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游荡者身上的象征
一、本雅明笔下的波德莱尔以及密谋家
在《讲故事的人》中，本雅明说“百无聊赖是精神松懈的巅峰。百无聊赖是孵化经验之卵的梦幻之鸟…这在大城市已绝迹，在乡村也日益衰竭。”
百无聊赖在波德莱尔笔下是这样一些人的写照，这些人包括老人、儿童、游荡者、纨绔子弟、花花公子、乞丐、妓女。他们都有着大把的时间可以进行长时间或者短暂的消遣，在老人以及儿童眼里，闲逛就是生活。他们的目标是新鲜事件以及好玩的值得谈论的事故，街谈巷议和把玩以及消磨时光是他们的目的。花花公子和纨绔子弟的时间是用来猎奇与猎艳的，新奇与欲望是他们最喜欢的猎物，风月场合以及大型聚会是他们的狩猎场；乞丐在维持生计的前提下闲逛，朝不保夕是他们的生活现状，捡拾垃圾已获得生存保障是他们的动作；妓女百无聊赖的闲逛则是在招揽顾客，出卖肉体以及笑脸是他们的职业，妓女同样在闲逛中捕获猎物，维持生活。波德莱尔以城市闲逛者的视角看到了巴黎，那些被人的痕迹改造过的巴黎，大理石和钢结构以及拱廊街上的自然，都变成了社会现象的产物。这种大城市的震惊意识都作为波德莱尔抒情诗的材料被写了出来。波德莱尔是一个典型的游荡者，他同时具备了游荡者的大部分动作，朝不保夕、捡拾词语、获取新奇体验、出卖思想、这些都是波德莱尔在大城市的闲逛中得来的体验，也是本雅明深刻体会到的大城市的震惊。本雅明清晰地从波德莱尔的诗歌中找到了游荡者同时具备的特征，即：不拥有生产资料，都是一群颠沛流离的无产者。
在《共产党宣言》的第一章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里，“恩格斯在 1888 年英文版上加了一个注：‘无产阶级是指没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因而不得不靠出卖劳动力来维持生活的现代雇佣工人阶级’”,②寻找市场、出卖劳动力是无产者最明显的一个特征。无产者这一概念经常被用在政治领域，在本雅明的笔下，《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中的波西米亚人、密谋家、游荡者、穷困的小资产阶级都已经变成了无产者，他们都是临时参与的密谋家，在毫不起眼的小酒馆里商量着革命活动，企图以自己坚定的革命意志取得无产者的统治权。这群坚定的布朗基主义的信奉者决定依靠少数密谋家的活动来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19 世纪的文人也是这样的一群密谋家，在类似小酒馆的地方聚集，以文章的发表随时发起“暴动”.波德莱尔是表现的最突出的一个，如本雅明所说：“他在一张纸上的随意涂抹中有一幅便是布朗基的头像。”19 世纪的巴黎充斥着这种密谋活动，拿破仑三世本人也是这一流荡的人群中的一个，他的密谋有着更加突出的表现，“惊人的布告、神秘的谎言、突然包围和令人捉摸不透的反语是第二帝国‘国家理性’的一部分。”
这种密谋的特征在波德莱尔的理论文章中也可以见到，讨论问题时的“不容置辩”、随时间而来的“矛盾的论题”都和密谋家在商量事情的时候相似。本雅明巧妙的在密谋家身上看到了这种与文人相似的特征，并从波德莱尔的身上得到了验证。
盲目的狂热和革命激情在波德莱尔身上体现的尤为明显，波德莱尔所怀有的革命热情是如此的炽热，他一再强调“我们所有人的血液里都有共和的精神”.②波德莱尔把他的革命激情藏在了他的诗歌里，在诗歌里蕴含着一次次的反抗。如本雅明所说：波德莱尔在此时的表现像一个“形而上学的煽动家”,但是波德莱尔缺少“职业密谋家敏锐的政治洞察力”,相反，他把这种洞察力更多表现在了对现代化的城市空间的审视中。一种敏锐的诗人的观察视角，与现代化都市保持着适当距离，在旁观的审视中看到大城市的罪恶，并把这种罪恶寄托到诗歌的寓言中。如果本雅明能发现密谋家是以加密密码的形式来传递信息的话，那波德莱尔同样具备这种能力，他把要传达给现代人的信息也进行了加密处理，这种处理的结果就是“寓言”.寓言的解读需要借助隐喻以及文字的指向，比喻的功能在这里大显身手，波德莱尔把诗歌放进了一种摩斯密码中，像密谋家躲避追捕者一样逃避严格的审查制度，这是一次次冒险的举动。因为在以“出卖思想”为生计的商品社会，审查制度随时会让文人陷入穷困的状态。
在《法国的反动》一书中，勃兰兑斯曾经精彩的分析过这种严格的审查制度，他说道：“中产阶级一旦上了台，他们立即设法把梯子抽掉。他们借助笔杆子取得他们的地位之后，第一个行动就是把笔杆子从他们下面的阶级手中拿走。”
马克思也曾经说过类似的话“当真正的目的已经达到，当英国社会的资产阶级改造已经实现时，洛克就排挤了哈巴谷”（哈巴谷：是圣经中的一个先知）。
一种传统的经验主义在现代化生活中已经失效，先知的语言在工业化社会被肯定性的进步潮流所替代，文人的传统地位也被商品化的市场经济吞没了。笔杆子所蕴含的力量被统治阶级排除在外，文人失去了可以表述自己体验的一个渠道，本雅明在波德莱尔的意象里看到了文人作为一个革命群体的失败。文人的聘用已经不再是为了揭示某种真理，而是为了找到文人在商品化社会的价值，他们的任务发生了转变，统治阶级需要辅助他们找到这种转向。于是对流行的工业社会的解读与赞美，光与电的完美结合，广告艺术的兴起与发展都使文人走向了市场。这与马克思对无产阶级革命的评价有着某种相似之处：“在这些革命中，使死人复生是为了赞美新的斗争…是为了提高想象中的某一任务的意义…是为了再度找到革命的精神，而不是为了让革命的幽灵重新游荡起来。”
文人的任务从政治的意义上不再作为一种革命的力量，而只是艺术分内的事情，它极少与体验发生撞击。这也是文人的悲哀，波德莱尔是最早的描述大城市的现代性体验的，也是最早的发现诗人的这种境遇的，因为他的诗歌很少有读者。在他的眼里，抒情诗很快就会消亡。就像理性被工具理性所取代一样，真实的、被遮掩的图景越来越厚的被蒙盖起来，而不是被揭示。波德莱尔也同样有着这种体验，他在 1861 年底“参加了法兰西学院院士的选拔…学院的首要目标是保持法国语言的纯净。事实上，波德莱尔在《可笑的烈士》的序言中曾讥讽道：‘语法很快就会像理性一样被人遗忘，以我们如今朝阴影迈进的速度，我们应该可以在 1900 年的时候跌入全部黑暗’”.波德莱尔早已预料到文人的语言很快就会跌入黑暗中，而这种黑暗的处境是发达资本主义带来的，是“宗教般的商品崇拜”带来的。
本雅明在《波德莱尔笔下的第二帝国》中的第一个章节中，引用了一个前言，“人并不绝对需要一座都城--塞南古尔”,这一捎带幼稚的理解与卢梭的看法有着不谋而合的倾向，“卢梭目睹当时的社会状况，以致得出人们没有社会也完全可以过下去的结论”,③卢梭在谈及契约精神和道德精神时没有给自己设立一道严密的防线，让保皇派的人轻易的钻入了自己的体系中，打乱了自己设立的规则并把它成功的转移给了宗教的权威。但是卢梭的这一看法在法国大革命后的复辟思想中被驳的体无完肤，本雅明引用塞南古尔的话也带有一点自由主义的倾向，不过大部分原因源于对现代化制度的一种批判，对制度重置的思考。在商品可以任意贩卖、各种新兴的职业迅速兴起的现代化进程中，无产者悄悄的发生着某种变化，这种多变正迎合了城市空间的特征。“1887 年拉蒂埃在他的理想国《巴黎不复存在》中写到：游荡者…这类似在非在、飘荡闲游、毫无意义的分子，这类总是寻求低廉的冲动而除碎石车、马车、汽灯外一无所知的人…现在变成了农夫、酒商、纺织工、制糖工、钢铁大王。”大城市中无产者角色的转换同时蕴含着游荡者的体验转化。
但除了密谋家之外的无产者，还有这样一批人，他们很少受到良好的教育，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里称他们为“流氓无产阶级”.这些一经煽动就不可遏制的狂热灵魂，在某一变更且被封为一切准则的思想下总会露出邪恶的面目。马克思写到“法国资产阶级反对劳动无产阶级的统治，结果是把政权送给了以十二月十二日会的头目为首的流氓无产阶级”.
资产阶级这一自豪的举动彻底埋灭了他自己的统治。在议会制共和国取得胜利的同时，立法权随之失败。马克思对议会制共和国的倾复则评论道：这一事实的直接的具体的结果就是“波拿巴对议会的胜利，行政权力对立法权利的胜利，不用词句掩饰的力量对词句掩饰的力量的胜利”.
被烧酒所鼓舞的士兵在波拿巴的统治下显得那么的愚笨，他精巧的运用谎言欺骗了大众，愚弄了资产阶级。我们单从马克思关于当时立法权利和行政权力的表述中就能看出“在行政权力的面前，国民完全放弃了自己的意志，而服从他人意志的指挥，服从于权威。和立法权利相反，行政权力表现的是国民受人统治而不是国民自治。”这种个人权威的树立虽然推翻了资产阶级的专制，却把权利集拢在了一起。并且在警察制度的监控下变得更加完善和日益“和谐”.
“拿破仑完成了这个国家机器。正统王朝和七月王朝并没有增添什么新的东西，不过是扩大了分工，这种分工随着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分工愈益造成新的利益集团，即造成国家管理的新对象，而愈益扩大起来 …一切变革都是是这个机器更加完备，而不是把它毁坏。”④马克思分析了国家机器日益建起的高墙，这些密谋家最终以失败而告终。本雅明笔下作为文人的游荡者清晰地看到了自己同样的处境。
本雅明在波德莱尔的一首《阿贝尔与该隐》的诗中发现了被剥夺继承权的文人的处境，这个文人也是他笔下的游荡者，文人被剥夺了对真理的继承权进而被放逐到工业社会。“该隐，这个被剥夺继承权的人的祖先，是作为一个种族的创立者出现的，而这个种族只能是无产阶级，”⑤除了拥有自己的劳动力，除此之外不拥有任何东西。如果从阶级属性上来讲，波德莱尔原先应该是属于中产阶级的，他不属于“该隐”这个种族，他有一大笔可继承的财产。只是他对商品无可抵挡的诱惑以及忤逆、玩世不恭的态度让他间接丧失了继承权。“1844 年 5 月，他的家人发现他自从继承遗产之后已经花了 20500法郎，于是开始利用指定监护人来控制财政，后来他的财政就一直被家庭律师安塞勒掌握着。”
这个事件不知是不是促使诗人作这首诗（《阿贝尔与该隐》）的缘由，但不可否认的是，它给这首诗提供了灵感，并且从这里我们发现波德莱尔的角色慢慢的发生了转变。
似乎在经济条件薄弱的任何群体身上（即没有生产资料，靠劳动赚取生活费用的群体）都有革命的精神，当然不排除那些具有高度奉献精神以及追求人类解放的中产者和资本家。波德莱尔在某种程度上不仅符合无产阶级的经济条件，而且他本身就具有革命的精神。这种革命的精神不只是反对自己的生活处境，他还反对当时第三帝国的统治。
在《波德莱尔笔下的第二帝国的巴黎》里，本雅明清晰地看到波德莱尔眼中的世界，波西米亚人、游荡者、现代主义，都是第二帝国巴黎的象征。而游荡着的波西米亚人同时具备了无产阶级的很多特性，他们是真正意义上的无产者，波德莱尔同时是最具有着密谋家突出特征的一个人。这种习惯也让他不停的转换观点和立场来看待艺术和世界的问题，他的观点在几年之内总会有所偏差。这种矛盾的观点是所有文人的特征。本雅明在某种程度上也继承了波德莱尔的这种风格，在不同时期对同一个事物的看法会有极大的转向。我们不能认为这种变化是摇摆不定的性格，恰恰相反，波德莱尔和本雅明在看待问题时的态度很确定，摇摆不定是他们风格。在现代化转型的社会中生存，文人总是处在“非理性”与“顺从”的矛盾境遇中，这种矛盾的刺激使文人不得不适应不断的转化，也使他们正确的处理了这种转变。摇摆不定是大城市的节奏，突变、转瞬即逝是大城市的性格。
游荡者在转换角色的过程中并没有对自己性格中低廉的价值冲动进行再教育，这些逍遥放浪的游荡者成为了现代监管制度下的危险分子。他随时随地都被无形的眼睛监控，以免制造出混乱、不合时宜的景象。本雅明笔下的游荡者同时属于马克思笔下无产阶级，但是他更有洞见的意识到了人身上天生的邪恶本性。懒惰、违反规则、偏执、易被引诱，都是游荡者身上所带有的性格，同时也是多数无产阶级本身所具有的；就算是有教养的无产者在面对商品的引诱时也毫无抵抗力，在规则面前他们也总是“偏执”的一波。游荡者这一个群体的复杂性包含着太多的不稳定因素，当然这里不排除那些悠闲的、有德性的、愿意在革命和艺术的道路上牺牲自我的人。仅仅靠出卖劳动力这一特征来定义无产阶级似乎忽视了这一个特定群体单个的个体存在，而把他们简单的视为一个被压迫的群体；一个具有着隐形原子弹般解放力量的群体；一个对绝对权威俯首称臣的群体；本雅明的游荡者打破了我们对这一群体的看法，他把各种各样的行为招引进来，并非仅仅是出卖灵魂和劳动力。
二、波德莱尔及其笔下的游荡者
本雅明是根据社会现象进行自己的文学批评的，在对游荡者进行描写的时候他首先为自己笔下的作家找到维持生计的办法。当时描写城市和个人的“生理学”是和这个条件分不开的，但这并不是生理学流行的真正原因。生理学流行与当时的审查制度相联系，文学潮流的走向在这个时期总是与统治阶级联系密切，它预示了一笔交易，而许多游荡者不愿为这笔交易付出才华这是他们难以维持生计的重要原因。在生理学的数目写到泛滥的时候，侦探小说开始了自己广阔的探索空间，波德莱尔从爱伦·坡的侦探小说中发现了它严密的逻辑结构。他给诗歌的创作带来了严肃的体验。审查制度一直没有松懈，波德莱尔自己也亲身体会到了这种痛苦，他在《恶之花》发表的初期遭到了起诉，尽管起诉最终失效了但波德莱尔却陷入了忧郁的状态，对穷困的波德莱尔来说，不管是怎样的事情，有明确的目标总是生活下去的动力，即使是被起诉。他中年的生活如此的不尽人意，但也正是这种忧郁的状态成就了他创作的黄金期。波德莱尔有如他自己笔下描绘的伦勃朗“使褴褛的衣衫在我们眼前晃动，向我们讲述着人类的痛苦”,①在本雅明的笔下，除了几个典型的游荡者之外，波德莱尔是本雅明着重塑造的一个游荡者的形象。
本雅明是用唯物主义方法塑造游荡者这个形象的，把这一形象从现代性体验中提炼出来使我们直观的看到游荡者的自身显现；从而把握这一体验并与自身经验结合，在结合的过程中自省已达到批判的效果。如果把波德莱尔的文章比作流入人心中的涓涓细流，在事物自身中凝聚成传统的河流，大多数人都会陶醉于河流经过地方的美丽风景。
我们用比喻和象征去表现悠悠白云、水中倒影，而科技或现代性却要为这些河流所具有的力量命名，并监测它的实用性。河流改变了原貌，但仍然坚守着保护河流的美景的写作依然毫无阻力的渗入了大城市的体验。
在波德莱尔那里，体验与经验达到了契合的状态，人群中的体验，瞬间流逝的大城市的意象都被波德莱尔的诗歌抓住了。在这转瞬即逝的意象里，事物显现了自身。本雅明曾经说到：“如果唯物主义方法…做好准备去面对‘事物自身’而非‘在真理里面’的事物，那么把握真理的机会就会大大增加。”
波德莱尔的文章中有着大量的“事物自身”,这与他善用寓言和比喻有关。本雅明找到了波德莱尔寓言性语言的特征，即“波德莱尔把维克多·雨果语言上的雅各宾主义和圣伯夫的田园式的自由都继承下来。他的意象由于其低劣的比喻对象而显得非常独特。他站在了望塔上寻找陈腐平庸的琐碎枝节以便使他们接近诗的东西。…他大量的运用寓言，把他们置于某种语境之中，从而在根本上改变了他们的性质。”
波德莱尔给自己找到了一条出路，就是“其低劣的比喻对象”,这个意象独特的展现的都市生活的腐朽一面。人群在为现代化的工业生活感到兴奋和满意时，几乎所有人都看着工厂庞大的机器并且幻想着美好的未来生活就在这部机器重复的节奏中诞生。只有游荡者打开了这样一条通往腐朽道路的通道，那里充斥着垃圾、酒鬼、吸毒者以及各种现代化城市留下的废墟。波德莱尔的诗歌正是这样的一种描绘，在献给维克多·雨果的一首《小老太婆》里，有这样两句诗：“在古老都城的弯弯曲曲的褶皱里，在一切、连恐怖都变成魅力之处，我受制于我那改变不了的脾气，窥伺那些衰老、奇妙、可爱的人物。”波德莱尔把大众眼里颇具魅力的大城市描写成了恐怖的样子，街道变成了“弯弯曲曲的褶皱”,从这些褶皱里透视大城市的景象。如果把城市看成一件华丽的布料，街道就是被现代化建筑挤压出来的褶皱，每一条褶皱都有它的故事。只有拥有和波德莱尔同样的“改不了的脾气”的人才能看到这些故事。这种旁观的，在人群中透视的目光，作为观察者的游荡者。
波德莱尔笔下重要的一个意象是人群，人群中的人是对大城市感受最深刻的主体，也是对大城市盲目崇拜的主体。这种盲目的崇拜一方面来自于商品，另一方面来自于机器，机器的噪音使大众沉醉；这里有物质生产的狂热期待，有大众生活的冷漠与孤独。
在大城市的街道中漫步是不可能有闲逛的艺术的，人群是大众的避难所，只有在人群中，大众才会感受舒适自在。因为大众喜欢这种被埋没的感觉，他们在人群中隐藏自己。这种隐藏只是行动上的，它不带有任何体验和感知，人群是大城市盲目的主体。即使在人群中，那种可怕的孤独感也会不断的萦绕在大众心头。就像本雅明所说的“并非所有的人都认为大城市街道中的人群景象令人陶醉”,游荡者在这里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被大众边缘化了。在大众允许城市出现各种令人刺激的景象时“似乎只有游荡者才想用借来的、虚构的、陌生人的孤独来填满那种可怕的‘每个人在自己的私立中无动于衷的孤独’给他造成的空虚，”人群给大众带来的孤独就像他给予游荡者的满足一样多。
在大城市的街道中大众对商品的陶醉印证了马克思“物质生产的狂热”,大众在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的同时也把自己作为商品来对待，此时他们所丧失的情感与想象力都化成了冷漠的本质，被冰冷的商品所诱惑而不能从享乐和陶醉中挣脱出来。大城市在城市居民的眼中是永远显露不出真面目的。“他们（小资产阶级）分沾的顶多是享乐，永远不会是权力。”
本雅明笔下波德莱尔所属的小资产阶级同样置身于这种商品性中但他们不会精于算计，也因此一直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他对商品的麻醉般的享乐有强烈的敏感，这种敏感可能更多地是人群带给他的，“波德莱尔喜欢孤独，但他喜欢的是稠人广众中的孤独”.因为“众人”这个字眼在他的眼里就是“孤独”,这是一个“同义的，可以相互转换的词语”,作为诗人所感受到的孤独使他“可以随心所欲的成为自己和他人，就像那些寻找躯壳的游魂，当他愿意的时候，可以进入任何人的躯体。对他来说，一切都是敞开的”.
他也是在自己这个阶级不断走下坡路的时候感受到了。对商品的移情掠夺了大众的判断力，所以享乐是以这种感觉的丧失为代价的。波德莱尔和他的小资产阶级却由于自身条件的优越可以跳出商品设下的陷阱，在陶醉的同时看到的社会现象要比大众多得多。他们能够看到商品经济和人群大量聚集所掩盖下的大城市的真面目。这一阶级对自己命运的预感建立在对大城市合理的认识上。“它还要以即便是在破损和腐烂的物质中也能感到魅力的敏感进入这个命运。”
他同时受到了大城市规范制度的惩罚，即在不出卖劳动力的情况下与商品的发生的移情使自己难于维持生计。在大城市被大众欢呼雀跃赞美的进步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时候，这群游荡者，这些在大城市的街头仍保持着敏感与清醒头脑意识的人“才能看到整个城市的不被遮掩的图景”⑥。“这就是为什么在波德莱尔那里，大城市永远不能在将他直接呈现出来的居民那里得到表达。”
在对人群的解释中，本雅明更注重他的社会意义，自然景观中，车祸、地震、火灾把人群聚集到一起，这时的人群是以“具体的实体形象出现”的，但是在社会的意义上，“在他们孤立的自我利益上，他们依然是抽象的”,他们是由于“私立的巧合而集中起来的个体”,①这些个体之间唯一的可以维系他们的关系就是个人利益，人群中隐含的各种混杂特性以及不确定性都包含在内，本雅明从大城市的空间生存区分了人群的自然景观和社会意义。游荡者是在对人群的观察和审视中保持着敏感的体验的，并不是所有的游荡者和旁观者都具有这种敏感性，还有这样的一群游荡者类似于看热闹以及游荡着嬉戏的人群。特权阶级和懒汉也是一群游手好闲的人，但他们不属于游荡者。“懒汉和靠固定地租收入的人可以生存下来，但是，他们并不引人注目，这本身就是非常重要的，重要的事实是这种仍然享受特权和游手好闲的生活的人现在比较谨慎，往往隐匿起来而不愿张扬，”②这群游手好闲的人“在波德莱尔的心目中，他们是什么都可以，惟独不是一个观察者”.
所以“决不能把游荡者同看热闹的人混淆起来，……一个游荡者身上还保留着充分的个性，而这在看热闹的人身上就荡然无存了，它完全沉浸在外部世界中，从而忘记了自己。在面前的景象前，看热闹的人成了一种非人化的生物；他已不再是人，而是公众和人群的一部分了”.
本雅明在论述游荡者时引进了三个人，爱伦·坡、波德莱尔、雨果，但他对雨果的宣判是“以文学和政治生活的成功经验所赋予他的眼光来看待事物…总之，雨果不是游荡者”⑤。雨果的体验与波德莱尔的忧郁是完全不同的，雨果从对宇宙、大自然的无形的神秘力量的震惊和恐惧中描写，带有政治性的眼光看待大众，“雨果的政治教条，作为公民的教条，可能更强烈的触动了波德莱尔，大城市并不使他困窘，”⑥雨果怀着崇高而热烈的梦想描写大众，他同大众一起呐喊，用强烈的人道主义口号“美化了大众生存……它们遮掩了一条隔离个体和群体的门槛，波德莱尔却保护着这条门槛。”
雨果使大众生活在关于大城市进步以及发展的美好梦境中。在本雅明的笔下，雨果“对文明毫不关心，他在精神世界感到自由自在”,⑧这也是雨果意念幻觉的产物。而波德莱尔的忧郁就显得比较贴近实际，他对雨果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带有无产阶级似的口号和赞美诗“很少努力理解”,他也认为“真正的文明并不表现在集会的转变上”,集会的聚集更多是私人利益或者国家利益的商讨，它对文明的进展不屑一顾。而波德莱尔努力表现的东西像现在很多忧郁症的学院派知识分子所表现的自身体验一样珍贵。这也是本雅明把波德莱尔作为游荡者的最主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