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 中国体育现代化的探索与发展阶段（1911-1948）
20 世纪的上半叶，中国社会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历史巨变，古老而庞大的东方雄狮在炮火中逐渐苏醒：1911 年辛亥革命斩断了延续千年的封建政治制度，为中国开辟了民主主义时代；新文化运动为中国注入了鲜活的血液，使人们逐渐摆脱了封建思想的桎梏；然而，从未间断过的国内外战争粉碎了热血青年们和平崛起的中国梦，日本侵略者更是把中国推进濒临亡国的无底深渊······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救亡图存和探索发展一直是 20 世纪前期中国体育现代化进程的两大主题。进过了近半个世纪的探索，中国体育在曲折中一步一步走向现代化。一方面，进过清末的学制建设和兵操改革，西方近代体育方式逐渐融入了中国社会，并在经历了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之后，两次在与传统体育思想的斗争中扩大了自己的社会地位，并对中国后来的体育发展造成了积极的影响。
另一方面，传统体育不得不面对自身的生存根基受到威胁的历史窘境，在自身问题频发和西方体育扩张的双重压力下，传统体育经历了从抗争到融合的蜕变过程，以求能够在变化的社会环境中得以继续生存和发展。从 30 年代开始，两种体育文化形式逐渐融合，共同组成了中国体育发展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并开始向规范化、科学化、国际化方向发展，中国体育即将踏上现代化发展的快车道。
然而，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彻底打断了中国体育现代化的发展进程，“锻炼身体，好打日本”[49]成了这个特殊历史时期体育人的共同口号。历经炮火洗礼后的人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体育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也使得体育的现代化道路愈发艰难。
3.2.1 新文化新体育：从西洋兵操到西方体育
自洋务运动以来，对“科学”、“民主”及各种西方思想学说的宣传从未间断。中华民国建立以后，这种思想更加迅速的汇集成了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以《新青年》为起点和主要阵地，以“科学”和“民主”为旗帜，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西方近代体育对我国的影响也逐渐深入，旧有的那种“体育即兵操”的狭隘偏见逐渐被打破，诸多“新体育”内容开始进入中国。在体育领域，中国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开放姿态学习西方，这种学习不再仅仅是一种强兵、强种、强国的政治军事需求，而是一种包括体育项目、体育制度、体育思想等多方面的学习。在这种学习的过程中，中国开住逐步完善了自己的体育制度，发展了自己的专业教育，并更新了自己的体育观念，为体育现代化在中国后续的发展坚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新文化运动中，从西方引进诸多思想文化主义思潮。其中，流传最广、影响最深的，无疑是杜威的进步主义教育思想。“1922 年，由美国教育家孟禄直接参与的《学校系统改革方案》（史称‘壬戌学制’）开始实行美国式的‘六三三’分段的单轨学制，并一直沿用至今。”[50]
1922 年的“壬戌学制”及 1923 年的《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从法规的形式上把学校体育内的“体操课”都改为“体育课”.体育课内容以田径、普通体操、球类和游戏为主，近代西方体育以多种运动项目的形态被中国学校体育所吸收和接纳。同时，那种以“西洋兵操”代表西方体育的就有观念的被彻底的废除，全新的学校体育形式逐渐被推广开来。新学制标志着新的体育课程体系的建立，中国逐渐对西方体育有了全新的认识。在中国早期体育现代化阶段，学校体育的改革发展是中国体育事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体育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上迈出了前进的一步。
3.2.2 体育权的回归：从受人统治到自己管理
宗教团体在西方体育文化的传播中国扮演的重要的角色，其中创建于 1844年的基督教青年会为中国近代体育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这个团体强调“一个青年人，必须同时具备高尚的品德、丰富的知识和健全而强健的体魄。”
为了实现在中国青年中传教的目的，组织了很多西方体育活动来吸引年轻学生的注意。在引进和传播西方体育活动的同时，青年会还向各地的学校介绍西方体育理论和方法，并且还举办体育训练班，为我国体育的发展培养了一批最早的体育专业人才。但是，一直到“五四”运动前，中国境内的体育竞赛组织和举办较大型的体育活动的管理权几乎全部被西方人所操纵。所以“五四”运动爆发之后，随着反帝爱国运动日益高涨和收回教育权运动的深入，在体育界，一场浩浩荡荡的“收回体育主权”运动也随之开展起来。
1923 年中国体育代表团在日本举行的第六届远东运动会上惨败，成为“收回体育权”事件的导火索。国人认为这次惨败是中国体育的奇耻大辱，并将批评的矛头指向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书记美国人葛雷。认为体育界必须担负中国体育的责任并成立国家体育机关。1924 年初，正值北伐反帝的呼声高涨，由葛雷协助的第三届全国运动大会遭到了全国大规模的抵制。这次抵制风波在全国产生了一定的积极效应，体育界逐渐开始打破由外国人办中国运动会的做法，使“中国的事由中国人办”的思想在体育界的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在第三届全国运动会上，除少数外国人担任裁判以外，一切会务均由中国人承担。1924 年 7 月，“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成立，会章甚至规定“禁止外国人作职员”,使得曾为中国体育的进步做出巨大贡献的美国教育家麦克乐等人只好回国。1929 年 4 月，国民政府正式颁布了《国民体育法》和《国民体育实施方案》标志着“收回体育权”运动有了很大程度的进展。
但是，对“体育权”的争论并非就此终止。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就对体育权极为重视。共产党人就明确指出：国民体质状况恶化主要的原因在于工农大众丧失了体育权。也就是说：当时的社会没有给普通大众赋予体育的权利，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下，繁重的体力劳动、恶劣的生活条件使得他们的体育权利实际上被剥夺了。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共产党就提出的一个重要的口号：“要解决国民体质的问题，首先要还工农大众体育权。”
倡导为人民群众努力夺回“体育权”成为当时社会革命进程的一部分，共产党人把改善国民体质和推动社会革命结合在一起，使其共同为革命建设服务。因此，让人民群众正确行使自己的体育权也成为中国社会革命中的追求和目标，使国民的身体健康与国家命运紧密结合起来。1978 年，联合国在颁布《世界人权宣言》之后不久，正式颁布《体育教育和体育运动国际宪章》，明确将从事体育训练和体育运动规定为一项基本的人权。
3.2.3 传统体育之争：从文化抗争到文化融合
中国体育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也是一个文化现代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作为我国体育文化的两大主题的传统体育文化和西方体育文化，在中国体育现代化过程中的争论从未间断。这种纷争的产生是不同文化体系交融时的必然反应，也是文化现代化发展的必经之路。因此，纵向审视中西方体育文化交融的历史流变，梳理不同时期文化碰撞的历史特征，探讨传统体育未来生存发展的可行性道路，是研究体育现代化发展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五四运动将新文化在中国的传播推向新的历史高潮。在“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科学，反对愚昧”的运动口号指引下，西方思潮对中国传统的知识与道德体系产生强有力的冲击，并将传统纯正的中国文化视为封建迂腐的代表进行彻底的批判。民族传统体育作为传统文化核心代表，几乎有了临渊之危。因此，在民族文化心理作用的支配下，一部分人开始重新审视中国固有的传统体育形式，并在对“体育真义”进行考究之后，提出用“民族传统体育方式（武术、气功、静坐等）取代西方将近代体育的设想”,而极力推崇西方近代体育的文化激进主义对文化保守主义提出的“国粹体育”思潮展开了激烈的批判。因此，文化激进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就中国传统体育与西方体育的本末取舍之间，爆发了一场大的争论，史称“新旧体育”之辩。然而，在“新旧体育”热辩正酣之时，“九·一八事变”的爆发使中国又陷入另一个历史危机。同时，中国在历届远东运动会上的失利使得体育界不得不审思中国体育未来发展的走向。1932 年，关于体育改革的社评被北平《世界日报》公开发表，也标志着“土洋体育”之争的序幕正式拉开。
体育领域在经历了“新旧体育之辩”和“土洋体育之争”之后，关于体育发展的讨论重点也从逐渐从“何为体育”转向“如何体育”.虽然通过一次次的论争，国内体育思想领域初步达成了“建设民族本位体育”的共识，在基本的观点上还是希望民族传统体育不能全部被否认，应当在西方体育文化的冲击中找到自己的存在方式。但在理解何为“民族本位体育”及如何对民族体育进行扬弃式的推进发展问题上，各方还存在较大的分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