诏令类文体的流变探究(3)

　　③命：《尚书》中的”命“,据《文体明辨序》载：”或以命官，如《书·说命》、《冏命》是也； 或以封爵，如《书·微子之命》、《蔡仲之命》也； 或以饬职，如《书·毕命》是也； 或以赐赍，如《书·文侯之命》是也； 或传遗诏，如《书·顾命》是也。“可见，”命“体主要用于授命、册封等方面，这实际上体现了”命“的本义。《文心雕龙·诏策》曰：”命之为义，制性之本也。……命喻自天，故授官锡胤。《易》之《姤·象》： 后以施命诰四方； 诰命动民，若天下之有风矣。“也就是说，”命“的本义，是古代帝王给有功德的人赐姓； 因为它说明的是来自上天的旨意，故而有授官和赐姓的功能。
　　
　　”命“的体例，一般可分为两个部分： 首先是盛赞受命者的美德，以此说明授命、封赏的理由；继而向受命者提出进一步期许和要求，以示勉励。具体以《微子之命》为例：
　　
　　王若曰：”猷！ 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贤。统承先王，修其礼物。作宾于王家。与国咸休。永世无穷。呜呼！ 乃祖成汤，克齐圣广渊，皇天眷佑，诞受厥命。抚民以宽，除其邪虐，功加于时，德垂后裔。尔惟践修厥猷，旧有令闻。恪慎克孝，肃恭神人。予嘉乃德，曰笃不忘。上帝时歆，下民祗协，庸建尔于上公，尹兹东夏。
　　
　　钦哉！ 往敷乃训，慎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弘乃烈祖，律乃有民，永绥厥位，毗予一人。世世享德，万邦作式，俾我有周无斁。呜呼！ 往哉惟休，无替朕命“[4]200.
　　
　　前一部分，首先对微子的美德予以充分肯定：褒扬其”崇德象贤“,能够继承并遵行成汤的治国之道：”抚民以宽，除其邪虐，功加于时，德垂后裔。“从而得到上天的肯定和百姓的拥护：”上帝时歆，下民祗协“,故”庸建尔于上公，尹兹东夏。“说明这些因素正是授命微子为上公的正当理由。第二部分，则是对微子提出具体要求： 其一，”率由典常“,告诫其必须遵循常法行事； 其二，”律乃有民“,即用法度规范民众，以保证长久安居于上公之位； 其三，”万邦作式“,希望其尽心地辅佐周王室，为诸侯万邦做出表率。
　　
　　值得一提的是，”诰“、”誓“、”命“三体，不仅仅是指代三种命令体制的名称，其更从整体意义上突出了”王言“的典型性和神圣性：”《周官·大祝》作六辞以通上下亲疏远近： 曰辞，曰命，曰诰，曰会，曰祷，曰诔： 皆王言也。大祝以下掌为之辞，则所谓代言者也。以《书》考之，若《汤诰》、《甘誓》、《微子之命》之类是也。此皆圣人笔之为经，不当与后世文辞同录“[6]33.《文心雕龙·诏策》：”皇王施令，寅严宗诰。“命令性体制的特征，由此与其它文体区别开来，呈现出独立发展的趋势。
　　
　　三、”王言“在春秋战国的没落
　　
　　随着周平王的东迁，春秋时代拉开了序幕，自此，”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转而变为”礼乐、征伐自诸侯出“.代表天子威仪、反映王权意志的命令体制，也逐渐被诸侯所使用。如《左传·昭公三年》载：”公孙段相，甚敬而卑，礼无违者，晋侯嘉焉，授之以策，曰：‘子丰有劳于晋国，余闻而弗忘。赐女州田，以胙乃旧勋。’伯石再拜稽首，受策以出。“杜预注曰：”策，赐命之书。“可见，诸侯国君在此时也享有任命、封赏等本该唯天子拥有的权力。又如《尚书·秦誓》，其开篇为：”公曰：‘嗟！ 我士，听无譁！ 予誓告汝群言之首。’“与《牧誓》、《泰誓》中的”王曰“之言相比，作为秦穆公的誓众之辞，”公曰“的形式昭示了”誓“这一命令体制的发布主体，开始由天子转向诸侯国君，从而造成了身份下移。另一方面，虽然诰、誓、命等文体仍然被周天子所使用，但它们已经失去了原有的实际效力。
　　
　　逮至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处于大变革之中，随着诸侯列国的纷纷崛起，”春秋聘繁，书介弥盛“,各诸侯国的盟书、外交文书、策士辞令等相继兴起：”绕朝赠士会以策，子家与赵宣以书，巫臣之遗子反，子产之谏范宣，详观四书，辞若对面。又子叔敬叔进吊书于滕君，固知行人挈辞，多被翰墨矣。及七国献书，诡丽辐辏“[7]; 同时，思想解放带来的百家争鸣局面，使得富有纵横气息的诸子论辩文章如火如荼地蓬勃发展起来。在如此开放自由的环境里，文章的各种体制应运而生，色彩纷呈； 相反，古老的命令性体制则少有机会彰显唯我独尊的权力意志。不过，在充满活力的语境中，同样孕育了命令性体制的新生命---诸侯或大夫所用的玺书，便成为后世下行文书的新文种。《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载：”季武子取卞，使公冶问。玺书追而与之，曰：‘闻守卞者将叛，臣帅徒以讨之，既得之矣。敢告。’“这是说，鲁国的季武子私自占领了卞邑，派公冶去问候襄公。公冶走后，又派人去追赶，让他将印封好的玺书交给襄公，玺书上说：”闻守卞者将叛，臣帅徒以讨之，既得之矣。敢告。“从季武子的身份和玺书的内容来看，这份玺书是上行公文。而《文章辨体序说》则引应劭之语曰：”玺、信也，古者尊卑共之。“可见，玺书的应用在当时并无严格的限定，尊卑均可使用，这一范围比后世的规定要宽泛得多。
　　
　　四、诏令体制的正式确立
　　
　　先秦时期的命令性体制，大多是约定俗成的，其类型和使用范围并不是完全固定的。这一切直至秦朝建立，才发生了根本性改观。事实上，统一前夕的秦国法令，对文书施政已经有了明确的规定。《睡虎地秦律·内史杂律》：”有事请殹，必以书。勿口请，勿羁请。“[8]意即有事务需要报告时，必须使用文书，禁止随意地口说言传。这便为诏令的制度化，提供了建立和实施的土壤。
　　
　　秦始皇统一六国，通过对政治、经济、文化施行的一系列改革，达成了”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的局面[9]255.在大一统的背景之下，命令性体制也被纳入国家规定的范围之中，成为法定体制。这一转变正如薛凤昌在《文体论》中所说：”诏令的名称，至秦始见。以前则上下相亲，并不严定名称。专制以秦为始，于此可见“[10].根据《史记·秦始皇本纪》，秦朝初并天下，改”命“为”制“,改”令“为诏，对此，《史记正义》曰：”制诏三代无文，秦始有之。“命令性体制由此以制、诏的名称固定下来，而诏令类文体也由此被作为国家法定的下行公文，得以确立。这一法定公文随即便发挥了效用： 秦始皇发布的”除谥法制“,成为秦朝的第一则制书，其文如下：
　　
　　制曰：”朕闻太古有号毋谥，中古有号，死而以行为谥。如此，则子议父，臣议君也，甚无谓，朕弗取焉。自今已来，除谥法。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9]236.
　　
　　虽然秦始皇声称的”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深为人们所诟病，但在其行文中，则包蕴了”囊括四海、并吞八荒“的气象，而这本就是诏令类文体应有的基调。秦始皇还将诏令刻在陶、铁、铜器之上。在各种量器、衡器、秤砣表面都刻有统一度量衡的诏书和印章，诏文如下：
　　
　　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一谦疑者，皆明一之[11].
　　
　　统一度量衡的诏文和印章在器皿上整齐划一地呈现，展示了诏令下达后的巨大效力和影响。这种效力和影响的形成，正是”法令出一“旨在所达成的目标。
　　
　　秦二世即位后，”皇帝曰：‘金石刻尽始皇帝所为也。今袭号而金石刻辞不称始皇帝，其于久远也如后嗣为之者，不称成功盛德。’“丞相臣斯、臣去疾、御史大夫臣德昧死言：‘臣请具刻诏书刻石，因明白矣。臣昧死请。’制曰：‘可。’”[9]267秦始皇树立的石刻碑文，记载的是“皇帝”二字，却并未刻明“始皇帝”,秦二世以为这不足以彰显秦始皇的功绩。李斯等人上奏，将秦始皇的诏书完整地刻于石上，这样其功绩自然清晰可见。以石刻的形式将诏书固定下来，在彰显功绩的同时，也使得诏令的效力影响更为久远。
　　
　　这些都说明，诏令在中央集权制度下的确立，使得命令体制的权威性得到极大的膨胀。可以说，秦始皇对诏令类文体的生成，从制度的确立到体制的示范，其所做的贡献都是不可磨灭的。汉代诏令正是在此基础上得以进一步发展，从而达到形制完备、意辞兼美，成为历代诏令中的典范。
　　
　　参考文献：
　　[1] 许同莘。公牍学史[M].上海： 商务印书馆，1947:1.
　　[2] 胡厚宣。甲骨文合集释文[M].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释文（ 第二册） [M].香港：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出版，2001.
　　[4][唐]孔颖达。尚书正义，十三经注疏本[M].北京： 中华书局，1980.
　　[5][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M].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6][明]吴讷。文章辨体序说[M].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7][南朝·梁]刘勰着，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M].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455 - 456.
　　[8]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M].北京： 文物出版社，1990:62.
　　[9][汉]司马迁，[南朝·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M].北京： 中华书局，1982.
　　[10] 薛凤昌。文体论[M].上海： 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年四月初版：73.
　　[11] 国家计量总局、中国历史博物馆、故宫博物院。中国古代度量衡图集[M].北京： 文物出版社，1981: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