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安塞腰鼓的历史渊源
2.1 安塞腰鼓的生成背景。
文化人类学认为,任何一种文化现象都必然处在与之相关的文化环境关系之中,并在与自然、社会环境的相互适应过程中形成了以文化的外在呈现和内在结构相结合的文化模式。安塞腰鼓在黄土高原核心地带的自然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的发展变迁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链接、文化品格和艺术风格。
2.1.1 天·地·人--陕北文化的精髓。
陕北,是一个人们熟识的地域划分范围;陕北文化,是一个文化概念,它在全国具有相当重要的位置,与楚文化、吴文化、齐鲁文化、巴蜀文化等并列。
《易经》云:"是以立天之道,曰阴曰阳;立地之道,曰柔曰刚;立人之道,曰仁曰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可见,天、地、人影响、制约着天道伦常,也对一个地区文化的生成、演化有着重要影响。因此陕北文化之特点、精髓可以从天、地、人三个方面进行考察。
1、源流·融合--陕北之历史沿革陕北文化历史悠久。民国十二年(1923 年)在今横山县油坊头一带出土过猿人的牙齿和头盖骨化石,说明了早在远古时代陕北就有人类活动的踪迹。仰韶文化、龙山文化遗址等几乎遍布陕北各地,陕北更是黄帝部落的发祥地,中华"人文始祖"轩辕黄帝的陵寝--黄帝陵在陕北就足以说明陕北历史文化之悠久。
陕北商代时属鬼方,1983 年在清涧县李家崖村发掘的商鬼方遗址文化内涵十分丰富。周代,陕北居住着强大的严狁族,《诗经》中有"靡事靡家,严狁之故,不遑启居,严狁之故".周王朝曾多次和严狁有战事。春秋时期,陕北是狄人居住之地,晋献公曾娶狄女为妻.战国时期,魏国曾在陕北设西河郡,大将吴起曾驻守这里。后又设上郡,一直沿用到秦汉。
秦汉为陕北的鼎盛时期,秦长公子扶苏、大将蒙恬曾镇守上郡,修筑长城、直道和驰道,汉大将李广也曾驻守这里。《史记·货殖列传》云:"北有戎狄之畜,畜牧为天下饶。"全国出土的汉画像石中,陕北最多,由此可见当时陕北的繁荣景象。
秦汉以后,陕北置州、设县,始终为边塞重要之地。南北朝时期赫连勃勃建立了大夏国,以统万城为郡,十分辉煌。隋末有梁师都据夏州称帝之事。唐末,党项族称雄陕北,到宋初建立了西夏国,并长期与宋王朝抗衡。明末,陕北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建立了大顺政权。清朝初年有朱龙周四的起事,同治年间有回民动乱。直到民国年间建立了陕北革命根据地。
安塞腰鼓的发祥地安塞县也是历史悠久,在夏商周三代称白翟地。春秋战国时期,县境属晋国版图,后归魏国辖区;秦汉为高奴县,属上郡辖,为宪胡所据。北魏时称广洛,改为金明县,直至北宋设立安塞堡,取"安定边塞"之意。
2、贫瘠·厚重--陕北之地理环境宋代理学家张载曾论"郑卫之音,自古以为邪淫之乐,何也?盖郑卫之地滨大河,沙地土不厚,其间人自然气轻浮;其地土苦,不费耕耨,物亦能生,故其人偷脱怠惰,弥慢颓靡。
"贾作光先生曾谈到:"……东北平原的秧歌是欢快节奏串连下的小步快走;而陕北高原的秧歌,则是大步跳跃。从中可以看出这两个地区不同的自然环境对人的影响。东北平原广阔平坦,自然适于流畅的快步行进;陕北的黄土高原,沟壑纵横,地形复杂,高抬腿的动作来自日常生活中的习惯动作。舞蹈动作的产生,本身就蕴含着丰富的生活内容。
"从中,可见地理条件对艺术及艺术动作,如人体舞蹈动作的影响。如此,"转身击鼓踢腿打,跳跃腾空接跪打,整蹦有力跨步打,翻个筋斗蹲步打"以及下叉鼓、过档鼓等这些独具特色的动作便生动说明了安塞腰鼓的产生、存在与陕北黄土高原沟壑纵横、川道狭长、梁峁遍布的复杂地形密切相关。
有资料记载,秦汉、隋唐时的陕北"畜牧为天下饶","土宜产牧,牛马衔尾,群羊塞道".宋以后,陕北的植被开始遭到破坏,到清末、民国年间,这里的环境状况更加恶劣,"绥地农氏旱地居九有余,水地则不及一,故地皆瘠硗,人无兼业,论其苦则诚苦矣。
"其中的描述便是此地当时的真实写照。艰苦至极的环境条件,自然生出了陕北人吃苦耐劳、务实俭朴的的精神与风格。
陕北文化中有边塞军旅文化的悲壮、强悍、尚武之风。古代诗词中即有"百战苦不归,刀头愁秋月"、"只因自古征人泪,洒向空川作逝波"、"塞上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燕然未勒归无计。……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的描写。如今,陕北仍有不少废弃的塞堡,自然是军事文化的遗存。
陕北独特的地理环境,以及宋以后形成的封闭区域使得本土文化得到长足发展,官方文化对当地的影响则甚为微小,"圣人传道此处偏遗漏".各种民间艺术之花在封闭的环境中竞相开放,争奇斗妍,并保存了不少古风古韵,厚重的黄土地因此储藏着深厚的文化和纵深的历史。
3、融结·互补--陕北之民族融合。
陕北历来是民族融合的前沿区域,先后有华夏、戎狄、匈奴、鲜卑、羌、突厥、党项、吐谷浑、蒙、回等十几个民族在此活动或居住过。陕北人,几千年来种着糜子、谷子、麦子、豆子、麻子等五谷,饲喂着马、牛、羊、鸡、犬、豕等六畜,住着窑洞,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生生不息,过着一种农牧结合的村社生活。
从先秦到隋唐,生活于北方边界的突厥民族始终以游牧为生,草原文化随着草原族群的繁衍得以保留和发扬。明朝开始,政府组织大批汉人军士、居民到陕北屯军垦田,一些突厥人开始形成半农半牧的生活方式。内地大量汉人入居使陕北的生态格局在明清时发生的根本变化同时也使胡汉民族逐步走向融合。
陕北文化受边塞军事的影响是明显的,受江南文化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
明末,李自成起义军曾到江南,失败后在江南活动,最后有陕北军士回归,因此,陕北文化中也有江南文化的输入。清同治年间,左宗棠部下刘松山、刘厚基从江南来到陕北镇压回民军,后有人长期定居此地,也应该带来了江南文化。
陕北文化受江南文化的影响,是可以找到例证的。流传于陕北的榆林小曲婉转抒情,颇具江南民歌风味,是大家公认的江南文化;陕北秧歌中也有扬州观灯等颇具江南特色的演出桥段以及涉及江南地名的唱词;其演出中有蛮婆、蛮汉的角色设定,他们有着特殊的权力,可以提着油瓶到各家各户去要油,这也是江南籍军人曾在当地很有势力的反映;陕北也有不少南蛮取宝的故事,说明了陕北文化受江南文化之影响。
陕北文化受江南文化的影响,使其更丰富多彩,更有生命力和进取力。1935年,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长征抵达陕北,中央红军多为江南人。秀丽的江南文化和粗犷的陕北文化在此巧妙结合,产生了中华民族之魂--延安精神。陕北文化也有了新的血液,新的气象,新的风格,陕北人也更有气魄了。
2.1.2 信仰·风俗--民俗信仰的浸润。
1、陕北地区的民间信仰。
文化人类学家泰勒指出,"原始人普遍认为世界是一群有生命的存在物组成的。自然的力量、一切看到的事物,对人友好的或不友好的,它们似乎都是有人格、有生命的或有灵魂的。
"对于神秘的宇宙、变幻的天象、草木的枯荣、四季的更迭和生老病死等自然现象和人生现象,原始先民还不能够做出科学的解释。原始先民以自我的直观感觉和切身体验去认识和理解自然万物,用心灵与自然交流,把自然现象人格化、社会化,以致于生发出"万物有灵"的观念,创造出神灵鬼怪的表象。
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奇幻的神灵世界已然成为原始先民应付现实困境、摆脱现实束缚的"理性"支撑,他们逐渐将这种原始信仰内化为一种恒稳的文化心理和认知习惯,启发并鼓舞先民们借助崇拜方式来寻求心理的平衡和精神的超越,以振奋、高昂、乐观的心绪状态重返现实生活。
陕北原为鬼方之地,原始宗教极盛。据考证,鬼方有猎头祭祀鲧的习俗。鬼方人将猎来的兽首悬挂在老槐树上,举行祭祀之礼,槐树也成为鬼方人经常聚会的地方,所以,鬼方人尊崇槐树为神树,陕北人至今尊崇槐树。鬼方的巫术很盛行,直到西汉时上郡之巫仍不少。民国年间,陕北巫婆神汉仍大有活动市场,至今尚未绝迹。《延安图经》云,延安"俗尚鬼神".《安塞县志》载,其民"质朴少文,习尚礼教,力求务本,急公重义,坦率愚耿,不事谀佞,有幽歧遗化焉。
但崇奉神教,嗜酒。"从陕北众多的庙会活动中,可以看出陕北群众崇尚鬼神的习俗。陕北群众的宗教信仰为实用主义驱使下的多神崇拜,见庙烧香,逢神叩头,天旱敬龙王,求子敬娘娘,治病求药王,发财求财神。陕北有诸多佛寺,道观,有的地方还把儒、释、道三教圣人供奉在一块。安塞境内就有大小佛寺、道观不计其数,如大佛寺、云台山道观等都是各类庙会和祭祀活动的主要场所。
2、陕北地区的民间习俗。
民俗,"即民间风俗,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丹纳也曾指出"作品(艺术)的产生取决于时代精神和周围的风俗".任何民间舞蹈都不可能脱离它的土风民俗而独立存在和传播,安塞腰鼓也不例外。
安塞腰鼓作为一种以表演为核心的艺术样式,不仅具有古代军旅征战操练的军阵乐舞的风格特征,也成为当地庙会和群众进行民间祭祀的一种活动,还被当地民众当作农闲时的消遣娱乐之用。可见,安塞腰鼓与民间习俗有着相辅相成、相互依附的关系。
2.2 鼓舞之缘--黄土高原上的舞蹈奇葩。
2.2.1 鼓之--安塞腰鼓的起源。
鼓的起源和社会生产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是人们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发展到一定程度时的产物。中国五十六个民族中,鼓乐种类之多,分布之广,恐怕没有别国能及;而且省与省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鼓器的造型不一,大小不同,鼓槌及敲法各异,可谓纷繁多样。
腰鼓是由鼓繁衍出来的一种类别与形式。传说在春秋战国时腰鼓活动开始兴盛,到了秦代已非常普及。古时对腰鼓的记载并不多见,我们只能从一些传说中寻找腰鼓的起源。
1、护佑·镇邪--巫仪祭祀说。
安塞地处黄土高原腹地,土地贫瘠,交通闭塞,封闭的环境和贫苦的生活使得这里的民众无法解释和突破对自然的困惑、对世界认识的局限,总在寻求超越自然的神灵来保佑,于是人们通过"打腰鼓"、唱诵"拜庙歌"、"九曲歌"等来驱疫灭妖,祈求风调雨顺、人畜两旺。根据安塞县志、县文化馆的文献记载,远古时代安塞人民有对民族部落图腾的信仰、崇拜,为了祈求神灵保佑,他们用击鼓的方式与神灵沟通;并期盼鼓的声响能够起到驱邪镇妖的作用。
据说,周文王时期便有人们披红挂彩、呼喊跳跃、击鼓逐疫的活动。这种驱疫震妖的活动被称为"青仪",《周礼·夏官》曾有记载:"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率百隶而时难,以索室驱疫。"这种活动在当时是否真的有效,我们无从考证。但可以推断,震天动地的鼓声能够使人们萎靡不振的情绪振作起来,将惧怕、担忧抛到九霄云外。久而久之,这种活动便成为一种习俗被保存了下来。
在安塞地区曾流行一种在农历二月二夜晚举行的祭天活动,名为"公鸡会".
祭天伊始,由村长或德高望重的长者在东西南北中五个方向各摔一个鸡蛋,称为"打五方".随后,伞头开始唱颂祝词,鼓手与其他村民应声而答,之后由腰鼓队围着篝火开始表演。人们相信腰鼓有神通威力,便以此来祈求神灵保佑一年的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安塞腰鼓起源于巫仪祭祀之说由此产生。
2、鼓舞·通讯--军事战争说。
随着历史发展,腰鼓走向现实生活。在传说中,腰鼓用以威吓敌人的军事作用被创造出来。虽然其真伪已无迹可寻,但其与军事的密切关联,则是无可争辩的。腰鼓在军事方面的用途,在春秋战国时代极为兴盛,其中以秦国最为普遍。
安塞腰鼓是由"军鼓"整理演化而来。历史上,安塞地区是边陲要地,游牧民族与汉民族在这一地区战事频繁,历代王朝在这里都有很多驻军。相传早在秦汉时期,守望士卒视腰鼓如同刀剑弓矢等兵器一样重要,在作战中必不可少。在战争中,军士们用腰鼓来报警、助战、庆贺、求助,退伍后便将腰鼓带到民间,为百姓所效仿、传播。随着历史的发展,安塞腰鼓被当地民众保留下来,并被挖掘整理定型,成为独具地方特色的民间艺术。此为安塞腰鼓源于军事战争之说。
3、祈福·释放--耕作劳动说。
安塞人喜欢在春节、元宵节期间打腰鼓、闹秧歌,这一长久以来形成的反映思想和表达情感的方式逐渐成为安塞人生活风俗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安塞的生产方式以耕种为主,厚重的黄土地孕育了安塞人顽强的毅力和坚强的性格,他们每天勤勤恳恳、孜孜不倦地追求着美好生活。在耕地、施肥、收割等劳作方式中逐渐演化形成了安塞腰鼓中跨步、弓步、缠腰、俯身等与劳动息息相关的艺术动作。
一年的劳作过后,人们在春节、元宵节的各种活动中释放自己的重负和压抑。在这样的节庆活动中,单独的腰鼓表演并不多见,多伴随赶毛驴、划旱船、耍狮子、踢场子等活动,人们回归自由天性,在欢乐气氛中暂时忘记礼教和戒律的束缚,同时也祈求来年风调雨顺、幸福安康。安塞腰鼓虽作为一种娱乐放松的方式,却深深烙刻着人们耕作劳动的印记。
2.2.2 舞之--鼓与舞的不解之缘。
从全球范围来看,鼓可以说是多数民族文明初创时期的乐器。格罗塞的《艺术的起源》曾指出:"鼓到如今还是大部分狩猎民族的惟一乐器。爱斯基摩人、明可彼人及大部分的澳洲部落,都是除了鼓就不知道还有别的乐器。
"岑家梧也说:"大鼓实可称为'乐器中之最原始、最古老'的形式。
"早在四千年前,甲骨文中就已经有了关于"鼓"的记载。而实物鼓的出现早于文字,甘肃、青海、河南、山东等地的新石器遗址中出土的"土鼓",山西襄汾陶寺的一座大型墓葬中出土的"鼍鼓",距今约有四千余年。直到目前,鼓在中国仍是最为普及的乐器。在中国北方的许多汉族居住区,即便是最为偏远、贫困的山村,其他乐器可能一件没有,却大都保存有作为全村"公共财产"的锣鼓--最简单的一鼓、一锣、一镲的组合,便是全村人庆贺节日所必需的乐器。
就整个中国音乐史而言,以打击发声的乐器,最早应该是在远古出现。而鼓的创造很可能是远古人类感动于自然之声,如雷鸣、石滚、空洞物体的碰撞等,仿其声效的洪大、威严或旷远。我国古代文献中就有"鼓法天,钟法地"的记载。
我国古代鼓的功用,在宗教祭祀活动中,为沟通人神的"法器";在乐用于演奏、节乐,"为群音之长";在政治是召集人众、公示政令、谏上警下的权力象征;在军旅战争中用来吓敌、传递命令、统一步伐、鼓舞士气;在集体劳动中,用于催动劳作、凝聚力量、劝力举重、渲染气氛;在狩猎时,则用鼓吓兽围猎;在日常生活中,锣鼓则用来传递信息,敲击报时等。由此,锣鼓在中国大致可分为艺术用鼓和非艺术用鼓两类,艺术用鼓主要用于音乐、舞蹈以及大部分的宗教祭祀活动,非艺术用鼓则主要用于政治、军事、劳动等。在中国没有任何一种乐器,能像鼓这样广泛地使用于非艺术活动之中,或游弋于艺术与非艺术之间。
鼓舞,顾名思义是"鼓"和"舞"的完美结合,鼓是精神的象征,舞是力量的表现,二者结合在一起,由鼓来控制节奏,由舞来表演生活,振奋人心,同时还能取悦神灵。
击鼓起舞,鼓的节奏带动人体的律动。热烈而极富感染力的锣鼓声,能够刺激人的情态,使人达到忘我和无我的境地,舞是人进入狂奋,达到忘我、无我境界的途径,锣鼓的节奏、声响则是催化剂。上古时代,巫作为舞"以通人神",击鼓起舞而进入忘我之境地,使神附于体。从近世遗留的萨满教可以看出,使萨满进入迷狂状态,进入所谓"人神相通"境界的是舞,而催动舞蹈节奏、造成热烈气氛的便是萨满鼓。因此,萨满鼓即被萨满视为人神相通的"法器".
鼓用于军事,舞亦用于军事。《尚书·大禹谟》曾记述舜与有苗的战事,舜的部落即以盾舞羽舞威慑有苗部落,"……舞于羽于两阶。七旬有苗格".《尚书·大誓》记载了周武王伐纣,战士击鼓起舞唱战歌呐喊:"惟丙午,王逮师,前师乃鼓噪,师乃慆,前歌后舞。"秦末楚汉相争,助汉作战的賨人,在战前仍有作舞之仪。上古先民临战击鼓而舞,起先一定与巫或巫术有关。巫击鼓作舞以降神,而临阵击鼓作舞,亦有以神或神力附着于战士身体的意味。鼓的强烈节奏、热烈音响,舞的迷狂情态,会使战士忘却自我、不顾生死、勇往直前。早期人类对鼓的神圣或神秘感,在很大程度上亦源于此,即鼓、舞会使巫通神,鼓、舞会使人在形体上得以舒放、精神上得到激励。正是因为节奏的表现力,使鼓与舞自然地结下了不解之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