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玉戏剧题材的主要类型

　　第二章 戏剧题材的类型
　　
　　戏剧是反映生活的艺术形式，生活中可供选择的题材十分丰富。对于戏剧题材进行分类，有助于我们对戏剧作品主旨的总体把握，但是面对如此题材丰富的戏剧作品进行分类时，目前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且系统的标准，对于李玉戏剧作品的分类现在也仍然处在不断的探索中。下面将按照李玉作品的不同题材和风格，将其作品的题材类型分为历史剧、时事剧和风情剧三大类，并详细分析它们各自的代表剧目。
　　
　　1.历史剧
　　
　　历史剧，顾名思义，就是以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为题材创作的剧目。李玉的作品不光是大众喜爱的娱乐方式，也是李玉本人表达内心情感和对社会反思后的载体。因此即使是在讲述已经发生过的历史故事时，剧中字里行间传达出来的也是他借古喻今，反思当下的主题，也正是因为这样，李玉的历史剧有了更深层次的含义。下表为李玉作品中的历史剧剧目：
　　
　　我国历史悠久，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涌现出一大批标榜千古的伟大历史人物及重大历史事件，且经过历史的演变和流传，带有强烈的传奇性。因此，选取历史故事和历史人物进行再加工是我国剧作家从古至今在戏曲创作上很常用也擅长的方法。尤其从元代开始，就涌现出一批历史题材的杰出剧目，如：关汉卿的《西蜀梦》《单刀会》，都是改编自三国时期的历史故事；马致远的《汉宫秋》和白朴的《梧桐雨》，分别讲述汉代与唐代的帝王生活；纪君祥的《赵氏孤儿》则是依据《左传》和《史记》，讲述了一个发生在春秋时期晋国上下忠奸斗争的故事。到了明代，文人士大夫对于戏曲的关注和参与，使得历史剧的创作也进入一个繁荣阶段，出现了一批经典之作。其中如李开先的《宝剑记》，梁辰鱼的《浣纱记》，张凤翼的《虎符记》《窃符记》等都是剧作家依据史实或是民间流传已久的故事改编创作完成，对后来的历史剧创作产生重要影响。
　　
　　李玉的历史剧都有这样一个共同点：故事大都发生在朝代更替或是外族入侵的动荡时刻。比如《麒麟阁》写隋唐易代，李渊灭隋建立新的政权；《风云会》写陈桥兵变，赵匡胤如何成为宋朝开国皇帝；《千忠禄》写燕王朱棣发起“靖难之役”,欲取代建文帝自立为王；《昊天塔》则是讲述杨家将英勇抵抗辽国入侵；《牛头山》写岳飞父子率领大军抵抗金兵入侵等。这些题材的选择与李玉所处的朝代和社会背景密不可分，李玉正是处在社会内部动荡不安，民愤四起，又面临清兵入关，朝廷难以抵御的大环境下。于是，他只能将对现实社会的思考和对改变现状的美好愿望都寄托到戏剧创作中，意图通过剧中人物的英勇行为唤醒当局采取强有力的措施。
　　
　　对于历史题材的改编，很容易受质疑的问题就是历史的“真实性”与“艺术性”的关系问题。《千忠禄》描写的是明代“靖难之役”的传奇过程，“靖难之役”发生在明朝初年，明太祖朱元璋为加强边防、保卫江山，分封诸子为亲王，其中以燕王朱棣和晋王势力最大。除守戍疆土，抵御外族入侵以外，诸亲王还有一项权利，即监督朝中大臣的动向，如发现奸臣不轨，诸王可以奉名捉拿奸臣，必要时可以奉天子密诏，领兵扫除祸乱。同时，为了防止宗室诸王拥兵自重，朱元璋允许今后的皇帝必要时可以下令“削藩”.1938 年，明太祖朱元璋驾崩，由于太子朱标早死，所以朱允炆以皇太孙的身份继位，称建文帝。建文帝继位后，立刻与亲信大臣齐泰、黄子澄等秘密展开削藩，周王、代王、齐王、湘王等先后被废为庶人，或被诛杀，就在准备向燕王朱棣动手时，燕王朱棣在姚广孝的建议下以“清君侧，靖内难”的名义起兵南下，占领京师，史称“靖难之役”,燕王即位，年号永乐，建文帝在宫城大火中下落不明，还有种说法是建文帝由地道逃去，隐藏于云、贵一带为僧。
　　
　　李玉在创作这一剧本时，将目光直接锁定到建文帝身上，写建文帝从密道成功逃出后，一路上亲身经历和看到的一幕幕国家破败，忠臣遭戮的凄惨景象。其中《惨睹》一折流传至今，里面描写易代惨状的曲词将血淋淋的画面直接呈现在观众面前，感人至深。“裂肝肠，痛诛夷盈朝丧亡，郊野血汤汤。好头颅如山车载奔忙。”
　　
　　建文帝在流亡途中看到旧日大臣们的首级装了数十辆车，其家眷妇孺们“砍的砍，绞的绞，还要发教坊司，赏象奴，不知流徙了千千万万”②，这段描写虽不是建文帝亲眼所见，但经过李玉这样设置之后，既能充分表达建文帝当时内心的悲痛心情，又能感染观众的情绪，给观众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因此有评论说“入清以后，李玉创作了他的另一杰作《千忠禄》。此剧写的是明成祖朱棣与侄儿建文帝争夺地位，攻陷南京后，大杀旧朝忠良，实际上映射清兵下江南后血腥屠城的罪恶，是一部寓意深刻的作品。”③由此看来《千忠禄》也是李玉的一部借古喻今的作品，表明了李玉的对于旧国的立场和态度。
　　
　　由明入清以后，明代的剧作家也因为政治立场分成了两类，一类是绝意不仕清的遗民，包括冯梦龙、沈自晋、李玉、朱素臣、朱佐朝等，一类是阮大铖、孟称舜、吴伟业、丁耀亢、尤侗等又在清朝出仕的“降臣”.虽然李玉选择远离政治舞台，继续过普通人的生活，但在表面波澜不惊风平浪静的深处暗藏的是他内心始终不能磨灭的对亡国的惋惜以及外族清廷的抵触。于是，他选择通过对戏剧人物的歌颂和贬讽来抒发内心的暗流涌动。
　　
　　李玉在《千忠禄》中塑造了一个“贰臣”形象陈瑛，第七出《奏朝》里以陈瑛的自述开篇：
　　
　　只道终身葬九渊，忽然沧海变桑田，百年富贵从新起，一品高官定占先。我，陈瑛。被史仲彬这狗头道俺创议让位，将我当朝凌辱，必欲置于死地，立时削职，监禁天牢。我想我这颗头儿毕竟放不牢在颈上，谁想燕王来得快，谷王献了金川门，北兵入城，宫内火起，建文被火身亡。燕王就登宝位，改元永乐元年。第一道新旨就教我出禁，复我原官。想万岁念我北平旧功，又晓得我近日庭争受辱，定然爱我、怜我、敬我、信我。此后言听计从，封王拜相，决不待言矣。
　　
　　从陈瑛的讲述中，可以看出他之前得罪了旧主建文帝，被关进打牢，本以为自己必死无疑，却被新上位的皇帝下旨救出，于是决定效忠新主。李玉在这段短短的叙述中，表现其谄媚得意的嘴脸以及完全没有对过去王朝的半分怀念的决绝，借此表达对此类人的不屑与批判。接下来又借陈瑛之口，叙述那些“不侍二主”的忠臣们惨烈的下场：“两日万岁已将齐泰、黄子澄这几个叛逆大臣一个个全家抄没，极刑拷打。御史景清入朝行刺，已经剥皮楦草。闻得今日传旨去召方孝孺，此老召来，必然倔强；我不免入朝面圣，先放他一把火儿，除了一个是一个。”②表达对他们的祭奠和惋惜之情。
　　
　　由此可以看出，李玉创作历史剧的初衷不单是为了讲述传奇故事，而是借古喻今，表达对当前社会现状以及整个历史发展规律的思考。另外，李玉改编历史剧的实践结果也告诉我们，虽然创作的动机可能是受限的，但是创作的过程可以是自由的。对于历史真实性的问题，它可以作为某种程度的参考依据，但绝不应该成为创作自由的禁锢。李玉早在几百年前就给至今还争论不休的“历史剧是否须合正史”的问题用作品为依据给予了有力回复。
　　
　　2.时事剧
　　
　　时事剧则是以当前社会上所发生的事件为题材进行创作。关注时局，是李玉将黎民百姓放在心中的体现，这也是一个优秀剧作家不可缺少的创作前提。李玉生活在一个动荡不安的社会中，这虽然让他的生活经历饱受坎坷曲折，却在艺术创作上给他提供丰富的素材，创作了一系列针砭时弊，反映和揭露社会现实的剧目，具体列表如下：
　　
　　李玉约出生于明神宗万历十九年（1591），万历四十八年（1620）神宗去世，明光宗继位。没过几日，光宗因突发重病死去，为追查光宗死因以及争夺皇位，朝廷内部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最后由光宗的儿子朱由校继位，即为明熹宗，年号天启。熹宗朱由校无心政事，朝廷大权便落到宦官魏忠贤手里。魏忠贤把持朝政后，倒行逆施，致使时局动荡，人民生活痛苦不堪，激起民众的强烈反抗。
　　
　　国家的动乱让李玉开始关注普通民众的生活，借手中的笔表达对当权者的控诉，以及对于市民阶层反抗意识的鼓励。在这种情况下，李玉创作出经典名作《清忠谱》。此剧写天启六年，魏忠贤下令逮捕苏州宽政爱民的周顺昌，激起苏州市民激烈反抗的事件，其中表现主线的《傲雪》《述珰》《谛姻》《骂像》《忠梦》《就逮》《叱勘》《囊首》等场次，塑造了东林党人周顺昌不畏强权，大义凛然的形象。副线《义愤》《闹诏》《捕义》《戮义》《魂遇》《毁祠》等场次则塑造了以颜佩韦等五位义士为代表的苏州市民的路见不平、舍生取义的英勇行为。这部剧将普通市民的斗争搬上舞台，通过对他们的人生命运以及性格特征的刻画，展现了普通市民身上潜在的巨大力量。
　　
　　《万里圆》也是写发生在明清易代时期的故事，由孝子黄向坚千里寻亲路上的所见所闻揭露南明小王朝的昏聩统治。《两须眉》中写明末盗贼横行之时，书生黄禹金夫妇杀贼建功的故事，据传二人皆有真实人物原型。《人兽关》也是讲述明代的故事，主题虽为因果报应，但也表达了作者对于人心向善的美好期盼。
　　
　　《永团圆》则是借明代富豪江纳嫌贫爱富，逼迫穷书生蔡文英毁亲的事件，表达了对嫌贫爱富毁亲事件的批判。
　　
　　由上述时局剧的主题以及所选题材可以看出，李玉所关注的社会热点都是和国家动荡、社会风气等有着密切联系的，集中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而不仅仅是当时社会上的“小情小爱”和“家长里短”,因此，可以说李玉的时事剧是其强烈社会责任感的集中展现，具有较高的艺术性和思想性。
　　
　　3.风情剧
　　
　　风情剧是明代戏剧创作的主要题材，是以描写普通人的婚恋、家庭生活为主的一类剧目。明代万历年间，明神宗在张居正等大臣的鼎力相助下，实行新政，使大明王朝的经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一些地方出现了资本主义的雇佣关系，市民阶层发展壮大起来。尤其是南京、苏州、扬州、杭州等地的经济发展繁荣，手工业者数量增多，因此，以描写普通市民生活的风情剧，也是李玉创作的主要题材之一。风情剧的代表作有：《占花魁》《永团圆》《意中人》《万里圆》《眉山秀》《太平钱》等。本节主要以《占花魁》为代表，分析李玉风情剧的特色和成就。
　　
　　《占花魁》改编自冯梦龙《醒世恒言》中的《卖油郎独占花魁》，虽然故事的主要线索取自小说，但是李玉在人物设置和剧本结构上匠心独运，将原小说中男女主人公的身世背景，由普通的市民阶层提高为官宦后代。大部分研究者认为，这一改编暴露出作者没有摆脱当时社会封建等级制度的影响，降低了原作的思想性，笔者却认为，正是这一改变使这部作品更具艺术价值。
　　
　　在小说中，秦种只是一个普通的卖油郎，莘瑶琴是杂粮商人的女儿，因为战乱流落到烟花之地。在这样一对市民阶层的感情故事里，自食其力的卖油郎不介意瑶琴妓女的身份，花魁娘子瑶琴没有嫌贫爱富，认定忠厚老实的秦种，这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实属不易。但在改编后的剧本中，双方家庭都有殷实的背景，因为战乱，两人身份发生变化，一个从统治官后代变成卖油郎，一个从郎署之女沦落成妓女，在这种身份的极大落差之下，两人仍能抛却名利，互相倾慕，在这样的情况下，两人产生一段真挚不渝的感情，更为不易。原小说中，秦种初次看见瑶琴时便在一个临河的酒馆，向酒保打听到瑶琴的身份，而李玉则将这个过程分成《一顾》和《再顾》两出，中间增加了秦种回家之后便“透骨痴情难自遣，捱长夜辗转如年。鸡唱三声，日光一线，重提起相思千遍”①的思念之情。当秦种得知瑶琴乃是青楼女子之后，叹息：“原来这等女子，落在娼家，可惜！可惜！”②，语气里充满了怜惜与哀叹。随后，秦种也有过“我想人生天地间，若得这等美人搂抱他一夜，死也甘心”③的奢望，但理想马上回到现实，认识到“我终日挑这油担，怎想非分之事。”
　　
　　而且从接下来秦种辛苦经营一年，终于攒够银子，并于曲折之中得见花魁娘子，再到瑶琴酒醉不省人事，秦种体贴入微、关怀备至地照顾其一夜可以看出，秦种对于瑶琴的爱慕绝不是那种好色之徒对于美色的占有，而是普通男女间真挚感情的流露。因此，虽然本剧属风尘喜剧，却由于秦种的朴实痴情，使该剧几乎闻不到风尘气息。与秦种的“情种”角色相对应的，是花魁娘子莘瑶琴的千金赎身和终身之托。
　　
　　瑶琴虽然身处烟花之地，却一直有一颗渴望自由，向往平淡生活的心。因此她拒绝多少王孙公子所给予的富贵荣华，只倾心于忠厚老实的秦种，这在当时兵荒马乱、喧嚣浮华的市民生活中是多么的难能可贵。有的观点认为瑶琴是在询问了秦种的将门之子的身份之后才愿委身，而剧本的第二十出《种缘》里，在瑶琴得知秦种整夜都在照顾醉酒的自己后就暗暗动心，询问秦种：“你今日去了，他日还来吗？”
　　
　　秦种临走时，瑶琴还赠与秦种二十两银子，称赞秦种：“天下有这等好人，又忠厚，又老实，又知情识趣。”②可见瑶琴也是个重情重义的女子。后来当自己被枢密使之子凌辱之后，瑶琴刚烈的性格受到巨大冲击，自觉无脸见人意欲寻死，幸好巧遇秦种，及时劝救，才保住性命。这一事件使瑶琴深刻地意识到，烟花巷柳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况且眼前的秦种又是一个可以托付的至诚君子，于是瑶琴挽留秦种共度春宵，两人互诉衷肠。情到浓时，瑶琴有意托付终身，却因自己的“烟花贱质”而战战兢兢。另一方面，秦种虽然对瑶琴朝思暮想，却羞于自己的“四海空囊”,婉言推却。在爱情面前，两人互相为对方着想，着实让人感动。因此，在这样的缠绵时刻，两人在结婚前互问家世，一来可以是出于对对方身世的关心，二来也是必要的慎重，可以看出并不是“情知不是伴，事急且相随”之下的仓促决定，因此如果坚持说瑶琴是在得知两人门当户对之后才愿结合，那实在是违背了作者选取《卖油郎独占花魁》作为改编素材的初衷。剧本中多处笔墨描写了瑶琴对于还是卖油郎身份的秦重的倾慕。如《心语》一出，瑶琴闲暇时间感叹“我想有才的未必有貌，有貌的未必有才，有才有貌的未必多情解意。就是向日那卖油郎，他结想一年，空捱半夜，温存百种，怜惜千般。算来富贵之辈，文墨之中，亦绝无此人的了。”③由此可以看出瑶琴早已对秦种暗许芳心，并在相见多日后，仍对秦种念念不忘。
　　
　　在小说中，秦种只是一个普通的卖油郎，莘瑶琴是杂粮商人的女儿，因为战乱流落到烟花之地。在这样一对市井人物的感情故事里，自食其力的卖油郎不介意瑶琴妓女的身份，花魁娘子瑶琴也在经历数度坎坷以后，认定忠厚老实的秦种，这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实属不易。两人由富贵到贫贱，再由贫贱到富贵，虽然命途坎坷，但是两人在自己身份处境最低微的时候相识相知，共结连理，这样患难下的真情比普通市民间的情爱更让人动容。李玉的这一处理，非但没有减弱原作的思想性，反而让我们看到了作者在思想性与艺术性上闪光点。李玉的戏剧作品集艺术性与思想性于一身，让观众在满足自己新奇愉悦的精神享受时，还能让观众在看戏过程中了解国家和自身所处的环境，思考未来命运，产生心理上的丰富和满足感。
　　
　　另外，李玉的《永团圆》《意中人》《万里圆》《眉山秀》《太平钱》等也都是描写普通社会生活的剧目，或表达对于美好爱情的追求，抑或是对于家庭生活的渴望，但是与其他作家的风情剧不同的是，李玉往往不只是单独描写普通人的生活状态，而是将其置身于国家和社会的动荡环境中，反映大环境下小人物的生存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