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绪论
1.1 选题背景、目的及意义
1.1.1 选题背景
长江三峡旅游资源极其丰富，自然资源种类繁多，文化底蕴深厚，包含众多国家级旅游景区和国家级水利工程，长江三峡已成为我国参与国际旅游竞争的明星品牌产品。但是从行政区划上来看，长江三峡旅游景区横跨湖北和重庆，在重庆范围内又跨越多个不同的区县行政单位，各级行政单位由于各自利益，导致最后各自为政、条块分割和地方保护主义， 使得长江三峡区域旅游业的发展受到限制， 难以形成大区域旅游， 也难以提升长江三峡旅游综合竞争力，甚至长江三峡旅游区域内难以实现无障碍旅游活动。区县之间主动结盟形成旅游联盟和国家政府出面要求不同行政单位合作的例子也不少，但是效果甚微。主要原因在于已有的旅游联盟绝大多数都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结盟模式，所谓自上而下就是由上级政府或行政单位指令而形成的旅游联盟，并不是由独立行政单位之间出于各自利益主动结盟形成的自下而上的旅游联盟。自主联盟是区域之间各旅游开发主体为了获得更大的利益而自主联合在一起的联盟，这种旅游联盟是基于各自获取更多利益的共生形态，可以用生态学领域的共生理论分析，从这个意义上说，旅游区域的自主联盟是旅游区域之间的共生联盟，联盟后可以产生出更大的共生能量。
1.1.2 选题目的
本文希望通过把长江三峡旅游实际问题同共生理论、自组织理论、联盟理论等理论相结合，为长江三峡旅游发展方向和模式提供参考。通过对长江三峡区域旅游发展的实际典型案例进行共生分析，寻求和证明一种适合长江三峡旅游景区发展的形式，即旅游自主联盟形式，采用演化博弈的方法探析长江三峡旅游自主联盟的构建要素和原则，试图从几个方面对长江三峡旅游自主联盟进行构建。
自主联盟相对于被组织联盟而言，由于其本身具备的自组织、自发展的内在驱动力，更符合市场经济对市场主体的要求。市场经济发展证明，政府在早期的旅游推动上不可或缺，但当旅游发展到一定层次后，政府主动后退，让位于旅游主体的自主联盟，更容易推动旅游的发展，实现各区域多赢。
1.1.3 选题意义
在理论上，对于联盟已经有部分学者在区域旅游等方面进行了研究，但是少有学者从联盟的组成形式的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这两个方面来对旅游联盟进行区分，本研究从自组织的角度出发主要研究自下而上形式的旅游自主联盟。“共生”理论是一个生态学的基本概念，“共生”的概念在旅游研究中已经很普遍，本文基于共生的视角，将旅游自主联盟在共生理论上延伸，旅游自主联盟从本质上是区域之间为了获得更多的共生能量自发联结而成的组织形式，在何种共生条件下才会形成这种旅游自主联盟组织，这种自主联盟在何种模式下才能保持旅游自主联盟的共生稳定状态，从而能获得持续共生能量将是本文研究的重点。
在现实上，长江三峡是国内大型复合型景区，区域跨度大，景区种类繁多，目前明显存在旅游景区的各自为政、小散弱差、同质化竞争。随着长江三峡旅游景区在空间上的不断扩大，这种非良性的竞争愈演愈烈。历史上的三峡形成过大大小小一些合作联盟，如“金三角”合作，宜昌和重庆旅游合作联盟，乌江联盟等等，但是这些联盟能一直维持和发挥联盟的功效的不理想，据了解，这些联盟的形成绝大多数都是因为上级行政单位为了达到一定的政绩目的而对下级行政单位以文件或其他方式传达的指示，属于自上而下的旅游联盟。本文在此现状基础上为了充分利用长江三峡区域的旅游资源，促进区域间协调发展，有必要使长江三峡区域旅游在自主的基础上形成联盟，形成一种自发的自下而上的旅游自主联盟，并保持自主联盟长久维持，提升长江三峡旅游整体竞争力，从而形成长江三峡旅游一体化发展模式。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1.2.1 国外的研究成果综述
1.2.1.1 旅游联盟
斯蒂芬·沃尔特在《联盟的起源》一书中主要讨论了国家为什么结盟以及国家如何选择自己的盟友等问题，可见联盟的出现是为了解决国家之间的制衡问题，最开始的联盟出现在国家与国家之间。后来联盟主要运用在跨国企业的合作关系上，随着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联盟一词被广泛的应用于研究各行各业的各种经济主体[1].
迈克尔·波 特（Michael E.Porter,1986）在他的战略管理三部曲中明确指出，企业之间没有达到合并的长期合作就是联盟，这句话对联盟的合作度进行了一个界定，从下限来说联盟主体之间的关系超越了一般市场交易，从上限来说，两家联盟公司还保持彼此独立性[2].①旅游联盟的动机研究尼格尔（Ni gel,1993）认为旅游企业进行联盟的动机较多，具有多重性[3].陈明哲、腾斌圣和克林顿（Chen,Tseng,Clinton,1992）也对旅游企业联盟动机进行研究，并指出促销渠道、经济效益、成本、竞争优势等都会影响旅游企业的联盟意愿[3].帕拉哈拉德（Prahalad,1993）等通过对旅游企业在核心资源的投入程度的研究，得出以下结论，当企业投入核心资源能够获得较大经济效益、节约企业成本并且提升企业市场竞争力的情况下企业会加入到联盟[4].查尔德（Child,1998）认为影响旅游企业参与联盟的因素很多，但是大体可以划分为外部动机和内部动机，只有外部和内部动力相互作用力相同的情况下企业才考虑联盟[5].②旅游联盟的形式研究联盟的形式多种多样，例如合资和协议合作这样粗略的分类（Prakash,Michel,1994）[6].大卫（David,1994）从空间的角度用垂直和水平来划分旅游战略联盟[7].罗伯特（Robert,1990）认为，在联盟中各联盟主体必须具备一定的相对优势[9].③旅游联盟的稳定性研究在对旅游联盟稳定性研究方面，学者一般从内在环境和外在环境来研究旅游联盟的稳定性影响因素。有学者认为，旅游联盟的稳定主要是内部因素，如沟通、信任、分工、配合等（Rita,Diego,Dennis,1991）[10].联盟体各成员在合作过程中各自对联盟所作贡献的对等程度也会影响联盟稳定（Youcheng,Daniel,1995）[6].波特和富勒（Porter,Fuller,1986）却认为，企业的联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不可能维持一定的形态保持不变[11].威斯尔等（Waser,Johns,1999）认为，一个联盟体是否能持续发展下去不仅需要员工和管理层的各自努力，还需要企业内部上下文化背景和管理理念的一致[12].④其他Tomas 和 Victor 在对联盟进行研究时，主要针对的是酒店行业，他们发现通常酒店业外包业务是为了提高自身服务质量或者是降低企业成本[13].
1.2.1.2 共生理论
“共生”（Symbiosis）这个词语最开始是出现在希腊语里，后来被准确定义是在1879 年，由德国真菌学家德贝里（Anton Debarry）提出[14].在德贝里定义的共生概念中，共生主要是指生物界不同种属的生物生活在一起[15],在时间的范围内规定共生必须是长期的联系，同时在共生的形式方面指出共生包括寄生[16].
德国的保罗布克纳对共生的研究中，主要对“内共生”进行了深入研究，他认为内共生与共生的区别主要在于内共生关系是在同种物种之间，“内共生”的研究对生物进化理论研究及其重要，是具有标志性的重要一步[17];科勒瑞和刘威斯对共生的研究主要在共生关系的分类方面，他们将共生关系分为共生、互惠共生、同住现象、寄生等，并对每一类型的概念进行定义[18].
将共生作为一种方法在社会科学领域进行运用已经较为广泛，最开始是一些西方社会科学家在研究社会生产体系过程中提出一种“共生方法”理论[19].虽然“共生”理论方法的运用还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科学体系，但是在西欧和北欧的一些国家的工厂中已经将共生方法投入到实际运用中了，例如由 ESPRIT 和 FAST 计划发起的一些项目[20].
1.2.2 国内的研究成果综述
1.2.2.1 旅游联盟
①旅游联盟的定义
国内学者对旅游联盟的研究较国外较晚。一般认为郝索、王保伦（2000）最先提出类似旅游联盟的概念，给出了国内旅游联盟概念的雏形，它们认为旅游企业之间通过契约将各自资产进行整合，为了共同的经济目的，这样的经济联合组织可以成为旅游联盟[21].随着对旅游联盟的不断研究，陈黎琴（2008）对企业联盟进行了一个完整的定义：实力相近或者能力互补的企业之间，出于多种战略目标如共享市场份额、共用公共资源等，主要通过契约的形式形成的组织，组织成员之间优势互补，共同承担风险，共同研发新产品、采购原料等[22].郁广健（2006）以陕西为研究对象，认为战略同盟有特许经营、资本经营、战略联合体、战略伙伴和品牌联盟五种模式线路[23].
②旅游联盟构建必要性
旅游联盟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出现的组织，孙飞、张跃鹏（2000）认为旅游企业除了与同行业进行结盟外还要与其他行业结盟，如网络媒体，可以实现双赢[24].杜江（2001）主要针对跨国旅游企业进行了研究，在企业战略联盟方面，发现在跨国旅游企业中联盟主要集中于航空公司等竞争激烈的行业，并且联盟内容一般包括作营销、产品创新等[25].丛晔（2002）认为建立旅游战略联盟顺应了我国旅游企业发展的整体趋势，联盟不仅能提高产品质量，更能降低产品价格[26].张伟（2003）认为以旅行社为中心组建战略联盟是可行的和比较牢固的，并从供应链和价值链的角度对其组建必要性进行了论证[27].潘陈勇、郭斌（2003）通过对我国中小旅游企业的研究，提出中小旅游企业构建战略联盟中应注意保持彼此的核心竞争力[28].余博、易伟义（2012 年）对区域自主创新联盟驱动力进行研究，认为区域自主创新联盟实质上是由区域内的企业大学和科研机构联合组建的合作创新组织以契约或联合实体方式维系在联合创新过程中协同行动目的是谋求区域自主创新的突破推动区域创新能力不断提升[29].
③案例研究
黎花（2004）通过对中资旅行社的研究，认为当前经济环境下，中资旅游社可以通过组建横向战略联盟来降低经营成本和增强产品差异化，从而保持长期竞争优势[30].杨成方、冯明义、江海旭、王静思（2010 年）等在对豫北区域旅游联盟设计研究中从完善豫北区域旅游联盟的必要性出发，对构建豫北区域旅游联盟的基础条件和意义进行的分析。但在作者的全篇研究里面并没有强调区域旅游联盟的定义[31]. 高鹏（2005）在对区域旅游合作和认识和作用进行研究后提出五岳旅游联盟的构建思路[32].
④联盟成功建立的影响因素
联盟的成功建立受到多种因素的交叉影响。张华（2010 年）在对我国区域旅游经济联盟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探讨中主要分析了我国发展区域旅游经济合作的条件和现存问题，并且针对现存问题提出了三点解决途径：1、强化政府主导地位 2、统一整体区域旅游品牌 3、建立利益协调机制[33].贺小荣（2009）基于特许经营的旅游酒店联盟网络及其绩效，通过实证得出特许酒店的企业战略、受许酒店的联盟能力、受许酒店的网络关系、联盟网络的竞争优势这 4 个因素对网络绩效都有影响[34].柳春锋（2006）从博弈论的视角来分别对旅游联盟的形成阶段和维持阶段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并认为，在不同的阶段，主要的影响因素各不相同，其中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有成员的共同认识、违约成本、利益分配机制的公平性等[35].
⑤从自组织角度对旅游合作研究
段圣奎（2012）以自组织理论为基础，从系统的层面出发，认为区域旅游合作系统演化特征表现为自组织、自成长、自衍生及整体协调四个层面，服从于自组织演化机理审视其所具有的自组织特性，从空间自然生长企业共生协同产业集群发展等三个方面深入探讨了区域旅游合作系统自组织机制[36].赵磊、吴文智（2010）详细研究了区域旅游系统演变的自组织特征、形成过程和驱动机制，并力图构建一个基于自组织理论的区域旅游系统发展机理研究的理论分析框架[37].
伍锋（2012）研究了旅游地系统自组织演化的条件动力机制和途径指出系统开放远，离平衡态非线性和随机涨落是其自组织演化的条件竞争与协同是其演化的内生动力在时间空间与功能结构上的渐变与突变的统一是其演化的途径[38].
陈睿、吕斌（2004）从自组织性出发，研究旅游地域系统自组织的演化过程和提出区域旅游地空间自组织网络模型及其应用，以支配子网和覆盖子网构成的自组织网络结构为特解，并以长江三峡区域为例， 构建区域旅游目的地空间的支配子网和覆盖子网结构[39].
1.2.2.2 共生理论
袁纯清（1998）在《共生理论--兼论小型经济》一文里详细的介绍了共生理论，包括共生三要素、共生参数、共生度等等。他认为共生就是共生体的共生单元之间出于互利的目的进行物质、能量的交换，并且在这种特定方式交换的过程中需要特定的媒介，在这个过程中媒介就是共生界面、特定的方式就是共生模式，共生单元所处的环境就是共生环境[14].杨梅、牟红（2010）则认为最原始的共生就是发生在不同的两种生物之间，它们相互合作、共同生长。包括 “共同”和“生活”两层意思[40].
①经济学领域共生分析的方面
在国内最先将共生理论用于社会经济研究，并且全面的构建“共生理论”理论框架的是袁纯清（1998）。之后冯德连（2000）再此基础上研究了企业共生模式选择影响因素，他认为，在结合交易费用理论的情况下，企业的资产专用性水平、交易频率和不确定性会成为影响企业共生模式的主要因素[41];但是，在实际情况中，企业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不断变化，这些影响因素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变化。曹玉贵（2005）从企业动态发展的角度对企业集群进行研究，他认为，企业集群实质是一个共生系统，因为集群内部关系如同生物共同发展和协同进化的本质，同时，他还建立了经济学的企业集群共生模型，在模型稳定性研究方面也进行了探讨[42].
②共生理论在企业的应用
国内有学者从产业集群的角度进行生态竞争的辨析，罗清、张玉斌（2006）认为产业集群是多种力量催生的复杂产物，具有组成单位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存在规律性的生命周期等“生态特征”[43].武晓辉（2006）产业集群作为一个有机组织，必须从外界获得资源，同时输出产品等，并与其它经济组织进行着竞争合作，这种与生物种群的相似性，使得采用生态位的理论对旅游产业进行研究成为一种可能[44].
③在旅游开发和管理方面共生理论的应用张序强（2003）等[45]主要分析旅游地的空间生态关系，并将其分为四种：第一种是竞争关系，在有限的空间内，同时存在多个旅游景区或旅游经营者，并且相互之间资源同质化严重，产品差异化极小，客源市场雷同，那么这些景区和企业之间就会在资源和客源市场等方面进行较激烈的争夺。不管是正当竞争还是非正当竞争，最终总会有企业倒闭和破产，少数存活下来的企业也元气大伤。第二种是互利共生，如在同一个区域内部有几个风格和发展方向不同的景区，景区之间进行优势互补和联合营销等增强整体竞争力，最终都获得发展机会；第三种是偏生共利，也就是两个合作的旅游区域实力相差较远；第四种是寄生关系，相当于以强扶弱的一帮一旅游发展模式。董观志（2005）基于生态位理论探讨了可持续发展的旅游策略。
④共生在联盟方面的应用
卜华白、高阳（2005）依据生物共生进化理论对企业战略联盟进行仿生化研究，得出“共生理念”、“共生稳定”、“共生进化”以及“共生界面畅通”四点是构筑企业战略联盟的重要因素[46].吴冠之、刘阳（2006）对共生渠道模式进行了分类，提出了由共生渠道的战略目标、模式选择、合作伙伴、组织与制度以及运作管理构成的共生渠道管理框架，并对管理共生渠道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各种问题探讨了适合的解决方法[47].丁永波（2006）运用共生理论对供应链联盟成员企业共生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进行了分析[48].卜华白、高阳（2008）基于耗散结构理论对共生联盟系统演化方向判别模型进行研究并正对模型的四个方面提出了改进建议[49].薛伟贤、张娟（2010）以高科技术企业为研究对象，根据互惠共生理论，对联盟合作伙伴选择、联盟成立互惠共生关系充要条件进行分析，探析企业联盟伙伴选择和联盟稳定运行的影响因素[50].劳水琴、何文修（2010）把共生理论运用在供应链联盟上，建立供应链联盟的Lorka-Volterra 方程，并运用分析轨线走向的方法分析供应链联盟的稳定性，得出快供应链联盟速和持续发展阶段的条件是使联盟成员企业处于对称性互惠共生状态[51].
⑤旅游共生模式方面的研究
曾艳芳、梁海燕（2012）将共生理论引入闽台旅游产业竞合模式的研究，在分析闽台旅游产业竞合共生条件的基础上，提出闽台旅游产业理想竞合模式应是以闽台两地企业为主导，两岸政府服务和两地行业协会协调配合，两地居民积极参与的一体化互惠共生模式[52].
肖海平、谷人旭、黄静波（2010）在分析湘粤赣省际边界区“红三角”旅游资源联动开发共生条件的基础上，通过构建共生模式 5 圈层结构图阐述了“红三角”旅游资源联动开发共生模式构成要素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53].王金伟、王士君（2010）引入共生理论，并以四川灾区为案例对黑色旅游的“共生”模式进行了研究，认为四川黑色旅游共生包括 5 各方面，并且各共生单元间彼此联系，相互支撑，形成系统化的有机整体[54].
⑥ 长江三峡旅游合作联盟研究
骆永菊（2003）以西安、神农架、长江三峡、张家界为研究对象，提出通过建立陕鄂渝湘边地区协作机制，实现我国生态旅游核心圈旅游资源的联动开发[55].刘聪、牟红（2003）以区域旅游开发相关理论为依据， 结合乌江画廊与长江三峡旅游开发的比较性研究， 对乌江旅游开发“区域联动， 整体开发”的构想进行可行性探讨[56].骆永菊（2003）分析了三峡申报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存在的问题，提出渝鄂两省市要联手合作， 建立相应运作台平， 实现申报成功和三峡旅游的可持续发展[57].
吕斌、陈睿、蒋丕彦（2004）突破传统的研究视角，从旅游区域之间的竞争和合作关系出发，对长江三峡旅游区域空间变动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并结合历年学者对长江三峡空间结构的研究文献，对长江三峡库区旅游空间结构进行重建[58].张秋芬、江五七、李关平（2008）以长江三峡为研究对象对三峡区域旅游合作的现状、合作的基础进行研究， 并探讨了三峡区域旅游合作的对策[59].胡芳、阚如良（2010）基于博弈视角以长江三峡为研究对象对三峡区域旅游合作的历史进行回顾，并对三峡区域旅游合作进行博弈分析，得出结论认为区域旅游合作是很多地区旅游发展的必然选择[60].
黄斌，吕斌，李磊，赵刚（2012）在 2004 年对长江三峡空间结构研究的基础上，根据长江三峡旅游发展新格局，通过建立位序-规律研究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再一次对长江三峡旅游空间格局进行构建[61].范春（2012）区域旅游一体化是区域旅游经济发展的高级形态，从发展战略角度指出大三峡旅游一体化应在发展理念、发展定位、发展空间格局有所作为，并且在对三峡提出一体化推进措施[62].
1.2.3 研究现状述评
联盟形式被用于各种研究领域，特别是在供应链的研究方面。多数有关旅游联盟的研究都是以旅行社、酒店、等企业单位为研究对象，很少有以旅游区域为研究对象来研究区域与区域之间或者是区域内部的旅游联盟。多数学者都致力于联盟形式、联盟的动机、联盟构建的必要性等方面进行研究，但是对成功构建和保持旅游联盟稳定的因素却少有学者研究，更少有学者以区域旅游联盟为研究对象进行针对性研究。另外有关旅游联盟的定义没有明确的界定。
在长江三峡旅游合作方面的研究的文献为数不多，大多集中在竞合机制、博弈论视角或者三峡部分区域的合作研究，以共生视角来研究整体三峡区域旅游联盟的学者甚少。
综合整理国内外研究成果可以发现，关于共生理论在管理科学等领域的应用，主要集中在商业生态、企业联盟、产业集群等方面，但是运用共生理论的共生特性和联盟理论提出自主联盟的联盟形式的学者鲜少，更少有学者将长江三峡区域旅游和联盟理论以及自组织理论进行结合，从案例出发，从共生的角度对长江三峡旅游自主联盟构建进行研究。
1.3 本论文研究的主要内容
本文在对共生理论、联盟理论和自组织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旅游自主联盟概念，对长江三峡旅游区域协作的三个典型案例进行共生层面分析，引出以城际旅游自主联盟模式为引导的自主联盟共生结构，运用演化博弈对长江三峡区域旅游合作进行分析，研究长江三峡旅游自主联盟构建的影响因素和构建原则，并且对旅游自主联盟共生演化阶段进行研究，结合长江三峡旅游发展实际和旅游自主联盟特点对长江三峡旅游自主联盟构建提出建议。
1.4 论文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1.4.1 研究方法
①实地考察法
到长江三峡旅游区沿线实地考察，深入万州，奉节、巫溪、巫山、宜昌、重庆等重要城市考察，了解三峡区域旅游合作联盟发展现状，发现研究问题。
②文献分析法
通过查阅分析国内外大量相关文献，系统考察联盟和旅游联盟的相关定义，并结合旅游业的独有特点，定义旅游联盟的特质，并以此为标准分析现有合作联盟形式，将本文研究问题深化。
③案例研究法
案例法乃由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创始。通过选取长江三峡已有旅游合作联盟的三个不同典型案例根据前文定义区域旅游自主联盟的关键因素以及共生的视角进行分析。
④比较研究法
本文通过对“金三角”、“重庆-宜昌三峡旅游联盟”和“城际旅游”三个典型的三峡旅游联盟合作案例进行比较研究，证明旅游自主联盟形式是区域共生的的成功实践，并找出影响自主联盟成功结盟和长久维持的主要影响因素。
1.4.2 技术路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