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一）国外关于劳动力转移的研究
学界认为。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是最早从经济学角度解释移民理论的，而开创对移民及其规律进行一般性研究先河的则是美国学者埃内斯特？乔治？莱文斯坦（E. G. Ravestein）？ 1885-1889年，莱文斯坦做《移民的规律》（rhe Laws of Migration）-文。在此基础上，学者们提出了所谓的“推--拉理论”（Push-Pull Theory）。“推一拉”理论指出，人口转移是由两种力量导致的：一是人E1迁出地的“推力” .二是人口迁入地的“拉力”.迁移者最终的迁移决策是通过对比迁入、迁出地的积极因素与消极因素，以及评估迁入后可能获得的收益来作出的。舒尔茨（ThodoreW. Schults,1960）、斯加斯塔（Sjaastad, 1962）等经济学者则认为迁移决策主要是依据人们迁移的预期收益与迁移成本进行比较后而做出的。只要迁移的净收益大于零（迁移后的预期收入大于迁移前的平均收入和迁移成木之和）迁移行为就会发生，反之则不然。可见。
迁移成本与收益的关系对农业劳动力的迁移决策是具有重要影响的。奥迪？斯塔克（OdedStark, 1991）等提出的新劳动力迁移经济学则认为。市场风险导致的收入不确定性给个人效用带来的直接损失，以及这种不确定性对迁移者未来在农村和城市收入的影响会决定迁移者韵预期收益。新劳动力迁移经济学把迁移视为一种内在联系的群体（如家庭）的集体决策，而非个人行为。家庭成员的迁移是为应付家庭收入不稳定而施行的一种自我保护。与农业收人相比，迁移者对家庭的汇款或其他非农收入更具不平等性，这决定了个人或家庭收入在其所在区域的相对位置，进而使每个家庭的贫困程度产生了相对不同性。为改变这种相对的贫困差距，迁移就很可能发生。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城镇化开始得比较早，经历了数百年的演变，有许多成功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尤其是以对英国、美国、日木三种劳动力转移模式的研究具有的代表性。
英国强制性转移。英国采取强制性转移的模式促进城乡关系的迅速转变，速度超越了同时期的其他国家。这种转移劳动力的模式就是“圈地运动”.工业革命初期，英国逐渐形成了大规模、稳定的劳动力人口，到19世纪中叶，英国的农业人口只占到总人口的25%,这正是充满暴力色彩的圈地运动的直接作用的结果。英国第二次大规模的劳动力转移便是对外扩张和殖民。大量的殖民地国家，成为英国剩余劳动力争相涌入的地方。可以说，英国劳动力的转移是国内、国外两个市场强制手段与市场吸引双重作用的结果。美国自由迁移。相比英国，美国政府走的是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自由迁移。乡村社会是十九世纪以前美国社会的主要特征，农村人口占到总人口的3/4.1870年以后，英国第二次产业革命的浪潮席卷了美国，为北美带来了工业革命最新的技术成果和管理经验。在工业革命的直接推动下，美国国民经济迅速腾飞，带动了城市的发展，带动了近代立体交通的迅猛发展，大批农村劳动力开始向城市流动，转变成了市民。在这种供给与需求的交互作用下，美国城镇化的步伐不断加快。日本有效干预。日本受客观条件阪制，耕地面积少，资源十分缺乏，但它却拥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日木劳动力的转移得益于战后经济的高速发展，农村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例从1955年的40. 2%急剧下降到1998年为5. 2%.究其原因，在于日本政府对农民市民化道路进行了有效干预。1961年，日本政府制定了《农业基本法》和《农业现代化资金筹措法》。规定在10年内要将农村中农户总数的60%转移到非农领域。转移非农人口的同时，由国家还采取贴息的方式向农户提供长期贷款，由于刺激合理，政策有效，日本农业的现代化进程迅速推进。农业的现代化促进了农业规模化。政府引导农民建立自己的“农协”组织，以现在较为常见的“龙头企业+基地”的生产方式将日本农业逐步融入工业循环的大体系之中。在政府干预转移农业人口和推动农业现代化的同时，通过迅速发展现代工业，扩大就业机会是日本政府采取的另一重要举措。完善的工业体系的建立，迅速吸收了从农村分离出来的农业人口。此外，日本政府较早地对出生人口进行了政策干预，通过降低出生率减轻了人口就业压力。反观日本政府的干预模式，与现行中国推动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和现代农业化有异曲同工之处。
（二）国内关于农民工市民化研究
农民工群体有其特有的生存状态和群体意识。刘开明（2002）将这种具有独特社会地位和生存状态的农民工称作“边缘人”.农民工在工作性质、居住分布、社会地位、经济地位、社会心态、继承性以及家庭模式方面都呈现出边缘化特征（刘传江、徐建玲，2008）。简新华、黄锟（2007）根据2007年年初的调查，通过与《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实施之前的农民工生存状况进行比较，分析了农民工最近的生存近况，发现农民工的状况得到有效改善，特别是工资收入有了明显的提高，工资拖欠问题有所缓解，政府给农民提供的服务有所加强，但是农民工收入低、处境苦难等基木问题还没有根木改变。农民工的发展趋势有“回流”和“市民化”两种。白南生、何宇鹏（2002）认为中国农村外出就业劳动力的主体始终处于一种流动状态，并未成为输入地稳定的移民，其中绝大部分仍将返回到输出地，形成民工的“回流”.尤其是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农民工，回乡创业的欲望更为强烈（黄祖辉等，2004）。农民工在城乡之间双向流动的显现，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仍会大量存在。农民工的另一种发展趋势是市民化。
学术界对于农民工市民化存在不同态度。陆学（2004）、党国英（2004）等认为应尽快让农民工在城市定居下来，给予他们完全的市民身份和待遇。傅晨（2004）则认为农民工市民化的主张还限于身份城市化的认识误区，事实是在没有条件完全取消户籍制度背后城乡、地区之间的利益差别时，城市化策略不应该把思路定在身份城市化上，而应该淡化与身份连在一起的城乡、地区利益差别使身份失去实质性的意义。温铁军（2005）对促进农民工城市定居转移进程的观点也提出了质疑，认为大规模动员农民进城在理论上可行，但实践极可能导致农民工沦为城市贫民。
三、主要内容
（一）研究思路及基本框架
文章从选题的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入手，通过我国工业化与城镇化的供求关系引出，立足农民工市民化的现状，介绍了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市民化的相关进展，并结合现状，从经济层面、心理层面和制度层面分析了影响农民工市民。
化进程的障碍因素，进而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促进农民工市民化和城镇化健康发展的对策建议。从框架上看，论文分为六大部分：
第一部分：绪论。主要包括论文选题的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综述；论文的研究思路、基本框架、主要研究方法等。
第二部分：核心概念及其理论视用。主要包括城镇化、农民工、农民工市民化的相关概念；研究的理论视角等。
第三部分：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市民化的障碍因素分析。通过对我国农民工的现状和特点分析，概括出了阻碍我国农民工市民化的三大因素。
第四部分：探索促进农民工市民化的可行路径，并提出政策建议。
（二）研究的主要方法
本文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在认真研究分析国内外专家学者关于劳动力转移和。农民工市民化的理论研究与实践经验基础上，通过查阅资料、电话询问、实地调查等方式获取数据资料及有关案例材料，认真分析收集到的数据、案例、信息，尽可能为深入开展研究提供多视角的理解与理论支撑，通过对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民工市民化现状、问题的分析研究，在重点领域提出合理的政策建议，解决农民工市民化过程重点制约瓶颈，促进城镇化的科学推进。主要采用了以下两种方法：
文献阅读研究方法：在研究前期，通过阅读中外文献，在吸取前人关于农民市民化以及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基础上，继续深入思考农民工市民化问题。
调查研究方法：主要是深度访谈法和座谈调查法。深度访谈是一种无结构的、直接的、一对一的访谈，通过对被访者进行深度访谈，以揭示被访者对某一问题的潜在动机、信念、态度和情感。本研究选取典型新生代农民工进行深度访谈，以了解他们的生活、工作和期望。座谈法主要针对培养新型农民问题进行探讨。
（三）创新之处
一是选取农民工群体的主体即新生代农民工开展重点研究；二是以联系的观点将农民工市民化始终放在城镇化进程中来考虑，而不是作为孤立问题来研究。
