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改革开放的论文范文5篇(8)

　　1.“类发展困境”催生新一轮的改革论争“类发展困境”是指发展的实际结果与发展的预定目标正好相反的趋势。用世界眼光看，“类发展困境”大体有两种类型： 一种是完全相反---很想发展，就是发展不起来或很难发展起来，例如非洲的一些国家； 另一种是部分相反---发展起来了，但不少方面发展的实际结果与发展的预定目标正好相反。这是属于总体发展顺境中的“发展困境”,郑杭生将此称为“类发展困境”[3].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的经济社会文化都得到了深刻的变化，实现了从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变，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但在社会经济得到巨大发展的同时，贫富差距拉大、生态环境破坏严重、权力腐败蔓延等问题逐渐凸显出来，这与改革开放初期的预定目标正好相反，即“类发展困境”,体现出我国当前最大的理论与实践矛盾： 即“理论上，社会代价的后果应由全社会来分担，但实际上绝大部分却是由弱势群体来承担或主要承担的，这就是风险承担上的不公平。同样，社会进步的成果应由全社会来共享，但实际上，却由强势群体来享受或首先享受。”[3]我们也可以把这种现象称为“改革陷阱”,其背后的原因无疑是利益的格局分配。矛盾的存在必然会引来社会的不满和争论，而且争论的焦点逐渐从意识形态上的姓资姓社演化成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角逐。“20 年的改革，谁分享其利？”“如何看待改革的成本与阵痛？”“改革成败的标准究竟是什么？”等等成为社会争论焦点，很多人开始担心这样是否导致对改革的否定？ 不可否认，近些年来，利益已经成为扭曲改革的主要因素之一，突出表现在贫富两极的不断分化上，这使得一些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不合理利益瓜分的工具或手段。长此以往，不仅改革的共识会破裂，动力也会逐渐丧失。
　　
　　2. 正在形成中的改革共识不同流派对改革方向分歧的日益加深，改革难度在利益交织中的不断加大，导致对改什么、怎么改、达到怎样一个改革目标等每一个问题都充满着争论，人们迫切期盼再有一次“南方谈话”来推动改革深化。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或攻坚阶段，需要全方位推进，是近年来被经常使用的话语，这体现了人们对深化改革难度的认知，但可以确定的是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条，通过改革实现社会公平的发展、持续的发展与和谐的发展已成为全社会共同的呼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从贯彻“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高度，自觉运用改革思维谋划和推动工作，提高领导、谋划、推动、落实改革的能力和水平，为我们推进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明确了方向。近年来，民间通过深化改革遏制特殊群体谋取“超国民”利益的呼声越来越高； 政府不少担任重要决策责任的领导者也发出“勇于从自己头上开刀，敢于革自己的命”的声音。这种逐渐形成的改革共识，对以深化改革来解决改革进程中的各种新问题至关重要。
　　
　　二、经验与反思---在思想交锋中寻求改革共识

        回顾与反思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思想论争的历程，对于我们今天重新凝聚改革共识，重振改革勇气具有重要意义。改革开放初期，面对争论，我们选择了搁置争议，“猫论”“摸论”“不争论”等都是改革开放宝贵的经验，它对于大胆解放思想、积极稳妥地推进改革曾起到了巨大的指导作用。但随着改革的深化，深层次的问题与矛盾已无法掩饰，我们已不能再“摸着石头过河”,争议也无法再搁置。近些年，各地发生的诸多群体性事件，都以昂贵的代价证明了这一点。改革不仅仅需要勇气、方法和路径，它更是各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或者说各利益体博弈的结果，所以在交锋中寻求改革共识，对于改革尤为现实和必要。
　　
　　（ 一） 共识形成于思想解放的氛围之中共识是指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社会成员对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价值、程序和政策等方面所持有的一致意见。改革共识就是人民在改革认知过程中形成的某种一致认识。思想是行动的先导，从改革开放35 年来思想论争的沿革看，每个阶段最大程度共识的形成都源于社会的思想解放，并由此来推动社会的改革与发展，理论上的每一次重大飞跃、工作上的每一个重大进步、实践中的每一次突破都是以思想的解放为原点，这已经为改革开放 35 年的实践所证明。思想是不是解放，关键看我们在多大范围和空间中展开讨论。在寻求共识的过程中，“个识”是共识形成的前提，能否给“个识”以敢于讲真话的宽松的社会环境与心态，能否以宽容的态度对待“异质思维”,是凝聚全社会共识的根本。
　　
　　目前的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利益格局多元性、社会结构多层性、社会成员心态多变性，以及历史因素与现实因素的相互交融及各种利益壁垒相互交织，导致故步自封、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山头主义等思想仍然存在，不同群体、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之间对改革的期待和诉求也不完全相同，可以说，改革越是深入，思想就应越是解放。思想解放了，才能找准改革突破的方向和着力点，反之，如果思想没有得到解放，即使在某一阶段形成一定的“共识”,也只是基于原有基础的固化认识，不仅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反而甚至成为阻碍社会发展的“拦路虎”与“绊脚石”,这种“浅水区”的共识无异于“刻舟求剑”,因此，我们要坚持勇于变革、勇于创新，坚持在解放思想中形成新的共识，统一思想，把改革不断向纵深推进。其次，解放思想具有普遍性与特殊性。一方面，改革涉及每一个普通群众，需要全社会思想观念的解放和积极参与； 另一方面，解放思想的阻力主要在于“体制内”的既得利益，破除思想观念的障碍，关键是领导干部和权力部门要率先进行思想观念的解放，带头学习，敢于面对问题自己揭短，引导群众转变观念，走出思想壁垒。第三，解放思想具有创新性与可持续性。实践没有止境，认识就没有止境，同样，解放思想也就没有止境。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对历史的经验、思路和方法进行辩证分析，打破固化的思维方式，结合新的社会环境，以创新的工作思路和方法构建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的社会管理方式，形成有利于社会均衡发展的利益格局。
　　
　　（ 二） 共识形成于社会信任的基础之上改革必然要求人民对改革系统产生深度而持续的信任，共识正是建立在这种信任的基础之上的。信任与共识的弥合意味着顶层设计与民众参与的良好互动，改革的推进有赖于周密的顶层设计，而顶层设计又必须以民众的广泛参与为基础和前提。能否获得民众的信任是顶层设计得以顺利运行及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得以有效实现的关键，民众信任度降低或者没有信任则意味着顶层设计将陷入困境甚至无法行动。所以，执政党党内改革共识的形成，并不能代表全社会的共识，只有真正形成社会共识，改革才能真正深入推进。
　　
　　社会信任是走向共识社会的桥梁与纽带。福山根据社会的信任程度将不同国家地区划分为低信任度的社会和高信任度的社会。前者人们倾向于只信任自己的亲属和家人，后者更突出表现为个体对个体、个体对公权力的信任，高信任度的社会，对于维护社会的稳定与可持续发展更具重要作用。“当我们对他人合作的依赖增长时，我们相信他们的可靠性和重要性也增长了”[4]15,从而可以有效消弭社会之间的冲突与对抗，建立起社会合作的长效机制。因此，“信任是人际关系中的一项资产，人们就此彼此承担着失败和背叛的风险。信任网络愈是强大，信仰愈是持久”[5],共识的基础也更为牢固。社会信任也是“重叠共识”与“交往共识”的基础和关键。“重叠共识”（ overlapping consensus） 是美国哲学家约翰·罗尔斯（ John Rawls） 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提出的观念，主要是针对美国价值和文化的多元与多样性，倡导建构一种普遍性的政治共识，这种共识承认“合理的分歧”,其合理性在于主张不同观点的人们之间的信任及拥有的同一种合理态度，“并且准备自愿地遵守这些原则和标准，只要别人肯定也会同样遵守的话”[9].凝聚社会最大共识，不是消除不同声音，我们观点上可以有分歧，态度上却应有共识； 价值判断上可以有分歧，规范上却应有共识； 现实选择上可以有分歧，共同目标上却应有共识。有了这样基于信任基础之上的“合理共识”,才能找到改革的最大公约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交往共识”最初由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提出，他认为在现实社会中人际关系分为工具行为和交往行为，工具行为即常规意义上的“劳动”,体现“手段---目的”,属于人与自然的关系； 而交往行为是主体间性行为，他认为人们通过自由、平等的交流对话，建立互相理解、沟通的交往理性，可以达到社会的和谐，克服主体哲学因为缺乏对话所引发的价值共识困境。“类发展困境”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我们将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方式搬到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来，引起行为主体之间的不信任、不理解，而“交往共识”的缺失也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冲突与矛盾。
　　
　　（三） 共识形成于民意表达的平台之上

        改革共识是历史的和具体的，只有具备一定范围和程度的共识，人们才可能找到维系和增进认同的最基本的条件。所以，“改革共识必须根据时代要求不断增量民意内容，否则改革就可能异化而不被认同。”[7]民意表达是人民为表达其自身利益而进行的诉求活动，其实质是把人们的观点、态度转变为向社会、国家表达诉求的方式。在改革共识中增量民意内容，就是为民众提供足够的表达思想的平台。如果不能正确应对民意，反而采取僵化的管控方式，只能把公众参与改革的热情销蚀掉，甚至把他们逆转为改革的负面力量。在实时互动的信息化时代，一项事件的传播，具有无限的复制、转发、评论能力，网民可以在短时间内同时对某一事件表达自己的各种观点，并自主地联合成各种意见群体，最后形成庞大的联动规模，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社会舆论的指向，可见，更好地发挥民意的作用，可以有效地促进改革共识的凝聚。
　　
　　（四） 共识形成于理性反思的过程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