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白鹿祠堂
陈忠实是在“寻根”文学的启示下寻找民族精神的特质的，但是在某种程度上他又与主流“寻根”作家不同。他发现寻根文学的方向越“寻”越远--关注深山密林和荒蛮之地，偏离了现实生活的轨道，大多数把“根”指向边缘文化、少数民族文化、偏远文化，鞭挞处于主流的传统文化。如韩少功的《爸爸爸》、王安忆的《小鲍庄》、张炜的《古船》等。陈忠实认为“文学之根”应在人口密集的地区。《白鹿原》就把目光放到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核心--儒家文化上。这从陈忠实所选取的地域--“仁义”白鹿原就明显的体现。
陈忠实的长篇小说《白鹿原》讲述白、鹿两大家族从清朝末年之后的百年变迁。作为一个具体的地理存在，白鹿原因白鹿传说而得名。白鹿传说是一种文化，因而以其命名的白鹿原也具有明显的文化象征。白鹿原隶属关中，关中是中华文明最早的发源地之一， 是儒学重镇、关学所在地--接受的政治制度是周礼制度，影响最大的哲学思想是关学。所谓“关学”即关中儒学，是儒学的一个重要支派，因主要代表人物张载、申颜、侯可、吕大钧兄弟等都是关中人而得名，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礼》为用，以孔、孟为法。关学认为，人要进行道德修养，强调“躬行礼仪”的道德实践。
白鹿原作为一个封闭、隶属关中的农村社会，较之城市来说，发展变迁的速度相对缓慢，受现代文明的侵袭不明显。在宁静的农村中，奉行的道德信仰是传统文化--关中儒家思想。祠堂就是《白鹿原》中传统文化的一个代表性意象。
第一节 祠堂的空间布局的呈现
祠堂在《白鹿原》中一共出现 175 次之多，陈忠实对祠堂进行了具体形象的描写。关于小说中祠堂的空间布局，陈忠实并没有在小说中整体呈现出来，而是通过人物的行为、思想、语言展现出来，如：
小说第四章的结尾部分，朱先生以一纸之约解决了白嘉轩与鹿子霖的买地风波。此举令滋水县令极为感动，批文“仁义白鹿村”,镌刻在石碑上，命人赐予白鹿村。石碑被白鹿村的村民直接栽在祠堂院子里。由此看来，祠堂为一个封闭的院落，院中立着“仁义白鹿村”的石碑。
小说第五章，白嘉轩看到两个儿子到了上学的年龄，为了儿子的就读方便，想把学堂建立在祠堂内，但是由于作为神圣场所的祠堂没有人操心，年久失修，因此他提出翻修祠堂。小说中在这里初步引出了祠堂的内部格局：“五间大厅和六间厦屋的瓦沟里落叶积垢……”
通过白嘉轩的心理话语，得出祠堂包括五间大厅和六间厦屋。关于大厅和厦屋的位置，章末又做了进一步的交代，即五间正厅供奉着白鹿村的列祖列宗，学生上课主要是在西边三间厦屋，东边的三间厦屋从中间分开，一边供教书先生居住，一边是族人商量大事的场所。这里不仅指出了祠堂具有学堂、供奉祖先、商议族里重要事务的功能作用，而且交代了大厅和厦屋的地理位置：五间大厅作为正厅坐北朝南，六间厦屋东西各分三间相对。
小说第十三章，祠堂再次出现。鹿兆鹏与黑娃在白鹿原发起了一场“风搅雪”运动。
在白鹿原农民协会成立的日子--大年初一未明，黑娃就和他在白鹿原上召集的三十六个农民弟兄聚集在祠堂门外，一涌闯进祠堂大门。黑娃大步走上台阶，用铁锤砸掉了祠堂正厅大门上的铁锁。通过黑娃的行为我们进一步明确了五间正厅的位置，它明显高于六间厦屋，立于台阶之上。
小说的第六章，又进一步交代了《乡约》的位置。城里“反正”,朱先生撰写《乡约》赠予白嘉轩，以规范白鹿村村民的行为。学堂的老师徐先生将《乡约》全文抄写在黄纸上，贴在了祠堂门楼外的墙壁上。接着，族长白嘉轩找来石匠，将《乡约》全文镌刻在青石板碑上，镶嵌在了祠堂正门的两边，正好“与栽在院子里的‘仁义白鹿村’竖碑互为映照。”
通过徐先生和白嘉轩的行为描写侧面展示出祠堂大门是一个门楼，但是并没有指出《乡约》的具体位置，是镶在正厅大门，还是祠堂大门？第十三章，通过黑娃的行为予以交代：他由祠堂正厅来到院子当中，指使兄弟们将“栽在庭院正中的石碑”和“镶在正厅门外两边墙壁上的石刻乡约条文”31砸碎、敲烂。至此，《乡约》与石碑的位置得以明朗--镶在五间正厅门的两边。之所以放到此处，主要是对乡民起着警示作用。
关于祠堂外面的空间布局，陈忠实在小说中也进行了叙述。第十三章中，黑娃站在戏楼中间高声宣布，“白鹿原农民协会总部成立了。”
在锣鼓、鞭炮声中，农民协会的两位兄弟抬着一块镶有白地绿字的牌子，从戏楼而下，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将它挂到了祠堂大门口。从黑娃与众人的行为可以看出，祠堂正对着的建筑物为戏楼，两者中间为空地，由此祠堂的整体空间布局已经呈现出来。如图所示：
第二节 祠堂的叙事功能
《说文·示部》曰：“祠，春祭曰祠。”祠堂是宗族成员举行祭祖活动的场所。《白鹿原》中所记述的很多大事如族人祭祀、拜堂成亲、开学典礼等都是在祠堂举行的。祠堂的主要功能是作为祭祀祖宗、学堂、族里官人议事的地方。此外，功能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功能是惩罚“罪人”,这直接促使被惩罚之人的命运发生了转折。
一、人物命运的转折
《白鹿原》主要描写了发生在祠堂里的四次惩罚。一次是惩罚赌徒、吸食鸦片者。
因《乡约》条文松弛，村里出现赌窝，吸食鸦片者渐次增多，致使倾家荡产，妻儿到处乞讨。作为一族之长的白嘉轩必须出面制止如此恶风习气。他将村里的所有男人集中到祠堂里来，按照《乡约》的条文和戒律惩罚赌鬼、烟鬼。白嘉轩认为赌博者毛病害在手上，命人用刺刷抽打双手。吸食鸦片者，毛病害在嘴上，叫人端来屎让他们吃。惩戒方式虽然简单、残忍、粗暴，但是仍达到了预想的效果。村中风气大改，被惩之人幡然醒悟、弃恶从良。
其余三次都是因被惩之人触碰了“性”,包括偷窥牲畜交配之事的黑娃、白孝文、鹿兆鹏，白狗蛋和田小娥等“乱淫”之男女。作为村中最庄严、宏大的建筑空间，它对身体欲望的拒绝，直接改变了受罚者的命运轨迹，尤其是对黑娃和白孝文影响极大。
黑娃，是白鹿原上最真实性情的一个人物。他的生命转折点都与祠堂发生着重要的关联。
他的第一次被惩罚是在祠堂里当众性的肉体惩戒。黑娃出身贫苦阶层，是长工鹿三的儿子。虽然白家对父子二人非常仁义，但是寄人篱下的处境，使他对地主阶级有着本能的反抗。而他又生性好动，不愿过着受人约束的生活。在祠堂里创办学堂后，在白嘉轩仁义的帮助下以及父亲的胁迫下，黑娃去学堂“盘一盘”“野性子”.但在学堂念书使他自由的天性受到压制，念书于他不再是幸事而是活受罪。某天，徐先生指派他和鹿兆鹏、白孝文去河滩柳树林砍柳树股儿的时候，他们偷看了白兴给牛打犊给马配驹。这是他们第一次领略到身体欲望的膨胀，但是白嘉轩、朱先生、鹿三等一批儒家道德的践行者与实施者认为，性欲是潜伏在身体里的危险要素。因此在欲望与道德之间，身体必须向“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德就范。他们三人都受到了徐先生的严惩，而且黑娃的屁股上额外挨了父亲的“重不可负”的一击，让他顿时晕倒在地，失去知觉。直到第二天早晨才醒过来。自此他厌恶甚至恐惧这个祠堂，不久便退学务农。读书求仕自此于他无缘。
黑娃受到的第二次惩罚是一种无形的耻辱。出去熬活不到一年，引回一个极为漂亮的女子回到白鹿村，向族长提出进祠堂拜祖宗的礼仪之事。因为白鹿村的新媳妇进祠堂拜祖宗是一次极为隆重的仪式，是对夫妻合法身份的认可，是对新的家族成员的接纳。
但是小娥的淫乱行为在白嘉轩、鹿三看来是不符合传统儒家道德规范的，两人不仅不被允许进祠堂，鹿三还将两人赶出家门，断绝父子关系。倔强的黑娃没有向封建礼教低头，而是蛰居在村东头的破窑洞里。这也让他的心里的仇恨越来越大，这种仇恨一旦得到发泄的机遇，便难以遏制。在鹿兆鹏的鼓动下，黑娃率领众弟兄在白鹿原发起一场“风搅雪”运动--砸祠堂、毁乡约。运动失败后又上山做起了土匪头目，抢劫白鹿两家，打折白嘉轩的腰杆，墩死鹿泰恒。虽然这种反抗，直接原因是他和小娥的爱情受到了封建传统道德的反对，在鹿兆鹏的宏大理论的指引下所作出的“壮举”.但是他的出发点并非攻击宗法家长制、封建伦理道德，只是一种本能的觉醒。他的一系列反抗都是贫苦农民阶级出于身体内部的一种“匪性”.
孝文的一生轨迹为“耕读传家--自甘堕落--走向仕途”.作为白家的长子，孝文的第一次被惩罚是因为与黑娃等人无知的犯戒。“食色，性也”,但是愚昧的卫道士却压抑、否定人的本性，以一种粗暴的方式了结此事。惩罚对孝文的影响便是“性压抑”.结婚之前他对男女两性一无所知，甚至以为生孩子就是女人自己的事。新婚当夜依然谨记“耕读传家”家规，保持着晚读的习惯。但是性压抑，一经释放便会走向极端--贪婪、纵欲过度。虽然在白嘉轩的教训下得到克制，但是也为他与小娥的偷情埋下了种子。这是少年时期欲望身体得不到满足的后果。
第二次惩罚正是由于白孝文在欲望的驱使下，落入鹿子霖设计的圈套，与小娥发生越轨之事。这对白嘉轩来说，是种劫难。这种劫难的程度远远超过了被土匪打断腰杆的程度，使得白嘉轩一生的希望轰然倒塌，因此孝文面临的惩罚也是最严厉的。为了向族人展示自己的公正严明，平息心中的怒火，减少挫败感，白嘉轩不顾家中老母、妻子的哭泣哀求，族人的劝说，用“扎捆成束”的“酸枣棵子刺刷”狠命抽打自己的亲生儿子。
儿子的惨叫声、血肉模糊的身躯，不仅没有让他停下手来，反而加重了惩罚力度。接着孝文又受到白孝武的抽打。身为白孝文的亲弟弟，孝武没有顾念兄弟之间多年的情谊。
在他眼中，被罚者是同狗蛋、田小娥等一样触犯族规、伤风败俗之人。接着白嘉轩断然与孝文分家。自此之后白孝文彻底“不要脸了”.他在田小娥的引诱下吸食鸦片，不管妻儿死活。地主贺耀祖给了他一碗饭，把他当作反面教材，他还嬉皮笑脸地接话说，彻底丧失羞耻感。为了活命他将田地、房屋卖给鹿子霖，最后家破人亡，沿街乞讨，差点被野狗分尸。一个既有才学又达礼的继任族长就这样变成了一个人人所不齿的“不肖之徒”.
这一切堕落的过程在白嘉轩、鹿三等人看来是因为女色，但是根本原因却是封建道德的一种极端的惩罚方式。由于封建道德的封闭与狭隘，使得一切违反《乡约》的行为，都要受到否定、打击。这种方式不仅使人的肉体受到侵害，而且尊严受到侮辱，使被惩之人放弃健康的道德境界，丧失耻辱感，以一种自我堕落、毁灭的方式对抗冷酷的礼法。
二 、文化的反思功能
传统与现代的矛盾是“寻根”文学作家及其作品中表现出来的普遍态度。如莫言的《红高粱家族》中充满对原始生命力的赞美，认为现代人是一代不如一代。其他作品韩少功的《爸爸爸》、《女女女》、《归去来》，郑义的《老井》，李杭育的《最后一个渔佬儿》中，也都有这种体现。陈忠实在《白鹿原》中，除了表现对传统文化的暧昧不明的态度，也表达了传统与现代文明的矛盾冲突。他自己曾经向李遇春的谈过，认为小说应该写出主人公的“文化心理结构”,特别是揭示出传统与现代的文化冲突，这是尤为重要的一点。陈忠实创作《白鹿原》主要对传统文化进行了发掘，反思。祠堂正是承担了这一反思的任务。
祠堂在白鹿原的命运发展可以用“修复--毁坏--重修”三个阶段来概括。首次第一个阶段，祠堂因为年久失修，破乱不堪，作为白鹿村的族长，白嘉轩上任的第一件事便是翻修祠堂。于是白鹿两家决定合力翻修，在整个翻修过程中，白鹿村洋溢着一种互助、愉悦、欢乐的气氛，充分体现了“仁义白鹿村”的宗旨。而且修复祠堂的事情无形之中也增强了族长白嘉轩的功德，更为重要的是弘扬了宗法文化。祠堂将村民凝聚起来，共同抵抗天灾人祸：原上遭到白狼的威胁时，人们自发出钱、出力；特别是《乡约》的实行，使得白鹿村不仅偷窃、打架、斗殴等违法乱纪的事情顿然绝迹，而且打牌、搓麻将、掷股子等伤风败俗之事也没有发生过，村民们一个个都变得知书达理、和颜悦色、文质彬彬，“黄发垂髫，怡然自乐”.白鹿村仿佛真的成了“仁义之村”了。
然而社会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封建宗法社会必然会被现代文明社会所取代，在现代化进程中必然遭遇尴尬。祠堂翻修后不久就发生了“交农”事件，虽然村人合力抵制了乌鸦兵，但也表明祠堂对外来势力并没有约束力。祠堂受到的最大的挑战是来自黑娃的破坏。黑娃闹“革命”,在大年初一“围攻那个最顽固的封建堡垒”,砸了乡约、石碑。这其中掺杂着黑娃对自己所受的屈辱的报复、回击，也显示了传统文化在现代文化面前的一种无能为力。
但是根深蒂固的传统儒家思想、意识形态不可能就此悄无声息地退出历史舞台。黑娃这次斗争只是取得了暂时性的胜利。“风搅雪”运动失败后，白嘉轩又一次率领众人重修了祠堂，并遵照朱先生的指示，将破裂的的乡约碑文石板重新拼凑接到一起，目的是要族人吸取教训，铭记耻辱。白鹿村村民再次拥进重建后的祠堂，看到断裂的碑石，都大声慨叹朱先生的圣明之举，理解了族长的一番良苦用心。
陈忠实虽然深刻地反思了传统文化，批判了传统文化中的劣质因素，但他同样对传统文化中的那些“精华”部分给予“充分的理解和肯定”.于是他在小说中又设置了黑娃的祠堂祭祖行为。黑娃走向仕途之后，无法克制自己的恐慌感，选择向之前反抗过的封建礼教低头，屈服于传统伦理道德。先娶老秀才的女儿为妻，后又拜关中大儒朱先生为师，“学为好人”,最后要回乡祭祖。祠堂成了在社会革命浪潮中身心俱疲的浪子最后的皈依场所。他一进入祠堂，看见断裂的碑石，便想起了之前犯下的“不可饶恕”的“罪过”.“学为好人”的他自然不能原谅自己，因此只能声泪俱下跪求列祖列宗及族长白嘉轩的宽容，“黑娃知罪了！”
传统文化也显示了自身强大的“仁慈宽厚”,族长白嘉轩命人打扫祠堂，拄着拐杖、佝偻着腰亲自迎接黑娃。如此，传统的儒家文化经过这场劫难影响力看似不是削弱了，反而是得到了增强。黑娃的“回归传统”、回乡祭祖，表明了传统文化的权威地位不可动摇，在现代文化中依然保持着强大的影响力、统治力。
但是无论陈忠实如何依恋传统文化，历史大势都不可逆转。祠堂在现代文化中的作用虽然不能小觑，但也不能免除被淘汰的命运。修补后的碑石让村民大彻大悟，但是修补后的祠堂并不能够修补人心。田福贤和鹿子霖两人就曾经讽刺过白嘉轩，嘲笑他在世事大变革的时代只会抚弄祠堂，主持村民祭祀等杂事，对祠堂之外的事情一无所知。此外，两人的对话也揭示了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古董”地位。白嘉轩在社会大潮面前也不得不无奈慨叹，兵慌马乱的时代里，除了敬奉列祖列宗外，自己也无力扭转乾坤，只能自求安保。
特别是白孝文的回乡祭祖的行为更好地说明了这一点。白孝文的回归只是想在族人面前找回他失去的尊严和地位，是一种炫耀，是想以一个营长的光辉洗刷掉他在白鹿原的不光彩的回忆，证明他现有的光辉。他自始至终都认为那些从没有离开过白鹿原的人是一辈子都不会有出息的。陈忠实在《白鹿原》中对传统文化给予了极力的肯定和褒奖，但传统的溃败也不得不面对--从个人情感和民族传承方面来说，应该对传统加以保护，但是传统的糟粕又阻碍了现代文明秩序的建立，因此又不得不将它抛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