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 风险成因
HY 农商行出现上述问题，既有历史遗留的，也有新产生的。但追溯原因，都与管理体制分割、农商行改革不彻底等因素相关。具体从以下几方面说明：
4.2.1 部分业务人员素质不高，不能完全适应业务发展的需要
长期以来，HY 农商行受各种因素影响，人力资源管理存在着不规范现象，在以往的农商行体制下，招聘方式主要是内部接班或者关系介绍，缺乏后备人员培养机制，这就使员工素质普遍不高，影响了金融服务水平的提升和 HY 农商行的发展。自改制为农商行后，近几年才慢慢面向社会招聘，这才慢慢提升人员素质。截至 2013 年末，HY 农商行现有职工 291 人，其中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的 3人，第一学历本科的 160 人，第一学历专科的 90 人，专科以下的 38 人。HY 农商行职工的学历结抅中，第一学历本科及以上的占的比重较低，大部分职工的学历结构是第二学历大专以上，含金量比较低。这个学历结构造成了 HY 农商行高素质的专业人才不足，无论是在对风险的识别上、规章制度的理解与执行上、业务的创新上，都对业务风险带来隐患。此外，HY 农商行的主要对象在地广人多的农村，而信贷管理人员力量却相对薄弱，大部分基层支行仅有 1-2 名专职人员管理信贷，人员缺少，业务量大，信贷管理失控，致使信贷资产质量不高。
4.2.2 管理体制分割，造成真实信息反映难
当前，农商行的管理权实际上分割于地方政府、银监部门以及人民银行三者。
在实践上，管理体制上的分割与协调的缺乏，极其容易造成农商行业务经营和资产质量等真实信息的隐瞒，无法形成有效的管理网络。从人民银行方面而言，人民银行主要负责农商行贯彻执行货币政策、支付结算、金融统计等方面，实践中由于缺乏检查监督权，只能以调研形式补充掌握所需信息，无法深入掌握农商行贷款形态的真实信息。
从银监部门而言，虽然有检查监督权，但受制于人员缺乏、县域分支机构的监管缺位等因素，无法全面真实准确掌握农商行的真实贷款质量问题。人民银行和银监部门由于管理体制的分割，只能对农商行部分网点的贷款合同进行现场抽查方式来进行检查，无法全面检查农商行所有贷款合同并判断贷款质量的实际情况，从而促使农商行进一步逆向选择。
从地方政府而言，地（市）和县及以下地方政府都没有管理权，且地（市）没有设立农信联社或其他形式的独立管理机构，而仅有省联社的派出机构市办事处履行管理、指导、协调与服务职能，但市办事处仅内设综合部、业务部及稽核部三个部门，编制 10 人（不含清算中心及机房人员），具体负责全市农商行的资金集中清算、审计监督、报表汇总与统计分析等工作都勉为其难，人员稀少，检查力量薄弱，根本无法顾及农商行贷款质量问题，也无法约束农商行隐瞒隐形不良贷款及经营状况等真实信息的行为。
同时，改制前的农商行为了顺利获得专项票据资金的兑付，容易被诱导隐藏真实贷款质量以及经营状况等信息；为了完成任务，或多或少人为调整信贷资产五级分类数据，操纵经营目标考核结果。同时，对内外部检查发现的违规问题，未能进行有效整改，继续姑息、纵容违规行为，以致隐性不良贷款越滚越大。究其根本，还在于农商行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产权约束不强。
4.2.3 部门职能转变不到位，对市场变化和业务推广力度不足
虽然 HY 农商行完成农商行的改制工作，也成立了公司银行部、个人银行部、小企业专营中心，并且在管理理念、组织机构设置、规章制度的制定等方面有了稳步的提升，但是由于市场和业务的快速变化，同时部门人员仅是部门的转变，而没有跟上新理论、新知识，造成部分业务人员不能完全适应业务发展的需要，时常关注日常业务，部门人员更多的关注贷款情况，对市场变化、新业务推广研究较少。
4.2.4 历史遗留问题，造成置换资产清收难
当前，农商行置换资产虽然已经处置，但无法有效清收，究其原因，一是所置换的不良贷款基本上是 1996 年前发放的老贷款，由于大部分借款企业因经营不善已倒闭或借款人已死亡、无法找寻，债权难以落实，清收难度较大，加上时间久、户数分散，情况较为复杂，部分贷款已失去诉讼时效，清收难度极其大，可以说基本没有收回的希望。二是在票据申请兑付期间，地方政府受省政府等上级部门的强力约束，积极帮助农商行清收尤其是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等财政供养人员所欠的贷款；但在票据兑付后，地方政府对此的积极性大为下降，单单依靠农商行的力量进行清收，难度相当大。三是地方政府承诺扶持政策部分落实不到位。
按照省、市政府及省高院的有关文件要求，在农村信用社改革期间，凡是信用社的贷款纠纷案，法院应减免信用社一半的诉讼费，另一半缓交。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部分县（区）法院只执行了缓交一半，另一半减免未能执行，且依法收贷的时间较长，执行效果差。
4.2.5 优惠政策支持力度不足，影响涉农力度的深入开展
强化农商行支农功能是深化农商行改革的目标之一，同样，实施增资扩股，引入产权制度，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农商行自我良性发展的内在动力机制，也是深化农商行改革的目标。农商行改革要坚持市场取向，尤其要注重市场运作，但这不意味着农商行的服务必须完全坚持商业化取向。"三农"的特性，要求农商行必须有较高和较强的风险识别能力，能够将有偿还能力的"三农"服务需求识别出来并予以满足。由于有偿还能力的"三农"服务需求主体比较难以提供市场均衡时的服务价格，这就需要财政给予贴息，弥补服务价格差额，并建立风险补偿基金，对涉农金融服务本金予以一定比例的补偿。但当前风险补偿基金基本缺位、财政贴息覆盖面不宽，支持力度不够，在涉农信贷补偿机制未建立的情况下，而农商行把改革市场取向认为是服务商业化运作，结果造成信贷资金不断投入较高收益的房地产等商业化极强的项目，而涉农方面的服务职能呈弱化趋势，这与农商行改革有所违背。
4.2.6 产权结构的缺陷，弱化了法人自主管理权
省联社及下派机构作为省政府授权的农商行行业管理机构，在农商行的法人治理结构尚未建立期间，加强对农商行的管理，对有效防范农商行经营风险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改革的深入，农商行法人治理结构的基本确立，省联社及下派机构未能及时转变角色和调整职能，目前已集"无冕大股东"、行政（含监管）和行业管理职能于一身，从多个方面不断强化对农商行的管理，虽然不拥有农商行产权，但几近取代农商行"三会",分流"三权",进而弱化了各家农商行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进行经营管理。在改革方案中，省联社及办事处只是行业协会组织，但在实践中，省联社及办事处逐渐具有行业协会管理、行政管理和业务经营的职能，尤其是省联社的资金调拔、农商行行领导的任免和清算资金管理等行为，已经超出省联社履行行业协会管理的范畴，结果就是农商行业务经营的独立性不断被削弱，而省联社及办事处组织的社团贷款，也是造成了农商行贷款集中处于高位的原因之一。
同时，目前农商行高管人员的任用形式上符合法人治理要求，但实质上任用机制"官员化",高管人员身份"干部化",不符合产权制度下高管人员产生机制，特别是异地交流高管人员的任用，实际上是由上面决定产生，其后果是产权制度的内在约束机制难以发挥作用，高管人员的履职行为缺乏股东（社员）的广泛监督。截至 2013 年末，HY 市农商行法人股比例仅为 52.63%,自然人股比例占47.37%.法人股比例过小，股权高度分散，股东权利被化整为零，不足以激活广大股东（社员）的利益、管理和监督意识，甚至众多股东自认为"人微言轻",加上缺乏农商行管理知识，导致对自身权利被侵占也漠然视之，进而导致"三会"形同虚设，内、外部人控制也就自然而然了。
4.2.7 信贷管理沿袭传统模式，缺乏银行信贷对象针对性
HY 农商行长期以服务农户为主，农户贷款与中小企业贷款按一个模式运作，信贷员既管理农户贷款发放也管理中小企业贷款，对农户贷款和中小企业贷款特点没有区分，贷前调查、贷款审查、贷后管理没有差别，缺乏一套完善的针对中小企业贷款机制。其后果是一方面不利于贷款风险识别和控制，另一方面也不利于中小企业贷款营销。新一轮农信社改革虽然在信贷管理制度上有改进，但对中小企业贷款缺乏知识储备、人才储备和机制储备。如欠缺专门的中小企业信贷营销体系、没有制订科学的信贷激励与约束机制，信贷专业人才队伍欠缺，信贷风险识别与控制能力相对较低，针对中小企业信用档案和信用评级仍未建立。
4.2.8 信贷创新不足，整体竞争力不高
中小企业具有规模跨度大、资金需求频率高时效急、可提供担保（物）方式千差万别等特点，对 HY 农商行信贷需求呈现多样化。然而，HY 农商行自主创新优势没有充分发挥，对中小企业的信贷仍停留在传统意义上的贷款，缺乏票据承兑贴现、贸易融资、保理等方式；拘泥于以房产、土地、动产等为主的第二还款来源，缺乏担保方式创新，例如没有应收账款质押、仓（提）单质押等贷款产品。另一方面，HY 农商行资金成本高，缺乏价格竞争优势，其综合付息率以及固定成本要高于其它商业银行，而面对中小企业其它诸如结算、理财、投资咨询等服务时，农商行更是相形见绌，整体竞争力处于下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