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中国体育现代化的文化抉择
文化首先是历史的产物，是历史选择的结果；同时，文化又是时代的产物，体现着时代精神。要研究中国体育现代化的文化抉择之路，首先要了解中国体育文化抉择的历史轨迹，还要准确把握现代化进程中体育文化的精神实质和前进方向。从历史的高度，来探究文化对中国体育现代化发展的影响；从时代的广度，来俯瞰当今体育现代化发展的文化脉络。
中国文化是一个动态发展、包容开放的体系，随着时代的演变，它在不断进行自我扬弃的同时，又以宽广的胸怀，吸收接纳外来文化。在中国体育现代化进程的百余年历史中，绝大多数时间处于动荡的战争年代，各种文化思潮纷杂交错，文化冲突和纷争不断。什么样的文化模式和精神指导思想，才更有利于中国体育事业的现代化发展，成为中国体育现代化发展所面临的的文化抉择难题。
文化是属于历史的，也是属于政治的。在中国体育现代化短短一百五十余年的历史中，体育文化已几经变迁。通过体育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的研究我们不难发现，中国体育文化的抉择权并不属于人民，而在于社会变革的主导力量。政权的更迭、经济的兴衰才是影响体育文化的根本原因，它们在本真的体育文化外面强加上一层政治的外衣。本文认为：体育文化是强权文化的副产品，是为了维护社会稳定的必然选择。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体育文化“被”选择成特定的历史存在。也就是说，中国体育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文化抉择权，并不在于体育自身，而在于时代。
通过中国体育现代化一百多年的发展，中国的体育事业已经有了较大的起色。当我们沿着时间的脉络再回首这段体育现代化历程，可以看出中国体育现代化在文化抉择面前的犹豫或坚决，而这种犹豫或坚决的抉择是文化特征的具体映射。因此，研究中国体育现代化的文化抉择应当从历史进程的宏观视角，整体分析中国体育现代化的文化特征，这种文化特征体现的并不是某一个特定历史阶段的，而是整个过程。另一方面，我们从历史整体的角度细细品味中国体育现代化文化特征的同时，还要擦亮中国体育现代化未来的眼睛。中国体育现代化在未来的文化抉择面前，应当进行怎样的体育文化诉求，探寻何种体育文化发展道路，这也是本研究急需解决的问题所在。
4.1 中国体育现代化的文化特征
如果说西方的现代化进程开始于瓦特，是瓦特发明的蒸汽机推动了改变世界的工业革命；那么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则开始于魏源，是魏源“睁眼看世界”的呼声唤醒了这头昏睡的东方雄狮。我们似乎无从知晓西方体育的现代化从何源起，或许西方体育从工业文明的子宫孕育之时，就已经披着“现代”之名的神圣外衣。
但中华文明绵延五千余年，农耕文明滋养的本土体育却被扣上“传统”的帽子。“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种话语权的偏离分明是一种强盗逻辑，而国内学术界对这种话语权的默认实则是一种文化奴性的表现。
当西方体育伴随着工业文明的炮火轰开国门的时候，面对“西洋奇巧之技”的“井底国人”被西方工业的效率所折服。西方体育文化随着“兵操”的推广开始影响我国未来百余年的体育现代化发展历程。在中西方文化冲突与融合的漫长过程中，中国体育现代化也因此被刻上多重的文化特征。中国体育的现代化发展，就是由传统体育文化和西方体育文化不断交融，体现着体育文化的不断抉择和历史变迁。由于中国的体育现代化属于“后发外生型”的现代化，加上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复杂性，从宏观的角度来看，主要有以下文化特征：
4.1.1 外生性：从形式到内容的西化
一般来说，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都是在西方文明的影响下进行的，都带有文化的外生性和侵略性。他们大都曾经沦为过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现代化起步晚，具有“输入”或“移植”的性质。对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而言，这种文化的外生性就格外明显。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根深蒂固，与西方海洋文化有着地缘上的巨大差别，在中国历史上的一些外来文化，不是被中华传统文化所同化，就是被驱逐或摒弃。另一方面，西方文化的传入是伴随着侵略的腥风血雨进入中国的，中华民族对这种文化的入侵有着民族心理上的抵触。
面对西方殖民主义者的武装侵略，使中国传统小农经济的正常发展被迫中断。中华民族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不得不走向了现代化发展的道路，不得不接受了外生的西方文化。虽然这种对西方文化生硬的接受是是中华民族“睁眼看世界”的选择，并没有合理的融入中国实际的经济状况中去。但是，勇于接受西方文化，敢于为民族的兴旺探寻未知的道路，就已经迈出了成功的第一步。
在中国体育现代化的发展历程中，对“兵操”有着特殊的情感。因为中国从西洋兵操初识西方体育文化，西方体育文化也以“兵操”为突破口逐渐渗入我国。
当时的国人看来，这种外来的“西洋兵操”具有西方工业文明的高效率特征，能够使士兵的战斗力和纪律性都快速提高。所以，洋务派将高效的兵操运用于军队和学校的尝试，本身就是一件创举。随着中国体育现代化的发展，这种“外生文化”与中国实际结合的越来越密切，在中国的发展也逐渐成熟。
虽然，中国体育现代化的具有外生性的文化特点，但并没有影响它在中国土壤的生根发芽和迅速成长。相反，正是因为中国体育现代化这种“外生性”的文化特征，是西方体育文化如同外来生物入侵一样，彻底扰乱了中国传统体育保持数百年正常的体育文化生态环境，以至于造成当今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生态的灾难。我们可以认为，经历了中国体育现代化百余年的发展，几乎所有的体育都已经可以统称之为西方体育，中国的传统体育也在现代化的浪潮中被“外生的”西方体育所同化或异化。面对无孔不入的现代化发展趋势，传统体育文化那片静谧的世外桃源已不具备存在的条件。中国传统体育文化要么主动迎合现代化发展的要求，进行形式和内容上的西化改革以迎合西方的体育思想；要么继续恪守最后的文化底线，但不免被“强拆”或“遗弃”的文化悲剧。
文化形式上的西化，只是一种文化外在表现形式的变迁，随之而来的便是文化内容上的西化。我们可以用一个较为形象直白的例子进行深入阐释：一百多年前，中国人摆了一座擂台，比试弓刀石、马步箭等，以宣扬中华传统体育之精髓。
然而不久之后这座擂台却被西洋人踢了场子，从举办权到举办形式、到举办内容都由西洋人所主宰：比赛形式从擂台变成了“运动会”,比赛内容从武术、气功等传统体育运动项目变成了田径、体操、篮球等西方体育项目，这种西方体育文化形式持续了多年。到后来，虽然体育的举办权又重新回归到中国人手中，但西方体育的文化形式和文化内容都被国人所接受和认可，然而中国传统体育为了能够进入西方的“运动会”,不得已按照西方体育的特征要求进行自我变革，最后被西方体育所同化，甚至异化······“外生性”是中国体育现代化首要的文化特征，这种文化特征的背后实则是一种由被动输入到主动接受的潸然，因为我们不能改变中国近代历史的屈辱现状，只能接受一切有益于我国进步和发展的文化形式和内容，而不去论这种文化源于何处，西方体育文化也被国人所逐渐认同。中国体育现代化的“外生性”这一文化特征也标志着中国的体育现代化具有明显的西方色彩。
4.1.2 集权性：从意识到形态的统一
政权的牢固，民众的归附，社会的和谐是任何统治阶级的夙愿所在。为了更好的维护统治地位，社会发展权和文化选择权被牢牢把握在政治家的手里，因此政治的变革决定社会性质，也随之决定了文化的性质。在中国体育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政治家们掌握着体育文化的抉择权力，这就是中国体育现代化的重要文化特征--集权性。
回溯中国体育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国体育现代化的起伏发展轨迹本身就是一种文化集权的表现，并且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政治导向下，体现着一定的时代特色：洋务运动时期，洋务派为了增强士兵的战斗力而推行兵操；清末新政时期，晚清政府为唤起民族意志而提出了“体育救国”口号；五四运动时期，为了谋求新的社会变革而废除旧的体育形式；抗日战争时期，“锻炼身体，好打日本”成了中华民族的使命所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万人篮球赛、大跳“忠字舞”等体育文化形式也极富有时代特色；改革开放之后，“奥运争光计划”、“举国体制”等一系列举措也是新体育发展的必然选择……就体育文化自身而言，并不具有任何的政治取向，也不具有这种文化的集权。
因为任何一种的体育文化形式都不可以强制改变另一种体育文化形式。然而，在政治因素的干预下，呈现出从体育文化意识到体育文化具体形态的统一，即体育文化的集权性。从目前来看，这种体育文化的集权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思形态的具体体现，是对中国体育事业发展的宏观导向。这种体育文化的集权是社会意识形态在体育领域的具体体现，它要求中国的体育现代化应该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为实现体育强国梦而努力奋斗，而不能被其它形式的政治势力所干预、所利用。
“体育文化的集权性”本身并没有褒贬之意，只是一种体育文化相对于政治文化的附庸特征。然而这种文化意识形态的绝对集中影响着体育文化发展的抉择，决定着中国体育现代化未来的发展方向。这种文化意识形态的统一不仅有利于国家对体育事业发展的宏观调控，也有利于中国体育现代化的长期稳定发展。
但是，有时过分的体育文化集权形式也会使体育被迫融入狂热的政治运动中，极大地摧残体育现代化的建设。我们不能否则这种“集权性”在中国体育现代化的发展历程中所起到的巨大作用，但是它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百姓的自主体育权，使人民群众必须依附于政治意识形态而进行运动。
本文认为，中国体育现代化的发展得益于“体育文化的集权”,它为中国体育事业现代化的发展指出了明确的方向，但是应当避免“文化的霸权”或“文化的强权”出现。也就是说，政治意识形态的宏观调控应当给体育事业留有充分的文化发展余地，使其充分地发挥体育现代化自身的主观能动特性，对中国体育现代化未来的发展做出相应的文化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