，甚至成为民族性、地域性的审美心理定式；第二普遍于其他审美对象，即由单向审美习惯伸展为整体审美态度，例如由欣赏戏剧的偏好伸展为对音乐、舞蹈、绘画的近似选择。”[24]
第一种泛化情况即普遍于同类观众，针对于选秀节目来说指的是：观众被选秀节目中的情感故事深深打动，体会到节目自身所具有的丰厚的人文内涵，成为节目忠实的粉丝，会对节目产生褒扬的评价，并将这种评价传递给其他观众。单个个体对某个情感故事的大加赞扬，会影响传播到其整个交际圈，而这个交际圈中的单个个体又都有其各自的交际领域，再加上当今媒体对信息的快速、便捷的传播，使得其传播范围扩展到整个社会领域。
良好的情感故事可以铸造、强化社会关系，进一步向受众宣传人间的真善美，从而有有助于当前和谐文化的建设。低俗、虚假的情感故事可以摧毁、扭曲甚至消解社会发展的现实与未来，对整个社会大环境，尤其是文化建设产生不可预估的破坏。例如产生在某位选手身上的情感体验，让观众体验了情感存在的力量，进而观其身，有意识的对自身进行改变。
多个个体如此，那么相对于整个群体来说，就会发生相应的转变，从而构筑社会公共价值的基础感性。因此电视选秀节目中的情感故事被赋予了一种社会的控制力量，正义美好的个体道德价值观通过媒体传播得到整个社会大环境的认同，从而实现了社会文化构建的功能。泛化的第二种情况是指普遍于其他审美对象，针对于选秀节目指的是观众在节目中所体会的人生感悟、价值观及各种正能量，应用在社会文化建设的其他领域，促使文化整体的和谐、健康的发展。
三、辅助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选秀节目中真实、动人的情感故事表达，在满足观众情感与心理需求的同时，为营造稳定和谐的社会风尚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更好的担当起了媒介的责任，辅助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相对，是社会主义文明的基本方面之一，是迄今为止人类最高类型、最先进的精神文明，主要包括思想建设和文化建设。思想建设内容主要为：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及科学理论、社会主义道德、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等；文化建设包括文学艺术、科学、电视、广电、卫生、体育等各项文化事业的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主要目标、根本任务是：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需要，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养和思想道德素质。电视选秀节目中各种类型的情感故事的阐述，能在潜移默化之中影响受众的思想文化素养。
世界着名的媒体文化研究者及批评家，尼尔·波兹曼曾言：“如果一个民族分心于繁杂琐事，如果文化生活被重新定义为娱乐的周而复始，如果严肃的公众对话变成了幼稚的婴儿语言，总之人民蜕化为被动的受众，而一切公共事务形同杂耍，那么这个民族就会发现自己危在旦夕，文化灭亡的命运就在劫难逃。”[25]
可见，电视媒介对社会文化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节目只注重娱乐而不注重人文内涵，那么整个社会文化必然走向灭亡。媒体是一种社会公器，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它在享受公众、社会赋予的权力的同时，也应该肩负自己的使命，履行好自己的义务。必须直面斑驳多端的电视文化格局，站在文化重建的立场上，以新的文化主体的身份追问当下中国“文化失语”的原因，重新建构中华民族传统、顽强、美好的精神之果，并为当代观众提供价值系统与精神生活重建的力量。电视选秀节目作为当下电视传媒生态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理应承担起为社会公众营造、传播美好的情感意识，情感审美的责任。
例如浙江卫视举办的《中国好声音》，不仅是歌唱艺术的舞台，同时也是一个精神风貌展现的舞台。节目用人物情感故事谱写了一曲曲自强不息、温馨的乐章，并用平民化的角色定位、独特的评判标准，共同汇聚成节目奋发向上的精神崇高，丰富了选秀节目的精神文化内涵，成功的打造了一档励志型节目。节目着重表现各行各业平民选手的震撼表演，如来自于辽宁农村、有独特嗓音的邹宏宇；歌声满怀辽阔、奋斗与航天事业的内蒙古选手云杰；具有原生态及异域风情的凉山彝族的吉克隽逸；为爱而歌的美甲店老板黄勇；宝岛台湾的“练家子”盲女张玉霞以及还在求学路上的学生等等，同时将他们在音乐追求中的艰辛历程和恬淡快乐的正能量传递给观众，用平等、真实、关爱的态度，并高举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的大旗，让才艺和正能量的人文精神迅速聚集和裂变。同时节目一直坚持贯彻“以精英实力创造大众文化”的理念，以精英的力量引领、提炼大众文化，具体体现在节目在导师的选择，及对导师情感历程呈现上。《中国好声音》按照：第一不需要煽情，第二不需要毒舌评委的两条标准，选出了刘欢、那英、庾澄庆、杨坤四位导师。尤其是导师杨坤出身于内蒙古包钢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里，从小就去歌舞厅伴唱，在娱乐圈历经艰辛、摸爬滚打 10 年，一直坚持不断探索，终于因 2002 年发行了的首张专辑《无所谓》一炮而红，并凭借自身的努力及独特沙哑的嗓音稳居乐坛一线男歌手之列，其代表音乐作品有《无所谓》、《那一天》、《牧马人》、《空城》等。导师杨坤在音乐之路上通过不断拼搏获得成功的经历，鼓舞了很多怀揣音乐梦想的选手及观众，以精英角色带动了大众对梦想的不懈追求。四位导师以令人信服大众口碑、人格魅力及专业素养，彰显了节目人文内涵，提高了节目的影响力及传播力。
再例如江苏卫视举办的《绝对唱响》，它在富有正义的媒介精神指向中，唱响的是天长地久、地老天荒之爱，唱响的是具有深层次意蕴的、具有中华传统美德的“七夕”之爱，使节目具有了强大的生命力，产生了不可估量的社会效益。体现了电视人的社会责任及媒介的重要文化价值，在和谐社会的建设中，发挥了积极而广泛的作用。可见，《绝对唱响》、《中国好声音》是娱乐形式与主流价值观成功的融合，在给大众提供娱乐的同时，宣传了一种真、善、美的正能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