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改革开放的论文范文5篇(2)

　　实行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

　　
　　摘要：改革是社会变革的普遍形式。历史和现实表明，改革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生存发展之道。从实质上说，改革是调整利益关系、变旧法和立新法相统一的过程，其制胜的关键在于能否凝聚共识和选择正确形式；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伟大觉醒，引起了思想解放、体制变革和理论创新，最主要成果是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活力之源，这种力量来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来源于广大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来源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整体效能。
　　
　　关键词：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发展动力
　　
　　改革开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一条主线，也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全部活动的一大焦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改革开放，引起了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之深刻变化，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具有越来越高的地位，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习近平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后在《求是》杂志2013年第1期发表题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要突出抓好六个方面工作》的文章，不仅从历史和现实的分析中作出了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领导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的价值判断，而且从因果关系的把握中提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的重要命题[1].我国过去30多年的快速发展靠的是改革开放，我国今后不断发展也必须坚定不移地依靠改革开放。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可见，“实行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既是对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也是对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的深刻揭示。
　　
　　一、改革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生存发展之道

        社会变革包括质变和量变两种状态，以及革命和改革两种形式。改革是社会的量变形式，对于一切社会形态具有普遍意义，古今中外，概莫例外。习近平关于“改革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生存发展之道”[2]10的论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及其对于当代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启示。
　　
　　首先，改革是利益关系的调整，制胜的关键因素在于能否凝聚共识。人们的活动都是由其利益驱动的，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3].改革既是利益矛盾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利益关系调整的重要手段，其间，一些人的利益会得到实现和发展，另一些人的利益则会受到影响和冲击，这就必然引起社会纷争甚至生死斗争。中国古代的几次重大改革都遭遇了强大阻力，甚至弄得改革者身败名裂，除了由于当时君主专制的政权性质和社会矛盾不断激化、各种利益关系错综复杂以及统治集团内部盘根错节、相互倾轧外，“触动了一些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商鞅的严刑峻法因触动了贵族利益而受到诬害，最后落得五马分尸的悲惨下场；王安石新法由于触动了大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所以遭到强烈反对，以至官职被罢；张居正改革触动了相当数量的官僚、缙绅和既得利益者的利益，最后成了改革的牺牲品。正是因为改革触动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所以不可避免要引起思想认识的严重分歧。“从历史经验看，凝聚共识对改革能否成功至关重要”[2]45.
　　
　　我国社会主义改革与历史上的改革有着本质区别，不过，社会主义改革同样需要凝聚共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改革开放，但思想认识上的斗争十分激烈。姓“社”姓“资”的疑虑、姓“公”姓“私”的质疑、怀疑联产承包的消极心理、反对“三资企业”的抵触情绪，以至发生抵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公然挑战，致使改革开放遭遇巨大阻力。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启全面深化改革进程，明确提出要消除利益固化的藩篱，建立让广大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体制机制，因而也面对前所未有的思想阻力。正如习近平所说：“现在，改革到了一个新的重要关头，推进改革的复杂程度、敏感程度、艰巨程度，一点都不亚于30多年前。有的牵涉复杂的部门利益，有的在思想认识上难以统一，有的要触动一些人的‘奶酪'.”[2]40全面深化改革犹如在越来越深的水中前行，迫切需要凝聚共识，以形成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强大合力。
　　
　　其次，改革是破旧立新的过程，必须坚持改革与法治的统一。改革包括肯定因素和否定因素，是一个破旧立新的过程，亦即变旧法和立新法相统一的过程。改革着重于旧事物的破，法治着重于新事物的立。“我国历史上的历次变法，都是改革和法治紧密结合，变旧法、立新法，从战国时期商鞅变法、宋代王安石变法到明代张居正变法，莫不如此”[4]15.一个社会之所以要改革，因为旧法所规范的社会秩序已经与发展着的社会现实不相适应，甚至成为社会发展的严重阻力；一个社会之所以要实行法治，因为只有建立新的制度规范才能形成和维护与社会现实相适应的新秩序。改革和法治相辅相成、相伴随生，这是从历史经验中得出的基本结论，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发展的必然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一贯高度重视法制建设。早在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就深刻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5]146在阐明加强法制必要性和重要性的同时，邓小平明确提出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5]147的重要方针。据此，我国改革与法治同步推进，形成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战略目标，突出了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人更加强调改革与法治并重并举。“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全面深化改革重大部署，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作出战略部署。三中全会决定和四中全会决定是姊妹篇，体现了’破‘和’立‘的辩证统一”[4]13-14.改革的“破”与法治的“立”共同指向制度规范，目标取向在于由人治走向法治，建构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新秩序，如：推进科学立法，防止把部门利益和地方保护主义法律化；推进严格执法，重点解决执法不规范、不严格、不透明、不文明及不作为、乱作为等突出问题；推进公正司法，杜绝暗箱操作，构建开放、动态、透明、便民的阳光司法机制；健全公民和组织守法信用记录，完善诚信褒奖机制和违法失信行为惩戒机制。“破”与“立”的统一，要求坚持改革决策与立法决策相统一，在法治下完善改革，在改革中完善法治。习近平用“鸟之两翼、车之双轮”的生动比喻阐明了全面深化改革与全面依法治国的内在逻辑及其对于推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如期实现的重要意义。
　　
　　最后，改革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必须正确选择改革的具体形式。不同社会形态的改革具有不同的目标和指向，但只要是合乎时宜的改革都具有积极意义。以历史的方法分析历史事件，不难看出“战国时期的商鞅变法，宋代的王安石变法，明代的张居正变法，在当时历史条件下都取得了一定成效”[2]45.尽管历史上的改革具有时代的或阶级的局限，但其间也不乏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和治国经验。战国时期，秦国原本在经济、政治、文化方面比较落后，商鞅变法废除了一些旧制度，创立了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制度，大大推动了社会进步，为日后秦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王安石变法以发展生产、富国强兵、挽救政治危机为目的，打击和限制了大地主、大商人非法渔利的行径，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张居正变法，强化了中央集权的国家机器，使政府的财政收入显着增加，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严重的腐败政治也有所转机。
　　
　　西方近现代社会改革的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伴随生产力的发展，西方国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经历了三次大的改革或调整，即由单个资本发展到股份资本、由非垄断的股份资本发展到私人垄断资本、由私人垄断资本发展到国家垄断资本，从而不断提高资本社会化程度。20世纪30年代，美国推行罗斯福新政，在维护资本主义根本制度的前提下，抛弃自由放任政策，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加强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局部地改变了生产关系。罗斯福新政反映了资本主义自由竞争阶段的社会矛盾，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部机制在它自己创造的生产力的压力下失灵了。“猛烈增长着的生产力对它的资本62属性的这种反作用力，要求承认生产力的社会本性的这种日益增长的压力，迫使资本家阶级本身在资本关系内部可能的限度内，越来越把生产力当做社会生产力看待”[6]294.罗斯福新政对于扭转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社会矛盾起到了积极作用，它所开创的福利国家措施至今仍不失为巩固垄断资本统治的重要手段。
　　
　　改革适用于古今中外一切社会形态，然而其成败与否则同改革的形式密切关联。迄今为止的社会改革事实上存在两种基本形式：激进式（又称休克式疗法）和渐进式。改革的结局固然取决于改革是否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然而，改革形式的选择也具有重要意义甚至是决定性意义。这是因为改革是社会的量变而不是质变，而社会量变是以肯定社会根本制度为前提的。也就是说，改革不同于革命，它不是以推翻而是以维护社会根本制度、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地位为目的，只能采取渐进式而非激进式的形式。中国古代的几次重大改革，或以失败告终，或不能持之以恒，原因之一就是形式过于激进，以至于威胁到统治阶级的统治地位及其代表的根本利益。20世纪中叶开始的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虽然各有差异，但失败的结果则是共同的，因为都选择了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背离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休克式改革。与此相反，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展现“风景这边独好”的局面，因为中国选择的是代表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维护社会主义制度的渐进式改革。“这种渐进式改革，避免了因情况不明、举措不当而引起的社会动荡，为稳定推进改革、顺利实现目标提供了保证”[2]34.
　　
　　恩格斯指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7]588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基于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准确把握、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总结以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前景的放眼展望，从而坚信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面对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当今世界，我们更需要坚定信心、凝聚共识，以更大的勇气和胆识推进改革开放。
　　
　　二、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伟大觉醒

       改革既然是社会变革的普遍形式，自然就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常态，不过，要把应然的改革变成人们自觉的行为却并非易事，涉及思想观念、时代背景、内部条件、外部环境等诸多因素。新中国成立后，基于当时的国际环境，我国学习苏联经验，采用苏联模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后来回忆时说过，“解放后，三年恢复时期，对搞建设，我们是懵懵懂懂的。接着搞第一个五年计划，对建设还是懵懵懂懂的，只能基本上照抄苏联的办法，但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8].学习苏联经验和模式搞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也存在诸多问题。应该说，当时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于存在的问题在认识上是比较清醒的，在总结经验教训中，毛泽东明确提出以苏联为鉴戒，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探索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事实上，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已经提出了许多具有实质意义的改革思路和主张。问题在于后来发生了“左”倾错误，并且愈演愈烈，这种有益的探索没有能够坚持下来，相反，经济上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政治上则“以阶级斗争为纲”,其结果是，生产力没有得到应有发展，国家实力没有明显增强，人民生活水平也没有切实提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转移工作重点，实行改革开放，从而改变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对此，习近平用精彩的语言作出了科学评价：“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历史上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新时期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2]2改革开放作为“我们党的历史上一次伟大觉醒”,引起了理论上和实践上的“伟大创造”,即开创了一条强国富民的正确道路，创立了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形成了一套初步定型的制度规范。
　　
　　“伟大觉醒”首先表现为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把解放思想作为改革开放的思想先导和精神引领。人的思想观念支配着人的行为方式，改革的自觉性和坚定性都来自于对改革必要性和重要性的深刻认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邓小平发表改革开放的宣言书，明确提出“首先是解放思想”.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习近平在解读其精神实质时同样强调“解放思想是首要的”.这是因为，改革是一种自我革命，不可避免地会遇到来自体制内的思想观念障碍，如果不解放思想就不可能使改革沿着确定的目标前行。历史和现实表明：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在十年动乱结束不久就作出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开启改革开放和中国发展的新时期，就是因为解放思想；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在实践中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把改革开放不断推向前进，也是因为解放思想。我们从历史考察和现实分析中不难看出，解放思想与改革开放、与当代中国发展之间具有因果关系：“解放思想是前提，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的总开关”;而“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是解放思想的必然结果”[9].可以想象，如果思想不解放，深水区和攻关期的改革就很难看清各种利益固化的症结、很难找准改革突破的方向，更拿不出创造性的改革举措来。
　　
　　按照唯物辩证法的观点，事物是过程的集合体，作为过程而存在。“在发展进程中，以前一切现实的东西都会成为不现实的，都会丧失自己的必然性、自己存在的权利、自己的合理性；一种新的、富有生命力的现实的东西就会代替正在衰亡的现实的东西”[10].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与时俱进的事业，中国社会主义改革也是一个发展的过程，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产生了。实践发展永无止境，改革既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劳永逸。因此，引领改革的思想观念必须随着改革的发展而发展，否则，就会形成不合时宜、影响发展的思维定势。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全面深化改革具有许多新特点，其目标取向首先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于发展现实，必须“补短板”,建立健全与覆盖人口全面、覆盖领域全面、覆盖区域全面相适应的新的体制机制，而原来那种以消灭共同贫穷体制机制为指向的思维定势已经不再适用。习近平明确指出：“事业在发展，形势在变化，过去合理的现在可能已经不再适应，以前长期有效的目前可能开始失灵。……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如果完全顺着既有的思维定势来行事，可能就觉得不需要改革或不积极去推动改革了，就可能误事。”[2]153所以，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以更大决心冲破思想观念束缚，破除妨碍改革发展的思维定势。
　　
　　“伟大觉醒”又表现为实践上的问题导向，以改革开放不断推进中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问题是事物矛盾的表现形式，具有客观普遍性。当代中国，既有长期努力解决而没有解决或没有解决好的老问题，也有发展起来后出现的新问题，后者并不比前者少，甚至比前者更难解决，尤其是两极分化问题、权力滥用问题、道德滑坡问题、利益纠纷问题、环境污染问题、干部腐败问题，都直接影响人民根本利益、影响社会主义本质和执政党宗旨。问题是时代的呼唤，也是改革的起点和源泉。“我们强调增强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就是承认矛盾的普遍性、客观性，就是要善于把认识和化解矛盾作为打开工作局面的突破口”[4]86.应当看到，问题和矛盾的地位和作用有主次之分，我们不能在解决问题和矛盾上平均用力，而是要牵住“牛鼻子”,以重大问题为导向，着力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