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霍建起导演电影转型的原因探析
从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霍建起导演在转型前的电影作品中抒情大于叙事，形成了诗化的影像风格。在转型后的电影作品中更加倾向于对深厚历史题材影片叙事深度的挖掘，叙事重于抒情。那么霍建起导演的电影为什么会出现转型？这其中哪些是客观原因？哪些是主观原因呢？对此，我们应该把霍建起导演的电影作品放到具体的语境之下去考察，分析霍建起导演电影转型的原因，以对霍建起导演有一个公正客观的认识和评价。
第一节 客观原因--全球化浪潮下多元文化的冲击
霍建起导演电影的转型与其创作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文化语境是密不可分的，霍建起从 20 世纪 80 代到 21 世纪初的几十年时间里，受到市场经济和社会政治文化思潮对其创作的影响，他的电影作品出现了转型。
一、市场经济的影响
霍建起真正进入导演行列开始拍片是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而霍建起早在 20 世纪80 年代就进入电影界与“第五代”导演进行合作。霍建起经历了八九十年代中国电影最繁荣的艺术探索期，也经历了中国电影最低潮的市场化转型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外国大片进入内地市场对中国电影业的冲击，“第五代”在困惑和迷茫中开始不约而同地转向商业化。直到进入 21 世纪，这些在焦虑中、困惑中的导演们似乎找到了出路，中国电影市场也迎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
（一）八九十年代市场的体制转换和类型探求
20 世纪 80 年代下半期以来，由于受商品经济发展导致的对整个社会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冲击，代表精英文化审美需求的中国电影界并不能迎合观众的审美需求，中国电影市场日渐萎缩，在国产电影票房低迷的严峻形势下，电影界悄然地开始了它的商业化转型，继而出现了“娱乐片”的创作热潮。尽管第五代导演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加大，伴随着的是他们中的一些佼佼者不再为拍片资金犯愁，但是大多数的第三、四、五代导演面对中国当前的商品化浪潮影响，还是困顿和迷茫的。“1987 年是当代中国电影发展史上具有转折性意义的一年，《孩子王》标志着第五代前期的探索告一段落”,而“《红高粱》的出现‘暗合着第五代向传统和市场的螺旋式回归。事实上，不只第五代，第三代和第四代的作品，也都在摸索和寻找自己在商业和市场上的位置'[14]”[15].
霍建起的导演生涯正好开始于中国电影的低潮期，尽管受市场转型的制约，但是由于市场的不成熟，艺术片在国内依然具有生存空间，霍建起导演借鉴从第五代导演身上汲取的创作经验，进行着个性化的艺术创作。20 世纪 90 年代的电影改革，并没有使中国电影走出经济困境，现有的制片、发行和放映“一条龙”的垄断机制，使得中国电影市场的转型仍处于早期阶段，中国电影业形成了割裂政治与商业关系的主旋律片、呢喃自语的艺术片、平庸低俗的商业片“三足鼎立”的局面。对于新生代导演来说，只有两条路好走，一是自己筹集资金，购买厂标拍摄电影，因为存在着投资回报的问题，这条艺术之路甚是狭窄；二是分配到电影厂，耐心等待拍摄主流电影的少得可怜的机会。在这样的电影市场环境下，为了在当前电影市场上坚持自己的艺术探索，许多导演都进行着各种的尝试，在策略的选择上，有些向市场靠拢，有些向主旋律靠拢，有些采取了国际化、电影节的策略。霍建起导演的《那山那人那狗》就是争取在国内外电影节上获奖，然后再打开的国内外市场。霍建起导演在吸纳了市场经济的某些操作原则的情况下，在基本的价值取向和主题、风格上更倾向于诗化影像风格的营造。《那山那人那狗》中优美的乡村景色，绿色几乎铺满了影片的整个画面。《暖》中大家一起荡秋千的场景，以暖色调营造的美好氛围。借助《暖》，霍建起导演实际上想表达的就是“一种怀旧的心情”.《情人节》中，男女主角在自行车上的日子，都寄托了霍建起导演对童年美好记忆的怀念之情。记得霍建起也说过：“我是个心很软的人，没法去面对生活中太多残酷的东西，但是依然有所保留。我认为并非所有的艺术作品都必须直面现实。”导演本身属于一个不爱表达，但喜欢观察的人。在导演眼中，“好像这个世界就像电影一样在他的眼中晃过，比如说’文革‘时的那种残酷，看着这个世界被’抄‘得天翻地覆，美的东西都被当作丑恶的化身，看着人生社会出现的各种事情，用眼睛看了十年动乱那段特殊的历史，看了全景的’文革‘.”,但导演还是非常留恋“文革”前生活的那种干净、恬静，因此导演就将这种内心向往的美好，带入到自己的电影里。无论是《那山那人那狗》还是《暖》，无不流露出一种诗化的意境。但随着 21 世纪电影市场产业化的转型，导演的个性化创作在当前市场环境中已经变得步履艰难。如何在激烈的电影市场中立足，成为霍建起导演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
（二）21 世纪电影的产业化转型
由于电影产业的转型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所以直到 21 世纪初，中国电影市场才逐渐建立起较为成熟的电影市场环境，部分创作者对于类型片本身有了比较明确的自觉意识。“21 世纪以后的市场化转型时期（大片时代的来临，第六代的出现）面对加入 WTO的国际化局面，中国电影围绕产业化转型开始了新的观念转换，创作走向发生大幅度变化。”[16]
由于中国电影向产业化转型，为了与国际市场接轨，也为了增强国内市场的竞争力，以张艺谋、陈凯歌、冯小刚、何平等为代表的中国电影导演，开始拍摄了一系列完全面向市场的国产电影，这些电影不仅获得了高票房，并且在观众中反响也很强烈。一部《英雄》，以“完全符合商业规律的市场化运作手段，真正拉开了中国电影的’大片‘的序幕，并成为中国大陆电影类型化与产业化发展道路上的里程碑”[17].在这之后，又陆续出现了《十面埋伏》、《无极》等大制作的影片。从 2001 年开始，随着电影政策的进一步降低，中国电影逐步走上了开放、竞争和整合的产业化之路。2003 年出台的《电影制片、发行、放映经营资格准入暂行规定》，打破了过去只有国家制定电影制片厂才有资格拍电影的行规，任何个人、国有、民营企业都可以投资拍摄、制作、放映电影。电影的产业化、市场化越来越明显。“经过努力，2004 年中国电影产业出现了新的面貌：
电影投资和电影生产创历史新高；社会/民营电影企业与中国电影集团等国有电影企业共同构成中国电影产业的主力军；电影收入的主要指标大幅度增加并促进了大电影产业的雏形基本形成。”[18]
2005 年--2006 年是中国电影进入新世纪后，大投资、大制作和高票房的商业大片在这两年达到了顶峰。随着对越来越严酷的电影市场有了一个越来越清醒的认识，如何在中国电影大格局中寻找并确定自己的位置和“身份”,实现个人和社会、市场和艺术、大众与主流的“双赢”成为了霍建起当下需要思考的。新时期的电影导演们不得不开始进行创作的转型，力求在新的市场环境面前争夺属于自己的话语权。受到较为成熟的市场经济的检验，霍建起转型前的电影诗化的叙事风格已经不能迎合市场的需求，没有回报自然无法继续获得拍片资金的支持，霍建起导演自然无法维持自己的艺术探索。由于主旋律电影在中国的特殊存在，霍建起导演在这一时期的电影创作开始转向深厚的历史题材的创作。对于历史题材的创作，一直受到国家资金与政策的支持，由于霍建起一直处于体制内，自然很容易得到国家政策的支持继续拍片。在国有资本的支持下，霍建起拍摄了带有浓厚主旋律色彩的影片《愚公移山》、《秋之白华》和《萧红》。由于这类电影受到国家政策的扶持，导演不必为电影的票房担忧。但是，作为命题作文的电影创作，自然受到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所以，霍建起导演转型后的电影作品在价值取向上，都体现着革命性与普世性的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