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游荡者多重意象下的诗人属性
作为文人的游荡者以一种侦探式的探索方式去寻找现代的文化现象，他在拱廊街中的漫步就像侦探家在勘察犯罪现场一样，不过他们的步调是不一致的。本雅明在描写游荡者的体验时是以拱廊街的游荡为背景的，在本雅明看来拱廊街就是一座城市，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微型世界。在这个微型世界中，最具意象的就是游荡者。游荡者是游手好闲的一群人，没有任务也没有可以实现的目标，闲逛以及观察是他们百无聊赖的特征。而侦探家却不同，他们保有一种解开谜团的使命，游荡者与侦探的相似之处在于他们都能通过观察细微的事物获得线索，并沿着线索寻找关联物，在物的印证中查找真相。对痕迹的寻找是至关重要的一点，而拱廊街为这种痕迹的提供了空间。拱廊街两旁的商品是最早的百货商店的前身，它是“豪华物品的交易中心”,这是商品时代的辉煌，“展品像一段段色彩斑斓的长诗”.拱廊街的建筑显现的“技术与艺术之争”.为艺术而艺术的任务在拱廊街变成了为商品而服务的艺术，它也是建筑的一种辉煌艺术表现，钢铁以及玻璃的运用都需要现代技术的支持。本雅明同时用侦探性的眼光找到了商业形式与艺术和文化现象之间的联系，在街头信息传播方式的改变中，小酒馆和咖啡馆“唤醒了街头出版业”,技术促使了艺术发生不可置疑的变化，广播以及新闻业把文人从为艺术而艺术的领域中拉了出来。
作为体验的主体，波德莱尔从爱伦·坡的小说中观察到了侦探的角色。在法国革命的前夕，密谋家们个个都具有侦探般的眼光，本雅明在游荡者身上找到了这种视角，特别是在波德莱尔那里：“一个旁观者在任何地方都是化名微服的王子”.侦探的视角最重要的就是对细节的观察以及快速的捕捉，线索的细小和不易察觉我们在福尔摩斯那里应经领教过了，侦探受制于时间限制不得不形成快速捕捉线索的习惯，这种习惯就像大城市罪恶的踪迹，游荡者也从善于运用快速捕捉的方法抓住流逝的现象。从某种角度来讲，本雅明笔下的波德莱尔继承了侦探家的某种特质，对大城市罪恶现场的警觉以及敏感的快速捕捉。
作为大城市的背景，马路和街道为游荡者提供了现场，也是游荡者的震惊体验的缓冲地带。“街道包涵着直觉的、体验的、审美的、社会的、文化的等诸种形态的内涵”.①本雅明笔下的街道特指巴黎的拱廊街，作为一个微型的社会，它集中反映了 19 世纪巴黎的各种社会变革和文化现象。这里是接受信息和处理事件的现场，街道是人群的聚集地，是商品交易的场所，它以一种现代化的方式吸引了文人。街道是作为体验的事件最容易发生的场所，是事件的集中区域。蕴含着一个时代的故事在大城市的街道上展开，在作为商业化集聚区的拱廊街展开。诗人在街道上是作为收集材料的人出现的，就像本雅明所说的“一个社会就以这种方式在大马路上将生活在其中的文人吸收进来。在街头他必须使自己准备好应付下一个突发事件，下一个机智的警语，或下一个谣言。”
大城市的瞬息万变慢慢弱化了大众的丰富体验与感知，现代人不得不面对技术时代带来的震惊体验。这种体验快速来临、快速消失，紧接着被下一波的震惊体验取代。对这种体验有着深刻感受的是以游荡者为首的文人，而离这种震惊最接近的是作为文人的诗人，诗人总是会把转瞬即逝的现象记录下来变为永恒，震惊体验带给诗人的正是技术社会下的异化体验。这种体验也只有在作为文人的游荡者和诗人身上表现了出来。对于诗人来说，人群是街道的风景，他们得到的永远比那些在制度下规规矩矩生存的大众得来的多。
大城市给现代都市人带来的审美体验与欢乐远远超出了它的不良影响。如果说都市人还没有认识到大城市生活体验的的丰富性消失到何种地步时，游荡者正是这不安的一群。游荡者作为在人群中的人，他们在评价事物的时候总是从人群的活动中获得材料。
在本雅明的笔下，他清晰地看到了波德莱尔眼中的大众，对巴黎的社会的变革与认识除了在街道陈列的商品中，还在人群和大众中。“大众是一幅不安的面纱，波德莱尔透过它认识了巴黎”.②大众虽然是冷漠的，却为漫步的人提供了很好的景象。这个景象视为作为诗人的游荡者准备的，游荡者不乏大众的轻松与幽默，他们善于伪装，他不是严肃的教条者，甚至蔑视伦理规范，但他不像一般的漫步者看不到大众的一点希望。很多时候游荡者把大众看成了一个活动者的景象，一副流动的画面，就像印象派光与影的组合。这种景象本雅明用艺术理论讲的很清楚：“在某种意义上说，一项注意的绘画技巧--有色彩的狂欢组成的画面--作为某种经验的反映早已为大城市居民的眼睛所熟悉”.
流动的大众在有着诗人特质的游荡者眼里是一个流动的风景，这印证的本雅明的“大城市的相面学”.“大城市的相面学”证明了大城市的描写不需要主题，大众就是主题，而且是丰富的有着深刻当下体验的主题。波德莱尔就是从这个主题中获取的体验。本雅明严苛的评价霍夫曼的环境描写时，说他没有抓住大众这个视角，没有致力于描绘大众，如果他知道透过大众去观察“他就不会把景色描绘得好像是由女人牵着鼻子走，他或许会抓住那种坡从煤气灯下蜂拥而过的大众那里得来的主题。”①大众是冷漠的一群，本雅明在波德莱尔的诗句中看到过这种冷漠，这种冷漠可以说是现代性的一种异化体验：“在巨大、灰色的天空下…我遇见还几个人，弯着腰向前走。
他们每个人都背着一个巨大的怪兽…有一件好奇的事情要注意：没有一个行者对吊在脖子上、趴在背上的凶恶的野兽标示愤怒；甚至可以说，他们似乎认为这怪兽是自己的一部分。这疲惫而严肃的面孔没有表现出任何的绝望；在这阴郁的的苍穹下，他们的脚陷入和天空一样愁惨的大地的尘土中，带着注定要永远希望的人的无可如何的神情，走着。”②这是《巴黎的忧郁》里的一篇小散文诗，在空荡、灰蒙的街道上，每个人身上都趴着这只怪兽，人群不知道自己的走向，只是被一种行走欲控制着，这明显的行走欲应该来自于工业社会，工作的疲惫与不可摆脱。没有一个人对这种压迫质疑，发展以及进步的神话仍然萦绕在人们头顶，只是它是以人类心智的丧失为代价的。这种精神的丧失直接导致了冷漠的人群，人群是冷漠的携带者，而作为诗人的波德莱尔却是患者，“可是很快不可抗拒的冷漠控制了我，我被沉重的压倒了，那些背的过重的怪兽的人也没有这样”.诗人在这里作为一个感受者出现了，很多时候，承受痛苦的的不是患病者，而是有着丰富体验的诗人。波德莱尔就是这样的存在，他善于观察大城市的表情，隐喻的记录大城市的生存现状。
本雅明在塑造游荡者和波德莱尔这个诗人形象的时候把自己也并置进去了，他继承了波德莱尔众多的方法，体验、透视、拼接、寓言…，他们都非常重视寓言的作用。寓言是语言去除了人为的意义，把语言重新放回到意义的多重阐释和交叉连接中，他是一个复合的意义集群，每一个读者在进入寓言这扇门时看到的景象才是寓言所想要表达的东西，它不同与直接意义所寄生的语言。在本雅明看来“寓言是提供意义和转换可能性的客体”③，寓言掩盖了原始事物平凡的属性，在个性化的外衣下，吸引读者，在读者的阐释中达到传达意义的效果。就像汉娜·阿伦特评价本雅明的那样：“本雅明的‘寓言式批评',则是要在一个不大连贯的、非整体的、缺乏时间动感和历史意义、没有任何价值确定性的时空里，在物的过剩、形象的雷同、重叠和灵魂的无家可归的状态中耐心地搜集、捕获和阐明那些看似彼此无关、但却以各自的方式同经验、回忆和拯救暗地里相通的具体、发人深省的实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