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电视选秀节目情感故事元素分析
观众对选秀节目中选手情感故事评价的优劣，除了与故事本身的真假、好坏有关，还与故事的讲述主体、讲述方式，传播方式等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即“情感”元素是选手讲述的价值落点和内容载体，“故事”元素是其表现的方式和手段。鉴于第三章情感故事存在问题的论述，为了更真切的认知并解决问题，该章主要从故事元素为着力点展开论述。
大致分为四个元素：叙述主体分析、受众分析、叙事载体分析、叙事强化分析。
第一节 情感故事叙述主体分析
当今世界是一个传媒的叙事世界，如彼得·布鲁克斯所言：“我们的生活不停地和叙事、和讲述的故事交织在一起，所有这些都在我们向自己叙述的有关我们自己的生活的故事中重述一遍？？我们被包围在叙事之中。”[31]选秀节目作为现代传媒领域中盛行的电视栏目，除了竞争选秀之外，情感的传递也尤为重要，这种传递主要靠叙事来呈现。“叙事是人们将各种经验组织成有现实意义的时间的基本方式，叙事既是一种推理模式，也是一种表达模式，叙事向我们提供了了解世界和向别人讲述我们对世界的了解的方式。”[32]
叙事行为的实践者即为叙述主体，是指对叙事作品的“陈述行为主体”,又称为叙述者。针对于选秀节目而言，节目本身要选取一个“陈述行为主体”来完成对特定情感故事的阐述，该主体即为叙述主体，并在其引领下使观众接受故事信息，体验故事全过程，满足收视期待。在节目中叙述主体主要分为：选手、主持人、评委、部分观众。
一、参赛选手
参赛选手是选秀节目中情感故事最主要的叙述主体，节目中展现的多数为选手的情感故事，选手在表演竞技之前或之后，会在适当的时机阐述自己的人生经历，为自己的表演增彩。选手的叙述为第一人称的叙述， 叙述的是讲述者“选手”自身的所见、所闻、所作、所想，只能是“我”活动范围内的事件，使得观众得到一种真实亲切的感觉。除此之外，口语化的叙述语言，再加上选手表情及形体姿势的自然过渡，营造的故事情境更为真切，缩短了观众与选手的情感距离，给观众身临其境之感，唤醒观众内心的思考与感受，从而完成情感共鸣。例如2012年7月12期的《声动亚洲》，选手王若卉在演唱完歌曲《烟花烫》之后，在评委黄舒骏的提问下，向观众道出了自己的情感历程。
黄舒骏：你声音很动人，但是你的表情很痛苦，我不知道是不是你的习惯，还是有别的因素，因为你到后面，越唱到后面，其实我感觉你在硬撑。王若卉：“08年的时候，我得了一场很严重的病，就是甲亢，然后它非常影响气息，我的心跳要比一般人快整整一倍，所以不能跳舞，然后，歌也不能唱那种特别大那一种，我整整治了三年病，回来之后，这是我第一次踏上这么大的舞台，我有点紧张。”（讲话时喘息很大，苦笑）此时几乎全体观众都站立起来鼓掌黄舒骏：“那你生病这段时间，你是完全的放弃了歌唱，还是中间有持续的去练唱或是表演呢？”王若卉：“其实我学了很多年舞蹈，当时对我打击最大的是不能跳舞，大夫说你可能再也不能上舞台了，我母亲很支持我，她给我在租的房子里面，弄了一间很大的练功房，我每天在那边练，最多只能跳两个小时舞，然后唱也最多只能唱两个小时，除了治疗，也就是这么练习，过了这么三年。”选手王若卉对自身得病历程的叙述，其讲话时大声喘息的声音及对梦想的支持深深的打动了观众及评委，使得现场观众潸然泪下，大部分观众为其起立鼓掌。可见选手第一人称的叙述，能更好的拉近选手与观众的距离，达到情感共鸣的效果。但选手的对自身故事的叙事具有很强的主观性，部分选手为了给自己的胜出增加筹码，会有意夸大自身不幸的经历，甚至编造一些本未发生过的事件，以博取评委及观众的同情。
二、主持人
主持人集记者、编辑、播音员与一身，具有采、编、控、播等多种业务能力，以其知识积累、语言修养、人格品味、生命感悟及领悟能力驾驭全场。针对于选秀节目而言，主持人人际传播符号功能被大大强化，不止是一个置身事外的倾听者，仅仅维护现场叙事的和谐，同时要善于调动多种艺术手段，深入挖掘选手身上的情感故事，提升节目的可看性。
主持人对选手故事的挖掘主要通过两种途径：
第一种为其摒弃了其它电视栏目主持人的单纯倾听和被动阐述的状态，主动的担负起补充叙事、总结评论的任务，对嘉宾进行心理和文化的疏导，在恰当的时机询问选手的感悟，从而引导出选手所经历的某种教育意义的情感历程。例如在《中国好声音》中，选手在演唱完，尤其是在被淘汰后，主持人华少都会问选手在离开舞台之前有什么感悟。
第二种是主持人在现场，直接口述出他所熟知的选手的情感历程。主持人有着丰富的文化底蕴、生活经历，很高的语言表达能力和文化思考水平，通过其控制有度的叙述，强化了故事的客观性、真实性，达到了融话语真实与事件真实一体的境界。例如在《声动亚洲》的第八场比赛中，选手陈雷即将离开舞台时，主持人林海向评委张宇陈述：“而且我还要告诉宇哥，你知道所有的选手，在我们录音棚里选歌的时候，当我们临时找不到伴奏带，是他冲到录音棚里，用他的吉他为所有人伴奏。”这样对选手故事的叙述，进一步的向观众展现了选手陈雷高尚的品质，丰富了其舞台的立体形象。
三、评委
伴随着选秀节目的发展，评委在节目中的身份、作用逐渐发生变化，由早期对选手表演只做评价的毒舌评委，演变成以平等、谦和姿态对选手竞技进行专业、通俗的评判，并身兼导师，寻求与选手的共同进步、发展。除此之外，评委还担任挖掘选手情感故事，丰富节目人文内涵、提升节目传播力和影响力的任务。其在节目中对情感故事的叙述主要表现为两种形式：
1、评委对自身情感历程的叙述。评委在听到选手经历与自身相似时，会情不自禁的提到自身所经历的故事。评委作为社会的精英人士，有着强大的人格魅力和大众口碑，其励志的情感故事会产生强大的社会效应，由精英文化引领、提炼大众文化，从而实现“精英实力创作大众文化”的效果。例如《中国好声音》中，代表着从底层崛起的具有较高专业素养的草根明星杨坤，在听到选手金志文北漂经历，女友对其不离不弃的故事后，当场洒泪并道出了当年自己心酸的北漂经历，及女友对自己的抛弃。评委作为情感故事的叙述主体，对自身经历的叙述较之于选手来说，具有更强的社会影响力、号召力。
2、评委在节目中旁敲侧击，积极引导选手叙说个人情感经历。各位嘉宾评委在节目中相互褒扬或挤兑，活跃现场气氛，以民主、和善的话语积极询问选手感悟与经历，从而使得观众在轻松的气氛中知园融、明事理。例如由央视三套与灿星制作团队联合打造的原创音乐选秀节目-《中国好歌曲》，节目要求选手上台演奏一首自创的歌曲，而每一首歌曲背后都隐藏着一个故事。在选手演奏完无意讲述自身故事时，评委要充分的发挥引导作用。例如在 2014 年 1 月 31 期中，选手汤小康在嘉宾的引导下，道出了自己先前的经历。
蔡健雅：“先介绍一下自己。”汤小康：“大家好，我是来自于马来西亚的汤小康”（此时选手并未多说自身的故事）刘欢：“因为这首歌的歌词提到一个数字，所以我格外想关心下你的年龄。”汤小康：“38.”刘欢：“38 和 1968 之间的关系？”周华健：“可以解释下 1968 的意思吗？”（评委询问歌词中 1968 的意思）汤小康：“其实这首歌就是写自己，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已经过气了的老画家，就已经被大家遗忘掉的一个创作人，我一直希望可以回到 2002 年的那个自己。”刘欢：“就是说 2002,你有一件事的感想。”（评委再次追问选手的故事）汤小康：“我在 2002 年写了一首歌，大家可能都非常熟悉的，那首歌叫《情非得已》。”可见，在评委穷追不舍下，选手汤小康道出了自己的故事，2002 年创作了《情非得已》，并受邀为刘德华、孙楠和齐秦写歌，迎来了事业的高峰，随后不久他的创作灵感枯竭，再也创作不出好歌曲，生活慢慢垮掉，房子没了，女友也离开了他。
四、观众
除了选手、评委、嘉宾有意阐述故事之外，作为观众的部分网络达人也已成为选秀节目故事的编剧，观众积极参与到节目故事的挖掘上，对网络上“人肉”出来的信息很感兴趣，而节目也在这种兴趣中收获了更多的关注，选手也轻松地占据了媒体的头条。例如网络达人“舞美师”对选手故事的爆料，称 2006 年快女 18 强选手里有孕妇、华晨宇是万达集团董事华汉的弟弟、《我是歌手》选手争当第一名商演涨五万等， 为选秀制作了很多话题。如今，更多的“舞美师”在网络上活跃，爆料选手私人的情感经历。“舞美师”是湖南台曾经的员工小飞的网名，曾因 2005 年在网络上预测选手排名应验，而一炮走红。并与 2010 年 3 月开通微博，热衷于网络爆料，运用极具个人色彩的语言揭露娱乐圈真相，并对其进行点评，言语表达自然真实，其微博关注度极高。
观众对选手故事的爆料所产生的兴趣，多少来源于节目组的“神剪辑”,其通过对一系列镜头的有意拼贴，强化观众对某些故事情节的关注。例如在 2013 年《快乐男声》66进 20 的比赛中，赵浴辰每次登台表演，镜头都会对准其穿着鲜艳衣服的母亲；选手左立上台演唱《南方姑娘》，将一句歌词改为“我江西的姑娘”时，镜头立马切换到哭的满眼通红的熊小玥。节目组通过如此戏剧化的镜头剪辑与组接，暗示了选手左立与熊小玥的情侣关系，引起了观众继续关注的兴趣，继而网友掀起了“倒熊小玥运动”,人肉出其在英国混乱不堪的留学生活，及与外国男友的亲密照。在人肉过程中，熊小玥的一些朋友、同学也纷纷参与其中，爆料称她的“钢琴组金奖”是花钱买来的头衔，曾经整过容并欺骗朋友，甚至连她学生时期的小事也被曝光到网络上，可见观众对选手私人故事的挖掘有着很高的热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