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 章 绪论
1.1 论文研究背景
自中国加入 WTO 以来，得益于全球化产业链转移以及人口红利等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中国很快成为世界的制造大国和出口大国。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分析，在 2008年之前，美国制造业增值一直处于世界首位，而进入了 2009 年，中国制造业增值占世界的比重上升到 22.22%，同期美国的制造业增值则下降为 18.41%，进入了 2010年之后，我国制造业规模（量的方面）首次跃居世界首位，在全球制造业产值中的比重上升为 19.8%，领先于美国 0.4 个百分比。
但长期以来，粗放式管理模式的中国制造业主要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处于全球产业价值链的低端，缺乏技术含量，没有核心竞争力，这种产业模式存在着诸多缺陷，伴随国内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价格成本不断上升，中国制造业的传统秉赋逐年减弱，市场压力逐渐显现。再者，中央和地方政府近几十年来片断追求 GDP 指标的管理模式导致资源、能源浪费严重，自然环境破坏严重；制造业的重复建设、低效率运作，产能过剩严重，三大产业结构失衡；同时，因为过度消耗资源、能源的经济结构的不合理，导致资源配置的不合理，社会分配向政府倾斜严重，甚至可以说是政府寡头垄断，百姓可支配资源同其对政府的贡献严重失衡进一步导致国内消费放缓，内需不畅，制造业依靠内需拉动经济后继乏力。
同时，自 2007 年以来，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影响和破坏了全球经济发展的正常轨迹，使世界经济提前进入衰退期，中国经济作为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连续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因金融危机出现持续下滑，尤其是依赖出口的高外向度的中国制造业。
我们说后危机时代（POST-FINANCIAL-CRISIS ERA）是指危机缓和后，出现的一种较为平稳的状态，但是这种平稳的状态是相对而言的平稳状态，因为造成经济危机的根源没有消除，而且金融危机也并没有结束，从而使得世界经济依然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经济危机随时还会回来，甚至恶化加剧，还有可能引发新一轮的经济衰退。
当前，经济危机导致的全球经济普遍趋于疲软从而导致中国制造业乃至中国经济外部需求不振，同时，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全球产业价值链高端经济体的再工业化（美、欧制造业回归……）这一系列条件的约束下，致使严重依赖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中国制造业出口受阻，经济下行必然。近年来的亚太九国欲签订环太平洋经济合作(Trans -Pacific PartnershipAgreement，TPP) 协议，被认为意在排除中国在外，从而使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孤立从军事领域全面延伸到经济领域。
1.2 论文研究目的和意义
制造业是中国经济的核心，牵一发而动全身，关系着民生国计，中国制造业的发展与否，不仅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下一个 10 年计划的实现，更是涉及到十几亿百姓的福祉，中国梦的实现。
当前，中国制造业不仅面临着内部改革的呼声，还面临着外部经济体的打压，中国制造业长期以来处于全球产业价值链的低端，附加值低，在国际市场上缺乏市场定价话语权，虽然在出口数量一定程度上占有优势，但两头（设计和市场）在外，研发能力弱，缺乏核心竞争力；多年来政府一直默许或倡导的以破坏资源环境换发展，以过度消耗“人口红利”等生产要素换发展的经济增长模式不具有可持续性，导致社会分配方式不合理，政府腐败泛滥，社会矛盾突出，群体事件此起彼伏，影响甚至破坏制造业发展需要的环境。特别是近期随着美国经济的停滞，以美元为主体的多国货币开始不断竞相贬值，人民币对美元，欧元包括日元等多个国家货币的汇率不断创出新高，中国政府丰厚的外汇储备不断缩水；同时中国货币的国内发行量连创新高，百姓财富大幅度缩水，这种“对外升值”与“对内贬值”的双向效应，无形之中增加了多年来以出口为导向的中国制造业的价格成本，中国制造的价格优势开始逐渐消失，很多企业的主营业务收入和销售利润明显减少，融资与还贷能力明显不足，中国制造业已经陷入重重危机之中，制造业面临更大的生存与发展压力。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改革迫在眉睫，转型和升级是当前中国制造业无法回避的问题，同时转型升级也是一个长期而且需要持续坚持的过程, 只有靠转型升级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各种矛盾、困难和问题。同时，后危机时代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和升级, 不能仅仅谈制造产业的自身（市场/企业），更要谈政府自身的转型和升级，而且政府改革先行是制造业转型和升级乃至中国经济转型和升级成功的前提条件，不可以只谈其一，不谈其二，有失偏颇。
1.3 论文的结构安排
鉴于当前全球经济危机大环境的复杂性，中国固有国情的长期复杂性，后危机时代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和升级存在着诸多问题和挑战，限于作者知识面的不足和能力限制，本文将尽可能的对问题进行全面阐述，揭示其产生的原因及规律，尽可能提出更多更合理的改革建议，爱国利民。论文的具体框架如下图 1.1 所示：【图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