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绪论
1.1 研究的背景与意义
1.1.1 研究的背景
当前，医患关系日趋紧张，医患矛盾日益突出，由此所引发的医疗纠纷日益增多，甚至频发暴力伤害事件。从“天价医药费”、“八毛门事件”到“哈医大杀医血案”,医患纠纷屡见报端。医患关系状况也成为近些年中国社会公众所关注的焦点。医患双方信息不对称，造成认知冲突，医患双方自我防御，缺乏信任与沟通，直接影响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医患关系是社会关系中最重要的人际关系之一，其间蕴含着丰富的道德、政治和心理因素。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我国卫生事业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但卫生领域正在进行着一场巨大的变革，承受着体制转换所带来的种种无序与失衡，从而使得医患纠纷的解决更加复杂困难。本文着重对当前医患关系下医患矛盾和医患沟而不通等热点问题进行分析研究及思想政治教育沟通在医患关系中起到的核心作用。
1.1.2 研究的意义
沟通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载体之一，能否引入以缓解当前医患关系是一项重要课题。当前医患关系下的思想政治教育沟通是引导医务人员借助诊疗环境与患者及家属相互交流信息、达成治疗目的、沟通医患情感，以达到和谐就医环境的实践活动。同时也是提高医务人员思想政治觉悟的新举措。但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体系比较复杂，主体个性日益多样化。所以到目前为止，思想政治教育沟通在当前医患关系中的应用还处在探讨阶段，还没有权威而系统的论着。本文从医患关系的现状入手，进一步展开探讨当前医患关系下思想政治教育沟通的作用、方向、目标和路径。所以本文对于改善医患关系和思想政治教育沟通的创新具有重要的意义。
1.2 文献综述
1.2.1 国内研究现状
本人在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超星读秀等数据库进行检索，以“医患关系”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共检索出 14213 篇；以“医患沟通”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共检索出 3619篇；以 “思想政治教育沟通”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共检索出 230,360 篇，其中博硕论文27,078 篇。以“医患关系下思想政治教育沟通”为关键词进行检索，未检出相关论文，思想政治教育沟通工作在当前社会的医疗环境下还处在摸索阶段。
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沟通的研究现状。20 世界 90 年代以来，在思想政治教育灌输的实效性遭遇瓶颈之后，思想政治教育沟通的研究日渐兴起。到目前为止，诸多学者针对思想政治教育沟通的概念、模式、内容、机制等维度作出不同视角的探索和阐述。研究《思想政治教育沟通论》指出，沟通活动贯穿于思想政治教育的整个过程之中，沟通过程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过程。大部分文章把思想政治教育沟通作为一种理论，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过程是沟通过程，要运用沟通理论来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如孔国庆、周文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应注意“沟通法”》，王柱森、周东风的《沟通--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手段》等。王娟在《思想政治教育沟通研究综述》中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沟通应该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的思想政治教育沟通包括一切围绕思想政治教育开展的沟通活动，狭义上的沟通则仅指人际沟通，即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间的沟通。
对于医患关系现状的研究在学术界有许多概括。其中，刘朝晖在《目前医患关系现状及对策探讨》中引用了着名医史学家西格里斯说过的一句话：“医学的目的是社会的，它的目的不仅在治疗疾病，使某个机体康复；它的目的是使人康复后得以适应他的环境，作为一个有用的社会成员。”每一种医学行动始终涉及两类当事人：医师和病人，或者更广泛地说，是医学团体和社会。医学无非是这两群人之间多方面的关系。现代医学的高度发展更加扩充了这一概念，“医”已由单纯医学团体扩展为参与医疗活动的医院全体职工；“患”也由单纯求医者扩展为与之相关的每一种社会关系。[1] （P50）赖平在《论医患关系的形式特点和心理特点》中认为：“在医疗卫生活动中，以医务人员为一方，以患者及其家属为另一方形成和建立的一种双向的特殊的人际关系。由于受社会、心理、经济等方面因素的影响，医患关系体现为道德关系、利益关系、价值关系、文化关系、法律关系等多重关系。”[2] （P104）对于医患紧张形成因素的研究。吕爱芹在《医患间的人际冲突与冲突管理策略》中指出：“在医疗行为中，由于医患双方个体会将不同的背景（比如他们的文化和家庭传统、教育水平、阅历等）带入他们在医疗过程中各自承担的角色里，不同的社会化过程塑造了他们不同的价值观和需求，缺乏对彼此的需求和价值观点的理解和赞同，从而导致冲突的发生。另外，医患双方对疾病的知觉和医疗行为解释的差异以及对医患相互关系不同的期望，也会导致冲突的发生，这些冲突时常是高度情绪化的。”[3] （P67）王静、何忠正在《加强医患沟通、协调医患关系的必要性及策略分析》中指出：“良好的医患沟通，可以增加患者对医疗技术局限性和高风险性的了解，增加对医生的信任，增强医生对治疗疾病的信心，尽可能避免医生采取防卫性医疗措施，从而有利于疾病的救治和医学的发展。”[4] （P43）高媛在《论思想政治教育的沟通环节》中指出：“沟通不是只说给别人听，也不是只听别人说，而是要‘通’彼此之‘理'.因此思想政治教育沟通的核心，就是完成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信息的双向交流和情感互动。”[5] （P195））刘素林在《新时期医院思想政治工作要做到“五个突出”》中指出：“医院由于体制关系和生存的需求，在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之间，一般倾向于经济效益，在重视经济效益的同时，忽视了职工的思想政治教育。医院思想政治工作的地位在医院改革与发展中一度被消弱，导致部分医务人员医德失范，医患信任度下降、矛盾上升。”[6] （P77）对于当前医患关系下思想政治教育沟通作用的研究。温文沛、邹勇在《医院思想政治工作视角下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实践探索》中指出：“教育职工要以平等互敬的态度对待病人，关爱病人，尊重病人权利，帮助患者解除生理上、心理上、社会上等各方面的身心疾苦。”[7] （P101）王芙蓉、张云等在《医患沟通现况调查及改进对策》中指出：“树立 ’以病人为中心‘的医患沟通意识，要求医生不仅要关心病人的’病‘,更要关注’人‘的需求，使医患关系一开始建立就充满了’人情味‘.”[8] （P50）廖生武在《医德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中提到：“医疗机构要通过不断的医德教育，提高医务人员的医德意识，培养医德情感，锻炼医德意志，树立社会主义医德信念，养成良好的医德行为规范。建立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和奖罚措施，做到’有章可依、违章必究、奖罚分明‘,使医务人员实现良好医德认识与行医行为知行合一。”[9] （P80）徐又佳、张振方在《医务人员的“医患沟通”能力是和谐医患关系中的重要保障》中指出：“成功的’医患沟通‘不仅可以消除患者因疾病引发的消极心理状态，增加其对医务人员的信任程度，积极配合各种治疗活动；而且还可以提高患者大脑及整体神经系统张力，激发机体潜能，增强对疾病的抵抗力和对环境的适应能力。”[10] （P34）吴建成在《医院在医疗纠纷处置中的对策分析》中指出：“针对患者的所患疾病，运用医学专业知识及临床实践经验，恰当解释病情，帮助其分析治疗的利弊，有意识地进行引导，以提高患者战胜疾病的主观能动性，实现心理认同。”[11] （P33）谢建军在《医院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坚持以人为本》中指出：
“在经济转型期应该加强医院的思想政治工作，坚持以人为本，立足于提高人的整体素质，以增强职工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增强医院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为主要任务，让职工在获得精神需要的同时使思想政治教育在潜移默化中完成。”[12] （P190）对于当前医患关系下思想政治教育沟通路径的研究。顾智伟在《医院思想政治工作的几点思考》中指出：“加强医院思想政治工作，首先要进一步健全、完善现行院长负责制条件下医院思想政治工作的组织领导体制。要建立起一个以党组织为领导、专兼职政工干部为基础的思想政治工作新体系。”[13] （P126）卢仲毅、唐时奎在《实施医患沟通制，改善医患关系》一文中提到：“对医院各类人员进行分层次培训，把改变观念作为培训的重点。培训主要采取院内专题讲座、聘请专家来院讲课、科室间交流医患沟通经验和模拟角色进行培训等形式。”[14] （P726）吴殷在《思想政治工作在构建和谐医院关系中的作用》中提到：“通过卓有成效的思想政治工作，充分利用医院的宣传阵地，加强与新闻媒体的沟通，大力宣传医院在构建和谐医患关系方面的新举措、新成效，大力宣传医学知识，大力宣传医务人员中涌现出的先进人物和先进事迹，引导人们正确认识当前医患关系中存在的问题，客观看待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呼吁全社会理解和尊重医务人员的劳动和风险。”[15] （P20）马荣豫在《新形势下创新医院思想政治工作的几点思考》中指出：“应坚持在院党委的领导下，党政共同负责，党政工团齐抓共管，建立一支以政工人员为骨干的专兼结合、干群结合的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和网络体系，确保思想政治工作的经常性、时效性。要注重培养思想政治工作者的政治理论素质和综合协调能力，要选准、配强专职和兼职的政工干部培养新生力量，保证思想政治教育达到最佳效果。”
1.2.2 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的一些专家学者很早就开始对医患冲突这一现象进行关注和研究。早在 1951年，美国社会学家塔尔科特·帕森斯所发表的《社会系统》一书中阐述了复杂的社会功能模型，认为一个医生和他的患者之间的关系是基于医生帮助患者有效地处理健康问题这一基础上与医生通力合作。但是，医患之间往往存在因为角色差异而带来的认知冲突，帕森斯从社会系统的角度建构起了自己这种医患关系的理论，并对其后医学社会现象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到了 1973 年，威廉·马德森已经注意到文化因素对医患交流的影响，他认为对于具有不同文化特征的患者来说，与医生之间的互动会有困难，并可能造成双方的误解，由此形成医患之间的冲突。1989 年，以患者为中心的研究伴随医学模式的转变而兴起，彻底改变了帕森斯时代的医患之间的不对称关系，成为了当今诊疗实践的主导模式。以患者为中心被界定为：“医生进入患者的世界，从患者的角度看待疾病。
早在 18 世纪与 19 世纪初，美国的医生已经实行了医患沟通中的重要环节--知情同意，其做法是告诉病人在意料中遇到了哪些问题，并对各种治疗措施的选择作出决定，一旦医生转达了基本的病情和推荐的诊治建议，他们必须要确定病人是否明白并且能否同意医生的诊治计划。目前，医患沟通是美国医生必备的临床技能之一，也是医学生的必修课程。[17] （P265-270）多因素统计分析亦证明了沟通在医患交互作用中的积极效果。[18]（P428-435）美国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特点是鲜明的阶级性、政治性、极强的社会适应性、浓厚的科学性和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广泛性。它在公民教育、道德教育、法制教育、宗教教育、历史教育等等名义下进行了大量的实质性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欧美国家医德教育的开展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美国在 1998 年成立了”亨利·比车从医道德奖学金“,奖励对医学道德发展做出贡献的学生，把医学生的道德素养与奖学金评选挂钩，提高医德教育的权威性。美国、德国等从医人员从考取医师资格证书开始，就涉及了医德内容，通常采用模拟现实场景的方式考察从医人员与患者间语言和非语言的交流能力，医德考核不合格将无法获得行医资格。
1.3 相关概念及范围界定
1.3.1 当前医患关系及分析
医患关系从法律角度是一种合同或契约关系；从社会学角度是一种职业关系；从伦理学角度是一种诚信和信任的关系；从心理学的角度讲是一种依赖和支持的关系。医患关系的研究己涉及社会学、伦理学、心理学等多个学科，从其成因上的研究还涉及医疗技术、信息、法律制度、医疗卫生体制、舆论监督等多个方面。当前医患关系是指近年来，医患关系日趋紧张，医患矛盾日趋激化的非常态关系。
频频见诸于网络和纸质媒体上的发生在医疗领域的涉及刑事和民事的案例都表明当前医患关系紧张程度。导致医患关系紧张的原因主要是：（1）政府投入不够及医疗资源匮乏。2013 年全国卫生总费用预计达 31661.5 亿元，占 GDP 百分比为 5.57%;美国的卫生总费用占 GDP 的 17.9%;在老龄化最严重的日本，卫生总费用也占 GDP 的 9.5%,而中国远远低于其他国家。2013 年，每千人口执业（助理）医师 2.06 人，每千人口注册护士 2.05 人，每万人口全科医生 1.07 人，每万人口专业公共卫生机构人员 6.08 人。
导致”看病难、看病贵“, 患者为了获得更好更高医疗资源、医生为了提高经济收入，”回扣“、”红包“行为等成为公开的秘密。（2）医疗体制的不健全。医患矛盾来自于不合理的医疗体制。当前的医疗体制虽经多次改革，但总体上还是停留于表面上，还没有真正触及深层次的体制矛盾和问题。比如，医疗卫生行业的定位问题、政府与医疗机构的关系问题、医疗机构维持运营的经费来源问题等。这些问题不解决，医患矛盾就永无休止。因为现行不合理的体制不可避免要导致医院及医务人员的趋利行为，大处方、过度检查治疗等。（3）医患双方在诊疗过程中没有进行有效的沟通和告知。大城市三甲医院超负荷运转，普遍存在着”挂号、交费和检查排长队，看病只要五分钟“的现象，看病的不方便引发多数患者的不满和抱怨；同时，医生在一天内要看几十个病人，甚至忙得连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往往没有更多时间向病人作耐心的解释工作。患者缺乏医疗知识，对诊疗服务的期望值过高。据了解，目前被人类命名的病种总共有 6 万多种，其中的 60%是自限性疾病，不用医生治疗，病人可以依靠自身的抵抗力实现自愈。而有34%的疾病人类束手无策，医生对病人真正能治愈的只有其中的 6%.虽然现代医学发展突飞猛进，但未攻克的难题仍然很多，技术上的局限加上患者的个体差异，很多疾病的疗效难以预测。但患者认为只要进了医院就一定能治好病，只要花了钱就应该治好病，若达不到期望效果，就归咎于医院和医务人员。医患之间对于直接结果认知的差异，特别是患者及其家属对于治疗结果的过高期待，成为影响医患关系的”助燃剂“.
1.3.2 思想政治教育沟通
”沟通“在百度百科中解释为：”本指开沟以使两水相通。后用以泛指使两方相通连；也指疏通彼此的意见。沟通的目的是增进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传达真正的爱。沟通是为了一个设定的目标，把信息、思想和情感，在个人或群体间传递，并且达成共同协议的过程。“思想政治教育既是教育的过程也是沟通的过程。
思想政治教育是指一定的阶级、政党、社会群体遵循人们思想品德形成发展规律，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一定阶级所需要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20] （P50）思想政治教育用科学的理论武装人、用正确的思想教育人，就是为了帮助和引导人们认识、改造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提高改造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的能力。
思想政治教育沟通是指在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主体之间在平等关系的基础上以语言交流等形式进行的思想互动和和情感交流，共同感受、共同分析、共同讨论、共同研究，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使双方的思想觉悟、政治立场、道德观念达成互识和共识。
通过主体间的对话与引导，实现受教育者观念和规范的形成和变化，并通过内化转变为自己的思想政治认识，在外化推动下新的思想政治品德转化为行为和实践，形成行为习惯，并且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中把内在品质体现出来，获得道德水平的提高和人格的双重提升。
1.3.3 医患关系中的一般沟通与思想政治教育沟通
目前发生在医患关系中的沟通一般是指在医学诊疗过程中，医务人员与患者双方围绕患者的病情、症状和病程进行的信息交流，关注的只是病而不是得病的人。而患者也只是陈述自身的症状，又因为医学知识的缺乏等局限性产生叙述时的偏差与不足，导致一些疾病的误诊、误治。这种简单的医学上和职业上的医患沟通往往忽视了患者在情感上的和心理上需求，形成”沟而不通“的局面。
思想政治教育沟通是引导医务人员如何优化医患互动的内容、形式和艺术，强调与患者深层次的情感交流，不再是简单的你问我答，要关注诊疗过程中的细节，注重患者背后的故事。要做到尊重患者的思想和感受、患者的期望与需要、患者与治疗相关的经济和精神等因素，时时刻刻为患者着想，为患者提供一个信任、和谐、友善的诊疗环境。相比之下，思想政治教育沟通注重情感性、主体性，更富人性化，实效性较强。本文将思想政治教育沟通投放在医患关系的解决和构建中，充分体现了思想政治教育沟通这一载体的现实功能和价值。
1.4 论文的研究方法、特色及创新之处
1.4.1 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采用了文献研究法、比较研究法、案例分析法等来研究和分析问题。文献研究方法：通过对有关医患沟通和思想政治教育沟通的专着及文章等文献资料进行梳理取舍、分类整理、研究分析，从中提炼出有价值的观点和素材；比较研究法：在文献资料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当前医患关系背景，对医患沟通和思想政治教育沟通等问题进行归纳和比较分析；案例分析法：引入较为突出和具有代表性的医患案例进行细节阐述与深入剖析，结合本文由针对性的进行分析举证，使论点更具现实意义。
1.4.2 研究特色
本文从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现状和思想政治教育沟通的现状入手，结合马克思主义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研究和论述，科学分析总结出当前医患关系下医院思想政治教育沟通的基本内涵，阐述了医院思想政治教育沟通在促进医院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等方面的地位，说明了思想政治教育沟通在构建和谐医患关系方面所具有的思想导向、道德约束、沟通协调、人文培育等方面的作用。我国的一些专家学者和医院的管理人员，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沟通的研究取得了一些积极成果。因此，本文的侧重点也将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研究当前医患关系下的思想政治教育沟通的作用和途径。
1.4.3 创新之处
（1）角度创新：关注当前医患关系背景下的思想政治教育沟通作用，为思想政治教育沟通的理论研究和在医患关系中的实践运用作出丰富和补充。
（2）方法创新：引入案例分析，使理论和实际相结合，使论据更充分，论证更具说服力。
（3）实践创新：对合理运用思想政治教育沟通以构建和谐医患环境在途径和手段上的深入探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