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介入选手私生活、缺少人文关怀
目前市场上一部分选秀节目过分注重娱乐化，将娱乐消遣视为节目策划的本体性元素之一，且将其作为电视文化的主要价值，而忽略节目人文内涵的呈现。不可否认，“娱乐”可以为处于各种压力下的受众给予一种文化解放，提供一个可以回避社会的第二现实空间，但某些选秀节目对娱乐性的纵容，已经远远超出了其作为一种社会功能的界限，当一切可以娱乐的时候，社会也就随之堕落了；当一切可以被媒体转化为娱乐快感的时候，社会也就面临着另一种专制的危险。
“娱乐把民主从政治专制中解救出来，但随后又把民主关入‘娱乐的牢房',民主依然是”不见天日“.我们能够注意到专制对民主的威胁，但却容易忽略娱乐对民主的威胁。
在我看来，娱乐对民主造成的损伤甚至有可能超过专制，因为在专制中，人们能够激发对民主的向往，但是娱乐可能以”满足“人们欲望的方式让人们对民主麻木；娱乐也会颠覆民主的内在价值，使人们容易以游戏的心态来对待严肃的民主。”[30]
在这种过分娱乐的氛围之中，选秀节目制作者为了永无止境的商业利益，导致节目在情感故事上产生了：缺少人文关怀，介入私生活的问题。该问题主要以三种形式呈现出：情感故事呈现不足，节目人文内涵缺失；为了挖掘选手情感故事，而偷窥选手竞赛历程；过度爆料选手情感历程，影响其正常生活。
一、情感故事呈现不足，节目人文内涵缺失
伴随着中国电视市场被更深的纳入全球化进程之中，经济利益逐渐成为电视工作者的首要目标，消费逻辑开始贯穿于电视节目创作的整个环节中，致使选秀节目成为大众文化消费品。为了保证收视率，节目将文化品位定位为普通百姓的审美、精神诉求，甚至以最低的观众认知审美水平为制作依据，放弃了审美品质及艺术理想。与此同时，选秀节目文化内涵的“平庸化”又制约了大多数观众的欣赏水平的提高，两者呈掣肘之势。
随着传媒中传播者本位观向受众本位观的转变，一些选秀节目为了在短时期内获得高额的经济利益，将节目的文化定位以观众最低的审美水平为依据，走向了一味迎合受众的媚俗化歧途。很少在节目中展现选手健康、积极、向上的情感历程，而是将内容指向低俗。
庸俗的故事，侧重表现选手之间残酷的、不择手段的竞争，及各种绯闻、炒作、造假。
例如 2013 年由东方卫视联合美国偶像制作团队携手共同打造的《中国梦之声》，在 6月一期中选手包文熙与许诺两人现场翻脸。两人自节目“组合之夜”环节中变成为队友，一起经历了全国 40 强的考核选拔。在节目 40 进 20 的比赛中，两人深情款款的对唱张宇的《趁早》，演唱中两人暗中较劲难分胜负。演唱结束后，当导师黄晓明问及：“如果要过的话？你们肯定是希望自己能过的是吗？”包文熙沉默，许诺抢答道：“我希望他能过，因为我已经可以做韩红老师的徒弟了，我觉得今天已经真的非常的幸运了，如果说再让我过的话，我怕我承受不住这份幸运。”话语刚落选手包文熙情绪失控，面对台上的四位导师道出了对许诺的不满：“我个人觉得许诺有点假。”并借此娓娓道出在选歌环节中两人的矛盾冲突，大体为许诺最初选的是有利于突显其自身优势的歌曲，并非是其在节目中所言的想让包文熙晋级，最终两人一起被宣判为“待定”.可见为了晋级，选手之间不坦诚相见，而是用虚假的情谊来伪装自己，迷惑大众，触犯了观众的底线，违背了社会主流意识形态。选秀节目作为一种电视艺术的类型文本，不应只追求商业利益，而应通过情感故事的呈现，来满足受众多元化的精神诉求。
二、为了挖掘情感故事，而偷窥选手的竞赛历程
一些选秀节目为了探究选手个人的情感历程，通过毫无尺度的爆料选手私生活，突破观众以往的心理与视觉禁忌，以获取所谓的“眼球经济”.节目将镜头直接对准事先毫无知情的选手，偷窥选手个人的私生活。在现代生活中，人们生活在一个被各种规矩制约的环境中，人们都像装在套子里的人，各种情感或多或少具有虚假性，而正是这种虚假激发了人们的窥视欲。观众渴求窥探别人完美背后的真实，以此来满足自己的好奇心。正如弗洛伊德的观点，人类的行为动力来自于本能：一种是“性本能”,即爱的本能，一种是“死本能”,也就是攻击本能。观众的窥视欲与“攻击本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首先，通过偷窥途径所发现的选手隐私，能够给观众带来巨大的心理满足感；其次，由于偷窥的行为违背了社会的伦理道德，是不被社会大众所接受和认可的，因此该行为必须是在暗处进行，其背后必然隐藏了社会压抑的影子。也正是这种压抑，触发了人的攻击本能，越是隐藏较深的事情越能给观众带来更大的满足感。
可见这种挖掘选手故事不恰当的方式，在某些方面确实满足了观众的欲望需要，但从长远来看，这种媒介的暴力或隐或显的伤害了选手及观众。例如，由湖南卫视与天娱传媒共同举办的《快乐男声》，节目为了挖掘选手身上的情感故事，在十强诞生赛首场战役后，安排左立、于朦胧、贾盛强、于湉等 15 位选手集体入住《男声学院》“训练营”,接受两个多月的封闭式管理。该训练营设在山中，由废弃的工厂厂房改造而成，里面设有 70 多个的摄像头。选手在这里将受到 24 小时的全方位、无死角监控，就连最隐私的洗澡间都安装了摄像头。2013 年 7 月 29 日网络上流出选手左立洗浴的半身照，虽然该照片很快被节目组删除，但这种为了赚取眼球经济而不尊重选手隐私的行为，仍引起了大多网友的痛批。
再如由湖北卫视举办的《我的中国星》，为了发掘更丰富的故事，在节目现场一共安置了 50 个机位，其中隐藏的摄像头就有七八个。第二期中甚至在电梯、密室内也安置隐藏的摄像头，在选手不知情的情况下，记录下其竞选后的精神状态。例如选手王熙因未获得导师的肯定，在节目评选后愤怒的撕毁宣传海报；获得评委“一张白纸”点评的客家族选手钟彩媚，在后台控诉导师点评不到位；咬字不清的选手“洋葱哥”在电梯内向朋友诉苦。这些故事都是通过隐藏在赛场外 、电梯里或密室里的摄像头拍摄而来，这种拍摄能将选手最真实的状态与舞台上拘束的表现状态，形成鲜明的反差。正如该节目总导演臧志所言：“比赛前和比赛后，选手的情绪波动是最大的。而选手们只有在确定没有外人注意的情况下才会有最真实的情感表现。”可见在选秀节目情感故事的表达上，媒介经常发生职能越位的行为，为偷窥提供了极好的温床，这种不恰当的挖掘故事、介入私生活的方式，折射了社会主体的窥视欲望及浅显的快感，忽略了节目人文精神底蕴。
三、过度爆料选手情感历程，影响其正常生活
众所周知，电视作为一种强势的大众传播媒介，具有大众性与公开性，选手个人私生活一旦在节目中公开化，无论事件大小都会产生广泛的影响。选秀节目为了赚取观众的泪水，满足观众的猎奇心态，提高节目收视率，在探究选手情感故事中经常发生媒介职能越位或职能不作为的行为。职能越位主要体现为，节目组对选手的情感故事进行强制性挖掘，为了节目的收视率，在后期宣传中将选手的私人情感历程，以爆料的形式张贴在各大传媒网站上，以博取眼球。职能的不作为主要指，一些选手为了成功晋级，而自暴其丑及隐私甚至编造各种感人的情感故事，节目组对这种行为熟视无睹；除此之外网友也“人肉”一些感兴趣选手的情感历程，对选手造成了一定的伤害，而节目可从这种“人肉”中获得关注，从而放任这种行为。如由江苏卫视举办的《绝对唱响》，被称为“高丽参贵公子”的选手金韩一，自比赛以来一直表现优异，精通各种乐器实力非凡，再加上儒雅的气质、灿烂的笑容，得到了广大中国观众的热爱，并获得“微笑王子”的称号。伴随着节目的热播，金韩一的人气越来越旺，粉丝们对其兴趣也越来越浓厚，以至于导致了粉丝们疯狂的举动，对其进行网络式“人肉搜索”,将金韩一的家里隐私全部公布在网上。如他的父亲种植着一个整山头的高丽参，价值不菲，除此之外，金韩一家中还在厦门、汕头、青岛开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花店，父亲不仅是某星级酒店的国外部负责人，同时也从事着中韩贸易，家境富裕。父母对其管教严格，让其在华侨大学学大提琴。但金韩一一直钟爱于流行音乐，在与父母的商量下，才参加了该选秀节目。伴随着人肉搜索结果在网络上的曝光，一向处事低调的金韩一父母，暴跳如雷，直接到节目组中勒令其退出比赛。据节目组中的工作人员透露，金韩一父母见到他就责骂其比赛太过招摇，透露了过多的家庭隐私。
可见这种媒介爆料已经伤害到选手及其家人，由最初的人文关怀走向了媒介伤害。当选手某些情感历程不愿、不能公开时，电视选秀节目宁愿有所保留，也不能为了无限扩大节目的传播影响力而使选手遭遇痛苦。选秀节目在呈现选手情感故事上要掌握适当的分寸，如何阐述选手情感故事，阐述到什么程度，都是节目自始至终该考虑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