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4 章 中国制造业的现状和存在问题分析
低质量增长是中国经济及中国制造业真正的挑战。近几十年来，中国经济尽管经历 GDP 快速增长，但至今仍没有建立完善的以市场为导向的资源配置系统，从而造成能源浪费及资源的分配不合理，造成产业发展不平衡，产业结构不合理等目前面临的诸多问题。从供给方的角度来看，制造业潜在的经济增长率主要由三个因素决定：
劳动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在市场经济原则下，这三个要素应根据市场原则配置资源，当特定企业或行业因效益不好而面临困境时，市场的选择是迫使该企业或破产，而非人为过度干预而被配置在效率不高的企业和行业，其后果是企业和行业的低效率，综合后果就是经济增速在不断下滑。
当前阻碍中国制造业发展还在于另外两个方面：首先是技术落后，导致我们对能源的需求加大，资源和环境压力加大，最终的结果就是消耗了大量的能源，却产出不高，效率低下；其次是人力资源短缺，制造业的转型和升级，需要的是国际化、具有创新精神的复合型人才，自主创新是我们增强制造业竞争力的必然途径，却往往受到人才、环境等多方面的条件限制，同时人才的引进和培养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转型升级亟需一个良好的、积极的创新环境。
4.1 中国制造业的现状描述
如下图 4.1 所示，中国经济作为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连续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自 2007 年金融危机以来出现下滑，尤其是依赖出口的高外向度的制造业。【图4.1】
从季度数据上看，2011 年第四季度中国经济 GDP 的增长率是 9.8%，2012 年第一季度 GDP 增长率是 9.7%，第二季度 GDP 增长率是 9.5%，第三季度 GDP 增长率是 9.1%，第四季度 GDP 增长率是 8.9%。总体上 2013 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以弱复苏开局，2013 年 4 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Consumer Price Index，简称 CPI，以下同）涨幅缩小缓解了部分通胀压力，但生产者物价指数（Producer Price Index，简称 PPI，以下同）的连续下降显示出实体经济疲弱趋势还在继续，而 2013 年 5 月份汇丰中国制造业 PMI 初值为 49.6，创出 7 个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中国制造业产出指数 PMI 初值为 51.0，也创 3 个月来最低，显示内、外需继续疲软。
另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统计，2012 年第一季度中国规模以上制造业增长速度是14.4%，第二季度的增长速度是 14.0%，第三季度增长速度是 13.8%，第四季度增长速度是 12.8%，同期 2013 年制造业增长速度 1 月份只有 11.4%，进一步表明中国制造业目前继续处于下行趋势阶段。
发电量应当是评估宏观经济优劣的最重要的一个指标，2012 年 12 月份中国日平均发电量是 130 亿千瓦时，到了 2013 年 2 月份从 130 亿千瓦时降到 120 亿千瓦时；2012 年 6 月份粗钢的产量是 200 万吨，目前依然处于下行趋势；水泥的日产量下降幅度也是很大，2012 年 12 月份，水泥的日产量是 565 万吨/日，到 2013 年 2 月份降到 360 万吨/日。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整个经济增长速度在较快回落。【图4.2】
如上图 4.2，被英国《经济学人》认为更能反映中国经济真实状况的克强指数（LiKeqiang Index）显示，当前中国经济增长继续处于下行趋势，构成克强指数的三大指标贷款、用电量、铁路货运量持续处于下行通道。2013 年 4 月份，中国制造业用电量环比出现负增长，尽管同比增速较 2013 年 3 月份上升 4.4 个百分点，按照日均用电量计算，同比也是负增长，显示制造业生产依然疲弱；中长期贷款余额有所上升，但对公中长期贷款持续低迷，显示制造业企业对未来盈利预期不佳；同期的铁路货运量也出现大幅下滑。
4.2 中国制造业存在问题分析
4.2.1 制造业传统禀赋逐渐递减，亟待解决结构性问题
当前中国制造业传统禀赋正在逐渐递减，亟待解决结构性问题。从中国制造业的特点看，多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产业结构长期处在产业价值链的低端，在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极其低廉的背景下具有竞争优势，但是伴随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价格成本不断上升，优势逐渐递减，市场压力逐渐显现，生产力提高赶不上成本上升。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调查显示，2012 年中国 15 到 59 岁的人口减少了 350 万，劳动年龄人口正在缩水，从农村到工厂打工的农民工数量减少。【图4.3】
另上图 4.3 经济学人智库(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的调查数据显示，2005 年以来中国制造业的单位劳动力成本增长了 68%，相比之下，同期墨西哥单位劳动力成本增长了 12%，美国的单位劳动力成本仅增长了 8%，工资水平的迅速增长，削弱了中国制造业与其他低工资水平国家相对竞争力，还导致中国出口产品吸引力下降，2012 年中国出口增速下降到了 7.9%，相比之下，2005 年的增速为 28.4%，企业的盈利能力也受到侵蚀，自 2007 年以来，大部分中国制造企业利润都呈持续下降趋势。
虽然，在危机前中国制造业逐渐意识到这样问题，很多企业试图向产业链两端延伸，但延伸的步伐赶不上成本快速增长的速度，转型和升级这一被动措施却给很多功能不全的制造企业带来了挑战，不得不面临着诸多长期积累下来的结构性问题，包括：
重复建设、产能过剩、吸纳再就业能力下降、低效运作等等。总结起来出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制造业的粗放发展模式与能源和环境约束的矛盾日益突出，劳动生产率低下，耗能太高，单位 GDP 能耗居高不下。目前中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约为美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 4.38%、德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 5.56%和日本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4.37%，随着金融危机在国内的不断深入，国内制造业的高投入、高污染、高消耗、低成本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同时，国际产业链已经开始更加重视环境保护，新的国际环保法令的不断增加，致使中国许多制造企业疲于应对而难以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竞争优势。
2. 中国制造业产业结构失衡，制造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进展缓慢。如纺织制造业、制鞋业、玩具制造业、IT 制造业等一直处于 OEM 阶段，中国只是一个加工工厂，对于产品的开发设计和企业品牌的树立都很少涉及，研发投入不足，自主创新对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支撑力度不足。据统计，国际上大公司的研发费用投入一般占销售收入比重在 5%左右，甚至达到销售收入的 10%-15%，而在我国制造企业中除了华为等少量企业外，绝大多数企业都达不到 5%的水平；“微笑曲线”形象地反映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制造业在全球制造业产业链中的地位与发展方向的同时，也将处于曲线底端的中国制造业的地位以及可能得到的利润清晰地反映出来。据有关机构测算，每台 I-Phone 手机价值贡献中，美国、日本、韩国分别凭设计和技术获得 49.4%、34%和 13%的利润分成，而制造生产的中国企业却占不到 4%价值贡献，为此，无数个低端劳动密集型的中国制造企业再一次地感受到“世界工厂”的冠冕的苦涩和无奈。
在工资水平逐步抬升过程中，中国经济能否继续保持强劲的活力，制造业能否继续保持在全球的竞争力和吸引力，关键有二，一是劳动生产率提高能否同步甚至快于工资增速；二是制造业能否从产业价值链的低端攀升至中高端。
3. 重复投资严重，缺乏统一规划，产能过剩问题呈现扩大趋势，资本深化与增加就业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不同经济成分之间发展不平衡，民营企业、私有经济的公平竞争环境受到压制，严重削弱了经济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与可持续性，阻碍了经济整体效率的提升，扭曲了社会公平正义，以中小企业融资难为例，我们可以看到：在出口形势严峻、国外需求锐减、内需拉动乏力的环境下，中小制造业企业发展最为困难。
另外，产能过剩是当前中国制造业最大的问题之一。截至 2013 年第一季度，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是历史最高水平 4 倍。此外，中国经济还面临钢铁、铝材、水泥及工程机械等建设相关行业产能过剩的问题。据道琼斯新闻社网站报道，2013 年中国的粗钢产量将达到大约 7.5 亿吨，与此同时，随着大约 5000 万吨的新增产能即将建成，中国的钢铁产能将上升至年产 9.5 亿吨。这将使中国的过剩产能达到 2 亿吨左右。
中国钢铁业严重的产能过剩在 2013 年不大可能得到缓解，这可能会制约钢铁价格，并危及中国钢铁企业的业绩，中国政府可能并最终只能关闭被认为过剩的产能中的30%的中国制造业。显然要解决以上一系列问题并非易事。
4.2.2 拉动经济增长的“三架马车”出现了新问题
拉动经济增长的“三架马车”出口、投资、消费对整个经济增长乃至整个制造业发展的拉动力遇到了新的情况和新的问题。
1．出口下行。据统计，2011 年 1 月份中国出口的增长幅度 37.7%，到了 2011年 12 月底的时候出口增幅是 13.2%，到 2013 年 1、2 月份出口增幅是 6.9%。另 2012年中国的对外依存度为 (17986 亿$/国内生产总值 8.2 万亿$) 大于 20%，中国这么大的经济活动，五分之一以上的经济活动同出口相关，当前全球经济危机下，外需不振，从而导致经济增长速度下行必然。
2．很多学者都在批判目前的增长过渡依赖投资拉动，而其根本原因在于投资的效率及投资模式的错误，具体见以下分析。其次，要释放消费需求动力拉动经济增长，要先加大医疗教育的公共投资和加快改革以便让人们放心地降储蓄增消费，在储蓄率没降之前而减少投资率可能导致更多的储蓄在国内得不到充分利用而流出境外。
3．消费低迷，内需乏力。前中国国家总理朱镕基儿子，中国国际金融公司首席执行官朱云来，近期在央视财经金融晨会上表示：中国经济保持稳步增长，但中国居民实际收入增长 10 年来一直在下降，个人储蓄只占国家储蓄的 10%，这不利于通过刺激消费拉动经济，居民收入差距来源主要是资源占有不平等，行政性垄断占有了土地、矿山、资金和市场，决定着收入向政府倾斜。如下图 4.4 所示，据财经网统计，2012 年 268 家制造企业创造利润不及五大银行利润总和的 57%，从规模占比看，五大银行的营业收入仅占 500 强企业的 6.2%，利润却占到 35.6%；268 家制造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占 500 强企业的 41.1%，利润却仅占20.2%。五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利润占比，已经连续两年大幅超过 260 多家制造业企业的利润占比。【图4.4】
在经济处于下行区间时，政府最渴望看到的是内需的扩大，于是，一系列见高不见远的刺激消费政策陆续出台，但也被事实证明是成效不彰的短期行为。决策层应当看到，由于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加上收入分配格局向政府倾斜，可供百姓分配的最终财富不多，致使百姓的消费能力与消费欲望一直难有实质性改观，偏偏老百姓消费的产品还高度市场化，尤其是作为重要消费对象的住房，价格高度市场化，形成了民众的实际购买力与居高难下的高房价之间的巨大落差，大大抑制了内需的启动。显然，如果生产要素价格的持续扭曲局面得不到根本改变，如果产业结构不能顺利的转型和升级，如果支撑消费增长的社会福利综合体系不能建立和完善，所谓的依靠消费来拉动需求的经济增长模式只能是单相思。4.2.3 政府片面的 GDP 绩效考核机制带来的影响【图4.5】
如上图 4.5，地方经济看起来总是比中央政府乐观，至少数字上是这样；但同时，地方 GDP 统计注水再次拷问现有政府政绩考核机制的合理性。
2012 年以来，在经济处于下行的宏观背景下，一向极为珍视 GDP 这个最重要考核指标的各级政府，在中央“稳增长”的政策基调下，早已按捺不住原先稍稍压抑的投资热情，纷纷出台远超自身财力的投资政策计划，其中尤以中西部地区最为积极。
我们可以看到政府主导的投资这个政策工具滥用，导致的不仅投资边际效率会递减，而且加剧本已失衡的经济结构，产生一系列的结构性问题，包括制造业产能过剩，庞大的地方债等一系列问题。
中国国家审计署继2011年普查公布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后，2012年11 月至2013年 2 月又对 36 个地方政府本级 2011 年以来政府性债务情况进行了抽查。审计结果显示，截至 2012 年底，36 个地方政府本级政府性债务余额 38475.81 亿元，比 2010 年增加 4409.81 亿元，增长 12.94%，其中 4 个省本级和 8 个省会城市本级债务增长率超过 20%，17 省会城市土地出让收入资不抵债，由于偿债能力不足，部分地方借新债还旧债，更严重的问题是，2011 年，审计署曾“普查”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发现了过度依赖土地出让收入、融资平台虚假出资、违规取得债务资金等问题，本次对36 个政府的抽查结果显示，上述问题依然存在。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近日表示，中国政府债务占 GDP 比例激增至 50%，一年之内增长 40 个百分点。相关专家也表示，在今年“营改增”试点推至全国后，地方政府收入或将更加依赖卖地收入，一旦房地产泡沫破裂，债务风险将集中爆发。
随着地方债务余额越来越大，这些债务可能被转化，因为资源在政府手上，为了解决债务问题可能通过一些运作，比如价格攀高的房地产、土地买卖等，最后转嫁到企业、老百姓身；另一种可能是，最后通过财政来核销，财政的钱就是纳税人的钱，这些损失也是间接地转嫁给了百姓，政府不可能破产，最终只能由纳税人来埋单。
4.2.4 制造业增长缺乏内生性的长期动力
由于宏观经济结构性分化，经济增长的自主性动力严重不足，未来中国制造业的长期增长的可持续性仍令人担忧。政府主导下的基建地产投资加速扩张与实体制造业投资下滑的矛盾日益严重，民营实体制造企业受到打压，民间资本并未公平的介入到政府的投资活动中，长期来制造业的平均利润率持续下滑影响投资信心和决心。
我们说，有效经济增长从来都是基于资源优化配置的内生性选择结果，当前政府需要考虑的是如何在纠正资源错配的同时通过稳步推进市场化改革来释放经济增长动力，而非盲目实施政府政府支出从而放大投资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基本的经济学常识告诉我们：如果技术与创新没有实质性进步，如果市场主体对未来经济景气的预期没有明显改观，如果现有资本设备的利用率没有显着提高，如果生产及税赋成本没有相应下降，随着投资规模的扩大，产品的价格上升必然，投资的边际效率也会递减。事实上，前几年的经济增长动力结构已经显示（如下图 4.5 所示），依靠天量投资的注入尽管可以起到对经济基本面的短期拉抬作用，但这种无视结构失衡的政府行为，无法实现经济长期增长的结果。
回顾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政策实践，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政府在推进市场化改革方面仍然是不彻底的，存在着诸多问题，尤其是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进展缓慢，已经成为中国制造业乃至中国制造业迈向内生性增长的最大障碍。如上图 4.5 所示，2007 年第二季度中国经济 GDP 增长率为 15%，为过去几十年来的高峰。之后因全球经济危机发生，致使处于增长趋势的中国经济遭受巨大的外部冲击，GDP 增长率在 2008 年第四季度骤降至 6.6%，随后政府推出规模达 4 万亿元的天量经济刺激方案，但由于大量投资集中于公路、机场、铁路等国有企业垄断项目，重复建设、投资过度、滋生腐败等问题变得更加严重，三架马车对经济拉动失衡加剧，民营企业发展的市场化空间受到挤压。我们可以看到，该轮经济刺激计划的效果在2009 年第四季度达到高潮，之后中国经济的增速又处于下降通道， GDP 增长速度到2012 年第三季度降到阶段性低点 7.4%。在此背景下，2012 年下半年中央及各地政府又陆续出台所谓的稳增长计划，主要内容依然集中在铁路等重大项目建设，受惠于新投资项目的刺激，2012 年第四季度的中国经济增速扭转了下滑趋势，GDP 增长速度反弹至 7.9%，但是该轮复苏仅仅持续了一个季度，到 2013 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长率又下降到 7.7%，第二季度的 GDP 增速又进一步降至 7.5%。
因此，我们可以清楚地得出结论：中国经济乃至中国制造业过去几十年来的增速下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过去的以资源错配为特征的经济增长模式不具有可持续性，致使 GDP 增长率呈不断下滑趋势。我们说中国经济需要一场危机，2013 年 6 月份，银行“钱荒”是表象，折射出实体经济不断失血的恐慌，原本是从金融业到制造业的信贷业务，在通过一系列加杠杆的金融运作后，变味为从金融业到金融业的资金业务，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变成了“钱生钱”的虚拟游戏。亟待中国政府应推出相应的一揽子改革措施：包括利率和汇率体制改革在内的金融体制改革、包括户籍制度改革在内的城镇化改革、地方财政体制、土地利用政策的改革、行政管制改革、收入分配政策和放开民间投资，取决于对现有结构性经济问题的处理，以及新改革措施的推出，中国经济在未来有希望重回上升通道。
4.3 小结
自 2007 年以来，中国制造业乃至经济运行的基本环境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产业结构调整呈现出明显的“转型大国”的复杂特征，包括以下几点：首先，作为转向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中国制造业产业结构的转型和升级明显受到市场、政府和社会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产业结构调整应该把市场能做的事交给市场，把社会能办好的事交给社会，通过完善产业准入和退出机制，使各类企业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
其次，中国制造业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明显受到国内和国外两个互通的市场竞争的影响。产业结构受到国内劳动、土地和换汇成本上升的影响，国内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必然要转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这不可避免地在国际市场上扩大了与欧美发达国家在同质产业领域的竞争。
再次，国内的产业间和地区间存在着许多不均衡的地方，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既存在着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较高的东部地区，也存在着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较低的中西部地区，既存在着技术水平较低的传统产业，也存在着技术水平较高的新兴产业，中国产业结构具有多层次性和复杂性。因此，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面临着供求的市场因素和长短的周期因素的交织影响，因此，具有“转型大国”特征的产业结构调整应在顶层设计的指导下进行。
另外，原有的基于计划经济的利益关系与利益框架阻碍了政府职能的发挥，致使当前的经济模式有着市场经济的外壳，但缺乏市场经济的内涵，妨碍新生力量的介入与成长，同时政府权力没有监管，遏制不了利益集团赚钱的心，与民夺利，市场一次又一次被垄断的权力扭曲变形。
我们说市场（企业）与政府的关系，不仅仅是重大的理论研究问题，也是复杂细腻的实践现实问题。虽然它们之间界限模糊，有关争执也一直没有停止，但是我们都知道，强化市场机制建设是事关改革成败的关键，这一点，对于现今的中国，尤其具有醍醐灌顶的启发意义，有鉴于此，破除既得利益的阻挠、引入新生力量、构筑公平的竞争环境、强化市场竞争，才能从根本上改变长期以来的固有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