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语言生活调查研究概况

　　一、绪论

　　1999年8月9日，国家语委受国务院总理办公会议委托，启动了一项针对我国国民语言生活情况的国情调查。本次语言生活调查动用了国家层面资源，形成一系列学术成果。这些成果一定程度上填补了我国这一领域的研究空白。但本次语言调查没有对边境城市这一特殊单位进行专项考察。

　　吉林省珲春市的语言生活状况在边境城市中较为典型。在珲春市走访的过程中，我们发现街道上汉语、俄语和朝语三种文字到处可以看见。

　　珲春市言语社区内居民的语言生活主要以汉语、朝语为主，俄文在门牌上使用较多，但俄语使用仅限于小部分商业范围内。英语作为校园教学语言在社会生活中的使用比例较小，所以未将其纳入本次调研的范围。汉语仍然是珲春市言语社区内的强势语言。而朝鲜语紧随其后，成为珲春市居民使用第二多的语言。俄语成为珲春市语言生活当中的一部分主要是由中俄两国之间日益繁荣的经济贸易往来引起的，尤其是在经济贸易往来的群体中使用频率较高。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不论是汉语、朝语还是俄语都在彼此的文化互动中不断碰撞、融合、发展，导致珲春市这一三国交界的边境城市的语言生活变得日益丰富。从语言学的视角考察这一典型边境城市的语言生活状况十分有必要。

　　1.1 调查缘起、调查目的和意义。

　　1.1.1 调查缘起。

　　2013年，笔者参加学校举办的"走基层，看变化"寒假社会调研活动。本人与其他7名同学前往吉林省珲春市进行走访调研。在这一过程中，珲春市居民的语言生活引起了笔者对其进行调查的兴趣。本文以吉林省边境城市珲春市居民的语言生活为调查内容，对当地居民的语言使用和语言态度等方面问题的概略情况进行描写和研究。通过调查问卷、走访调研等方式，搜集珲春市言语社区内居民的语言生活相关数据，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统计和分析这些数据，从社会语言学的视角力争较为客观地描写珲春市言语社区内居民在语言使用和语言态度等方面的概况，从整体上对我国边境城市语言文字在新的发展形势下的实际使用情况进行把握，以期为进一步对珲春市的语言资源进行有效管理提供依据，为完善政府相关语言政策的制定和具体实施提供参考。

　　1.1.2 研究目的。

　　对珲春市居民的语言生活进行调查的基本目的主要包含三个方面：一是描述珲春市居民当前的语言生活基本情况；二是通过问卷调查数据整理与分析，丰富我国边境城市的语言生活调查一手材料；三是考察民族语言和推广普通话等政策给珲春市居民的语言生活带来的客观影响，以期能够对民族地区语言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

　　1.1.3 研究意义。

　　1.1.3.1 理论价值。

　　吉林省珲春市作为本文的主要调查地域范围，在我国边境城市中极具代表性，其语言生活情况对于社会语言学所涵盖的城市语言调查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具有独特的价值。由于民族聚居、对外贸易发展等原因，珲春市居民的语言生活状况较为复杂，而语言学界对这一地区的语言生活的调查尚稀。故而，对珲春市言语社区内的语言生活情况进行调查研究，不仅能够反映这一地域自身的语言生活概况，还能够通过典型示范的方式开创城市语言调查新的研究热点，通过分析调研数据和相关走访材料总结边境城市语言生活的发展规律，从而在扩展社会语言学的研究领域的同时体现这一研究的学术价值。

　　1.1.3.2 现实意义。

　　珲春市正处于不断深化改革与城镇化迅速发展的过程中，随着长吉图战略规划的逐步推进，珲春市的社会经济发展也将迈入快车道，与之相伴生的语言生活也必将发生重大变化。这种变化将潜移默化地对当地的文化教育等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产生影响。语言生活当中各项要素的碰撞、融合，既是对社会运转的一种对照，隐藏在这种变化背后的多元交际也是推动社会发展的一种力量。而且，对语言生活的调查结果总结所归纳出的发展规律，还可以推动语言资源的进一步开发。

　　1.2 研究概况。

　　学界对语言使用范围的界定，基本上分为两种观点：一种关注语言文字的具体用法，一种则从宏观的角度对语言文字的使用以及使用过程中的看法进行研究。前者主要集中研究语言具体如何使用，并针对具体用法发表态度。例如，"师傅"等这些具体的称谓语的使用条件，对如何规范性的对其进行使用进行深入探讨；而社会语言学家则更倾向于从宏观的角度分析一个言语社区内居民的语言生活状况，其中涵盖某言语社区内语言生活当中通用语言的种类，每种语言使用的人数比例，这些话语者对每种语言的不同的语言的态度和习得倾向等。

　　随着城市语言调查这一新兴的语言学动向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语言学家将视角投向这一领域。众多高水平的研究论文先后发表。

　　言语社区和语言接触等语言学理论是城市语言调查研究过程中主要的理论依据。然而，近些年来的城市语言调查多集中在普通城市的普通话的普及程度、强势语言与弱势语言的平衡问题以及民族地区的双语社团等焦点上，而对颇具地域特点的边境城市的调查成果鲜而有之。

　　1.2.1 国外学者关于语言生活调查的研究情况。

　　国外的语言学家不仅重视对语言抽象规律的研究，对不同地域、不同群体的语言使用情况的调查也普遍关注。许多着名语言学家都在语言调查这一领域有所建树，这些调查成果不仅总结了各相关领域内的语言学规律，丰富了社会语言学研究的研究对象和内容，对推进社会语言学学科的发展也具有积极意义。

　　美国着名语言学家甘柏兹（J.Gumperz）的研究成果，"涉及到语言学的方方面面。除了话语分析、语境研究以外，还有语码转换的类型和功能分析、社会网络对语言保持和语言转用的作用，以及他的有关'言语社区'（speech community）这一语言学核心概念的论述。其在会话分析、语境研究和语言社团理论等诸方面都有卓越建树",尤其是对互动社会语言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费什曼于上个世纪 70 年代创立了语言社会学。这位美国语言学家的代表作为《语言社会学："研究社会中语言的一种跨学科的社会科学方法》（1971）。"主要研究社会多语现象、双语教育、双语体（diglossia）、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等".他所倡导的研究理念和方法进一步奠定了其在社会语言学领域的地位，推动了这一学科的发展。

　　"拉波夫在对纽约市某百货公司店员的 r 发音情况的调查研究中，发现社会上层和中层的店员发 r 音的百分率大大高于下层店员，即 r 的不同发音实际上反映了社会阶层的分化".

　　英国语言学家特鲁吉尔（P.Trudgill）"对诺里奇市英语中后缀-ing、t 和 h 变异状况进行调查，调查的结果表明，拉波夫的研究是真实存在的，而且还有意外发现，即性别对语言变异的影响".

　　为数众多的西方着名语言学家热衷于语言调查，通过对不同地域、不同范围、不同对象进行形式多样的调查，总结各类语言变体的变化规律，可以说语言调查为社会语言学理论的成熟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同时，西方语言学家的相关理论也逐步被国内的学者引介到我国的语言学界，并逐渐被认可和广为传播。

　　1.2.2 国内学者关于语言生活调查的研究情况。

　　语言生活调查逐步走进我国学者视野，是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国外语言学家在各个领域的语言生活调查成果扩展了社会语言学的研究领域和基础理论，这些研究成果对我国语言学者非常有吸引力。国内的语言学家吸纳相关理论，结合我国语言学发展的实际，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的调查工作形成诸多的学术成果。

　　戴庆厦（2008）在《论新时期我国少数民族的语言国情调查》一文中从"语言国情调查"的角度总结中国民族语言国情的研究重点，明确了我国民族语言国情调查的重要内容和研究基本范式。"他在《关于语言使用国情调查研究的几个问题》（2008）中依据基诺族语言使用的个案调查情况，对语言使用国情调查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进行论述，强调了田野调查的重要性",对语言使用国情调查相关研究的发展起到了指导作用。陈章太（1999）在《再论语言生活调查》提出"语言生活调查是社会语言学的一项重要内容",对语言生活调查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论述。

　　冯志伟（2000）在《论语言文字的地位规划和本体规划》中"讨论了语言规划的性质和范围，把语言规划明确地划分为语言文字的地位规划和语言文字的本体规划两大部分，并提出了一个初步的语言规划理论体系".

　　关于"双言制理论"概念下的变体层级，"游汝杰提出根据语言功能层级的区别把不同的语言变体分为顶层语言、高层语言和底层语言".

　　国内城市语言学者徐大明等提出，"徐大明（2004）提出确定言语社区应该从人口、地域、互动、认同、及共同的公共设施等要素方面发现和鉴定言语社区".城市语言调查自此在我国社会语言学界兴起。虽然在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等诸多方面仍存在改进之处，但已然得到国内外众多学者的认可。

　　我国的社会语言学研究范畴内越来越多的关于城市语言调查的新成果出现。作为新近备受关注的理论创新点而吸引更多的专家学者投入研究，从而产生这一领域内的一批又一批的学术新成果。这些研究成果从不同的层面进行划分，大致分类归纳如下：在语言社团关系上来划分，可分为对民族聚居地区和某个具体方言地区的双语社区的调查。前者，周国炎（2008）"在第一手田野调查材料基础上对贵阳市郊布依族语言使用现状、特征以及人们的语言文字态度进行分析".后者，陈松岑在 1988 年"拟订了调研课题后向国家语委申请资助，得到批准后于当年夏天带领北京大学中文系汉语专业八五级选修《社会语言学》课程的 20 名学生到浙江省绍兴市城区对当地居民中流行的普通话及其特点进行了实地调查".

　　从语言生活情况调查的范围来观察，不仅有在全国区域范围内的调查，也有在地方上具体某地点方言的调查。前者最有力的例证就是全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后者的代表作有杨晋毅（2001）《中国新兴工业区语言状态研究（中原区）》以及《南京市语言使用情况调查及其思考》（付义荣，2004）。

　　从语言生活调查研究的不同视角切入点来看，不仅有单独针对语言能力、语言使用和语言态度等语言生活要素的研究，也有同时对数个要素进行的调查研究。谢俊英（2006）撰文《中国不同民族群体对普通话的态度差异分析》，"探讨了中国不同民族尤其是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对中国国家通用语言-普通话的态度差异，分析形成差异的原因及其对语言行为的影响";后者如夏历（2007）所作博士论文--《在京农民工语言状况研究》，"通过对北京市近千名农民工语言状况的实地调查，研究了在京农民工的语言状况".

　　苏金智在其文章《国内外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概述》之中阐述了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的内在含义，并对21世纪以来国外学者和国内专家所开展的关于语言普查和抽样调查的一些基本情况进行介绍。

　　2011年，广西大学硕士研究生杨希在其论文《中越边境（广西部分）边民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语言态度调查研究》中，"对我国广西和越南边境地区边民的语言使用状况和语言态度进行了调查".文章较为全面的描述了该地区边民的语言文字使用状况，分析了现状产生的历史原因，同时预测了其语言态度发展趋向。

　　2012年张燚、杨帆在《阿图什市城区公共服务场所语言文字使用现状描述》这篇学术研究文章中，通过分析作者在实地调研过程中所收集的录音和图文资料，对2011年新疆阿图什市公共服务场所语言文字环境进行了细致的考察，"描写和展现了汉族、维吾尔族、柯尔克孜族三大族群在公共场所活动中的语言文字生活面貌，分析探讨该区域语言文字环境以及各族群之间的语言交际特点".

　　王利峰、朱晋伟（2013）"重点考察在华跨国公司内部的语言使用情况及其语言使用态度，得出了在华跨国公司内部语言状况具有多样性、复杂性的特点的结论".此外，阿达来提（2013）"以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方法为主，采用了个案调查法、问卷调查法、访谈法及融入式观察法，并结合民族学和统计学的知识和方法，对我国乌孜别克族的语言使用情况进行全面而系统地研究，力求得出我国乌孜别克族语言使用现状的科学结论".

　　崔金一（2014）以《丹东地区朝鲜族言语社团语言使用现状调查研究》为硕士论题，对丹东市朝鲜族群体的语言使用情况进行了调查。

　　就笔者目力所及，现有的学术成果大都集中在城市语言调查理论和方法方面，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对我国部分城市的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研究有一定的指导，但对我国边境城市的语言生活情况的所进行的专项调查，尤其是对吉林省边境城市珲春市的语言生活情况进行的专项研究尚未见到，因此对以珲春市为代表的我国边境城市的语言生活情况的调研具有一定的创新意义。

　　1.2.3 珲春市语言生活情况的相关研究。

　　关于珲春市语言生活情况的现有研究成果较为稀少，只有个别文章中在论述延边地区民族双语教学政策时稍有提及。在珲春市相关的地方志类书籍中，关于珲春市言语社区的语言生活状况提及到的也很少，仅在叙述民族构成的相关部分有所简单涉猎。笔者另在知网上查询部分关于珲春市社会学领域、经济学领域的相关文章，关于珲春语言生活的描写也几乎无从所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