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绪论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1.1.1 研究背景。
腐败作为一个社会问题,千百年来一直存在。腐败的危害十分巨大,对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严重的不良影响,人们对腐败的认识也不断的深化,各国学者也提出了各自的反腐理论。世界各国也高度重视对腐败问题的治理,并依据本国国情采取了一系列反腐措施。我国自建国以来,一直高度重视对腐败问题的治理,并不断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反腐模式。
在我国建国初期到改革开放这段时间里,我国一直采取运动式反腐的模式。
在此过程中,我国的反腐败事业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由于运动式反腐有着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以及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自从改革开放后,我国对法治反腐重要性的认识不断深化:从改革开放初期的"运动式反腐与法治反腐并行"到新世纪的法治反腐进程大大加快,再到十八届四中全会后法治反腐模式成为国家制度建设的主要内容之一。在此过程中,我国制定了一系列的反腐法律,设立了专门的反腐法律机构。此外,我国在对法治反腐的认识上也不断的深化,预防性反腐措施被重视,最典型的就是《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制定和实施。
我国也开始重视跨境反腐机制的构建,为此我国加入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并制定了《引渡法》,在《刑法》中的一些条文也加入了跨境反腐机制的内容。
在十八届四中全会后,法治反腐成为热门话题。党和政府也高度重视反腐败工作,明确提出"老虎""苍蝇"一起打,一大批贪腐公职人员被绳之以法。与此同时,我国政府也不断采取跨境追捕腐败分子的行动,一些外逃的腐败分子被抓捕回国,大量的赃款赃物也被追讨回国。在此背景下,国内学者不断的对法治反腐进行理论阐述。在国家制度层面,我国也不断的采取行动,构建和完善现有的反腐机制以达到最终构建起符合我国国情的法治反腐模式的目标。总体而言,十八后我国的反腐机制出现了三个方面的改进:在国内法律层面,我国对《刑法》再次进行修改,加大了对腐败类型犯罪的惩治力度,在贪污和贿赂型犯罪的刑罚下增设了终身监禁的刑罚。在中国共产党党内反腐机制方面,中国共产党重新修订了《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三大党内反腐法规,与之前的条例相比,三大党内反腐法规对党员廉洁性的要求更高,处罚措施更为严厉,党内反腐法规也开始走向体系化。值得注意的是党内巡视制度的常态化,巡视的效果也因此大大提高,大批腐败官员在巡视中被发现查处。与此同时,中纪委的职能也得到了加强,中纪委通过加强督查和惩处提高了党内反腐法规的执行效果。在跨境反腐机制层面,我国开展了"猎狐"行动,对包括腐败犯罪人员在内的外逃犯罪分子展开跨境追捕。与此同时,我国积极与美国等国家进行外交谈判,通过引渡、遣送回国等多种途径抓捕外逃的腐败犯罪分子。
本文立足于国内外反腐理论和实践,对法治反腐的基本路径作出探索,为我国法治反腐基本路径的实现建言献策。
1.1.2 研究意义。
法治中国建设已经成为了我国国家制度建设的主题,十八届四中全会将"依法治国"作为全会主题,标志着法治中国建设成为我国主要的国家战略。法治中国的建设对于提高我国国家"软实力"、促进国家经济模式升级,进而提高我国综合国力都有着重要的意义。此外,法治中国建设对于巩固和发展党的领导也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通过国家政治生活的制度化体系化,党的执政水平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执政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反腐是法治中国的必然要求,依法行政是法治中国建设的基础性工程,腐败作为一种社会问题,侵蚀政府公信力、腐蚀公职人员、引发甚至激化社会矛盾。因此,腐败是我国实现依法行政的最大障碍。在治理腐败问题上,法治反腐是一种比运动式反腐更为优越的反腐模式。
再结合我国法治中国的时代背景和依法治国的国家战略,探索法治反腐的基本路径就成为了应有之义。具体而言本文的研究意义在于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本文通过对法治反腐理论实践和当代意义的梳理和分析,使法治反腐的内涵更为明晰。在对法治反腐内涵具体的认识上,社会上一直存在争议,本文则通过对法治反腐基本概念内涵的分析,通过对境外国家和地区以及国际社会法治反腐主要实践的阐述和分析,丰富法治反腐的内涵。
其次,通过对我国建国后法治反腐进程的回顾,证明法治反腐模式是一种比运动式反腐更为优越的反腐模式。在当前社会上,依然有一些人依然存在着运动式反腐的观念,本文通过对我国建国后反腐进程的回顾,分析运动式反腐自身的缺陷,证明法治反腐是一种更为有效的反腐模式。
此外,本文将我国现有的反腐机制分为三个层面:国内法律层面的反腐机制、党内反腐机制、跨境反腐机制,在分析其现状的基础上指出我国现有反腐机制的缺陷。
最后,在现有反腐机制的现状和缺陷分析的基础上,有针对性的提出"通过强化监督与惩治,完善国内法反腐机制"、"党纪严于国法,健全党内反腐机制"、"推进国际合作,构建跨境反腐机制"三大层面的制度建设来实现我国法治反腐的基本路径。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西方的法治反腐理论最早可以追溯至古希腊罗马时期,那时就已出现了最初的权力制衡理论。到了资本主义时代,以阿克顿、孟德斯、洛克为代表的思想家进一步提出了权力是腐败的根源的理论,并指出治理腐败的关键在于以三权分立为核心的权力制衡。这时西方社会对法治反腐的理论研究才真正开始。这一时期的代表性著作有阿克顿勋爵的《自由与权力》和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洛克的《政府论》。在当代西方社会,权力制衡理论依然是西方法治反腐的基本理论之一。除此之外,美国著名的保守派政治学家亨廷顿就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提出了自己的法治反腐理论,亨廷顿将腐败归因于现代化的进程,在此基础上他提出"政党政治是消除腐败的有效手段".寻租理论也是西方社会主流的法治反腐理论之一,美国经济学家戈登在《关于税、垄断和偷窃的福利成本》一书中提出了最初的寻租理论。之后,克鲁格在《寻租社会的政治经济学》一书提出了系统性的寻租理论。寻租理论最基本的观点在于: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会妨碍市场正常的竞争机制,进而引发导致腐败的黑色地带。戈登和克鲁格提出了寻租理论,美国学者麦切尼则将寻租理论与反腐相结合,麦切尼提出官员会通过出台不利于私人企业的政策来威胁私人企业,迫使其与之分享利益。
我国学者对法治反腐的理论研究是从腐败的定义和内涵以及产生的根源上开始的。著名政治学家王沪宁先生是国内学者中最早对腐败问题进行系统性研究的学者,其主编的《腐败与反腐败--当代国外腐败问题研究》一书被视为该领域最重要的一部著作。在腐败的根源上,国内学者继承了国外学者的理论成果,普遍认为腐败产生于权力的异化,治理腐败的关键也在于规范权力的行使。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则是在我国首次引进了西方的寻租理论,在其代表性著作--《经济社会体制比较》中,吴敬琏先生对西方的寻租理论进行了系统性的阐述。
在法治反腐问题的研究上,早在 1999 年,时任广州大学法律系讲师、现任广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力就在《中国法学》上发表了《法治是遏制腐败的必然选择》一文,李力在对我国封建社会反腐史进行分析后提出用法治方式治理腐败的优点:"依法治,即使难以根绝腐败,却有望把腐败控制在最低限度使其不至于危害社会,或者一有危害,便能够及时制止。"资深记者邓聿文先生也在 2011年于《同舟共进》上发表《由党内反腐转向法治反腐》一文,文中提出了"将目前以纪委为主导的党内反腐转向以司法为核心的法治反腐"的观点。著名法学家、武汉大学教授江国华先生也曾对法治反腐进行了系统性的研究,江国华先生曾在《理论探索》2014 年第 6 期发表过《法治反腐策略研究》一文,文中分别从法治反腐的优势、法治反腐过程中需要处理的四对关系、法治反腐的五大举措三个层面对法治反腐进行研究。
湘潭大学反腐研究基地舆情教研部主任魏建文和湘潭大学反腐研究基地实务教研部主任信华也在《法治反腐的推进思路及方法》一文中对实现法治反腐的具体思路进行研究,主张从"坚定法治反腐的理论自信与行动自觉、推进党内法规同国家法律的有机衔接、强化监察机关的反腐职能、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反腐实务问题"四个维度实现法治反腐。南开大学法学院高通则在《从近年反腐败大案看我国反腐的法治向度》一文中在总结我国法治反腐在实际反腐案例中的现实运用的基础上提出法治反腐的基本方法。扬州大学蔡宝刚教授在《法治反腐之道:由"偶然反腐"转向"必然反腐"--"情妇反腐"的热现象和法治领域下的冷思考》一文中对当前"情妇反腐"的热点话题进行分析和反思,在此基础上提出法治反腐才是治理腐败的正确道路。在我国反腐模式的发展方向上,河南省社科院徐喜霖研究员在《法治反腐:中国反腐新常态》一文中指出法治腐败必将成为我国主要的反腐模式。除此之外,北京联合大学欧阳媛在 2013 年也曾在《人民检察》上发表了《国际法治法治反腐经验及启示》一文,文中对国际法中的法治反腐措施和美国德国新加坡三大法治国家的反腐制度进行了介绍了分析,为我国法治反腐理论的构建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1.3 研究内容及创新点。
1.3.1 研究主要内容。
本文在法治中国理论框架指导下进行,首先,界定法治反腐的概念、内涵和特征,梳理国际社会及其他法治国家反腐的实践经验。其次,本文重点回顾了我国自建国以来的反腐历程,通过历史经验证明法治反腐比运动式反腐更为优越。
最后,本文介绍分析当前国内法反腐机制、党内反腐机制、跨境反腐机制三大层面反腐机制的现状与不足,随后,针对当前三大层面反腐机制中出现的问题,提出通过"强化监督与惩治,完善国内法反腐机制"、"严肃党纪、健全党内反腐机制"、"推进国际合作,构建跨境反腐机制"三大方面的建设来构建我国法治反腐的基本路径。
第一部分,本文主要对法治反腐的概念、内涵和基本特征进行阐述,梳理现有学者对腐败定义内涵的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结合各位学者对法治反腐的定义和内涵,总结出对法治反腐概念内涵。之后,介绍境外国家和地区以及国际社会的法治反腐的实践经验。最后,从国内国际两个层面分析法治反腐的当代意义。
第二部分,回顾我国建国后反腐的基本历程,从建国初期的运动式反腐为主的模式到新世纪我国法治反腐进程大大加快,证明法治反腐的优越性和有效性。
第三部分,阐述分析我国当前反腐制度的现状与不足,主要从三个层面进行阐述和分析,分别是国内法律反腐制度层面、党内反腐制度层面、跨境反腐制度三大层面。
第四部分,针对我国国内法律反腐制度、党内反腐制度、跨境反腐制度三大层面中出现的问题,有针对性的提出解决措施和解决方案,探索构建当代中国法治反腐的基本路径。
1.3.2 创新点、重点、难点。
本文的创新点是对法治反腐这个问题进行了系统性的研究。通过查阅各种书籍论文资料,分析法治反腐的内涵特征和当代意义,回顾我国反腐败历程,分析我国现有反腐败机制的现状与不足。针对当代中国现有反腐机制的缺陷,本文提出通过国内反腐法律、党内反腐制度、跨境反腐机制三大层面的制度完善来共同构建我国法治反腐的基本路径。
本文重点是构建我国法治反腐的基本路径。虽然法治反腐的重要性不断的为人所知,但是如何实现法治反腐这个最终目标,目前国内诸多学者却有一定的争议。对于这个问题,本文试图通过国内法律反腐制度层面、党内反腐制度层面、跨境反腐制度三大层面的制度完善来构建法治反腐的基本路径。
本文难点首先是资料的收集和整理,虽然国内外诸多学者对于反腐败问题提出了诸多的理论,但是对这些文献资料进行系统性的整理和分析是本文面临的第一大难点。其次,在前人理论成果上提出自己的创新性理论是本文的第二大难点。
如何将当代马克主义主义最新成果应用到法治反腐基本路径中从而提出符合我国国情的法治反腐实现路径也是本文最主要的难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