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国内外研究综述
1.3.1 国内研究综述
建国以来，我国就一直致力于减少贫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对扶贫的理论研究是与经济的发展同步的，从建国以来到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中国的经济实力总体比较薄弱，全国人民都比较贫困，这时候的扶贫大多是救济式的、应急式的，对扶贫的理论研究很少。
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国家、社会对扶贫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一些学者专家也加大了对扶贫的研究。现在看，国内扶贫理论研究观点主要有：
1.对扶贫有关主体的研究
（1）对经济与扶贫关系的研究。李慈军在《论扶贫攻坚与市场对接》（1999）提出：将市场机制、市场意识与市场化的操作方式引入扶贫攻坚，将市场环境与相对封闭的贫困地区联结起来，将初级市场体系延伸到广大乡村，促使贫困户进入市场大循环，推动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市场是扶贫攻坚可以利用的资源，在扶贫攻坚过程中有意识地发掘这种资源，利用有形和无形的市场，借助市场机制和市场力量，就可以使扶贫攻坚获得更好的效益[7].但是，曹文道（2000）认为：经济增长对缓解贫困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经济增长的地区和行业构成的影响。但是经济增长带来的收入增长并未在城乡居民之间进行公平分配，导致贫困集中与贫困加剧[8].
（2）对政府与扶贫关系的研究。张庭余（2009）认为政府在扶贫实施过程中扮演着发动者、组织者和主要实践者等角色，处于开展扶贫工作的核心位置。因此，未来我国农村扶贫工作依然要坚持政府的主导地位。周惠仙（2005）从改革政府职能，提高扶贫资金使用效率的角度，提出通过扶贫主体的多元化、扶贫活动的市场化运作等措施，来实现扶贫开发的制度创新[9].
（3）对农户与扶贫关系的研究。赵晓晨（2002）认为中国扶贫的关键问题是政府要把扶贫和扶智二者有效地结合起来，在进行物质扶贫的同时要加大文化扶贫的力度；在提供必要的资金、救济的同时，要提高贫困人口的文化素质、知识水平的教育投入；在以物质投入缓解贫困状况的同时，要树立扶人的观念[10].魏君英（2009）认为，反贫困的主体包括政府和农户，当前阶段应强调政府的主体地位，只有当市场开放到一定程度以后，才能充分发挥农户的作用。李佳、赵有声（2008）、李棉管（2007）、代正光（2008）则针对许多群众因为生病、子女就学等，刚刚脱贫，又再陷入贫困的现状，指出要积极落实各项支农惠农政策和措施，不断完善农村公共服务机制和体系，提升公共服务水举，避免农村居民脱贫后又返贫现象的出现。
（4）对社会第三方组织与扶贫关系的研究。程亚斐（2008）探讨了我国政府与非政府组织（NGO）合作扶贫的三种路径：自下而上、自上而下和互动合作路径。赵清艳，栾海峰（2010）则强调要加强政府与非官方组织、民间团体、企业和社会各界人士的联系，充分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投入到我国农村扶贫事业中。刘丽娟（2009）则认为在强化政府扶贫的发动和组织等作用的同时，要努力建立政府主导、部门联动、市场配置、社会参与的扶贫主体多元化模式。
2.对有关扶贫模式的研究
在以政府为主导的扶贫背景中，用最少的投入实现最大、最好的收益，用最短的时间实现扶贫的目的，扶贫模式的选择非常重要。1988 年，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曾经专门就扶贫模式进行了调研，并最早提出了“扶贫模式”的概念。
（1）开发式扶贫。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高鸿宾、周彬彬等人[11]对中国的贫困和扶贫进行了系统的研究，这些研究对 90 年代的“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的出台实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时对 “综合开发、全面治理”这一全国展开的扶贫实践模式发挥了重要作用。韩广富，王丽君（2006）对当代中国的农村扶贫开发经验进行了总结：制定符合国情的贫困标准，以贫困村、贫困户为扶贫开发的具体帮扶对象；坚持开发式扶贫；坚持政府主导，全社会力量参与；积极开展与国际社会及组织的交流与合作；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科技和教育在扶贫开发中的重要作用[12].王金艳（2008）认为，开发式扶贫模式在运作主体问题和具体运行的实践中都存在着政府扶贫资金投入不足、资金使用效率不高、科技扶贫工作机制需要创新等障碍因素，提出了在坚持政府主导开发式扶贫不动摇的前提下，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和贫困群众参与开发式扶贫，不断完善开发式扶贫模式的具体运行方式等对策建议[13].
（2）参与式扶贫。包月英（2009）针对我国扶贫政策实施中出现的目标定位不清、政策效果追求片面、基层政府执行偏差等问题进行深入分析，提出了：准确定位贫困扶助目标，加快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加快公共服务均等化实施，大力推进参与式扶贫等措施[14].
（3）其他多种扶贫模式。赵昌文，郭晓鸣（2000）将各种扶贫模式进行了总结和对比，并详细对开发式扶贫模式、小额信贷扶贫模式、异地开发扶贫模式、对口扶贫模式和企业扶贫模式进行了评析，指出扶贫开发工作应该针对贫困地区的不同特点选择适应的扶贫模式[15].
刘维忠（2010）构建了以贫困农民为主体，基层组织为载体，各级政府发挥主导作用的农村扶贫开发工作机制。
刘晓竹（2008）提出要从机制上创新扶贫模式，采取“预防性扶贫+救济性扶贫+开发性扶贫”三位一体的反贫困模式。
刘溢海（2007）在实地调查和借鉴国内外扶贫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五种扶贫模式：信用借贷扶贫模式、竞争式扶贫模式、项目管理制扶贫模式、契约化科技扶贫模式和文化扶贫模式，既可以降低扶贫成本，又可以更好地发挥扶贫资金的效用，提高扶贫效果。
文秋良（2006）认为中国反贫困应该因地制宜，提出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农村反贫困模式：山区综合开发、项目拉动、产业带动、以工代赈、小额信贷、移民搬迁、整村推进等扶贫模式。
评述：国内学者对扶贫理论研究了扶贫与经济、政府、农户、社会组织等之间的关系，并就如何提高扶贫效果、推动扶贫进程进行了探讨。无论是发展经济、提高农户参与度，还是积极培育 NGO,都离不开政府作用的发挥。而这些探讨，都是根据我国现实，合理借鉴外国做法，针对农村贫困这一特殊对象提出建议。所以，扶贫模式的选择，都建立在政府主导的基础上。这充分体现社会主义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和政府的责任意识。
1.3.2 国外研究综述
国外学者对贫困和扶贫相关理论的研究较早，理论观点很多。美国、欧洲等西方国家的贫困人口分布、贫困特点与中国不一样，与中国政府为主、面对农民的“扶贫”不同，西方国家更多的是“减贫”、“反贫困”研究，主要观点有：
（1）发展经济式扶贫。1953 年美国教授罗格纳·纳克斯（R-Nurkse）提出了“贫困恶性循环” （viciou scircle of Poverty）理论，针对发展中国家的贫困现象，提出了由国家出面进行资本投资，形成可靠资本，实现摆脱贫困现象的途径[16].印度的阿玛蒂亚·森（Sen Amartyak）对贫困的根源深入研究后认为，贫困的根源是缺少生产力，摆脱贫困，必须要发展生产力。1943 年，英国经济学家保罗·罗森斯坦和罗丹在《东欧和东南欧的工业化问题》一文中提出大推进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的出路是通过增加投资、促进资本形成从而大力发展工业，实现工业化。
（2）人力投入式扶贫。美国的西奥多·舒尔茨（Theodore Schultz）提出了“人类资本理论”和“传统农业改造理论”,他认为贫困国家落后的主要原因，不是物质方面的缺少，而是因为国家对人力资源的忽视，和社会人力资源运用得不充分[17].世界银行提出，由“机会”和“能力”组成的政府干预战略，要为贫困人口提供谋生机会，同时人力资本方面的投入也要增加，最终逐渐实现贫困人口的自主脱贫。阿玛蒂亚·森（Sen Amartyak）在《贫困与饥荒》、《以自由看待发展》书中，指出贫穷不是收入少这一单纯原因造成的，主要是因为人的基本能力受到剥夺以及机会的丧失，通过个人能力的重建、提升，如接受更好的教育，拥有更好的卫生条件，可以避免和摆脱贫困。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知识是经济系统增长的动力，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源泉18.
（3）社会改革式扶贫。瑞典的专家冈纳·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 提出了 “循环积累因果关系”（circular and accumulative causation）理论，这一理论在世界上非常着名。缪尔达尔考察了一些有代表性的亚洲贫困国家，得出发展中国家只有进行权力、教育与土地之间关系的改革，才能摆脱贫困。
评述：总体而言，西方社会对扶贫理论的研究与中国还是有很多不同的，如西方研究的人群中，贫困农民只是一部分。西方理论多从经济学、社会学角度研究，但这种研究是建立资本主义前提下的，这是我们学习借鉴时应该注意的前提。
1.4 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1.4.1 研究方法
一是案例研究法。本文选取菏泽市农村进行个案研究，通过对具体特殊案例的调查、分析、研究，从而得出农村扶贫方面的有关建议、意见。
二是文献研究法。通过査阅整理贫困与扶贫等相关领域的文献，对现有的研究成果和各种理论进行归纳总结，在大的方面研究、分析扶贫的有效途径、方式。
三是对比研究法。本文从扶贫过程、阶段等方面对菏泽市农村扶贫工作进行了定性分析，还通过实地调查取得的数据，对贫困的现状、扶贫的不足，从定量的角度进行了分析。
本文在研究理论中选取了贫困理论、政府责任理论、治理理论等进行分析，为具体实证研究打下了理论基础。本文还对菏泽市农村扶贫工作现状、不足等多方面进行了实证研究。
1.4.2 创新之处
一是本文通过对东部经济发达省份的一个不发达市进行研究，进一步分析不发达市落后的原因、农村贫困的原因，研究在一个市域内如何扶贫，进而把扶贫理论具体化。
二是对自然条件较好的地区如何脱贫进行研究，在外界援助较少下，需要更多的靠自身发展，靠依托资源禀赋发展的情况下，政府如何更好发挥主导作用，这是一个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