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六棱塔
《白鹿原》中有众多的建筑，每个建筑都不是单一的风景设置，而是一种文化现象，特别是镇压田小娥尸骨的“六棱塔”.作为一种特殊的建筑，塔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现象。
塔，音译窣堵波，原义坟、庙，诞生于印度，是伴随着佛教的兴起而产生的。作为佛教的象征物，如何在儒学盛行的中原站稳脚跟、被儒家加以利用的呢？这里有必要对佛教儒学化以及中原造塔缘起进行简单的介绍。
佛教是在汉代传入中国的。东汉时期，明帝就专门派人往西域求佛。永平十年（公元 67 年），天竺大月氏国的两位高僧携经卷来华。明帝于是在洛阳城外建立了白马寺。
之后，明帝又下令在寺院的中心，兴建“浮图”,这就是中国最早出现的塔。汉魏时期，造塔制度逐渐形成，据《魏书·释老志》记载，宫中所有的塔身建造，都要按照天竺的旧状重新设计，级数不等，有一、三、五、七、九级。到了魏晋南北朝，战争迭起，社会动荡不安，百姓流离失所，苦不堪言。佛教给处于苦难的现实生活中的人们提供了一种逃避方式。于是期间建造佛寺、佛塔之风骤起。《洛阳迦蓝记》称其时为“招提栉比，宝塔骈罗”.
但是作为异域之物的佛教，传入中国之初，必然会受到中原正统思想的抵制。因此要想在中原风靡，它就必须依赖、借助中国本土文化，即与道教、儒家相互协调、融合。
特别是在西汉时期，当时儒学经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占据中国的正统地位，因此佛教需要不断地寻找与儒家的契合点。这一时期，儒学由董仲舒提倡得到极端发展，渐趋神学化。同时社会现实中人们需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但是“入世”又包含着苦痛，需要佛教的“出世”来寻找慰藉，这一系列条件促成了两者相互协调的可能。明清时期，朱元璋等又不断用儒家学说来改造佛教，进一步加速了佛教儒学化的过程。
佛教逐渐适应中国的传统文化的同时，随佛教同时入主中原的佛塔也注定要接受中原文化的改造。中国是以儒家思想作为立国之本的，因此佛塔在中国也必然会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儒、佛两家相互融合之际，即为佛塔的中国化之始。可以这样说，中国古塔本身，便带有佛教儒学化的印记。
首先，是佛塔的建筑形体。中国传统建筑讲究统一、和谐，通常在水平与垂直面上达到“中庸”之美。因此，后来中原建造的佛塔（密檐式塔、楼阁式塔、喇嘛塔、金刚宝塔）都用大量的水平线条抑制垂直平面上的突兀感。这样在一定程度上就反映了儒家思想中的折衷、调和的“中庸”之道，也反映了中国人的心理特征。
其次，随着佛教与道教、儒家的不断交融，佛塔在功能上有了很大的改变，由佛教意味转变为佛塔的道化、儒化及世俗化，即礼佛、镇妖、求士、登临。特别是在文学艺术品中，塔往往被赋予神秘色彩。如在古代小说作品，有李天王的托塔、法海的雷峰塔等等。
由于丝绸之路，陕西是佛教最先接触的中原地区，特殊的地理原因使得该地区佛塔数量众多。关中作为政治中心的历史地位，更是佛塔建造最集中的地区。作为土生土长的关中人，特别是对关中儒学推崇的陈忠实，用古塔来表述地域特征和文化内涵就不足为奇了。
《白鹿原》中对六棱塔的形制和结构进行了简单的介绍：砖塔竖立在白鹿村村东头黑娃和田小娥居住过的破窑上。塔身结构为六棱塔，象征着东、西、南、北、天上、地下六个方位。塔身东、西两面相对雕刻着一轮太阳、一轮月牙，意喻“日月正气”.可以让笃信者免除战争、瘟疫、饥寒以及旱涝、洪水、狂风等等一切自然灾害，令所在之处福乐安康、稻粮满仓、邻里融洽、家庭和睦，呈现一片祥和之景。塔身南、北两面为两只白鹿，白鹿象征着“白鹿精魂”,这是白鹿原代代相传的神话。这都是朱先生设计的方案，自然是希望白鹿村村民免除瘟疫带来的灾难。
第一节 “白蛇传”与《白鹿原》之间的互文
互文，主要是指文本之间发生的相互关系。杰拉尔德·普林斯对其定义为：Therelation（s） obtaining between a given text and other texts which itcites,rewrites, absorbs, prolongs, or generally transforms and in terms of whichit is intelligible.
34艾略特也曾说过，任何一位诗人，即使创作到了完全成熟的时期，他作品中最为出彩、最令人称颂的部分，既是他最个人的部分，也是他前辈诗人影响力深远的有力证明。在其中我们完全可以毫不费力地发现他的前辈艺术家的影子。殷企平也指出，自古至今那些被誉为“旷世之作”、“绝佳长卷”的作品，即使再“独树一帜”,也是对其他作品“借鉴”的结果。因为，“不管是作家有意与否”,之前曾经涉猎过的文学作品必定会在他的脑海中留下印记，进而影响到他的创作--无论是在思想内容还是在艺术构思上，所以任何作家创作出来的东西都要受到“互文”法则的约束。陈忠实的《白鹿原》也未能免俗，同样体现着“互文性”理论。小说中“六棱塔镇小娥”的情节设置，与“五四”时期被改编的神话故事“白蛇传”的主题、人物、情节有很大的相通性。
一、“白蛇传”溯源
“白蛇传”是中华民族的民间神话传说，随后它作为一种文化“原型”,被不同时期的艺术家改写、创作，出现了小说、戏曲、话剧等诸多形式。不同时期的创作情况总是与特定的时代背景相关联。
大多数学者认为宋元话本《西湖三塔记》为“白蛇传”最初原型。张恨水就认为《西湖三塔记》故事虽然粗糙，但是仍可以看出，后来历朝历代文学家创作的“白蛇传”都以此故事为原型。傅惜华同样认为，《西湖三塔记》的故事很有可能是根据宋代杭州的民间传说改编而成，而后来流传的雷锋塔白蛇传的故事，又很有可能是从这《西湖三塔记》发展衍变而成的。
《西湖三塔记》的故事情节为：奚宣赞（许宣、许仙谐音）在西湖边游逛的时候，救了白卯奴（乌鸦精）。为报答恩情，白卯奴的母亲白衣妇人（蛇精）自愿嫁给他。不过白衣妇人与其仆人黑婆婆（癞精）专吃人的心肝。她们两次要吃奚宣赞的心肝都被白卯奴阻止。最后，奚宣赞出家学道的叔叔归来，将三个妖怪收服，在西湖建立三塔镇压。奚宣赞随后跟随叔叔，出家善终。这个故事主要是借传说劝诫人们远离酒色，宣传道家思想。
明冯梦龙的《白娘子永镇雷峰塔》是比较完整的故事：许宣自幼父母双亡，与姐姐姐夫同住。姐夫为邵太府管钱粮。清明时节，许宣扫墓归来遇到白娘子及其丫鬟，对白娘子心生爱慕之情，为其付船钱，并将伞借给了她们。后白娘子提出两人做夫妻，并赠送一锭官银帮其打理婚事。姐夫发现官银正为太尉府所丢之物。因寻不到白娘子，许宣被发配到苏州做工，并住在王家。白娘子寻来，说谎骗过许宣，两人结为夫妻。四月初八释迦牟尼生辰时，许宣不顾劝阻，穿着白娘子偷来的衣服去看佛会，被官府抓到，发配镇江，在李克用家的药店做生意。白娘子又用谎话骗过许，两人和好。因李克用心生邪念，白娘子现出原形恐吓，并与许宣搬离李家，自家开药店。后许宣去金山寺闲逛时，遇到法海和尚，法海赠予他钵盂。许宣回家将钵盂罩在妻子头上，法海随后赶到，使白娘子及其丫鬟现出原形（白蛇精与青鱼精），并在雷锋寺前建塔，将其镇于塔下。许宣随法海出家为僧。这篇故事宣扬佛教，同样劝人远离女色。不过白娘子形象已经有了很大改变。她心地善良，为了丫鬟青青向法海求情，大胆追求爱情，主动提出与许宣结为夫妻等，表现了她身上的人情、人性。
二、“五四”时期被改编的“白蛇传”
“五四”时期，思想先驱们发起了打破中国传统伦理型社会结构的“新文化运动”,强调人的自主意识的觉醒。作为一个传至久远的神话故事，用“白蛇传”来表达“五四”这种自由、平等的精神是再恰当不过的。受社会氛围的影响，在对“白蛇传”不断的改写过程中，作家并没有一贯的承袭封建正统思想，反而在创作中加入了许多“现代意识”.
鲁迅的杂文《论雷峰塔的倒掉》、汪静之的诗歌《雷峰塔》、话剧包括向培良的《白蛇与许仙》、高长虹的《白蛇》、顾一樵的《白娘娘》都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鲁迅的《论雷锋塔的倒掉》是一篇杂文，作者将社会新闻与民间传说结合起来，把“塔”看作封建礼教吃人的象征，赞扬了白娘子的反抗精神，对以法海为代表的黑暗势力给予了无情的鞭挞：
那时我惟一的希望，就在这雷峰塔的倒掉。后来我长大了，到杭州，看见这破破烂烂的塔，心里就不舒服。雷峰塔底自然没有白蛇娘娘，但是追求自由、平等的作者，仍然希望它倒塌。
汪静之的《雷峰塔》同样把塔作为“强暴”的象征。诗的大意为：童年的“我”住在叔父家中，夜间常常听他讲故事，有时甚至“秉烛夜谈”.叔父曾说过“白蛇传”,他说到白蛇被压在塔下， 使我惋惜愤恨。 那时我立志要学神仙法力 救出可怜可爱的女神。 如今我只能无可奈何地 对着强暴的雷峰塔； 而且我自己的心中也有了沉重的塔儿镇压。作品表达了“我”热切盼望雷锋塔倒掉的心情。
向培良的独幕剧《白蛇与许仙》地点设在茶馆，人物为茶馆母亲、女儿、采草药的客人、白蛇、许仙、青蛇、法海。剧本前半部分主要是采草药的客人讲述白蛇与许仙的故事，茶馆女儿等人不断进行评论。后半部分许仙、白蛇、青蛇、法海才逐一登场。
在情节安排上，白娘子自由追求爱情，因为与许仙同居受到法海的干涉，与法海抗争，水漫金山。虽然认识到自己的冲动行为杀死了许多无辜的百姓，给人世间造成了巨大的灾难，罪不可恕，但她也认为这么做是因为“崇高的目的”.这一“崇高的目的”
就是自由的爱情。许仙也由懦弱到敢于反抗。在他看来，水漫金山不是白娘子的过错，爱人只是因为太急于救出自己，才一时忘记考虑事情的后果。他愿意和白娘子一起承担责任。
茶馆女儿跟白蛇一样充满斗争，是追求光明、自由的青年。她代表世间众人对白蛇“水漫金山”事件做出了评判，认为“水漫金山”事件的根本祸端是法海和尚，是他阻止了两个相爱而不能爱的人做出的无奈之举。
总之，剧本通过现实人物与神话故事结合，赞扬了白蛇与许仙。《中央日报》编辑黄其起肯定了这种为爱可以不顾一切的行为，他说，这部戏剧是作者在民间传说的基础上，发挥联想、想象创作而成的，它所要宣扬的是爱情的伟大，“那个神圣的字”下孕育着一切美好与痛苦。
高长虹的话剧《白蛇》，主要人物只有白蛇、许仙。写作顺序上，故事采用倒叙、插叙的方式进行。故事结局是以白蛇呼喊许仙前来杀她而结束。法海只在两人的对话中有所提及，小青则完全去除。剧本同样表现了爱情的伟大，两人的表白方式大胆、赤裸：
白蛇 你为什么还不说出来：你爱我？
许仙 （低下头，拱起手来。）我爱你，我象爱天上的仙女一般地爱你！
白蛇 （低下她的头来。）我也爱你！我象爱我的灵魂一般地爱你！
南极仙翁对白蛇的行为大加赞扬，称白蛇为“爱情的神”,偷盗仙草的行为是“最大的正义”.他威胁鹤童，如果伤害白蛇就要将他贬至凡间。故事结局是在二人的爱子满月后，白蛇盗窃库银，摄取人参，淹死成千成万百姓的事情被许仙得知，许仙拿钵盂来收服她。面对此种情况，白蛇先是恐怖，进而失望，愤怒的她向绝情的许仙喊出：“我都是为了你，为了我对你的爱，我做了那超于我的能力和职分之外的事情。”
雷峰塔的威慑力量使白蛇感到恐慌，望见古塔就如同预见了自己生活的末路。最终绝望的白蛇连同那“令人可怕的爱情” 一同被镇于雷峰塔之下。
顾一樵的剧本《白娘娘》主要呈现了白娘娘与许仙之间的热烈的爱：
白 我是一个不懂世情的女子，但是我觉得爱是一件又有趣又冒险的事呢。
许 惟其是冒险，所以有趣，所以值得！姑娘，我愿牺牲一切来爱你！
白（真是不懂世故地问）牺牲一切，难道连生命也肯牺牲吗？
许 岂止是生命。前面的小河，是我们时常游息的所在，那里我可以死，但是死了以后，我的灵魂还会随着我的爱人。姑娘，真不信么？
白 （听见严重过意不去）好朋友，我早知你的忠诚。我起初还只是糊里糊涂的，但是逐渐地，我感觉到你的温存，你的深情和厚意。
许 姑娘，请你爱我！为着爱--白 让我们的生命做保障！
三部话剧都摒弃了大团圆的结局，以悲剧收场。主题上以爱情、自由反抗封建礼教，颂扬白蛇对自由、爱情的执着追求，批判了以塔（法海）为首的封建卫道士以及传统礼教对人性的束缚、爱情的破坏。白娘子成为勇敢追求爱情、与黑暗势力做斗争的形象。
第二节 人物性格的载体
受五四时期的“白蛇传”的启发，陈忠实将六棱塔设计为镇妖塔，而且设置了当代白娘子形象“田小娥”,并发掘了朱先生与白嘉轩性格中的另一面。
一、被压之人：当代“白娘子”
田小娥这个人物形象是陈忠实在蓝田县志的节妇烈女卷阅读中，萌发反思、创作出来的。陈忠实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之后创作《白鹿原》的，明显受到“寻根”思潮的影响。1986 年清明过后，他去长安、咸宁、蓝田县查阅地方县志和党史文献资料。令他感到震惊的是一部二十多卷的县志，其中便有四、五个卷本大肆宣扬着本县的贞妇烈女的名字与事迹。事迹如出一辙、大同小异，大致为 XX 村 XX 氏，十五六岁便离家嫁入X 家，婚后不久生子，孝敬公婆，相夫教子。不幸中年丧夫，她依然不改初衷，独自抚养孩子长大，守节守志，直到去世。县官感其品行崇高，赠烫金大匾牌以示表彰。
整本县志都记录着各个村子不同姓氏的妇女贞节之事。或许记录者也感到了事迹的索然无味，以致后来的县志中如再出现此类事迹，便只记载着 XX 村 XX 氏。不仅守节守志的事迹没有，甚至女人的真实姓名也没有了。这给陈忠实的心灵带来了极大的震撼：
这些女人以鲜活的生命、美好的青春作为代价，甘愿受如同刑法一样严苛的“乡约族规”的束缚。经历了漫长的残酷煎熬，最后结果不过是占据了古籍史册中几厘米长的位置。更加可悲的是，对于她们的“丰功伟绩”,后人连翻阅、浏览的耐心都没有。
为这些守寡多年的贞妇烈女叹惋的同时，陈忠实也产生了一种逆反的心理举动。这些节妇彰显了封建道德，但是以自身的基本人性的被摧残为代价的。他要创作出一个完全与之相悖的形象来，一个抗争者、叛逆者。陈忠实继而回想起民间流传已久的荡妇淫女的故事。这些民妇的名字和事迹虽然没有资格被记载到县志里，但是却以民间口头传播的形式成为乡民们茶余饭后的谈资。田小娥这个人物就是这样始料未及萌生了。
由此看出，陈忠实创作田小娥这个人物形象，是在对封建礼教的反思中萌发的。与他一贯坚持的儒家传统伦理道德发生了叛离，在小娥身上倾注了更多同情与悲悯。
在《白鹿原》中，小娥一开始就处在被压迫、被屈辱的境地。作为二房，她嫁给郭举人，主要是为了给其泡枣。即使两人的性生活，也受到大女人的监督。如果按照传统的封建礼教的规训，女子必须无条件的接受这样的悲惨境遇。但是小娥不屈从，开始实行自己的报复计划：将大枣扔到尿盆里，让老爷吃用尿泡成的枣儿；与长工黑娃偷偷约会，并想要私奔，逃到穷乡僻壤、荒郊野岭，甚至沦为乞丐，讨吃讨喝，她都不在乎、不嫌弃，只要能够逃离这种“非人”的、备受压制的“囚狱”生活，逃出郭举人和大女人的魔爪，日夜跟黑娃厮守在一起。这是小娥对封建礼教反抗的开始，也是她悲剧命运的开始。
私情暴露后，郭举人将她休回娘家。顾及脸面的田秀才自然不能容忍声名狼藉的女儿，托告亲友，想要尽快尽早把这个败坏门风的女子扫地出门。小娥与黑娃回到白鹿原后，本想安安生生过日子，可是公公鹿三宁愿让儿子黑娃迎娶一个名正言顺的寡妇，也不要她这样一个伤风败俗、不守贞节的财东女子。两人的爱情遭到了世人的鄙夷和反对。
族长白嘉轩也不许两人进入祠堂举行合法的婚姻仪式。而后黑娃被通缉，小娥庇护在鹿子霖的羽翼下谋求生存。特别是与白孝文交往后，人们更将小娥视为诱使男人堕落和淫乱的恶魔。最后小娥被公公亲手杀死，尸骨腐烂、发臭、被烧，永镇“六棱塔”之下。陈忠实不甘于让小娥这样具有鲜活生命的女子无声的死去，所以让她死后灵魂附在鹿三身上，向世人喊出自己的冤屈：
“我到白鹿村惹了谁了？我没偷掏旁人一朵棉花，没偷扯旁人一把麦秸柴禾，我没骂过一个长辈人，也没搡戳过一个娃娃，白鹿村为啥容不得我住下？我不好，我不干净，说到底我是个婊子。可黑娃不嫌弃我，我跟黑娃过日月。村子里住不成，我跟黑娃搬到村外烂窑里住。族长不准俺进祠堂，俺也就不敢去了，咋么着还不容让俺呢？大呀，俺进你屋你不认，俺出你屋没拿一把米也没分一根蒿子棒棒儿，你咋么着还要拿梭镖刃子捅俺一刀？大呀，你好狠心……”
小娥是一位独具个性的女性，最具有叛逆精神的表现是对封建道德的反叛。但是这样一个追求自由、爱情的女性也摆脱不了悲剧命运。虽然她从来没有做过伤天害理的事情，仍然难逃一死。她的哭诉不仅让公公鹿三“无语”,也让白鹿村村民一惊。陈忠实正是借此人物揭露了传统封建道德对正常人性的毁灭。
二、设塔之人：朱先生、白嘉轩
陈忠实是在“寻根”文学的启示下寻找民族精神的特质的，把目光放到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核心--儒家文化上。小说中白嘉轩和朱先生的行为规范，是和白鹿村的“仁义”要旨一脉相承的。
白嘉轩按照儒家伦理行事：重修祠堂，给白鹿村创办一座学堂；在白鹿村实践《乡约》的方案，教导族众，并按照乡约族规惩治孝文、小娥；白鹿村遭受重大灾难的时候，他伐神取水求雨，抗击白狼；瘟疫到来的时候，他打发儿子和母亲离开，自己留下来和疾病做斗争……白嘉轩仁义行为还体现在对鹿三及黑娃的仁义和帮扶。白嘉轩把鹿三当做白家人一样看待：农忙时节，总是让鹿三将自家的田地种完之后，再来主人家帮忙；饥馑之年，从来没有想过将鹿三辞退，总是先给他家秤足口粮，助其度过贫困；鹿三妻子死后，将兔娃也接过来抚养；特别是鹿三被小娥的鬼魂附身后，行动懒散，儿子兔娃开始呵斥其做事不利，孝武孝义轻视的眼色无所不在时，白嘉轩便不再让鹿三干重活，并嘱咐自己的两个儿子和兔娃，谁也不能指拨、弹嫌鹿三。白嘉轩对待黑娃更是尽力帮扶，买笔买纸，让黑娃进学堂，甚至要给他娶媳妇。即使黑娃当了土匪，打断了他的腰，但在黑娃被抓后，他以德报怨仍想方设法搭救。当黑娃被执行枪决时，他又去救黑娃，搭救不成，伤心以致气血蒙了眼。
白嘉轩是儒家思想坚定的守护者和践行者。他不断地按照儒家伦理要求自己，把“仁义”作为自己处世的标准。这一切都是源于朱先生的言传身教。朱先生是作品中传统儒家道德的代表人物，陈忠实在他身上寄予了深切厚望。因为烈日下穿着泥屐在村中行走，以及“今夜成豆”两件事，他在白鹿原上下一直是被当作知晓天机的神一样的供奉着。
即使白嘉轩不把姐夫当作神一样的存在，但仍断定那是一位圣人，能看透凡人的隐情隐秘。朱先生慎独，淡泊名利：身穿布衣，从头到脚不见洋线、丝绸，一生粗茶淡饭，出门宁可步行，也不愿车马喧哗。死时因为家人没有给其穿粗布袜子，两条小腿一直不能平展。死后遗嘱更是令人诧异，一切烦文缛礼--蒙脸纸、棺材、砖箍都要免除，来时一丝不挂，去时一缕青烟。他有着高尚的品格节操，以一首诗劝解白嘉轩、鹿子霖，调解了两家的买地纠纷；以一纸《乡约》作为白鹿村的治本之道，教民以礼仪，以正世风。
在其影响下，白鹿村人都变得和颜悦色、文质彬彬，真正实践了“仁义”白鹿村的称呼。
作为关中大儒他甘为百姓奔走。饥馑之年，出任滋水县赈济灾民副总监，亲自核对人丁数目，发放赈济粮食，救民度过饥饿。战争时期，方巡抚率兵进逼西安，朱先生甘当张总督的说客，只身一人前往姑婆坟说服方巡抚退兵，使得黎民百姓免遭涂炭。鹿兆海即将奔赴抗日前线时，朱先生亲笔题下“砒柱人间是此峰”和“白鹿精魂”为其送行。
鹿兆海死后，他不顾年老体衰，又毅然决定投笔从戎，发表抗击日寇的宣言。对白嘉轩和朱先生的“仁义”行为的赞扬，表现了作者对民族“优性”传统的肯定。但是传统文化也有“劣根”性的一面。“六棱塔”的设置就反映了作者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与批判。
可以说，田小娥与“五四”时期的白娘子一样，只是具有女性的正常欲望，绝无害人之心。她出于生命的本能，勇于追求爱情，求得生存的权利，本无可厚非。但是她的反抗是以违背封建礼教为前提的，自然不能被强大的封建礼教饶恕，最终只能被封建礼教吃掉。就连一贯坚持封建伦理道德的陈忠实也发出哀叹，在那个讲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时代，怎么会允许志趣相投的两人肆无忌惮地倾吐情爱呢？即使有某个人敢于“特立独行”,但是在整个令人窒息、气闷的时代里，他（她）不是被口水淹死，就是被世人狠毒、锋利的眼光杀死。
白娘子、田小娥的悲剧不仅是人为的悲剧，而且是文化的悲剧。传统的儒家伦理道德观念有极大的封闭与落后性，“非我族类，必有异心”.白蛇与许仙、田小娥与黑娃的结合伤风败俗，破坏封建社会正常秩序、人伦，必须制止。在她们的一生中，封建势力极力干扰、破坏正常的爱情、婚姻生活，虽然其存在对他人无害，但是只因是异类，封建道德便不容许其对既定的社会秩序构成挑战。
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田小娥与黑娃、白孝文都生活过一段时间，三人在白鹿村村民眼中，都是伤风败俗之人。为何最后只有小娥一人接受如此残酷的惩罚，而孝文、黑娃照样会被祠堂接受？这背后是一种政治问题，关系到两性平等与否的问题。在白鹿村，男女是不平等的。这是一个以男性为统治中心的小社会。在男性占主导地位的世界里，男尊女卑的观念成为人们自觉遵守的一条准则，女性只是一种物化的存在，是男人的附庸品。因此塔（或者法海、白嘉轩）成为了封建势力的代表，是剥夺正常人欲、人性、压迫女性的象征物。
“五四”精神对中国传统道德、伦理进行批判，强调民主和科学，人的解放、个性自由、平等成为主流核心。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六棱塔及田小娥的形象体现了陈忠实思想深处的“五四”精神，也体现了陈忠实的思想矛盾性。他一方面维护封建道德，创作了以朱先生、白嘉轩为代表的具有“仁义”道德的形象，另一方面又明显的遗传“五四”精神，即塑造了与白娘子具有同样精神气质的田小娥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